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
“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人民是不朽的。” 这是斯大林在1937年10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话。1953年三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则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来判定。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机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象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汽车里听到消息的；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进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莫斯科战役。”稍后，传来消息说，东部的一个罪犯，狱中的囚犯们欢喜若狂，他们喊着“老头儿”死了，自由快来了。斯大林已经把他们自己揉进了俄国的全部生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俄国的成就和祸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个人都迅速的按照他们的态度分成了类别。北京的报纸镶上了黑框。法国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下了半旗；当赫里欧表示“曾经参与把我们从纳粹手中解放的领袖”致敬时，国民议会全体肃立致敬！。华尔街股票市场跌落了10亿美元；两天之后才回升。哈里·杜鲁门用这样的话把自己记载在历史上:“听到一个熟人逝世的消息时，我总是感到难过的。” 美国的许多评论比较不客气。《洛杉矶时报》的虔诚的评语是:“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艾森豪威尔总统左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在官方表示了吊唁之后一一报纸标题着重指出这“只是官方的”一一据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一一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动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共产党世界各地的静默五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 美国的反应是使西欧震惊的。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尊重一个伟大民族对他们的领袖的哀悼，而这位领袖曾比任何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来使欧洲取得对纳粹分子的共同胜利。同美国的态度相对照，人们回想到莫斯科是如何对弗兰克林·罗斯福的死讯的。莫洛托夫在清晨两点钟立刻赶赴美国大使，他的毫不掩饰的悲哀使美国大使沃尔特·彼得尔·史密斯感到意外。连旅馆的待者都对美国人表示了他们受了震惊的同情。大家都悼念这位具有世界理想的人，他曾同斯大林一起寻求稳定的世界和平。斯大林的死给予美国一个用礼貌来医治旧创伤的机会。但是华盛顿的态度却显露了恶意。 无论哀悼死者的人还是对哀悼者给予侮辱的人都一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洛杉矶时报》也感到有必要连续好几天用五版的篇幅看在有关斯大林的病情和逝世的细节。如果在1924年，他们连五行地位都不会给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1924年4月我曾为《赫斯特国际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那是美国刊登的第一篇有关斯大林的文。我写道“斯大林在政府中没有地位，但是假若要谁来继承列宁的话，那就是斯大林。”这是俄国共产党人对我讲的。当时这些话在美国好像石沉大海，无人注意。但是在29年后的今天，霍华德史密斯从欧洲报道的:“在20世纪前半世纪，斯大林比任何人更多的改变了这个世界。”就让这句话留作斯大林在全世界的墓志铭吧！ 斯大林把俄国建成了一个强国，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他也加速了和有助于形成了亚洲的，特别是中国的，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西方的“福利国家”运动。霍德华·史密斯指出:“他是西方对工人的整个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凡是有关政府计划的想法、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福利国家”的想法，都是由于要同俄国的五年计划相竞争而产生，为了使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至于导致革命。 就是这样，斯大林在所有国家内创造了历史，不管赞成他的也好，反对他的也好。 在后来的年代中，当苏联人民回顾他们对斯大林去世的哀悼时，他们似乎记得在他们的悲哀中掺杂了一种感觉，觉得俄国已经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而这个新时代将会有许多地方与前不同，特别是，生活将比“老头儿”时代更自由一些。不论这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觉，或者只是把他们现在的感觉反射到过去，但这一点是确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斯大林不得不伴着它而消逝。人民的生活往往是随着完成一项工作的个人的死亡而前进的。摩西看到了上帝须给亚伯拉罕及后裔的土地，但是却没有福分进去。斯大林预言了将来，但他自己却不能去领导它。斯大林肩负的历史太多了。 我想凡读过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斯大林的智力已经衰退。这部著作中的细节可能有可以抨击之处，但这部著作是一个清晰而全面的洞察世界的人的预见。他看出了: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在全世界1/3的人口中建立起来，这种情况是一切问题起了变化，也使一切答案起了变化。 他的智力领悟到了这一点，然后他的其他部分却跟不上了。人人都会轮到的老年的僵化已经降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他眼光敏锐的撇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将来，但他的本领和习惯却仍旧停留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时代，那时候，鼓励和猜疑是他的首要防御武器。这些习惯已经僵化了；随着年龄和权利的增加，他变得更加多疑，更加专断，更加确信反对他的是最轻微的一句就是反革命。有人会诊断说这样是妄想狂；我认为这个名字不恰当。我宁愿说“权力是会腐蚀人的；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一也可能是在任何时代里一一没有任何人像斯大林一样，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有这样大的权利。”该他离去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趁他的头脑依旧敏锐，他的国家正在前进的时候，新时代对一个已经失去灵活性的人会给予严峻的考验，那就完了。有一些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一一那件荒诞的医生案和斯大林对他的显见的轻信，似乎又回到1937年的疯狂时期了。 因为这些理由，苏联人民甚至在哀悼自己的领袖的时候，已经认识到他们以该超越他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