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诗词简史》

戴建业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1版  2019年9月3印

两宋诗词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

一

• 两宋诗词独特的艺术风貌孕育于两宋独特的文化语境：

  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对外关系上的极度软弱

  士人生活境况的相当优渥和对他们思想控制的十分严密

  文化的十分普及和精神的不断内敛

  
  

• 文学作品不过是文学家在用笔向人倾诉衷肠，每个作者下笔之时心中都有一个潜在的倾诉对象，这种潜在的倾诉对象不仅决定词的内容，也决定词的语言、风格和品位。北宋词因受众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有的是所谓“雅词”，有的是所谓“俗调”。

  
  

• 读书不只是宋代士人最大的爱好，也是他们人生的唯一出路。

  盛唐诗人觉得“大道如青天”，可投奔幕府、隐居山林、从军边塞、干谒求官，而宋代统治者将军事、财政、言路、科举等所有资源集中于朝廷，宋代士人只能过科举这条独木桥。

  比起唐代诗人，宋代诗人要节制得多、规矩得多，他们的生命没有那般激扬，精神没有那般狂放。

  宋代哪怕再豪放的诗人，他们的情感也缺乏唐代诗人那种强劲的力度，诗情也难得像唐诗那么豪迈舒张，读来自然也不如唐诗那么痛快舒畅。

  
  

• 宋代诗人行为上的谨慎收敛，源于他们精神上的退缩内敛。他们具有极强的使命感，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幻灭感。

• 由于民族和国家受到北方政权的威胁，长期以来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遇挫，极端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人们为了民族的自尊和自存，凸显汉民族的民族优越与文化的优越，北宋出现了石介《中国论》这类文章。

  
  

• 宋代理学兴起和兴盛的原因也很复杂，其中也与士人希望凸显自身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有关。

  由于内向、焦虑、敏感，宋代士人在现实生活和道德观念中极度高扬道德伦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这样极端严峻的伦理准则。这造成了人们精神的冲突紧张，也造成了士人人格的普遍分裂。

  北宋文人通常都觉得词体卑，他们将自认为崇高的情怀写入诗文，将儿女私情填进词里，于是，他们诗文中常常打官腔，在填词时才露真情说真话，结果是他们本人更看重自己的诗文，而读者却更喜欢他们的词作。

  
  

• 较之唐代诗人，宋代诗人的精神结构中，理性的成分大于感性，他们重理智而轻情感。宋诗不如唐诗情韵悠长，却能以思致理趣见胜，哪怕景物诗往往也是因景悟理，反而不是常见的触景生情。

  理性大于感性的精神结构，再加上十分宽广的知识结构，使得宋代诗人一落笔便议论纵横，而要在诗中说理自然就要采用散文句式，这就是宋代好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由来。

二

• 北宋开国之初六十余年的诗歌几乎是中晚唐诗的回响，前后接踵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三派诗人，分别师法白居易、李商隐、贾岛和姚合。

  白体诗人模仿白居易的唱酬诗，多以浅易圆熟的语言唱酬消遣，唯王禹偁由效法白居易的唱酬诗进而学习白居易的讽喻诗。

  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只猎得李商隐的皮毛，以辞采的浮艳繁富相高。

  晚唐体林逋、魏野等人的诗歌语言虽归于素淡，但格局又失之细碎小巧。

  这时的诗歌一昧步趋前贤而失去了自家体段，宋初诗歌还没显露自己的时代特征。

  
  

• 诗体改革清除以雕琢饾饤相尚的恶流，宋诗才呈现出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

  欧阳修提倡用诗为时代传真留影，用诗“美善刺恶”和渲叙人情。

  梅尧臣指责宋初诗歌“有作皆言空”，崇尚平淡朴素的艺术境界。

  欧阳修等人在学习韩愈古文的同时，诗歌创作也受到韩诗的影响，常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在创作上“开宋诗一代之面目”。

  
  

