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大唐文学指导思想的人，居然是他

PART/02初唐诗坛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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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甚矣！上所以敷德天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

这段话出自魏徵的《隋书•文学传》。

对，就是那个因为那段“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经典对话，而与唐太宗传了千年君臣佳话的名相魏徵。魏徵自身诗作不多，但他在《隋书•文学传》里这段关于文学的论述却足以让他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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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出身微末，早年是隋朝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的小官，后来元宝臧响应瓦岗寨主李密的号召加入起义队伍，魏徵也跟着做了起义军。618年李密归降大唐，魏徵也随着入唐。当时李密的旧部李勣还占据着李密地盘的大部地区，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魏徵到黎阳后作书劝李勣投降，但李勣还是采用了保守策略。他派遣使者至长安将献城的功劳都归给李密，自己却带着粮草到郑国公李神通那里。

9月，窦建德打败李神通，魏徵、李勣和李神通三人都被俘，窦建德看重魏徵的才能任他为起居舍人。直到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打败窦建德，魏徵才得以再次入唐。

魏徵和李勣后来同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入唐以后魏徵得到太子李建成的重用，任太子洗马。魏徵真的是直臣、能臣，他看出李建成势弱，为了提升太子威望，就建议他主动请缨去平定勾结突厥寇犯山东的刘黑闼。李建成果然立功，但小小的太子洗马扭转不了大局，626年权力之争的巅峰决战还是来临。李建成被杀之后，李世民召见了哥哥身边的这个能臣，以离间兄弟情感为由斥责魏徵。魏徵却说“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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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间的这一次会面并不愉快，但这并不影响两人接下来数十年的合作无间。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授谏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丞，安抚河北地区。后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古籍。再迁侍中，册封巨鹿郡公，负责门下省事宜，累授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册封郑国公。

他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唐太宗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贞观十七年（643年）去世，获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也只有这样的帝王和这样的诤臣，才能让我们的大唐王朝气度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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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那个在皇帝面前立起一身诤骨的千古名相，我更看重冷静思考文史之道的秘书监魏徵。自曹魏以来，中国文学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亦磕磕绊绊数百年。就如他在《文学传序》中所言“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和，太保、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

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构建者之一，这个时候的魏徵想必也是胸怀激荡的，他定有“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的豪情和担当。他审视着这几百年文坛的风起云涌，亦感怀于先贤的付出。

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

随后，他提出了影响大唐一世甚至华夏千余年的文辞之宗。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史学家，魏徵的文学理论并不完备也不系统。但他精准地get到了时代精神，批判地继承了六朝文学传统。他主张的“重文采声律，兼用刚柔，融合南北”的文辞格调，无疑对唐一代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具有定鼎之功。

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说“唐代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朝代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得唐代文学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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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间的另一端，细细审视这个辉煌王朝璀璨面目下的另一条脉络。

政教功用之论在中国诗歌史上经久不衰，早在《毛诗序》中就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说。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整体社会动荡而割裂，南北两地在文学的发展上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南迁的士族们在江南的富饶里开始追求唯美的形式美，而北方一脉的胡汉文人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更看重文学的实用功能。

初唐时期源于南朝的形式主义诗风依旧盛行，华而不实的宫廷诗弥漫诗坛，即便强硬如李世民也深受其影响。但以社会整体风貌来看，大唐之初政治勃兴、民生安定，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昂扬激情，华靡空泛的文学基调与朝气蓬勃的政治基调似有些格格不入。

或许是有感于时代精神的感召，或许是出于政治家的敏锐，魏徵于《文学传序》一文中适时提出了“风谣歌颂，匡主和民”的观点。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质彬彬”的文义论点，这既是传承古义，又是凌驾于时代之上的宝贵创新。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看出，虽然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但在立唐之初，大唐统治者就确立了“文治”的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魏徵明确主张文学发展取向多元化，在文学上采用兼容南北、刚柔并济的新思路，这种承上启下、包容并蓄的新文风最终铸就了唐朝文学气象万千的辉煌局面。从这一点上说，魏徵纵观文学流变，立足时代精神，以一个史学家和政治家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眼光，通过文史纲领的形式，将包容、竞合以及注重现实的价值取向引向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领域，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所提倡的广义的人文精神，既强调了文学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没有忽视文学表达个人情致的本体职能。所谓化成天下是立于“文”化本位而及于“政化”，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使唐代文学以及诗学观念都进入了美学范畴。也影响了史学领域，以“风骨”“兴象”“意境”等为核心的美学批评，超越了传统的功力批评，升华了风格批评，这些又反过来影响文学更长足的发展。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到唐朝初期的时候，传统的文学政教功用意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纯粹的的功利意识分化成为“政教”和“诗美”两个部分，两者相互结合并行不悖，随着这种诗歌理论发展的多元化土壤的培生，最终形成了大唐诗坛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这是魏徵最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