伪满皇宫博物院王文峰馆长采访霍庆云。

霍东阁；采访人；伪满十四年史小组，采访时间；1964年7月13日，采访纪要；我和我大伯1927年在天津时经商衍瀛，(我的老师)，徐安忠，李剑民介绍来张园保护皇上的，后来皇上和霍殿阁说想学八极拳锻炼身体要学一学拳脚，给果大伙都要学，就成了大伙的师傅了。
我二十二岁在天津就跟随溥仪，后由天津来到东北，把我安排在宫内作护军。叫我在宫内府陆军军事教练班读书。这是一个综合学校，大部分学员都是皇族，外人只有三个，其中有丁双河，严桐印(严桐江的哥)，还有我。其余的都是皇族，有溥仪的弟弟和侄子，溥字辈的有；溥俭，溥瑛，溥侒等等，毓字辈的有毓嵒，毓岱，毓嵣，毓嶦，毓慈等等。所读的书都是老书，如《中庸》，《孟子》理化，博物，外语当然是学日语了，历史主要讲清史，各门功课都有专门的老师任教。护军一队队长魏树桐(挂连长衔)任助教，主任是金春善，校长是王学文，学校就在长春门下坎的近卫门里的第一间屋子。毕业后，就到“殿上”(即收拾皇上房间卫生的)。外边的卫生归“特别班”。溥仪1935年4月2日第一次访日是我随侍，1940年访日我也去了。
勤民楼下的警卫室我经常来，是专管护军的，佟济煦是处长，“大同公园事件”后把他换了，换成日本人长尾吉五郎(原新京警察厅的警监)，我们背地叫他(长尾巴狼)。后来又换了一个日本人，他们对护军特别重视，当成眼中钉一样。
护军成员由三个地的人组成，一部分是北京人，一部分是河北沧州由我大伯霍殿阁带来的，再一部分是蒙古人，由郭文林召来的。那时候我们也明白，溥仪是拿我们护军做基础，以后准备培养成连长，营长，团长的，将来扩充就能成军。中和门里我最清楚(但皇后那边不太清楚，我不去)，那时规矩很多，同事之间不许讲话，避免欺骗皇上，看你有错误就打小报告，上边就打你，责罚你。
我是大同元年来的，我那时候年轻，愣实，有一次皇后身边有个太监不尊重我，我还打了他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好意思。
皇后那边我就记得有个崔惠弗小姐，走路挺稳重的，教皇后画画。还有个二嬷嬷(王连寿老太太)是溥仪的奶娘，我们天天能看见，他住在中和门最西头一间屋子。中和门里像独立王国，外人谁也进不去，胸前配戴黄牌的可以进出，红牌的是外廷宫内府的谁也不让进。里面是护军站岗，外边是禁卫军，就是溥杰他们。勤民楼到中和门就一道岗，每道岗两个人，长短两只枪背大刀片。缉熙楼前后门也都有岗，佟济煦那时候夜里查岗，我们还照着他，叫他慢点走。球场那边(西御花园)角上有个炮台，那是护军的岗。
皇上1934登极时的事知道一点，皇上祭天时穿的是光绪帝曾穿过的龙袍，挂朝珠，中午回来后换上日本人给他准备好的大元帅正装，接受各部大臣和关东军司令的朝贺。在中和门里得给溥仪下跪磕头，我们经常磕，在中和门外就不磕了行鞠躬礼。
溥仪巡视时我跟的时候多，我记得皇上去参观飞机，我惹了那么一个娄子。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我们在下边看，介绍情况的人说日本语，告诉炸弹怎么扔，结果把按钮按了，炸弹就掉下来了，我看事要不好，拔枪就挡在皇上面前，结果我大伯(霍殿阁)踢了我一脚，及时制止了我，皇上拍了拍我前胸说；好小子，挺机灵，赏二十块。
护军这边，早晨起来出操都是练武，统领郭文林(德王的人，他是达斡尔族，和皇后是亲戚，嘎达梅林就是他剿的，脑袋送给云王了)。第一队队长是魏树桐，二队队长是李国雄，第三队队长是营毕。勤务班班长是我大伯的学生刘金山，副班长是我一个姐夫郑智栋，当时叫特别班，主管打扫院子，也属于护军。郑智栋有个弟弟，叫郑智新，跟我可好了，受过我大伯指点，也在宫里干，家在桃源路电影院隔壁。
1935年第一次访日，住在赤坂离宫，出去到商店买东西时，要车，叫翻译还能看到年轻人。1940年第二次访日时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大都是老头。
1932年我们来了以后，就在特别班里面，那时我惹了一个祸，张勋的儿子张挺在宫内府打了一个球孩子(给溥仪捡网球的)，被皇上处罚了，紧接着我们在长春门前玩球，我也把球孩子给打了，球孩子就报告了，我大伯一听就来火了，便来找我，我就跑了，他就向皇上请罪。过了一会，我大伯叫我去皇上那磕头请罪，皇上问我多大了，我说27，比球孩子大很多，皇上很风趣说“小伙和小孩闹着玩儿，无罪”。(其实我比皇上还长一岁哩)。又问我；你以后还打吗？他骂我就打。
