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鲁迅在1930年的评说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有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尝试借用鲁迅的评价并结合代表作品作品分析，说明“五四”散文格外发达的状况和原因。

2.       评周作人的散文观和小品文创作的主要特色？

3.       从散文语言运用和问题创造方面比较评析冰心和朱自清的创作风格异同？

4.       从杂文、小品文为例，论述新文学和作为载体的报刊的关系（拓展题）？

必读作品和文献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喝茶》《苦雨》《北京的茶食》

俞平伯：《清河坊》

冰心：《往事》其二之八、《山中杂记》之七、《寄小读者——通讯七》

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春》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

梁遇春：《观火》

批判论战的急先锋：《新青年》“随感录”派

提到散文不得不说到1918《新青年》4卷4号开设了“随感录”专栏，主要是一轮是正的杂感短论，统称为杂文，短小精悍适合应时而刊，非常适合鲁迅等人引以为社会批评的武器，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有发文。

风格上，李大钊的《青春》、《新的！旧的！》、《新纪元》都迸发着昂扬的战斗激情，有着政治宣传和散文艺术的结合；

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充斥着战斗意气，而鲁迅评他的《反抗舆论的勇气》“独秀随感究竟畅快”；

类似的还有钱玄同，“颇汪洋而少含蓄”；刘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不仅在白话文斗争史上留名，更是贯彻了他寓庄于谐坦诚畅快的风格，比前几位甚至更要有艺术气息。

鲁迅的散文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诗和稍长篇——像是《野草》散文诗，和《朝花夕拾》散文集，当然，在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论事杂文自然也是多见（见鲁迅篇笔记）。

……既然是急先锋，自然就有缺陷，论战色彩浓、应事而急就，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理解。

冲淡平和的闲隐者：周作人和“言志派”

“周氏兄弟二人风格迥然不同，鲁迅写血性文章，萧杀之中有浩歌奔涌，周作人则种自己的园地，昏暗中摇曳思想的闪光。”

早期周作人引入了西文《美文》的概念，提倡记叙的艺术性散文，这就给《新青年》《语丝》提供了新的文学土地，也就是所谓的“言志派”，重在叙常事、说常理、抒常情。

周作人的闲谈体重在自然而诚恳，和教化和做作都有意拉开距离，1920年的《苦雨》《喝茶》《乌篷船》等都是现代散文名篇，打造出来的是透露着某种人生滋味的平日常琐之人事物，那些情趣令人感触，尽管某些情趣有些“中年心态”落寞颓废了些。

不过总体来说“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从周作人的影响下，诞生出有区别于抗争性散文之外的另一派——“言志派”散文，俞平伯（远离现实、朦胧空灵、模仿名人小品甚至常用文言）、废名（冯文炳，几乎每一本集子都是周作人左旭，好撰写农村人事，对小人物有同情，《竹林里的故事》既是小说也是散文，冲淡-朴讷-哀伤，鲁迅一度认为他后期顾影自怜用语生涩了，但影响力仍然很大）、沈从文乃至于汪曾祺、张中行都属于这一派的散文作家

典雅凝练的温柔使：冰心、朱自清、文研会众作家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两大社团崇尚缜密而漂亮的风格，要比冲淡派数众。

冰心，无论从创作路数还是到读者，都和前文所述的作家们不尽相同，冰心的散文总是带有“小诗”味，更容易引起未涉世事的青年读者共鸣模仿，1920那篇美文小品《笑》极其引人注目，刊登后学校纷纷选入课本，语法学家把它当做语料，作通篇句式读解（很多人认为散文比她早年的问题小说和小诗成就是要更高的），《往事》、《山中杂记》、《寄小读者》影响甚广，一直到今天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

文字行云流水、倾诉温柔真情、微微忧愁而实质清丽，和许多五四作家不一样，冰心几乎从来不写两性之爱，或者人生的灰暗，而乐于从孩子的视角想象圣洁和谐的世界，所谓【爱的哲学】同情、惆怅、对故乡家人祖国的眷恋，偶尔也有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片鳞。

冰心体：创作语言仍然是白话，但浸了旧文学和文言文的汁水，再经过其人混合调理，得到的独特清新的韵味。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

冰心体散文的词汇句式保留了文言文的典雅和凝练，又适当地在词语搭配和语法上欧化，使之灵活、婉转、流动，在当时的质直却稍粗糙的文风中是很难得一见的。当然，中小学国文课固然适合，但群起模仿变成套作，就会流为“新文艺腔”了。

朱自清：细腻、委婉、真挚的抒情散文，自始至终为表现人生服务，通常来说都有对自然人事的精确观察，对声色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来构成这种幽远、浑圆的意境（《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背影》）。