• 北宋中后期宋诗称盛

  王安石早年诗歌以意气的傲兀、议论的犀利、语言的瘦劲称于一时，晚期诗风转为含蓄、深婉、精工。

  苏轼在各种诗体中都能自如挥洒奇情壮采，笔势奔放驰骤，想象丰富奇特，比喻更是妙语连珠。

  黄庭坚写诗力避平庸滑熟，在句法音律和布局谋篇上求新出奇，语言老辣苍劲，诗风峭折生新。

  这三位诗人都喜欢在诗中搬弄典故卖弄学问，在诗中以散文化的语言畅发议论，还常常押险韵、用拗句、造硬语。

  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代表了也左右了一代诗风。元祐后的诗人率不出苏、黄二家。

  
  

• 南北宋之交的重要诗人几乎全属江西诗派：

  陈与义在宋末被奉为该派三宗之一，是后期代表作家，认识到写诗“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徐度《却扫编》卷中）。

  吕本中提出“活法”以反对死守涪翁成法。

  
  

• 中兴诗人的诗歌反映了民族的痛苦、愤怒与期盼，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民族坚强不屈的灵魂。他们既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也陶醉于山水清音与田园风俗。中兴诗人都从江西诗派入手，但在漫长的创作道路上又都逐渐摆脱了江西诗派的束缚——由枯坐书斋转而面向广阔的社会，由迷信“无一字无来处”转而彻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由死守成法而重视诗兴，最后也就由江西诗派入而不由江西诗派出，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创造了宋诗的又一度繁荣。

  陆游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南宋的爱国主义精神，其诗情豪宕感激，而诗语又清空一气。

  范成大是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其诗一洗江西诗派的艰涩之态，轻巧自然，明净流美。

  杨万里以自然风趣的山水诗见称于世，诗风更是轻松活泼，幽默机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诚斋体”。

  
  

• 南宋末年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作为江西诗派的反拨，他们不约而同地使诗歌回到晚唐，以贾岛、姚合为师，企图以晚唐诗的灵动来救江西诗派的生硬，但他们这时已才气枯竭，加之大部分诗人缩进了自我的小天地，因而诗情既贫薄，诗境也狭小，难免“破碎尖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芳兰轩集提要》）之讥。

  南宋灭亡前后，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志士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他们合唱的既是激动人心的民族“正气歌”，也是为南宋王朝灭亡哀婉的送终曲。

  
  

• 就内容而言，宋诗对生活的反映和唐诗同样深广……深圳某些唐人认为不能或不宜入诗的对象却成了宋诗常用的题材，如品茗尝果、知音清谈等。宋诗既深刻表现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也生动表现了各个诗人的气质个性。

  
  

  就艺术成就而论，唐诗和宋诗各有千秋。

  唐诗之长在“丰神情韵”，所以蕴藉空灵，宋诗之胜在“筋骨思理”，所以贵深折透辟。

  唐诗因情景交融而令人一唱三叹，宋诗以其深曲瘦劲而让人回味无穷。

  宋诗在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流派林立，诗体众多。

  
  

  但是，宋诗容易在诗中大发议论。宋诗之失往往在于直露、寡味和枯槁；宋人要在唐诗之外求新求生求奇，精于运思而严于洗剥，追求诗境诗句诗韵的奇崛苍劲，结果因其太尖新太瘦削而失去了唐诗那种浑厚的气象、那份自然的神韵。

三

• 唐五代词留给宋人的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

  
  

• 词兴起于唐代无疑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燕乐的发达有关。

  现已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最早产生于七世纪中叶，除极少数诗客的作品外，大部分可能来自民间的歌唱，词风一般都朴质明快，体式有小令、中调和慢词，内容较后来的《花间集》也要广泛得多。

  中唐诗人如戴叔伦、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等采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时，体式一色都止于小令，风格还带有民歌的活泼清新。

