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大纲》4.2.2.6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6、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对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作一个概括的说明，这就是：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首先，任何质变，都必须以一定的量变作为准备，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在矛盾的主次双方互易位置、因而打破旧的统一体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在旧的统一体内互相斗争的过程，只有当这种斗争达到最高点时，才能引起矛盾双方的互易位置；没有这个过程做准备，矛盾双方要实现互易位置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1]例如，水的汽化，就必须以水的温度逐渐升高的量变做准备。假如没有水分子间的凝聚力逐渐减弱、扩散力逐渐增强的量变过程，要使扩散力跃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实现由水到汽的质变，是不可能的。同样，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也必须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长期斗争作准备。假如没有无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加、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削弱的量变过程，要使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跃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要实现某种质变，就必须十分重视量变的准备。否认了量变，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质变。
19世纪的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研究了从不同地质年龄的地层中找到的大量化石，确定了古生物的形态与古生物出土地层间的关系。然而他却对这种关系作了错误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地球表面经常发生突然的、大规模的“灾变”引起的。他说这些“灾变“使地球上某些地区的生物遭到毁灭而埋葬于地下，往后，别处的生物又迁到这些地区，又发生灾变，又被毁灭和埋葬，如此循环不已，致使不同地层有不同的生物化石。居维叶的这种没有量变作准备的质变论，就叫做“激变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2]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胜利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而幻想在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没有改变以前就首先占领大城市，争取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种错误从认识方法上说来，就是不了解一定的质变要以一定的量变为前提。
其次，任何量变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质变。这是因为，矛盾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当矛盾双方共居于统一体中的时候，事物处于量变状态；但这个统一体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归根到底它要被矛盾双方的斗争所打破，于是事物也就进入质变状态。诚然，量变在一定的限度内不影响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但这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如此。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是终于要突破这个限度，而引起事物的质变的。这是量变的必然趋势。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质变而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列宁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3]否认了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就等于否认了新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否认了世界的前进运动。这正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形而上学观点。
作为形而上学的近代形态的庸俗进化论并不赤裸裸地否认事物的发展（因为近代科学已经确凿地证明了事物的发展，要公然否认是很困难的），相反地，它也在字面上“承认”发展。但是，它所谓的“发展”，是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发展”，是让旧东西永远保存下去、新东西永远不能产生的“发展”。承认这样的“发展”，既可以保持似乎与近代科学成果不相抵触的外貌，又可以不损伤腐朽事物一根毫毛，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因为如此，反动的资产阶级就把这种理论当作对抗唯物辩证法、反对革命的武器。实用主义者胡适为了阻挠中国革命，曾经大卖气力地贩卖过庸俗进化论。他说：实用主义“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4]他像牧师说教一样地劝导人们只注意在反动统治的范围内去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而千万不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胡适的这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效劳的谬论，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了。
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也必然要拾起庸俗进化论的破烂武器。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之流，曾力图“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5]他们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不必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牌修正主义者一模一样，重弹庸俗进化论的老调。他们大力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硬说仅仅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害怕革命人民看穿了他们的欺骗阴谋，故意赶紧声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方针同右翼机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毫无共同之处。”[6]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神情是十分可笑的。其实，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7]现代修正主义者既然从根本上修正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原理，不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完成质变，那么他们的方针同右翼机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就不是“毫无共同之处”，而是毫无不同之处。他们的声明不过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罢了。
如果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比起老修正主义者来有点什么新奇之处的话，那么这点新奇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庸俗进化论用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们竭力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描写成为一种平静的进化过程。他们宣称，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就永远不需要革命了；只要多生产点面包和黄油，共产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了。他们说：“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的特点在于：不仅在上层建筑中不发生变革（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点），而且在国家的经济中也不发生变革。”[8]这就是说，量变质变规律对于社会的发展从此不起作用了，以后人们将只看到一种平静的量变了。这种谬论，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公然修正，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极大歪曲。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充满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需要不断地进行各个领域中的革命，不断地解决矛盾（这些矛盾中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而矛盾的解决需要有量变作准备，尤其需要通过质变来完成。只有把这种“兴无灭资”的斗争五代、十代甚至几十代地坚持下去，才能够最终地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搞革命，只依靠所谓“逐渐过渡”，那就不仅永远到不了共产主义，而且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完全证明了的客观规律。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
注：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页。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页。
[3]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
[4] 《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2集卷3，第99页。
[5]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6] 〔苏〕乌克兰采夫：《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
[7]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8] 〔苏〕乌克兰采夫：《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