丰子恺：有《缘缘堂随笔》，以佛理眼光观察生活，有时候也有一番儿童趣味，时不时带有清淡的悲悯之色；

梁遇春：《春醪集》和《泪与笑》，被称作中国的伊利亚（查理兰姆的笔名，此人是英国随笔散文作家），颇有耽于思索的绅士风，小而晶莹，连从睡懒觉当中都能旁征博引微言大义一番，但后来1930年以后政治性战斗性的主潮占领文坛后，这种风采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广大的读者群。

许地山：《落花生》质朴短小又有寓意，可以说是他生活态度的一面

叶圣陶、郑振铎、茅盾：这几位在五卅惨案当中都有过控诉的声音，但通常情况下是淳朴严谨的，真率的，或怅惘的，等到要作为成熟的散文家出现，要等到抗战以后了。

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是这位党员赴苏考察的结晶，既言苦难重重，也表现了苏联人民建设的乐观精神——此外，这也是本土报告文学的先声，可谓极有特色。

坦率自然的自述人：郁达夫和“创造社”

创造社属于狂飙突进的浪漫派阵营，散文、诗歌、小说一样，率真、坦诚、热情，郁达夫亦然如此，无所掩饰自我，不过，这个时候他的散文小说分界并不明确。

那些散文直接倾诉自身的遭遇，发出对现代文明带来的龌龊和官僚社会腐败的切齿诅咒，也伴随着时代病的感伤，厌恶异国带来的屈辱压抑记忆，又有不忍诀别的留恋，还有憎恶西洋人（得到本土少女青睐的西洋人）欲枪击之而后快的狂放和变态（《归航》）《还乡记/还乡后记》则是贫穷知识分子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强烈不平、消极遁世思想，《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是鼓励青年的反叛，感情冲击力足以惊世骇俗。

这种强调自我袒露的笔法，实际上很考验文字功力，消极的地方在于，有时候自我哀怜过甚，还有为了发泄悲愤郁闷强行夹杂变态情色描写，因此质量上不算很平衡，但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证明也有时代和个人合理性在其中。

郭沫若此时的散文同理，小说、散文、诗不分，重视感情表达，文体也不明晰，到1930年后就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色彩了。

无所顾忌的自由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徐志摩&陈西滢）

1924年，《语丝》杂志创刊，语丝派继承了《新青年》(尤其是当时的二周兄弟影响)坚持思想启蒙的一面，不过也只是大致上如此，具体行文情况因人而异，除了议论杂文也有很多抒情文章，孙伏园《伏园游记》、川岛的《月夜》都是如此，但最值得关注的是林语堂。

林语堂当时在《语丝》仅次于二周兄弟，是幽默散文的提倡人，主张用西文幽默理论和幽默艺术来揭示生活矛盾，进行社会文明批评，讽刺的盔甲中每每包裹着幽默，不过更大的影响要到30年代创办《论语》了。

与之对立的就是【现代评论派】，主将是徐志摩、陈西滢等英美留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鲁迅及其语丝派有些政治立场的对立，崇尚自由华丽非政治功利的文字，陈西滢的《西滢闲话》是《现代评论》上的发布作品摘集，更多从贵族化的立场“公允评说时事”，当然也有很多讽刺幽默、科普介绍、回忆故旧的散文，也值得一读。

一些杂谈摘录：

1992年《首都师大学报》，刘纳《五四新文学中的散文》：

在那些五四新文体当中，为什么没有被重点关注的散文，反而一度发达胜过了其他文体？

文章整理了几种历史性的观点：

——朱自清在《背影》序当中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原因的猜想——中国的文学里，散文实际上才是正宗，对于“懒散”“欲速”的人来说，散文又是如此便利，五四时代精神又给散文注入了全新的精神面貌。

——何其芳在1937年的言论是，希望证明散文自身的独立——散文不是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短诗的放大，这说明当时的散文可能也未成熟，仍在几种文体之间尴尬地徘徊——实际上散文的定义确实如此：以前（六朝以后），为区别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统称"散文"，但在五四后，现代散文泛指那些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文体形式。

成功的散文一般认为要有如下的特点：语言优美、形（题材、结构）散神（中心、线索——情感）聚、意蕴（感情）深邃——当然这些要求本身就是一厢情愿，当我们再追究两句，可能就无法回答了。

散文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实际上应该是五四文学的隐藏的起源，因为五四小说和诗实际上都有过“散文化”的环节，拿小说来说，就是抛弃传奇、章回体，拿诗来说，又是抛弃旧格律和旧题材，当时的文学体裁似乎是挤在一条路上，散文无形中接受其他文体的侵入，也无形中辐射其他文体的建构，它那无法被彻底定义和被彻底确认的状态，就仿佛起源一样。

