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有限民主？过程共和!

1848年二月革命并非是同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的衍生物，而是自1846年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反动军队不懈于内，基佐内阁忘身于外的1848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在当时的巴黎发生的。1848年2月21日，基佐与保守的议会中弥漫着欢快的气氛，国王路易.菲利普天真地认为巴黎人不会在冬天闹革命，于是默许了基佐下令解散当天的一场政治宴会（在上几期专栏提到过）。然而基佐与路易.菲利普的疏忽却酿成了一场革命!

草创共和

24日，革命者攻占杜伊勒里宫，国王紧急出逃，七月王朝灭亡。在众议员的簇拥下，由前议会“运动党”成员与社会主义者组建了临时政府宣布革命成功，并派遣特派员至外省接管地方事务。25日，政府内部推选自由派人士杜邦为议会主席，前议会成员拉马丁为外交部长，激进共和派赖德律.洛兰为内政部长。临时政府重要机构为国民公会（议会），秉持着民主共和的理念而取消了七月王朝时期的上、下院的国民公会则体现了“改革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内阁中13位成员中有七位是温和共和派，四名是改革派还有由民众推选入阁的老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与工人代表阿尔贝。这十三位内阁成员的成分更说明了在临时政府初期的国民公会中温和共和派公会代表占主体，其次是保守派与社会主义者。但是要知道的是同法革时期的国民公会一样，每位代表所属派别并没有准确的区分，他们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其立场。 “梯也尔先生，宁什么时候似啊😃💦”

举前七月王朝议会主席梯也尔为例，梯也尔先生在1848年以前的议会中同奥迪隆.巴罗一样属于“王朝左派”。他要求君主放下权力，同基佐体系格格不入，因此他受保守派之邀成为国民公会议员。但在此之后，梯也尔一方面支持二月共和，同自由派保持紧密联系，又与奥尔良派卿卿我我，立场摇摆不定，多少沾点变色龙。 红旗?or三色旗?

临时政府初期，占国民公会多数的温和共和派希望政体由君主立宪和平过渡到共和制，并实行了许多措施。如:将前王室成员和平引渡出境，恢复法革时期的政府机构，推动国家共和化。这些举措的推手并非是议会主席杜邦，他只是临时推举出的吉祥物，真正掌握政府事物的是外交部长拉马丁

作为前议会“运动党”成员，拉马丁因在1835年的议会上为底层民众发声而享有极高声誉。拉马丁在1847年提出政治制度改革并在二月革命时保持独立地位，这使其成为政府核心人物，一度代表政府。但是在温和共和派逐渐掌握政权后，拉马丁并不希望向更激进的方向靠拢。因为1793年雅阁宾山岳派时期所采取的“恐怖体制”对于巴黎的政治精英来说仍历历在目。作为政坛老手，拉马丁知道纵容更加激进的社会运动必然会改变这场革命的性质。 25日至26日，民众向临时政府施压，他们要求进行更激进的社会变革。这对于新生的临时政府来说是个严重的威胁，民众尚且拥有有武装，他们既然能在24日推翻基佐政府那么他们完全有能力再次推翻临时政府。26日，拉马丁在杜伊勒里宫前对挥舞着红旗的革命者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宣布革命已经结束，呼吁民众自行解除武装，为建设共和国出力。演讲结束后，有人向拉马丁递上一面红旗，但拉马丁没有接过，而是从一旁接过了一面三色旗。奇迹的是，密集的人群渐渐散去，共和国恢复了秩序。这显然并非是因为拉马丁口才出众，而是群众仍然有着1789年革命的传统。“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群众中仍有号召力，况且革命刚刚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仍存有共识，然而他们在三色旗下的和解真的会长久吗？ 社会主义大祭司——路易.勃朗