以后上学校念书，商衍瀛教论语，陈曾寿(婉容的老师，他的弟弟陈曾矩是太极拳高手教溥仪拳法)教字。从军校毕业后，没多久被皇上要到“殿上”了，笫一次访日，升为随侍，负责保护皇上方面的工作。
汪精卫来时我知道，他给皇上进了不少东西，有不少绍兴酒，是最好的，国联调查团来也知道，但详细的记不住了。关东军司令官每任都来，到勤民楼前的承光门前照个像。
侍从武官长张海鹏特别有势力(他原来是28师冯麟阁手下的四梁八柱之一，绰号张大麻子)，溥仪对张海鹏非常器重，上将衔，以后也下来了，换成吉兴。张海鹏与我大伯关系非常好，我大伯喝的酒大部分是张海鹏送的，张海鹏在新京开有“烧锅”，过几天就用绿瓶子弄几瓶。
以后他们组织“万字会”，有商衍瀛，张海鹏，我大伯，还有不少伪满高官都入了“万字会”。我大伯入万字会有他的用意，“大同公园事件”后，日本人老想着挤走他，因为他的因素大，打日本宪兵踢狼狗的人都是他的徒弟，所以日本人变着法想着挤走他。入会后，心里总是郁郁不得志，想跟日本人干，又考虑皇上，他是个武人不是文人啊。
那时候溥仪在勤民楼办公，累了就叫边上的宫廷宪兵班跟侍卫比拳脚，我大伯就叫我和刘金山(大伯的学生)上，我们武功都是大伯嫡传的，最厉害的，打日本人打得够呛，大伯陪皇上在楼上叫好，每次蠃了，皇上赏；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电唱机等等，不赏钱。比剑就在承光门前靠驻府宪兵班门前，日本人没有胜过，侍卫处长叫工藤铁三郎(在天津吃茶时溥仪看茶水的颜色不一样，工藤端起一饮而尽，被溥仪赐名忠。我原先叫霍清云，也是被溥仪赐庆云)。1927年皇上召我大伯和我进张园时工藤忠不服气，皇上叫我大伯和工藤忠比划比划，我大伯(霍殿阁拳脚和大枪)均胜出，后来才知道工藤和另一个日本人都黑龙会空手道高手，这个工藤后来和我大伯成朋友了，他是皇上的红人，少将衔，是侍卫处长。
溥仪跑之前，我们的枪都埋起来，溥仪跑的时候护军都溜了，我是贴身随侍，整理打包时我干过，当时烧电影片在缉熙楼地下锅炉房，着火了，那么大一箱我扛起来就跑出去了。
在天津时，溥仪字写的好，仿康熙。生活挺奢华，起得晚是老毛病。睡得晚，起得晚，在北京就那样，到长春居然改掉晚起的毛病了。他聪明，记性好，只要问过你叫什么名，再过几年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能叫上你的名字来。
溥仪日本语一般，他能听得懂，英语非常好。个子挺高，有1.80左右，挺帅气，见过我大伯早晨教他练小架几次，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上去(缉熙楼)，侍候他洗脸，刷牙，叠被子。日常穿衣服都是严桐江，李国雄管。佛堂不是经常去，每月参拜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周周关东军司令部接受“指导”我都跟着，他穿的睡衣，睡库都有补钉。溥仪爱打网球，在天津时就打网球，我经常给捡球，也常打台球。
溥仪对待宫里的底下人，包括勤杂人员和护军，态度都比较好，而且每个人有婚丧嫁娶的事，告诉他，他都给钱，十块二十块的。
大同公园事件我参加了，那个事件很悲惨，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在康德六年(1939年)6月19日。那天是星期六，护军三队执勤，一二队休息。就是宫内府有护军一队，二队，三队，像现在三班倒似的，我们一队队长是魏树桐。那天下午天不是热吗，大伙说去大同公园(现在的儿童公园)玩会儿，我们一队扎裤带系裹腿，穿皮鞋就去了。一队附李志坤(我大伯的学生，功夫非常棒)讲了话，规定六点钟集合，去了以后就到大同公园解散了，蒙古排的好喝酒，所以都下酒馆了，剩下的都是满族和汉族。一队李志坤站在桥上，护军各处溜达，有的要坐船，游船玩。卖票吧，不像现在有一个地点卖票，河边上有几个亭子卖票，卖票的有一个朝鲜上，很势力眼，跟二鬼子一样厉害，排长颜孔(我大伯的学生)领我们五个人划船，他不让，下来一个，一会儿又说四个人不行，下来，就又下来一个，转一圈又回来了，说三个人不行，下来，危险。颜孔喊到；那边日本人一船四个人你怎么不喊下来。护军不理，朝鲜人大骂；“巴格牙噜，巴格牙噜”，护军中有人说；“停船，揍狗日的”。