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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盟书”和春秋后期晋国的阶级斗争

2023-10-07 09:39 作者:考古快递  | 我要投稿

“侯马盟书”和春秋后期晋国的阶级斗争

卫 今   晋  文

文物 1975-05-31

1965年12月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范围内,发掘出一批距今二千四冒余年前的珍贵文物——“侯马盟书”。数量多达五千余件,其中,可以认读的六百余件。象这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盟辞内容,在我国Li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这批珍贵的历史 物,为我们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转变过程的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盟书”,也称“载书”①,是!国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举行集会,制订公约,“对天明誓”的辞文。在春秋时期,辽种“盟誓”的风气普遍盛行起来,成为当时:会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特色。过个社会现象,是奴隶主贵族旧统治秩序日趋瓦解的产物。当时,在奴隶起义的风暴猛引冲击下,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趋于分崩离柱,分化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新兴地主·级,出现了“公室衰微”、“政在家门”、卿:夫专权的政治局面。在春秋以前,一切大!本来都掌握在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斗里,这就是儒家津津乐道的所谓“礼乐征戈自天子出”。到了这个时候,周天子的话没有人听了。于是,诸侯之间、卿大夫之间“盟誓”的风气就逐渐发展起来。《春秋》、《左传》中,关于盟暂的记载,占了很大的篇帖。从鲁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22年——468年)的二百五十四年中,诸侯国之间的盟誓就有近二百次,其中和晋国关的盟督达五十余次之多。至于私家和宗族之间的盟誓在史书上没有记载下来的更不知有多少。有人把春秋时期形容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的时代②。这虽是反动儒家的说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客观情况。这种“盟誓”的形式,最初是奴隶主贵族们开始使用的。当时有个名叫史嚣的人曾说,国家衰亡的时候,就依靠鬼神③。他们在“失德丧礼”的情况下,妄想用“盟誓”的方法来团结内部,并借助神鬼的淫威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后来,随着“盟誓”风气的盛行,新兴地主阶级同样也使用“盟皙”的方式团结和巩固自己的宗党以打击其政敌。所以,“盟誓”在不同阶级手里,就成为有着不同目的、不同内容的政治斗争手段。

对“侯马盟书”,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春秋末期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夺权的阶级斗争具体形势中考察,才能正确理解它所反映的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

出土“盟书”的侯马地区,正相当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的汾浍两河之交。"侯马盟书”正是晋国迁都“新田”以后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大国,曾称霸一时,是当时“五霸”之一,为阶级斗争风雷激荡的重点地区。在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夺权的斗争在这个地区表现得十分尖锐,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十分复杂。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家思想的萌芽,在晋国土壤上很早就滋长了起来。在晋文公时就产生了郭偃之法国。晋国“私家”的力量也比较强大。他们不断地打击晋国的旧公族,在晋国政治生活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晋厉公即位后,曾打算“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⑥,把当时权势最大的卻举、卻镝、卻至三卿先杀了。结果,“国人不蠲,遂杀诸翼”(‘国人’不满意厉公的作为,就把厉公在翼这个地方杀了)。这时,晋国的旧公族已经只剩下栾氏、羊舌氏、祁氏等几家。到栾氏灭亡后,羊舌氏的叔向对齐国的使者晏婴感叹地说:“晋之公族尽矣。眸(按:叔向之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①“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⑧又过了二十多年,羊舌氏和祁氏也被消灭了。《史记·晋世家》载:“(晋顷公)十

二年,晋之宗家祁俣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以后,又由六卿专权并为四卿专权(知、赵、魏、韩),由四卿专权变作三卿专权(韩、赵、魏)。主张革新比较坚决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赵、魏、韩三家在这个过程中,把晋国的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里,最后以“三家分晋”结束了晋国奴隶主的统治,在三晋地区建立起地主阶级专政。这就是当时晋国奴隶制垮台,封建制建立的大致历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在晋景公迁都于侯马地区所在的新田(公元前582年)后愈演愈烈。侯马地区出土的千余片盟书,正是同当时晋国的阶级大搏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侯马盟书”的主盟人为赵孟。经初步考证,这个赵孟就是赵鞅②,又称赵简子,原是晋国大夫,后为正卿,是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主持订立的“侯马盟书”,密切印证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夺权过程中的一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