二月临时政府在建立的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使七月王朝倾覆的自1846年便存在的经济危机在每时每刻地蚕食着共和国。26日，为了化解经济困境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路易.勃朗的推动下，临时政府宣布建立国家工场。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由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分享生产资料，劳动者管理工场秩序的新型生产机构，其目的旨在反对自由竞争。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国家工场来为失业工人提供工作，而工人们还希望成立一个旨在解决劳工纠纷的“进步部”。此举遭到了政府内部大多数成员的一致反对，认为这会在巴黎掀起一场政治风暴。路易.勃朗与阿尔贝提出抗议，甚至以辞职相逼。最终临时政府宣布在巴黎郊外的卢森堡宫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由路易.勃朗担任主席，阿尔贝担任副主席。在3月1日的第一次会议中，大会决定将法定工人工作时长改为“巴黎10小时，外省11小时”并废除七月王朝时期的“转包工”制度。这似乎使工人阶级得到了其应有的权利，然而“卢森堡委员会”在只在名义上是官方的政府机构，事实上“卢森堡委员会”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安抚巴黎工人，其政令不出巴黎。路易.勃朗一面在工人大会上高谈阔论，一面在想着如何在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和稀泥。拉马丁曾锐评过路易.勃朗:“他（路易.勃朗）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位十足的煽动者!” 缺乏普选精神的普选

临时政府恢复了困扰七月王朝十八年的普选制。宣布全国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这使得参选人数由七月王朝末期的25万人暴增至950万人。虽然然共和派在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之外的外省缺乏组织和新闻媒体宣传，影响力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临时政府急于选举产生总统内阁成立政府，因此1848年总统大选被提上议程。议会与议会之外的激进共和派人士与大部分的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立即选举，他们认为此时选举为时过早，应当在民众达到普选条件后再进行选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广大的外省农村，神职人员将宗教场所变成宣传反革命的演讲台，外省农民缺乏对外界获取信息的途径且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不可避免地倒向反革命。布朗基曾在国民公会上警告过临时政府:“过早的选举必然会导致反革命抬头，到那时法国将陷入内战!”

最终临时政府同意延迟选举。内政部长同时也是激进共和派的赖德律.洛兰提出派遣专员至外省以培育民众的共和意识。但此举遭到了拉马丁的反对，认为这是赖德律通过职务之便为自己谋求选票，打击竞选者。（拉马丁和赖德律都是总统候选人）赖德律坚持宣传共和，同时由伊波利特.卡诺（第一共和国元老级人物拉扎尔.卡诺之子）领导的教育部在外省学校中传播共和理念。在上文中提到，第二共和国并没有像第一共和国那样让王室摸不着头脑，与旧制度一刀两段。相反，为了体现“自由与平等”，临时政府给予正统派（波旁）与奥尔良派很大的自由，他们拥有结社与新闻出版自由。正统派在外省出版反动新闻，伺机在乡镇破坏革命，由于保王派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群众基础”使得“共和化”推进十分困难。共和左派加紧在外省输出革命的行动反而事倍功半，教会神职人员对共和教育的干扰使得卡诺与教育部工作人员在学校的影响力还不如一个本堂神父。 右满舵!

尽管共和派尽了极大努力也无法改变在外省缺乏影响力的事实，因此部分温和共和派自发与正统派、奥尔良派组成非正式联盟“国民联盟”为共同的总统候选人投票。随着激进共和派的失意，温和共和派的摇摆不定与保守派的扩张，“国民联盟”在国民公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只在几个工人力量雄厚的大城市有号召力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国民公会右转的倾向感到不安，布朗基则更是预言了未来的反革命! 临时执行委员会

由于总统大选的推迟，国民公会于5月4日选举产生拉马丁、赖德律.洛兰、马里、阿拉戈、帕热斯五人为代表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以行使政府职能。在执委会代表选举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拉马丁坚持邀请赖德律.洛兰进入执委会，但遭到了国民公会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上文提到逐渐右倾的国民代表开始排挤国民公会中的一切左派，由于赖德律在外省的激进运动令保守派感到不安，使得“国民联盟”将矛头对准赖德律。但拉马丁以一封辞职信相逼，最终赖德律得以进入执委会。

5.15事件

随着左派在国民公会的影响被逐渐削弱，激进共和派与“中左派”和社会主义者组成联盟同“国民联盟”对抗，试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力。5月15日，激进共和派借流产的波兰革命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煽动民众在巴黎市政厅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示威者一度冲进国民公会威胁议员通过干涉欧洲革命的议案。当时国民公会左派代表拉斯拜尔与布朗基等人发表演讲，工人代表阿尔贝甚至率领示威者前往市政厅另立政府。但是国民自卫军很快就驱散了示威者，恢复国民公会秩序。5.15事件虽然无人伤亡但却令在场的国民代表心有余悸，他们认为这是93年重现的前兆。22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拉斯拜尔俱乐部与布朗基俱乐部，两人也随后被捕。5.15事件使国民公会中的左右对立愈发加剧，但这终究是反革命的胜利，越来越多的议员倒向保守派，同时反革命还有另一收获“卢森堡委员会”被勒令解散，路易.勃朗的政治游戏结束了。5.15事件后，保守派在国民公会上抨击执委会的无能，斥责拉马丁纵容激进运动，拉马丁名誉尽失。 六月起义——巴黎工人的最后斗争

