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让人重新记住的第一句话，当属日本导演北野武纪念八年前日本3.11地震的那句：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WHO发文表示，当这冰冷的数字具体到每个家庭，再看似乐观都是刺骨的灾难。

亲眼看着数据在一天内发生数千次跳动后，有人从无力变成了麻木，也有人愈加注意到那些中招的、离开的、无助的、支援的，从来都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

无数被迫拉上幕布的故事，幕布后依然悲怆的哭泣，似乎在提醒人们：

我们身边从来不缺少游离在宏大叙事与英雄叙事之外的遭遇，他们也永远值得被倾听、被珍视、被引以为鉴。

说起来，这个道理其实早就不需要现实中活生生的悲剧去映证了。当年看过的那些灾难片，全都不加掩饰地警示过我们。

比如因为一句“谎言的代价是什么？” 又被提及的HBO神剧《切尔诺贝利》。

去年夏天，在它一度刷屏时，就算你没有追剧，也多少为影评和台词截图里，权力欺上瞒下的手段、草菅人命的坦然震撼过。

但惟有亲眼看了剧中一个个改编自真实故事的人物，是如何在灾难中自处自救时，才能明白——

《切尔诺贝利》的主角，永远是普通人。

从下到上的呼喊，更比从上到下的傲慢，要掷地有声得多。

他们不知道什么？

1986年，当400颗原子弹的辐射量掀开了核电站的穹顶，吞噬了乌克兰小城普里皮亚季，波及840万人的无形恐怖更是延续至今。

灾难的可怖，写在全世界学生的历史课本里，无人不晓；

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本《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却有着最戳人的精妙——

从头到尾都没给出任何立场与评判，只是还原了一卷被遗忘的众生相。

一线抢险烈士的遗孀、多次去隔离区的心理学家、坚守隔离区的老太太、因辐射死亡的女孩的父亲、负责清理核灾现场的士兵、受命猎杀隔离区宠物们的猎人、切尔诺贝利出生的女孩……

“她在乎书中的所有人，在她眼里人不分贵贱，都是人。”

正在筹划如何记录这场灾难的好莱坞著名编剧克雷格·麦辛，一下子被打动。

于是，这些一度被遗忘，又慢慢被想起的人类历史上最惨重核灾难的亲历者，就此串联起了原著和剧集。

一声巨响后，核电站射出了一道淡蓝色的光柱。附近居民成群结队地奔赴观看火光的最佳地点，父母甚至推着婴儿车去围观。

没有任何核常识的普通人，在围观什么？

不是恐慌，是稀奇。

慢镜头下，发丝飞舞的姑娘靠在情人的肩膀上，对着天空中实则是放射性粉尘的“黑雪”称赞：“真美啊。”

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则在这里闹着跳着，上演了一出真正的死亡之舞。

所有的可怕都抵不过，上帝视角的你明知道灾难的后果，却只能力不从心地在屏幕的那一头，眼睁睁看着无辜的生命一个个暴露在危险中。

直到第一个感到事情有问题的角色出现，一位消防员的妻子。

靠着直觉，她奉劝周围人离爆炸远一点儿，奉劝被叫去前线的丈夫“火光颜色不太对”。

可丈夫就像听着一个和自己隔着十万八千里的玩笑：“化学物质？上头说屋顶着火了，就是屋顶。”

的确，他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民众所学的一切知识，被灌输的一切认知都在告诉他们：“切尔诺贝利是世界最安全的核电站，没有之一。”

就算有居民回忆起朋友善意的忠告，“一旦你靠近燃料，只能活几个小时”。也被漫不经心的家人当成了一个笑话：“他是核电站的水电工，什么都不懂。 ”

一场浩大的围观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依然平静得出奇。

核电站爆炸二十多个小时后，开了几轮会议的官员才不紧不慢地安排普里皮亚季全城居民准备疏散撤离。

几个小时之前，距离泄露点最近小镇上的女孩，刚刚穿着蓝白相间裙子欢笑着去上学。

信息闭塞的环境下，即使是全城撤离这么重大的事情，也很难给城外的老百姓警示。

第五天，乌克兰首都基辅依然如期举办了劳动节庆典，全城人涌向遍布鲜花的街头庆祝，即使辐射早就污染到了仅距离泄露点130公里外的这里。

这场庆典之外的人们，也只是在当天《真理报》的一个小角落里，看过一篇无关痛痒的救灾报道，名为——

《夜莺在普里皮亚季上空歌唱》暨《来自核反应堆的礼物》，并告诉人们“危险已经过去”。

他们在遭遇什么？

灾难的迫近，不是没有预兆和信号。

早在爆炸发生第二天清晨，一只鸟已经悄悄地死在了校园的小路上。只不过动物的死亡太过“无足轻重”，没人会在意。

普通人真正意识到遭遇了什么，全靠用自己的命试。

或许，是那天围观了火光的居民一个个被送去医院，挤到走廊再没有一个落脚之地；

或许，是脸部被灼伤到通红的父亲，苦苦哀求每个人把他的女儿带走，离开这座早已被核辐射污染了的医院；

或许，是被派到清理部队的新兵拼命克服心理障碍，一只接一只地杀掉所有的辐射猫、辐射狗、辐射家禽，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又或许，是在村落里生活了一辈子的82岁老奶奶拒绝撤离时，士兵不容二话的枪声告诉她：