根据《左传》和《史记》的记载,公元前497年赵鞅为索取“卫贡五百家”而杀死了他的远族赵午(又称邯郸午),由此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赵午死后,邯郸赵氏和六卿之二的范氏、中行氏结成了军事联盟,对赵鞅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赵鞅曾一度失势,由晋国都城跑回了自己的采邑——晋阳(今山西太原郊区有晋阳古城)。第二年,赵鞅获得了六卿中的知跃、韩不信、魏曼多的帮助,又回到了晋国都城,先“盟于公宫”,而后又得到知跃的直接支持。“知伯从赵孟盟”@,参与了赵鞅的盟暂。自此以后,赵鞅一方面巩固自己的宗族,一方面向他的政敌展开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攻。“侯马盟书”的内容表明,赵鞅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党,团结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对敌人进行分化和镇压,举行了一素列不同类型的盟誓。

在“侯马盟书”中明显地反明出这场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牵涉的方面世越来越广。盟书约文中所列的打击对象,由一氏一家发展为四氏五家,又由五氏七家扩大到九氏二十一家,而且对这些家族的扼制至于子孙后世。这一场斗争,由赵氏宗族内部,进而扩大为晋国六卿之间的战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到后来,许多诸快国(齐、卫、郑等)的奴隶主贵族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来,连名义上的全国奴隶主总头子周天子也插手进来了。他们同正被击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勾结起来,尽力反对当时在晋国主张革新比较坚决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赵鞅。赵鞅在历时九年的斗争中,通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公元前496年围朝歌,公元前493年和郑国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铁之战。公元前492年又围朝歌,公元前491年围邯郸,公元前490年围柏人、并伐卫,公元前489年伐鲜虞,最后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图一)。经过这一系列的战争,赵鞅取得了普国执政卿的地位,司马迁写道:在这以后“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四,并为韩、赵、魏的“三家分晋”进一步摧垮晋国奴隶制奠定了基础。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说:“赵鞅专地而结韩、魏……三卿分晋之祸实始于此”③。顾栋高是站在顽固维护奴隶制一边的懦家。他认为“三卿分晋”是一种揭害,却正好说明这场战争对后来“三分晋室”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正是在“三家分晋”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有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本阶级的意志和原则,以后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公叔座等人在三晋地区的变法活动才有可能实行。

这段历史事实表明,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也不是单单依靠变法,同样是经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解决的。”③赵鞅所以能取得晋国的权力,也正是经过了武装斗争,依靠实力作为后盾,才能解决间题。“侯马盟书”就是这段阶级斗争历史的有力见证。

在封建制社会取代奴隶制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解放奴隶。“侯马盟书”的主盟人赵鞅正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采取了一些解放奴隶的措施,符合当时奴隶争取解放这一客观形势,得到广大奴隶阶级的支持,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批《孙子兵法》的佚文,其中包括了孙武和吴王关于评论晋国六卿的一段问答。孙武在答语中指出:在六邦管辖的地区内,实行的都是按田亩征收赋税的制度。其中,赵氏征收的赋税又最轻。这同权向对晏婴所说的;“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⑩,正好成为鲜明的对照。十分明显,在当时赵氏统治的地区内,一种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确立,代替了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在赵鞅同邯郸赵氏、范氏、中行氏作战的过程中,由于对方得到了齐、郑的援助,赵鞅暂时处于劣势。这时赵鞅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他在暂辞中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圈免”B。这里说的“人臣隶图免”,是说:生产奴隶也好,家庭奴隶也好,只要立了军功的,就可以免除奴隶身份,而变为自由民。这是一条关于解放奴隶的重要政策。这说明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需要得到广大奴隶的支持。赵鞅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解放奴隶的政策,取得了广大奴隶的支持,才能在这场战争中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

在盟暂遗址第六十七坑出土的一批盟书中,还有一个有关改变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重要记载,那就是限制“纳室”的规定。盟辞中明确指出:从今以后,谁要敢于不遵守盟督之言,敢于随便“纳室”,或者听到自己家族兄弟们有“纳室”行为而不把他们抓起来交上去的话,愿受诛灭的制裁。