二月临时政府与临时执行委员会在经历了四个月的国民公会斗法仍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经济危机在勒紧玛丽.安娜的脖子。从2月26日开设的国家工场并没有解决巴黎的失业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缺乏资金、工场注册工人人数激增的缘故。但这甚至连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始料未及，国家工场本身就是临时政府为何缓解社会问题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政府并没有那么多工作提供，而且提供的工作往往是低级的体力劳动，这导致了许多技术工人的不满。因此“国民联盟”趁机在国民公会上攻击代表政府的温和共和派，说这是拿纳税人的钱喂饱一帮懒汉，还将这些工人组织在一起构成潜在的社会隐患。软弱的执委会只好缩小了国家工场的规模，这些举措大大地压缩了工人的生存空间。29日，正统派的法卢伯爵在国民公会上激烈抨击国家工场，声称国家工场是造成罢工的源头，败坏了工人的道德品行，这番言论更激化了社会矛盾。6月16日，执委会通过新的法案，要求18至25岁的国家工场工人必须充军两年，否则将被解雇。20日，的国民公会上，温和派议员维克托.雨果也抨击了国家工场，他认为国家工场在加重财政负担。21日，执委会通过了强制充军的法案。在此之前，执委会试图通过修建铁路来增加就业机会，希望借此保住国家工场，但由于保守派的破坏而不了了之。最终，国家工场被强制关闭。国家工场的关闭意味着工人失去了最后的社会保障，也意味着二月临时政府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权。在1848年以前，基佐对巴黎人说到:“去致富吧!”于是人民推翻了基佐的反动统治。而在1848年，执委会对巴黎人说到:“去参军吧！” 22日，愤怒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国民自卫军紧急出动，暴力升级。抗议示威很快成了一场起义，人们架起街垒，像反对路易.菲利普一样反对临时政府。当时，起义者多达五万人，起义领袖发布了一份新的政府成员名单，上面包括了布朗基、拉斯拜尔、路易.勃朗甚至波拿巴（!!!）惶惶不可终日的保守派督促执委会扑灭起义，执委会惊恐地任命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为巴黎所有政府军的最高指挥。 “六月屠夫”——卡芬.雅克

24日，歇斯底里的政治精英们解散执委会，将全国行政权交给卡芬.雅克将军（!!!）25日，卡芬.雅克调动巴黎所有的正规军、国民自卫军、宪兵与别动队向起义者发动总攻。26日，巴黎恢复了秩序。六月起义的结果是数千工人横尸街头，而巴黎的政治精英们在宴会上欢庆对“恐怖”的胜利。 六月反动

由于卡芬.雅克对共和国的忠诚，巴黎的政治精英们还能在宴会上醉生梦死。六月起义结束后巴黎经历了一段反动时期，大量工人报刊被查封，任何有关反对卡芬.雅克和政府的报刊勒令停办。于此同时，国民公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任命奥尔良派的巴罗为主席，由他们全权接管调查五月示威与六月起义的起因。 “劳保之友——奥迪隆.巴罗”

而调查结果令人暖心:“这些工人显然是不理性且缺乏美德的!” 相较于巴黎的血雨腥风，外省并没有受多大影响，但外省农民比巴黎人更反对政府。抛去反革命势力的干涉吧！在天才财政部长帕拉斯经过了一夜的冥思苦想后得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向外省征收额外的赋税以维持政府开销。自3月16日起，巴黎向外省征收“45生丁税”（每征收1法郎就额外征收45生丁的税款，注:1法郎=100生丁）外省的经济结构以小农经济为主，因此这项法令遭到了外省农民的普遍反对，他们四处攻击共和国，反对共和。而在这种情况下，1848年总统大选如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