这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的危险，可比当年她经历过的二战可怕的多，你得赶快跑。

残酷的是，当无形无色的大网铺天盖地、毫不留情地罩住所有地方，人们又能躲去哪儿呢？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甚至还得往前顶。

于是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400名煤矿工人，只能下到温度极高、却连电风扇都不能开的核电站地下挖泥，忍受超标300倍的辐射。

一线的医务人员为了避免污染再度扩散，只能亲手把尸体抬进棺材，钉死，排列，放进大坑中，目睹几天前还活生生的病人们被浇灌上水泥；

彼此疑惑“你尝到金属味儿了吗？”的消防员们，被称为“生物机器人”（因为辐射太过强烈，机器人上去就宕机，只能靠活生生的人快速轮班）的士兵们，听命去铺满放射性碎片的屋顶，清理最危险的石墨。

核辐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心有眼有痛感的活人却是知道的。

“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S.A阿列克谢耶维奇。

虽然报纸告诉民众“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指数已经稳定，辐射量只相当于胸片检查”。

但，当救援人员一路飞奔运送伤员，突然自己也倒在地上，他是知道的。

当消防员的妻子看到身体已经全部溃烂、痛不欲生的丈夫，还不得不强挤出一个笑容时；

为了满足丈夫最后的诉求，冒着加速他病危的风险，也要拉开窗帘，为丈夫戴上墨镜，给他讲讲窗外的故事时；

坚持生下肚子里的女儿，想要留下丈夫生命的延续，却发现宝宝就像避雷针一样，在子宫里吸收了所有的辐射后死去，反而救了自己的命时……

她也是知道的。

武汉著名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亲历了生死离别的普通人怎么会不知道灾难的可怕，他们只是不知道劫难何时才能休止，自己怎么才能摆脱阴影——

回家之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S.A阿列克谢耶维奇。

他们又为何勇敢？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的辐射受害者自述，总带着被排挤、被歧视的伤感：

“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

但若知道——普通的自己也在被后人不断怀念与敬佩着，永远不再普通——他们或许会稍感慰藉。

《切尔诺贝利》的编剧把许许多多参与救灾和调查的苏联科学家形象，汇总到了一个虚构的角色，女物理学家乌拉娜·侯谬科身上。

她和男主角联手，呼吁官员正视核灾难，在法庭上揭开政府的弥天大谎；

在官方对灾难不以为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身边的陌生人吃碘片，逃离辐射区，成了照亮黑暗的一盏灯。

而对于那些文化水平更低、过着平淡小日子的普通人而言，“成为英雄”这件事儿则带着份略显笨拙的无奈。

还是那几百个煤矿工人，亲历了医院的惨状，感受到周围恐慌气氛的他们，也不乐意去核电站底下工作。

面对国家煤炭部长亲自到矿区下生死令，嘴上粗鲁地拒绝“我们是挖煤的，不是挖尸体的”。

但听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当官的”沉重地说出，如果工人们不去，反应堆燃料就要沉入地下，永久性地污染水源时，还是肩负起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伟大使命。

然后，《切尔诺贝利》里无比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平常吊儿郎当的煤矿工人，一个个走向了前线，顺便拍了拍那个满心愧疚与无地自容的煤炭部长的肩膀。

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400位矿工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月，放射性粒子侵入体内。据统计，其中至少100人没能活过40岁。

当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失去与奉献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牢记个体” 逐渐成了舆论的共识。

但《切尔诺贝利》中付出与收获远远不成正比的角色，也让我们明白：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赞美诗。他们拥有的不只是勇气，还有人的温度。

毕竟血和痛，永远不应该是“英雄的代价和义务”，活生生的人也不应该只被概括成一个词。

无奈，很多个体破碎时发出的声音依然太小了，太容易被错过；

很多个体的苦难与勇气，太容易被来自不会受到核辐射的地下室中“振奋人心”的演说所掩盖。

然后一并被推入“一个螺丝钉掉了，就换一个”的无底洞，徒留孤单的人声在无助地回荡。

这便更需要我们知道，靠善良与共情把逐渐失语的碎片拼凑在一起，还原出故事原本的样貌和温度，有多重要。

正如S.A阿列克谢耶维奇写在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我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

不要忘记他们，永远要从不漠视他们的苦难开始，然后认真地听听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