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宋 王楙 （九）

夏侯传注 《夏侯胜传》的末尾说“胜从父子建，字长卿。”颜师古注解说“从父昆弟（兄弟之子）的儿子名建，字长卿。”从父（父亲的兄弟。即伯父或叔父）的儿子，说是昆弟（兄和弟）就可以了。讲昆弟的儿子，为什么？ 这正和《霍光传》所认为的博陆侯禹及从昆弟云、山的错误相反。按照霍禹与云、山，是从昆弟之子，不是从昆弟。 孙公谈圃 临汀出版了三卷本的《孙公谈圃》，近来高沙采用临汀的版本又在郡斋出版，因为高沙是孙公的故乡。 我个人得到山阳吴氏收藏家所收藏的建炎初版本校对，里面多了三段，其中最后两段，是孙公的外甥朱稕所写，可能是某个时候有好事者将它们也编入卷末。 其中一段说：仁庙女兖国太长公主投降李璋。李璋先死，某天太长公主早晨起来对左右说“我昨夜梦见杨太妃来作我女儿。”然后看了看左右笑了。第二天凌晨，守门人来报告说“门外有人遗留下一女婴在门前台阶上。”公主令人将女婴抱进来，把女婴当成自己的孩子收养。女婴长大后，嫁给向经，生现在的太后。向经死的时候，太后前往悼唁，随从都是辇官，称为“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缓任副都承旨，经常讲京都城里发生的事，这是他说的。 另外二段是孙公外甥朱稕所写的，一段说：熙宁三年，我服侍亲守官到泗上，当时孙公任盱台主簿。某天我去见孙公，他说他梦见一位道士作了一首诗，诗的后两句说“更约与君三十载，北陵原上望残霞。”孙公自己说“这句‘北陵残霞’，不是什么好话。”熙宁三年，岁在庚戌。到元符二年己卯，孙公死于临汀，正好三十年。 一段说：高邮军驻扎在南楼东，离河一丈多的地方有口井，这口井被一座四柱屋掩蔽着。这里的老百姓从古到今都在传，说“郏道光的女儿曾经打这口井的水来炼丹，最后成仙飞走了。”因而称这口井为“玉女井”。这口井往东走二十步左右，便是孙公的宅子。孙公曾经说“嘉祐中在装修屋子时，找到一口废弃的井，此井甃砌（以砖石等砌垒的井壁）完好，而且井水清澈甘甜。按照《图经》，这口井便是“玉女井”。所谓的建四柱屋掩蔽，是世人乱说罢了。”孙公又说“治平中，我的大哥死去，这口井便出现浮泥，井水不但浑浊而且苦涩，一个月后才恢复如初。十五、六年后，我的大儿子死去，有懂占相的说‘大厅的东南方不能有此井。’我急忙去看，这井又出现出现浮泥，井水浑浊，于是便命人敲掉井边的石栏，搬了块大石板将井盖住。”现在孙公已经死了十五年了，他以前住的宅子被东邻茆氏买走，也不知道这口井依然被石板盖着，还是新主人搬走石板提水来用。 中和乐职诗 如今人们都以为《中和》、《乐职》是描写太守的行事。 我个人考究《王褒传》说在神爵、五凤年间，汉宣帝编写汉武帝以前的行事，作了歌诗。益州刺史王襄希望向人民宣扬风教德化，令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等诗，选一些好事进行歌颂，汉宣帝说“这么崇高的品德，我哪里能担当得起？”《何武传》所记载的，大概也是如此。这些是监司在歌颂朝廷的德行，以此来教导民众，关太守什么事？ 现代人在歌颂某太守治理辖区，往往用《中和》、《乐职》里面的诗语，这属于没考证这些诗句原本的意思。所谓《中和》、《乐职》、《宣布》是三篇诗的诗名。注解说《中和》，指宣扬政教修平，得中和之道；《乐职》，是指百官万姓很乐意朝廷恒常实行中和之道；《宣布》，指德化周洽，将此德化遍布四海。这难道是一个郡守所能担当的吗？ 张曲江任洪州太守时，自己作了诗，说“乐职在中和”，这句话真荒谬。 王裒在《四子讲德论》也说“所谓《中和》、《乐职》、《宣布》这些诗，是太守见太上圣明，股肱竭力，德泽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应，屡降瑞福，所以就此作了三篇诗，来歌咏太上的美德。”这才是正确的，所以王裒在《甘泉颂》中说“想圣主之优游，咏中和之诗，读太平之颂。”读了这句也很容易了知这三篇诗不是郡守所能使用的。 二公言宫殿 诗人一讽咏，必定心中有想法，读名家的诗时，不要拘泥于区区之词。 《闻见录》说“白乐天《长恨歌》里中的句子‘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难道要理解成兴庆宫在夜里不点烛，明皇亲自挑灯这样子吗？” 《步里客谈》里说“陈无己的《古墨行》说‘睿思殿里春将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小字答边臣，万国风烟入长算。’‘灯火阑残歌舞散’是描写夜深时村镇的景致，睿思殿不应该呈现出这般的景致。” 以上二诗所描述的情景相似，我个人以为它们是在描写皇家宫殿一到夜里便显出萧索之意，不是形容皇家宫殿的盛丽，皇家宫殿里的景色只在天上才有，非人间可比，可以说高烧画烛，贵到极处，这样子难道还能生此恨等意吗？读者只需品味诗里面的情旨即可。 翱、湜待退之之异 《唐史》说李翱、皇甫湜游韩门，刘贡父、石林、容斋都说李翱、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 我个人读到韩退之有说“李翱随我学习文章，颇有所得。”这可以证实李翱的老师确实是韩退之。但李翱在《答退之书》说“我和大哥一样，也喜欢与一些有贤德的人交往。”或“如大哥得志”，在《祭退之文》说“大哥到汴州上任，我回到徐州，才开始有所交流，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您还把我当好友对待。”