结果护军下船跟那个朝鲜人理论，那个朝鲜人拎着个酒瓶喝多了，三说两说一酒瓶开到颜孔脑袋上，就被护军一顿狠揍，这个朝鲜人爬到小亭子里还叫嚣，这时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更鼓舞了护军，大家动手又扒了他的小亭子，把他揪出来又一顿皮鞋，人越聚越多，不远处有六七十个正在开野餐会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日本人和家属，看这边打起来了，一个挎红带子的值勤官过来问怎么回事，护军正踢得起劲呢，说不用你管。队附李志坤一看苗头不对，寻思这玩意别出事，就吹哨子，准备集合队伍回去。这时过来一个喝的醉醺醺的日本少佐见他吹哨子，就上前抓他帽子(帽子里有标签，写着姓名)。李见势不好，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打”。这一下坏了，双方立刻动起手来，护军都会武术，日本人打不过，就放出军犬咬人，李见不好，一个转身踢死了军犬。手拿皮带的护军把手持棒子的日本人打的东倒西歪，被李志坤踢倒的宪兵队长也被扔进了河里，这时我们还没打完呢，我和我弟弟霍福泰就回宫内府了。剩下的护军就跑回宫内府，我们刚刚到宫内府，日本人给宫内府打电话了，宫里有日本宪兵，就把保康门西边这门关上了，让我们这帮护军都上日本警备队去，当时宫内府大臣熙洽出来和稀泥，又给伪总理大臣张景惠打电话，才让人进来。他们第二天，宪兵队来人，指名要带小胡子的人(李志坤)，侍从武官长和警卫处长出来说；那不行啊，你们要人的话，宫内没人警卫不行啊，后来“康德”知道了，当时就给日本天皇打了电报，晚上四点多钟发生的事，六点多钟全满洲国，日本晚报都登出来了，这怎么办？“康德”说先把肇事这几个人送去吧。把队附李志坤，朱宝位，晏坤，晏煦等二十几人等送到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那地方了。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7点钟，开始审训，那个被李志坤踢倒，被众护军扔进河里醒酒的宪兵队长亲自坐阵，“我的脚是你踢的”。李志坤想赖也赖不掉，官司打得一面之词，开始过堂；给我们用的那个刑法就不用说了，挨揍，灌辣椒水，让我们承认暴动，反满抗日。那时离七.七事变就差几天，如果七.七事变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注意就是了。过完堂，宣判，有的死刑，有的无期徒刑。
“康德”还不错，把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找来，要求放人。司令官说；这件事情我作不了主，天皇都知道了。第二天晚上，康德又把司令官找来，并说；如果说护军暴动，就等于我暴动！司令官才有条件的答应放人。护军回到宫内府，在嘉乐殿三间小房子里，哭着要见见溥仪，三个队的护军都被召集到长春门前的地方，皇帝讲了话；“从今以后我就不管你们了，我的心和你们一样，挺亲热的”。皇帝没让这些人露面，让人给每个人一个信封，一百块钱和满月工资(170块伪币)，沈阳的回沈阳，天津的回天津，北京的回北京，给他们都送走了，怕这些护军出宫内府后再给抓去，宫内府要不出来，就派专人半夜分批开车把他们分别送新京驿去了。
“大同公园事件”我没动手，之后我没有走，就是拉“偏架”来的，康德答应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提出的三个条件；向受伤的日本关东军参谋，日本宪兵赔礼道歉，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保证以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不久，在关东军的干涉下，护军三百人被强制缩编到一百人，为皇宫近卫军。长枪大刀片一律收缴，改佩短枪。处长佟济煦被撤职，护军总队武术总教头霍殿阁也被迫辞职回天津避避风头，我是委任官，一直干到光复，最后当到卫长(待遇相当连长)，挣二百多块钱。
参予“大同公园事件”的二十几个护军都被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