  晚唐创作的文人越来越多，他们运用这种体裁的技巧也更熟练，可惜随着词中辞藻愈来愈华丽香艳，它所反映的生活却愈来愈狭窄贫乏，词逐渐成了公子佳人和权贵显要们歌台舞榭的消闲品。

  温庭筠是晚唐填词最多的作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丽密香软，稍后的花间词派尊他为鼻祖。

  韦庄词风上变温词的浓艳为疏淡。

  
  

  西蜀和南唐免遭兵燹之灾，宜于簸弄风月的小令便率先在这两个小朝廷繁荣起来。

  《花间集》中的词人除温、韦外多为蜀人。

  李煜早期词风旖旎、妩媚明丽，晚期词以白描手法抒发亡国深哀，对于词的题材和境界是一大突破。

  冯延巳词洗温庭筠的严妆为淡妆。

  
  

• 宋初词基本也是花间词的延续。

  晏殊得冯词之俊，词风温润秀雅。

  欧阳修得冯词之深，词风深婉沉着。

  晏几道一生前荣后枯，常以哀丝豪竹抒其微痛纤悲，别具低徊蕴藉的艺术效果，其清词俊语更是独步一时。

• 小令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是一枝独秀。到北宋中叶，城市的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浓缩含蓄的小令已不适于表现他们的思想情感，铺叙展衍的慢词因而逐渐发展成熟。

  张先以小令笔法创作了近二十首慢词，明显带有由小令向慢词过渡的痕迹。

  词发展到柳永才气局一新。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他探索了慢词的铺叙和勾勒手法，使词在章法结构上“细密二妥溜”，更能表现复杂丰富的生活内容；他在翻新旧曲的同时，又自度了许多新曲，并且大胆地采用口语俗语入词，使词的语言“明白而家常”（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不过，柳词大部分仍是为应歌而作，主要为勾栏瓦舍的歌妓立言，词还远没摆脱“体卑”的地位，他只使慢词与小令平分秋色，并没有使词与诗分庭抗礼。

  苏轼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豪放词，也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并动摇了词对音乐的依赖关系，使人们发现了曲子词的内在潜力。

  周邦彦是北宋后期的词坛大家，在柳永的基础上发展了慢词的铺叙技巧，常常打乱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变柳词的直笔为曲笔，深化了词在抒情叙事上的表现力；同时他使词的语言更加典雅混成，词的音调更加优美和谐，因此成为“格律词派”的开创者。

  李清照将口语俗语和书面语陶冶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话，创造了后来词人广泛仿效的“易安体”。

  
  

• 南宋前期，爱国主义成为词中最震撼人心的主题。

  辛弃疾梦寐以求的就是抗金复国，辛词凝集着全民族的意志。他从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而“以文为词”，以其纵横驰骋的才情和雄肆畅达的笔调，在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词的疆域，使其题材更为广阔丰富，意境更为雄豪恢张，想象更为奇幻突兀，手法更为灵活多样。

  与辛同时的韩元吉、陈亮、刘过等，宋末刘克庄、戴复古、文天祥、刘辰翁等，都喜欢选用长调来抒写磊落悲壮之情，来创造雄奇阔大之境，只是有时失之直露叫嚣。

  
  

• 南宋后期维持了几十年相对平静的局面。格律派词人远绍清真而近崇白石，前期词人那种慷慨悲愤的激情逐渐冷却，词中的情感和语言都归于“醇雅”，律吕字声进一步严格规范。

  姜夔一反婉约派的柔媚软滑，笔致清空峭拔。

  吴文英词质实丽密。

  史达祖、王沂孙多以赋物寓兴亡之感，周密、张炎有时直抒家国之哀，情调一色的凄凉悲切，语言无不精致典雅。

  
  

• 宋代词人有的严于诗、词之别，恪守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与曲调要宫商相协；有的则借鉴邻近文体的表现方法，“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填词并不“醉心于音律”（王灼《碧鸡漫志》）。这种对词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各自词风的差异，前者词风多婉约，后者词风多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