或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文学家们纵使再如何重视小说和诗，收获最丰的却是散文。

散文的形式要求很低，但也因此具有了表达和抒情上的极大便利，郁达夫对小说作品的要求是“酝酿出情调、氛围即可（即使前后意思不连续、文字不够美）”，这让他的小说显得有些“文体不洁”“叙事散漫”，但这要求放在散文上可就便利多了，五四的作者们因此依靠自己初代目那纯真炽热的表达之事和表达之欲，创作出了许多富有生机的散文。

所以，和小说、诗歌、戏剧之间历经过的激烈新旧冲突和艰难探索不同，五四时代的散文几乎一开始就实现了现代性文体的表现功能，也就是最顺利地完成了新旧过渡。

关于散文的流变，还得说上两句，很多朋友知道杂文（散文的一种），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和周家兄弟都是杂文的重要输出者，不过，郭沫若在评论这些人的时候没有把杂文算作文学，所以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认为上述人除了鲁迅之外都不是作家，但这是有原因的，杂文（散文）和应用类文体（诗）很快被有心人划出了一条界限（或许是处于斗争的需要，郭老尤其对此热心）。

本土的现代文学基本都特别注重“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加上近现代政治局势影响到文学，散文逐渐也受到了应用文（诗歌、小说）的反影响而繁荣（不知道这个繁荣该不该打双引号）——这就诞生了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

总之五四的散文确实是随着典范性的作品出现，无拘无束向各个方向辐射倾斜，比如鲁迅的《热风》《野草》、周作人《雨天的书》、冰心《往事》《寄小读者》，郁达夫-还乡记、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许地山的《落花生》等，直到今天散文的概念仍然相对模糊，因为文体的形成和演变，本来就是在自由和范式、可定义和不可定义之间迂回徘徊的。

更有意思的是，本土的现代散文虽然是一群崇尚自由个性的文人所撰，但本土文化带来的家国情怀烙印也一直驱动着这群作家们，所以周作人对此指出的确实正确：“现代的散文的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但，新散文的质素用语和抒情方式再到题材选择，已经能足以和传统言志散文划开分界线了。

1993年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关于周作人闲谈体

周作人的散文也在年轻人当中风靡一时，支持者认为，他的文字能够十分亲切、自然、机智地引导我们从平凡处引到自由境界，得到净化和启发、开悟，这是周作人结海自己个性和中西散文的美质所独创的新味道，明人的小品文逊一分现代的自我意识、西文随笔欠两分东方的抒情调、日式散文输三分本土特有的广博和闲适——周作人自称之为“抒情的散文”，我们评之亲切自然而意味隽永。

更肉麻些的叫法是“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这和作者本人的气质心境区分不开，周作人在40年代变节，出任伪职，文章也大打折扣，20年代那种“苦雨斋”的【叛逆-隐士】的二重矛盾平衡已经瓦解了，失望和追求并存的苦闷感也不知丢去何处了，那个意味隽永的周作人“已死”，靠着“自我”的探寻而兴盛的闲谈散文，必定会因为“自我”的迷失而走向沦落。于是从40年代后，我们再也见不到周作人陛下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茶、饮酒、鸟声、苍蝇、乌篷船、白杨树、初恋、爱女的病……那些曾经打动过无数的人的东西。

周作人的“闲谈体”要说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必然要看到他借鉴西文日俳而不露痕迹，自靠才情气质成一派的一面，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到诗情和理性暗合，自然的夹叙夹议在破坏了传统散文结构的同时，却又有着名士谈心野老散游一般的艺术统制与和谐。

其实周公本人的说法就已经很够我们理解了——

如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不必卧且醉也（《自己的文章》）。

这当中实际上是有对现实的苦闷的（若鲁迅则是对现实的愤懑），就算是看破红尘的“大闲适”，也只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闲适罢了，这种微妙的心理矛盾只有在20年代的苦雨斋才能见到，周树人之散文，相较于鲁迅之笔墨而言，更加平和、冷静、平淡、委婉，但亦然有所悲哀，有所眷恋，有所挂念（《若子的病》），有所讥讽（《前门遇马队记》）。

关于朱自清的抒情文体

郁达夫曾经有言，文研会的散文家，除了冰心之外，文字之美就要论朱自清了。

朱自清散文多抒情散文，颇有传统散文美学风范，实在、平易、纯正、透彻，有人以“清”代指之，名曰“温、柔、敦、厚”之风。下笔诚挚、美好、严谨、认真，被认为是白话文字的典范应当推广教育，善于将少量文言和较雅的口语也融入文体之中，打造出清丽的颜色和真挚的意境。