又在《与陆傪书》说“我的好友韩愈”，在《荐所知于张徐州书》说“昌黎韩愈”，这是将韩退之当成同辈，不是对待老师的礼节。 李翱又曾经说“人处世一定要高贵，这是听我老师说的；对待利益的态度可以看出此人的邪正，这是听我好友说的。”又说“老师对门人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对朋友则字而不名。称自己的老师，即便是朋友也应当称名。”这些都是李翱自己说的话，他称韩愈的方式正如他所说的，这说明韩愈确实不是他的老师。 皇甫湜就不一样了，他称韩愈为退之，或者说先生，这足以验证二人对待韩退之的不同之处。 荆公读苏文 《冷斋夜话》记载：王荆公居住在钟山时，有一天在一客人家获得苏东坡所作的《宝相藏记》，他拿着书坐在风檐下诵读，此时从他的胡须和眉毛都可以看出他很开心，他说“子瞻，人中之龙啊，但有一字不稳。”客人向荆公请教，荆公说“日胜日贫，不如日胜日负。”苏东坡听到这件事后，拍掌大笑说“知音啊，知音。” 在潘子真所作的《诗话》记载：苏东坡作《表忠观碑》时，荆公将自己的座位移到房间的角落仔细研读。 有客人问“相公您也喜欢这人的作品吗？” 荆公“这人文章很像西汉。” 坐中客人听了赞叹不已。 荆公笑着问“西汉谁的文章可与之相比呢？” 坐中客人或有人比作司马相如，或有人说像扬雄等。 王荆公说“司马相如赋《子虚》、《大人》，是借鉴《谕蜀文》、《封禅书》。杨雄的著作《太玄》、《法言》是以《易》为基准，不像子瞻这么叙述经典。此叙述方式可以子长（司马迁）驰骋上下，如《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 《苕溪渔隐》以为熙宁间王安石任国相，推行新法，子瞻写了很多文章讥诮他的过失，介甫能不心存芥蒂吗？我想他未必真的喜欢苏东坡的文章。现在这二书所叙述的事未必是真的。 我个人以为这二位都是当时的伟人，他们之间互相争执的部分，是属于朝廷上政治观点不同而产生的议论。但他们二人文章的妙处，各自心服，难道就因为政治观点意见不合，就把人家的长处也恨了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凭什么是当时两位值得尊重的人呢？渔隐一看就是以市井人的心态来揣测二公，太没水平了！这和颜师古说萧望之恨韩延寿的才华超过自己的说法一样。 作字 蔡宽夫的《诗话》里说：诗人引用事，能顺着其中的话语领会到里面的意义，即便他用方言来表达，也自成一体，但作诗不可以经常这样子用方言。吴人“作”读“佐”，韩退之的诗说“非阁复非船，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这里的“作”，应读“佐”音。也不知道是当时都这么读，还是纯粹是戏语。 我个人按照《广韵》的说法，作字有三种读音：一，则洛切（zuò）；二，臧路切（cuò）；三，则逻切（zuǒ）。韩退之的诗韵正押则逻切，读音佐。又《后汉 廉范传》说“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裤。”这里的“作”字是臧路切，读音措。 《苕溪渔隐》引用老杜的“主人送客何所作”，认为“作”字读佐，比韩退之用得早。 我个人以为何止老杜用到，与老杜同时代的人比如岑参也用了，他的诗句说“归梦秋能作，乡书醉懒题。”比老杜用得早的，比如《安东平》古调里的“微物虽轻，拙手所作。余有三丈，为郎别厝。”此类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老杜用到此读音，古词所押的韵，也与《后汉 廉范传》里的歌词一样啊。 《明道杂志》也引用皮日休的诗句说“‘共君作个生涯’，认为‘作’应读为佐音，不止退之这一诗这么用。”我个人以为张右史（张耒，《明道杂志》作者）忘了记载老杜和岑参的诗。 权德舆的诗说“小妇无所作”，并自己注佐音。我个人去考究“小妇无所作”，发现此句是《古乐府》里的句子，这里“作”读音为佐，可以明确从古时候就有了。 《毛诗》里的“侯祝侯作”，这里的“作”读诅音。 毛诗异同 《梦溪笔谈》说：此书本的缺误，可以在其他书中得以了解。比如《诗》说“夭夭是椓”，《蔡邕传》写为“夭夭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写成“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记》说“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记》则说“譬犹坊焉”。 我个人以为差一个字，不会妨碍到整句意思，其他的地方出现的缺误妨碍到整句意思的很多。《尚书》异同，我之前已经大约记载了一些。而《诗》的异同，比如贾山书引用的句子“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而现在出版的《诗》则说“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又，如杨秉疏引用的句子“敬天之威，不敢驰驱。”现在出版的《诗》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汉朝人所引用的句子很多与现在出版的本子不同。我曾经认真校对过，即便是汉朝人引用经典，有证据证明其间也有很多缺误，流传中出现错谬不可避免，但也不能一味认为汉朝人所引用的就是正确的，可折衷于理不违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