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

文章来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李崇富

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及其思想体系的对立物，而直接产生于西欧社会文化环境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在特殊的西欧文化形式中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传入我国，是经过俄国人介绍，即以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为中介的。故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包含有俄国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并带有俄国文化的特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即基本原理，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必须开启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步步地指导、引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赢得胜利。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其真理的普遍性及其普适性决定的。

从普遍性看:其一，马克思主义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关于世界的“主义”。它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关注和研究的不仅是德国和西欧社会，而是全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自然界、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和理论内容的；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揭示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一般规律。

其二，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本国和西欧的，而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主义”。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1]。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阶级意识和历史使命的思想升华。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2]，以谋求无产阶级彻底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三，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大时代的“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运动和最终必然激化而必将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的一般规律。只要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没有消失，只要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受资本家阶级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只要工人阶级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只要世界各国资本主义没有灭亡、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完全胜利、共产主义没有完全实现，那么，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仍然会发挥作用，其基本原理就不会“过时”和“失效”。马克思主义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野，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思想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应简单地视马克思主义为“外来文化”。因为它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内在地具有本质和历史的关联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作用。它必然要求和可能实现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其中国化理论一道，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根本的指导思想、精神支柱和理论武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众所周知，我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开来之前近80年间，西方资产阶级的左右翼的政治理论、学说和主张，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变法维新、洋务运动和旧民主革命的思想，还有西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乡村主义等思潮和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曾被引进或试用过，但是都失败了。这是由于，自从中国近代以来，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对我国进行公开侵略和野蛮掠夺，压制中国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复兴和崛起，从而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道路。

对此，毛泽东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3]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中，从中国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屡次失败中，从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体悟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才开始看到自己的光明前途，才使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那么，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客观的、现实的和实践的内在的相关性。当年中国革命，客观地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改造、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也同样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我国特殊国情和文化环境决定的。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口众多、疆域广袤的大国，有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辉煌和曾居于世界前列的社会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仅汉唐文明无与伦比，如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等许多科技创造，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曾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古代金属冶炼技术就很发达。从春秋战国开始延续开采了上千年的湖北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上，估计有矿渣成百万吨。有位美国学者指出：“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一个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11.5万吨铁……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5]据经合组织（OECD）2001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格斯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计算：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在公元1000年、1500年、1600年、1700年、1820年、1870年和1913年分别为22.7%、25%、29%、22.3%、32.9%、17.2%、8.9%。这就是说，直到鸦片战争前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经济总量还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到1913年就不足9%了。

近代中国的衰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没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而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果。这种国际大环境，就使得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不可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国家现代化。

同时，当中国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加剧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尽管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因身受三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特别能战斗，更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且，当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世界资本主义趋于衰落，并使中国人民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世界新时代的曙光。这就使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人能够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既切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革命道路。因此，中国人民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正确指导，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发动、组织和带领革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打开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门。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实现这种指导作用，就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及其历史条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后为《共产党宣言》所撰写的多篇《序言》中，一再强调：“这个《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当然，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起点上搞革命和建设，就更应如此，更应使之中国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结合和统一。在思想内容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运用中，必须进行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理论创新，在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精髓的同时，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形式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国情、实践和文化的结合中，必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具有为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民族风格。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自觉的阶级意识，已经是各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主义”。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形态，先后分别产生于西欧和俄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也具有外来文化的特点和形式。所以，从理论话语表述和论证形式上，也有一个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即中国化的过程。例如，当毛泽东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即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归结为“事物的矛盾法则”[7]来加以发挥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及其概念体系才更好更易于为我们中国人学习和掌握，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更便于学习、掌握和运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然，我们要真正理解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每条基本原理，还必须联系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发展来加以把握，力求做到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考察。”[8]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其原意，就不可能在实践中真正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对此，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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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72页。

[2]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94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5页。

[5] 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第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5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97、299页。

[8]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464页。

[9]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