即使是《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些相对铺陈修辞的文章，也认为优美当中也有朴素的风味，没有过分的雕琢涂饰：

“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早期的朱自清散文，佘树森认为还有些做作不自然——《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等，到了《欧游杂记》《伦敦杂记》这些描写就基本全是口语，更加真实亲切了——当然了，佘树森自己承认了这种看法未必就是合理，以口语为基础容纳更多的语言风格，也是散文独到之处，因此上述散篇仍然经久不衰，被奉为朱自清散文甚至是全体散文的代表作。

关于冰心的小诗体（清新隽丽）

无论从构思、写法、文字上来看，“冰心体/小诗体”指的就是那种所谓“诗似的散文文字”，冰心散文没有故事、情节、人物、细节，只有一点幽思、挚情，行文上由于冰心所表现的多是刹那间都上心头的思想情绪，所以基本没有什么严谨布局的结构。

当然，和周作人那样的“舒徐自在”、徐志摩的“自由无羁”不一样，冰心散文算是一种半严谨的自由体。

……

冰心体的基本精神，就是“中文西文化，今文古文化”，古典文学、五四文化、赴美留学外加接触西方文学，这几种文化因素对他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意境、情韵、气氛被较为自然地融入到文字当中，即是“旧文学的汁水”在他手中，也显得独特美妙而无陈腐之气。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

此外还有古典诗词的引用，这些诗词有助于文字的精炼，而且给文字增添了一种古色古香的典雅和精美，这种情况在冰心散文里几乎随处可见。

如果在词语上，冰心“爱浸些旧文学的汁水”；那么在句式上则是十分灵活而又适度地吸收了欧化的成分。句子结构的反复和语句的倒装，还有助词和标点使用都让散文语句更加流动……

冰心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属于《繁星·春水》的散文实体，总的来说，越到后期越发舒展自由，但基本的写法和格调和那些小诗同属一个路子。

……

冰心体的产生，和其人文化教养和性格气质有关，总体来说没有“喷溢的情感”，有的是“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

1983年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

关于周作人的散文风格

周作人是研究现代散文绕不开的理论家和作家，1921年《美文》就提到过论文可以分为批评-学术性的和记叙-艺术性的，后者有可以分出叙事和抒情或者夹杂着的……

周作人对小品散文（“美文”）的看法是，这是公安派文章和英国小品文的合成品，抒情的散文早已有之（只不过古代士大夫那里并不入流），明清名士的文章中早已有不少和现代文情趣一致的东西。五四现代散文就是这样，它必然受到外国文学影响，但本质上来说仍然是本土被复兴的一种文体。

周作人的散文在当时被公认为精炼胜于文言而美感高于同期的白话文，以至于有“胡适万字不如周作人三千（赵景深氏语的概括）”的说法，并且富有一番情趣——这种情趣、神韵，笔者认为是周作人在其散文中【言不尽意】的处处留白打造的，语丝派很好地继承了这种风格，但只有周作人本人能做到冲淡的境地，鲁迅都无法刻画出这种境界，而必然带有几分讽刺诙谐的倔强色彩，只能说二人各有其高度。

俞平伯和朱自清是除了周氏兄弟最致力于散文的创作者了，前者有句话说得好：“着意则滞，绝缘则离。”后者不谈哲理，以真诚的家常琐事打动人心，这都对我们理解当时的散文文论有帮助。

2003年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新青年》“随感录”

随感录专栏是1918年在《新青年》上登场的，陈独秀（58则）、鲁迅（27则）、钱玄同（15则）三人占据了文章数量上的绝对大头，刘半农、周作人偶尔露面但只在前期，后期的陈望道和周佛海算是勉励支撑，所以选择陈独秀或者鲁迅理解“随感录”特色会更好些。

当时的《新青年》四面环敌，国粹派、反动派、旧官僚虎视眈眈，因此这些随感实际上是回避了“泛论”“大事”，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切入，嬉笑怒骂褒贬纵横，短小、现实、文白参半，这就是周氏兄弟苦心经营后打造的杂感文、小品文充斥的随感录体系，是20世纪本土散文不可忽略的一环。

——因为之后，其他新文化报刊也模仿其形式开启各种随感录专栏，师其意而不承其名者更不胜枚举，杂文早在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就有开端，但在《新青年》的中后期，才以这种形式充分蔓延开来，兼顾政文、痛快淋漓、寸铁杀人、亦庄亦谐，散文的自由体式和有感即可随笔而发的特点，被五四文化人发挥的淋漓尽致。

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带有政治要素的杂文，也在暗中规定了本土新文学的命运——倾向社会问题和思想工具，这倒不是散文的过错，而是革命思想和文学发展的同期进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