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反光镜】幼儿园倒闭潮背后的空间多米诺骨效应,规划应该如何应对人口收缩?

Hi,我是珍湘。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幼儿园倒闭潮。
话不多说,先上问题——
为什么幼儿园的倒闭潮,会出现在2023年这样一个时间点?
其背后反映了哪些人口变动的信号?
人口收缩的多米诺骨牌,在未来将会传导到哪些空间?
规划应当如何来应对人口收缩产生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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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三马车:计划生育、城镇化与高房价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个负增长时间点的到来,比预期的2030年,提前了大约七年。
这个信号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少子化的时代?

国家统计局近20年的人口变化情况
从上图曲线可以看出,2011年-2017年有可能是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巅峰时刻。

上面这两张图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人口变化的情况。
人口结构,肉眼可见地从正金字塔,变成了倒金字塔。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段成为了人口生育的黄金七年呢?
以下是珍湘个人对于人口结构变化的三颗避孕药的判断:
计划生育、城镇化还有高房价这三颗避孕药,共同催生了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加速老龄少子化时代的到来。
首先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过程。
1949年-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政府采取了宽松的生育政策,甚至效法苏联鼓励和支持生育。
1954年-1977年:提倡计划生育阶段。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加快,政府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并在一些地区实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措施。
1978年-2001年:严格收紧生育阶段。这一时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时期,也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的时期。政府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通过各种手段强制执行这一规定。
2002年至今:逐渐放开计划生育阶段。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政府开始放松对计划生育的限制,并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情况进行差别化管理。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符合条件的夫妇可以申请再生一个孩子;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即所有夫妇都可以再生一个孩子;2021年开始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即所有夫妇都可以再生两个孩子。
1980年代的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在90年代左右达到高峰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其次,由于分税制改革的推行,中国的土地财政和房屋市场开始步入市场化阶段,人口不再被限制流动,快速城镇化的狂飙序幕被徐徐打开。
2000年后,中国整体的城镇化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在拉动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黄金二十年,同样也是房价飙升的二十年。
快速城镇化带来了房价的水涨船高,在两者的作用下,人口生育的避孕效应开始凸显。

图片来源:网络
此外,社会层面的婚姻危机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表征。
结婚登记在2013年达峰后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而离婚登记人数一直在逐步上升。
疫情爆发后,似乎有所下降,一方面是2021年开始实施离婚冷静期的作用凸显,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经济下滑,人们对于离婚后自己能够支撑生活的信心不足。

图片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6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房住不炒,二是二胎的放开。
然而,这两个看似能够缓解人口下降的政策,依旧抵挡不了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
2021年,同样有两个标志性事件:5月,国家实施三孩政策,7月,双减政策出台,避免加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K12教育的学备竞赛被正式叫停。
随后,民不聊生,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开始逐步显现,成为网络热词。
2
首当其冲的幼教行业:春江水冷鸭先知
幼教空间的增长与收缩,事实上与人口出生率波动是深度耦合的,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关系。
珍湘从网络上搜到了2020年发表的有关分析幼教行业的文章,其中指出了幼教产业的几个阶段:
根据差额指标发展趋势,可以看出:
2010-2011年,全国幼儿园都处于高速扩张时期(每年可以新增班级,超过1个);
2012-2017年,转向低速扩张时期(每年可以新增班级,但不超过1个);
2018年,进入保持发展时期(能保持原有班级数,难以新增)。
如果没有新增生源的大幅增长,行业极有可能在近两年进入“收不抵支、入不敷出”的紧缩发展时期。
https://www.daaikids.com/News/view/id/542.html
请注意上述拐点的时间点,同样是2011年和2017年。
文章给出了三个结论:
幼教行业已从高速扩张时期,转型到低速平稳发展时期;
幼儿园经过多年的扩张发展,从数量上已经事实上出现了竞争性过剩、结构性过剩的局面,现有园所的生源容量没有得到完全利用,容量潜力出现过剩;
幼儿园满园率持续降低,生源紧张和招生竞争情况普遍存在,代表着全体扩班时代已经终结,竞争性扩班时代开始,即将进入整体缩班时代;
在新生人口增量放缓、行业竞争性趋势加强、国家普惠化浪潮三重背景的合力作用下,幼儿园享受人口红利、入园率升级红利的时代即将结束,预计幼教行业将从2020年开始进入到“存量竞争”时期。
正如文章所预估的,2020以来的疫情黑天鹅,进一步压缩了民办幼儿园的盈利空间,引发了民办幼儿园的数量下滑。
据报道数据显示:
2005年,我国民办幼儿园数量仅为6.88万所,根据最新公布的2020年教育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民办幼儿园数量升至16.8万所。
15年间,民办幼儿园数量增加近10万所。
从数量变化趋势来看,2005年—2019年,民办幼儿园数量一路上升,2019年达到17.32万所。
2020年首次开始下降,数量为16.80万所,比上年锐减5280所,下降3.05%。
2020-2022年,这三年,新冠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股整体缩班的空间效应在今年集中爆发,引发了幼儿园的倒闭潮。
3
收缩传导:规划如何应对收缩的空间多米诺骨牌效应?
少子化带来的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心理和人口趋势的变化,收缩对于空间的变化影响,也可能是结构性和传导性的。
可以预见,与幼教行业相类似,生育率下降对于教育空间的收缩效应,有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步传导,影响到小学和中学,乃至高职和中专等学校的生源。
曾几何时,珍湘学生时代的总体规划编制过程,文本中都是以人口增长来拟定城市增长面积的。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之后,城市的城镇增长边界已经被框定,“以人定地”的计算方式似乎再也没有出现在当前的规划文本中了。
珍湘有种预感,幼儿园倒闭潮的到来,似乎预示着增长规划的时代即将终结,收缩规划的范式转换即将开启了。
增长时代的空间生产过剩和原有的面向规划增长的范式,已无法应对人口下滑的趋势。
然而,收缩规划和收缩城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和title,同样的概念还有人口的空心化。
但实事求是地来看,这样的空间收缩趋势已是板上钉钉的结论。
于是乎,新的规划问题来了——
对于空间收缩的传导效应,在规划中如何控制和引导?
少子化趋势下,城市增长时代所生产的剩余空间,应该如何转型和布局?
人口密度降低的情况下,各类设施及其利用应当如何考虑空间收缩效应?
抢人大战中,具备低房价的城市是否会有更大的优势,反而形成了人口增长潜力?
规划行业,应当如何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这些问题都比较宏大且显得悲观,但却又是我们当下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实,珍湘也一时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这些议题和概念,或将在未来规划的文本以及学术论文中频繁地出现。
作为社会实验的规划政策,以及深处收缩时代的规划人,在时代洪流的不确定性之中,似乎也更加难以找到从刻舟的位置掉入河流中的那把增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了。
安慰地话也还是得说,规划虽然没办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或许在流水逐渐稀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一把名为“收缩规划”的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