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
姚瑞桥
江苏盱眙
近期读了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吏治”。不论是康熙、雍正还是乾隆都想尽办法用尽心血，却始终挽救不了官场日益腐朽的不良风气。这不由得让笔者想到当下的干部管理并在二者对比中作出了一些思考。
虽然在当下的干部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相比于古代的“吏治”已经实现了飞跃式的进步和根本性的变化。总结起来，笔者认为相比于前者，当下“吏治”的进步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助力全方位转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制度。
“经济基础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上层建筑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的变化，自然也导致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官场文化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很多官员对于人民持的是一种轻视态度，有的人还信奉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而官员管理地方则被称为是“代天牧民”。虽然也有人提出一些民本思想，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则覆舟”。
但在封建时代的实际生活中，这些思想对为官者起到的教化作用极为有限。我们最为耳熟能详的便是《儒林外史》中，那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论共产党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说的一个事例更有说服力。原文为“有一个老秀才亲自对我说：孔子说的话只有两句他能做到，那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其余的他都做不到，且从来也没有准备去做。”由此足以看出传统文化对古代官员薄弱的约束力。
而我们当代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在思想上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后的中国共产党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让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为我们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不再轻视人民，相比于封建时代的官员，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世界观，这样的文化。我们自然要比封建时代的官员更加约束自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人民监督的不断加强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主席提出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主席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这段广为人知的窑洞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主席早已对历史周期律有所思考并找到了解决途径。“让人民来监督”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不仅如此，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还多次利用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典型案例有“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等。
当下就人民监督而言，在朝着双向加强的方向发展。首先人民政治意识的提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的关注当下的时事政治。其次，科技的发展、智能设备的普及使得人民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更加方便。比如我们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对于身边发生的一些事，随手一拍一录就可以迅速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在科技落后的封建时代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当下政府的办公也越来越透明，相关的政策公告都会公布在网络等多种平台上，接受人民监督，而上述这些在科技落后的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政府机构的设置更加科学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说：“国家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保国家是朝廷的私事，保天下则匹夫有责。”鲁迅在其作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也曾提及“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通过上述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封建统治下的政府官员首先是要对一家一姓的皇帝责，即所谓的“忠君”。而我们当下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都是在要求我们对人民负责。
相比于封建社会的政府机构，我们当下的政府机构可以说，体型更加庞大、机构更为复杂，相比于当代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们绝大多数干部只能相当于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在组织安排中做着部分的工作，如少奇同志所说“我们，普通的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也是做一部分工作、尽一部分责任。”
以县这个行政单位为例，封建体制下一个县的知县往往同时掌管着县里的经济、政治、司法等多个方面，在决策时往往是一言堂。但是在现在的政府机构中分工更加精细，比如县里的司法是法院这个部门负责。一些重大的决定则需要相关党委开会决定，是民主集中制。官员个人的管理领域被切分的更加具体，当然这也是时代发展到今天的需要。因此古代官员的贪污腐败往往会导致某一地区经济、司法等多个领域出现全方位的腐败，而当代官员腐败则是导致自身管辖的某一领域出现腐败。
与此同时，新时代我们党的巡视制度和监察体制的改革强化，更好的监督震慑了各级干部，使得一些官员即使想腐也不敢腐。这样的效果在封建时代也是难以实现的。
四、人才选拔制度的进步
《神通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形象的说出了科举取士选拔制度下，古代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后，一步登天，由贫民一跃而成为高官的巨大身份改变。
科举选拔、八股取士虽然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衍生的同年、师生的官场网络关系也是官场腐败的一大弊端。举子间不论年龄同榜录取则互相称为“同年”，中举者视考官为恩师而考官视中举者为弟子，彼此间结成门生座主关系。此外，这些网络关系还极易引起朋党之争，唐代著名的牛李党争就是一例，值得深思。
对比前言，当代人才选拔的高考制度，则更加公开透明。就结果来说，只根据考试成绩决定考生是否有资格进入哪所大学继续学习深造，而不是在考完后依据考试成绩直接授予官位。
在当代选拔干部的公务员考试中，评价标准更加客观，通过分数排名录用人员，除去笔试还有面试等多个环节，这些相比于科举制度下主考官根据自己对文章的个人喜好选择录取对象，无疑更具有公平性。同时阅卷与结果公布相分离，也杜绝了古代的门生座主关系的形成。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人才选拔制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吏治”腐败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在古代的中国，内部是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外部则是基于较为封闭的东亚文化圈的朝贡体系。就做官而言，除非是在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如清末的总理衙门等岗位任职，剩下的岗位基本上只要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需要过多的考虑与外界的交往。
因此，在封闭的大一统国家环境下，相关官员腐败不作为，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责任的心理压力，更不会有落后他国的时代责任感。而当代世界，全球一体化发展日益紧密，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国家高级干部不仅要考虑国内情况还要考虑国家外部环境。地方官员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还要考虑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国家间合作更加广泛，竞争也更加激烈。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当代社会的经济成分也更加复杂。不仅有实体经济，还有虚拟经济。因此相比于古代官员，上述这些无不要求当代干部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具备更加全面的素质。
复杂的外部环境，增加了国家的危机意识，也间接的提升了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和工作任务。使得当代干部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工作当中，减少了错误想法的生，从面促进了“吏治”的进步。
千百年来，“吏治”都是历代统治者极为关心的政治问题。无它，“吏治”管理关乎着国家的存亡。南宋著名将领岳飞曾经有句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这是封建时代，人们对“吏治”管理的期望。
在当代虽然我们的干部管理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应该永远记住习主席指示的“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作为干部本身而言，更应该洁身自好，时刻牢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行文至此处，不禁又想起了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就以此作为结尾吧！
“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就算某些同志很能干，做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军队的指挥员率领几万几千人的军队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这或许是‘伟大’的成绩，很可以‘自骄’一下。然而，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呢？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