什么是“纳室”?赵秧在“候马盟书”中为什么要规定限制“纳室”?关于“纳室”的材料,历史文献中本来是常见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4年齐国崔杼杀高厚而“兼其室”,郑国子产杀子孔而“分其室”,公元前543年楚国公子围杀蒸掩而“取其室”。《国语·晋语》:“纳其室以分妇人”等等。“室”是春秋时代奴隶主贵族占有财产的单位,包括奴隶、土地、财物、所有私属人员、武装力量以及各种剥削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是奴隶和土地,当时简称为“田”、“田邑”或“田里”。因此,那时一支奴隶主贵族的建立和消灭,关键就在于这个“室”的存在或消灭、即田邑的占有或丧失。例如:晋成公灭赵氏时,赵武跟着母亲庄姬被畜养在公宫,“以其田与祁奚”,后来由于韩厥的请求,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⑪。在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经常互相争夺“室”或侵占“室”,所谓“分其室”、“兼其室”、“取其室”、“纳其室”等等都是,这是一种兼并、夺取的行为。这种兼并,夺取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在春秋前期中期和春秋后期也不同。有的起进步作用,有的是倒退的。关键在于胜利者兼并、夺取后,采取什么路线政策来处理;是用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还是用来改变为封建制的剥削和统治。前述《国语·晋语》所载晋厉公杀三卻后“纳其室以分妇人”,指的就是夺取别族的土地和奴隶来扩大自己的奴隶和土地,扩大自己对奴隶的剥削和统治。赵鞅当时正在积极地推行封建制的剥削和统治,反对奴隶制的剩削和统治。在侯马盟辞中反对的“纳室”,指的就是晋历公那样的“纳室”,就是反对夺取别族的“室”来扩大奴隶制的剥削和统治。“侯马盟书”把“纳室”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举行盟誓,在盟书中甚至把它单独作为一种类型出现,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说明了当时顽固的奴隶主贵族用巧取豪夺的手段,扩充奴隶单位的行为,已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严重桎梏。“侯马盟书”中态度鲜明,反对“纳室”,正是表明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春秋时期的历史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进行夺权斗争,必须借用广大奴隶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奴隶在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推翻奴隶制的斗争中,是强大的主力军。春秋时期风起云涌的奴隶暴动,彻底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从史籍记载看,公元前593年,晋国奴隶大批地摆脱奴隶主的枷锁而奔往秦国9。公元前542年,晋国奴隶起义的武装力量公行都邑,遍布全国。公元前529年,晋国奴隶主贵族叔向公开承认晋国奴隶采用逃亡的方式来对抗国君的政令,所谓“民闻公命如逃寇仇”的严重局势9。公元前478年和470年,卫国工匠相继发生了两次大的暴动④。特别是柳下跖所领导的奴隶起义队伍,“从卒九千”,“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声名若日月”,普满天下。使奴隶主的统治摇摇欲坠。要是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奴隶反抗和奴隶暴动,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新兴的封建制度要代替没落的奴隶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侯马盟书”的内容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历史发展的真理。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拿晋国来说,在赵鞅的严重打击下,顽固守旧势力,有的在本国隐藏起来,有的逃亡邻国,但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是妄图卷土重来。这种情况,在“侯马盟书”中也有明显反映。

赵鞅当时正在努力地推行新兴的封建制。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经济上,是推行适当的田亩征税制度;在政治上,是推行郡县制。这两点,都是关键性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赵简主出说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更无私利而正矣"。这个“民",就是地主。所以他把“若轻则利归于民”看作也是好事。同时,赵鞅正在推行郡县制,所以他奖励军功,不用奴隶制的采邑而用郡县:“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这个名称,在历史记载上这还是第一次见之于法令。这一点很重要。很可能“郡”这个制度就是赵鞅在那个时候开始推行的。这些,都是重大的改革,必然会受到旧的被推翻的阶级的拚死抵抗。这就要求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赵鞅一定得采取专政的手段,无情地打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强制推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各项社会改革。没有这种专政的强制手段,一切社会改革都只能归于失败。为了防止失败了的反动势力卷土重来,晋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在盟书约文中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复入”的问题。它规定,如果谁敢于再和逃往邻国的反动集团勾勾搭搭,来往出入或企图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复入于晋邦之地”者,都要受到神明诛灭的制裁。对隐藏荫蔽起来的反动集团成员在路上遇到而不杀掉的话,也同样要受到神明的诛灭。

