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的一体两面

作者：望江凝

本人无聊写成的一篇水平不高的作品，对历史了解不多，史料主要是基于《明史》和《论明史》，受一篇岳飞被宋高宗杀的原因分析的文章启发。

一、被吹上天的景帝方

一直以来，对于英宗和随后的北京保卫战，无非就是两种态度，一种是给英宗方进行辩护，另一种便是对景帝方的吹捧。吹捧的方式无非就那么几条，什么“民族英雄”于谦啦，什么景帝比英宗强多了，拯救了大明朝的百姓啊之类的。

那么，这个“景帝集团”真的是像主流所说，比英宗强上百倍，是百姓（主要是农民）的救星吗？

显然不是。

二、地主阶级的一体两面

对待上面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判断景帝的所谓“能力”以及能否去代表百姓，要以阶级史观来来判断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本质。

来，我们先聊聊景帝的历程。

他首先是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的情况下，被于谦等人推举上去做了皇帝，随后在百姓的支持下跟于谦等人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随后英宗被放回，在旧官僚势力的支持下，景帝被击败，于谦、王文等人被清算。

以上便是大致过程，接下来我们一点一点剖析来谈，首先从被津津乐道的“北京保卫战”说起。

北京保卫战，是一方的地主集团对另一方的地主集团的自卫战争，自然也体现不出多少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有人以百姓支持这场保卫战说事，首先，失去农民等阶级的支持，明朝的合法性和立足性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也受到地主阶级思想的影响。其次，百姓支持的是于谦，还是明朝？举个例子就很明显了：见过给于谦修像的，有见过给明帝国（或者景帝）专门修个像的吗？因此，农民幻想于谦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崇拜的是于谦，不是明朝。再来谈谈于谦，“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于谦的儿子于冕遇赦回家，写信给皇帝伸冤，明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派人祭奠。”（《论明史》）那时的边防已经较为巩固，而于谦又被视为北京保卫战的英雄，为于谦平反有利于加强统治，这更进一步暴露了于谦的地主阶级立场，由此，就绕回第一点了。

判断景帝他们的立场，得看他们是在巩固地主阶级所有制还是破坏地主阶级所有制（没有给英宗洗地的意思，英宗的投降本质是在巩固瓦剌（帝国）的地主阶级所有制，同时投降更符合他这个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景帝是在保卫明帝国这个国家机器的，所以是地主阶级的。如果仍不具说服力，可以看以下内容：“于谦下令没收边将的私田为国家屯田，供给边军开支。”《论明史》，典型的加强地主阶级抵抗力量的方式。这边可以类比成南宋的高宗和岳飞，不过高宗必须把抵抗限制住，不然按岳飞“迎回二圣”（《乞公祠礼子》）的逻辑，高宗的地位就要受威胁了。投降和抵抗在这里只是手段，民族英雄为假，为地主利益为真。

（注：这边涉及到一个判断：瓦剌确实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因为他们兼营畜牧业和农业，具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而瓦剌与从元庭分离出的斡亦剌惕部有继承关系，上层结构具备）

对于国内的政策，英宗和景帝都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以苗民为例，正统14年（1449年）至天顺五年（1461年），爆发了以苗族、布依族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这是明政府三征麓川，农民忍受残酷的兵役和剥削的结果。自明建国以来，对待这些苗民，都是大肆的屠杀，“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黔记》卷五十九）英宗、景帝的下手都是毫不手软。“都督同知陈友帅师讨湖广、贵州叛苗“”二月戊子，五开、清朗诸苗复叛，梁珤、王来讨之“”戊午，方王英、石璞大破湖广苗“。《明史》无一例外全是残酷镇压，如同那句话：”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他们的本质，不过都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罢了。

最后是“哪个更好“的问题，这个就得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了，一个国家它本身就具备抵抗的职能（不抵抗的话基本上不是议和就是投降了），而地主阶级是哪种方式对他们有利就选哪个，这样才能明白英宗的投降行为。站在地主阶级的角度，他加快破坏了明地主集团的统治，站在民族角度，他屠杀人民，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站在阶级角度的话，这不过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另一种方式罢了，夺权清算同理。不少人是站在民族角度分析的，而这种分析的错误在于，人物的进步性被模糊、抽象为对祖国的保卫、拯救了多少人民之类的话语，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模糊了阶级，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涂抹了脂粉。然而抵抗和投降这两面我们都已经分析过了，都是地主阶级维护利益的方式罢了。由此，“景帝集团”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