当时,这一场阶级斗争确实是非常严重、非常尖锐的。范氏和中行氏,本来也是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晋国“六卿”中的两个,也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阵营的。但是,春秋战国之际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阶级阵线也处在不断的动荡、分化和改组中。有些原来出身于奴隶主贵族阵营的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脱离原来的阶级,转到了新兴地主阶级阵营中来。也有些本来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阵营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斗争中的原因),最后却站到了反动阵营的一边去。从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快文中可以看出:范氏和中行氏原来征收的赋税就比赵氏要重得多。因此,当时有人指责他们“不恤庶难"幽,“斩艾百姓”。特别是,当他们在反对赵氏的战争受到挫败后,又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而和邻国的一些奴隶主贵族勾结起来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使他们终于跌到了反动阵营一边去了。公元前496年,他们曾一度由朝歌攻入晋国并打到晋国都城附近,“战于绛中”。公元前494年,“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公元前493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特别是当时最大的奴隶主头子周天子通过大夫葚弘给范氏、中行氏很大的支持。但是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不管反动的力量怎样挣扎,最后终究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赵鞅为代表的这场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受到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吹鼓手孔丘的疯狂反对。就在这段时间里,孔丘进行着猖狂的活动。他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挽回奴隶主阶级正在失去的天堂。早在公元前513年,赵鞅等在晋国铸刑鼎的时候,孔丘就跳出来大肆反对,他看到晋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打破了奴隶制“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就悲叹道: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公元前497年,赵秧撒开晋君,自行执杀了赵午。孔丘“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认为他这样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又是一件破坏了奴隶制的“礼”制的大逆不道的事件,于是,在他的《春秋》中恶狠狠地写道:“赵鞅以晋阳畔(叛)”。这一年,孔丘已经当了鲁国的司寇。他认为一定要拚着命改变这种“公室衰

微”、“政在家门”的局面,向鲁定公建议:“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并且向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季孙等三家开刀,发动了“堕三都”的事件。第二年,孔丘代行了鲁国宰相的职务,又立刻下毒手,杀害了鲁国的法家先 少正卯,当赵鞅向范氏、中行氏发动进攻时,赵鞅的家臣中牟宰佛胫发动了叛变,并且立刻召孔丘去帮助他。孔丘这时正在栖栖皇皇地“周游列国”,听到佛腑的召令,立刻准备赶去帮助佛眸反对赵鞅。孔丘的学生仲由问他为什么要去?孔丘回答说:“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我难道是一只匏瓜吗?哪能老是挂着那里而不吃呢?)孔丘这个阴谋并没有得逞,他又妄想打入赵氏内部进行破坏。但是事与愿违,当他走在半路上,听到赵鞅把他认为是“贤大夫”的窦攀镇压了的消息后,便再也没有勇气前进了,于是站在黄河岸上发出了“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的哀鸣,说:“君子讳伤其类”,灰溜溜地滚回去了,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个名叫“敞操”的琴曲来悼念他的同类突肆。而作为新兴地主代表人物的赵鞅对孔丘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汉代刘向所著的《说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单,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这一段记载说明,赵鞅当时把孔丘当作新兴地主阶级的死敌,新兴地主阶级要“图天下”,就得专这个孔丘的政,就非杀掉这个孔丘不可。

“侯马盟书”是一批重要的历史材料。它展示了春秋晚期发生在晋国的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由于孔丘在这场斗争中的直接干预,作了那么多的表演,使这批盟书又成为一份批孔的绝好材料。

自然,赵鞅毕竟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人物。“盟誓”这种形式也毕竟是奴隶制的产物。《韩非子·饰邪》指出:“恃鬼神者慢于法”,应当说盟誓的制度和后来的法家思想是不相符合的。同时,赵鞅也摆不脱宗法统治的窠白。在盟誓祭祀中还召请晋国奴隶主“丕显皇君晋公”的亡灵作为“明神”。赵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依然是一个剥削阶级,它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还是很残酷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赵秧所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他的所作所为,从总的方面来说,是顺应着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这就是他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为以后“三家分晋”,为新兴地主阶级在晋国全面夺取政权莫定基础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侯马盟书”所印证的春秋后期晋国这一段阶级斗争的历史,最重要的一点,是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即便象封建制替代奴隶制那样,还只是以一种剥削方式替代另一种剥削方式,也必须经过那么长期、那么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绝不是通过一个回合、两个回合就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许多个回合的反复的阶级较量。从骨文公时的郭偃立法,经过范宣子作刑书、六卿专政、赵鞅在晋国夺取大权、三家分晋,一直到李悝、吴起的变法,前后一共二百五十多年,新兴的封建制在晋国才大体确立起来。反动的、腐朽的社会力量,同样必须经过暴力的手段来加以扫荡。新兴地主阶级同样必须依靠专政的手段,狠狠打击自己的敌人,强制推行体现本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各项社会改革。而斗争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能否得到广大奴隶的支持(自然,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归根到底,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它所得到的这种支持,只能是一定的、有限度的支持)。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缺略,我们对春秋战国之间这场阶级斗争的演进过程、对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历史、对我国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是怎样实现的,了解得很不充分。这批“侯马盟书”的发现,以埋藏地下二千四百多年的丰富的实物资料,同历史文献相印证,就有可能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古代这场社会大变革中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有比过去更明晰的认识。这对于我们研究阶级社会中专政发展的历史,从中得到启发,吸取某些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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