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官网批判西学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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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异常特殊的文化现象。明末清初，面对异质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其科学——历算等的强力冲击，出现了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反抗。本是单纯的中西之争，又逢明清嬗代而切入的“华夷之辨”，使“西学中源”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心理诉求。后经康熙的钦定、梅文鼎的“论证”，终成有清一代官学正统。
如果将“西学中源”说比作一枚硬币的正面，那么，关于这一面的检视无疑是反复而深刻的。梁启超认为其不脱自大之习，杨振宁更直斥其“自我蒙骗”以至阻碍了中国科技向西方的学习。然而，关于这枚硬币的反面，即反“西学中源”说，却未有人睹其真容。那么，问题来了：历史上真存在这个只显正面而没有反面的“硬币”吗？如果不是“单面币”，那么，从反面映照出的“影像”一定是正面的反向互补甚至非此即彼吗？或者说，有别于“西学中源”的自大和自欺，“西学中源”的反对者必然是自我清醒进而对西学有着客观、公允的认知吗？
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反向的理想Role Model（角色模型）。
一、 “西学中源”：成型与“证据”
作为清代盛行的主流思想和观点，“西学中源说”的源头可追溯至第一次西学东渐期间。明末熊明遇《格致草》自序：“上古之时，六符不失其官，重黎氏叙天地而别其分主。其后三苗复九黎之乱德，重黎子孙窜乎西域，故今天官之学，裔土有耑门。”这是最早版本的“西学中源说”。熊明遇认为西方天文学的源头是中国的夏商两代，其“结论”是从《国语?楚语》附会而来。不过据研究，明末的李贽和徐光启也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说法。
甲申之变，明清嬗代，中西对立之外，又多了“华夷之辨”，于是在方以智、王锡阐、黄宗羲、王夫之诸遗民眼中，“西学中源”是他们怀念故国、重振自信最好的文化心理寄托。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珠失深渊，罔象得之”是最早的“西学中源”提法，但经笔者研究，黄宗羲是在其《叙陈言扬〈句股述〉》中提出此论的，已是1679年前后他在浙西海宁讲学之时，较诸熊明遇、方以智、王锡阐等人要晚不少。
基于对西方历算之学的理解，但更多是为了安抚、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满清入主中原的二代少主康熙也提出“西学中源说”：“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作为对康熙的应和，“清代历算第一人”梅文鼎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系统“论证”：
“太史公言：幽厉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夸翟。盖避乱逃咎，不惮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长征者矣。……然远国之能言历术者多在西域，则亦有故。……独和仲宅西，曰昩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名。其地既无大海之阻，又自东而西，气候略同内地，无极北严凝之畏。当是时，唐虞之声教四讫，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西。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
梅文鼎不愧是“清代历算第一人”。经他定稿的“西学中源”说，不仅有西传的时间和途径，而且是西人得到中国先贤的“指授”，“有以开其知觉之路”，而独自发展起来的。除此之外，梅文鼎还给出了其他三大“证据”：其一，西法与《周髀》同。其寒温五带说与“七衡六间图”吻合，其地圆之理也与《周髀》一致；其二，利玛窦所传《浑盖通宪》即中国古之盖天说；其三，西方的三角八线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样，“西学中源”说似乎有了某种可信度，加之后来他的孙子梅瑴成和戴震、阮元等人的发挥，一时甚嚣尘上。
二、 安清翘对“西学中源说”的质疑
针对梅文鼎力证“西学中源”的四大“证据”，戴震之后、阮元之前的山西学者安清翘（1751～1829）出而质疑道：首先，以《尧典》“宅西”作为中法流传西土之征是很牵强的；其次，以原理相同就说西法出于《周髀》，这是不能服人的；再次，利玛窦《浑盖通宪》是以平测浑。其之所以用浑（天）盖（天）之名，只是便于中国人理解，并非西方古有此名；最后，中国古代的句股术是用圆内弦矢之法，而西方的三角八线则又在圆外加割切二线，且立表以便用。如此，一定要说三角八线为中国古之所有，也是很难服众的。梅文鼎对“西学中源”的“论证”本就牵强，这就使得安清翘的辩驳显得很有分量。
这还没完！接着，安清翘火力全开，乘势掩杀：退一步说，即便“西学中源”，由中国上古传入西土的历算之学也是粗疏的，之后中西各自经历了数千年的独立发展，如此再说“西学中源”还有意义吗？再者，即便“西学中源”，那何以最重要的正朔、置闰没有传入西方，相反不那么重要的内容却传入了呢？“岂其细者流传而大者反不流传耶？”杀伤力很大！特别是，西法本同回回。回回法传入中国已久，未见有言“回法中源”。何以西法传入，方有“西学中源”之说，岂非因“西法之密”而害上的“红眼病”嘛！
在当时的语境下，特别是针对康熙的钦定说法，安清翘对“西学中源”说的责难非但是深刻、有力的，更是大胆、骇俗的。
三、正反两方文化心理、影响的比较
关于“西学中源”的文化心理，作为反面批判者的安清翘看得分明：“盖其故，因西法之密，中土无以加，由是求其原于上古。以为西法之密者，皆吾中土上古之所有也！”可谓一语中的。“西学中源”深层的文化心理，正是在于预设了西学优于中学的前提。甚至对“西学中源”不感冒者，如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也对西学的优点赞叹不已：“郭氏之弧矢割圆，创术奇矣。顾欲得一算，展转推求，历久始得，甚繁难也。平心论之，实不如西术之三角八线，又简捷又精密。”“西人制器，无器不精。水使锯纺，钟能自鸣。重学一缕，可引千钧。种种制作，不胜具论。”
那么，作为“西学中源”说反面的深层文化心理又是怎样的呢？在题为“象数以中法为主”一文中，顾名思义，可看出安清翘强烈的倾向性：
“明季当数学废弛之际，西洋乘其虚而入。尔时守古法者拘于成见，不能变通以兼收西法之长；而讲西法者又为西人所惑，每执新说以诋諆古人。水火交争，聚讼不休，良可叹也！其时知数者首属徐文定，然文定亦几为西人所惑矣。所谓‘镕西方之巧算，入大统之型模’者，亦徒有其说耳。”
原来，安清翘不能容忍的是对中学的诋毁！他认为，徐光启“会通超胜”理想未能实现的根本，在于“几为西人所惑”从而贬损甚至抛弃了古法。所以，要真正地“会通超胜”，非但不能忽视中学，甚至还要以中学为主：“若当时以古法为主，而兼取其捷算，斯亦‘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型模’矣！”
安清翘对“西学中源”的批判，实为不满其自卑情结所激。于是，致力于弘扬中学传统，不仅是安清翘反对“西学中源”的使命和动力，也化为他“中法为主，参以西法”历算研究的方法论准则。
安清翘列举了诸如正朔、岁差、两天枢星、北极四游等中西相反的实例，说明中西虽各有所长，但西法不如中法之处也很明显，特别是黄道有极、黄道子午、最卑行度、地半径差、五星纬度五大方面。由此，安清翘得出“结论”：“西法异于中法者既不若中法之善，而西法之善者又不出中法之外。”“凡西法总不出古法之外也。”既然西法并不比中法强，更不出中法之外，这样再提“西学中源”还有意义吗？
在具体的历算实践中，安清翘回归传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当属独立于牛顿之外得出了岁差的成因。对于岁差这一中西天文学都至关重要的概念，明清的天文学家如梅文鼎、黄百家甚至王贞仪等都接受了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说，从而抛弃了中国传统“天自为天，岁自为岁”之说。安清翘对此深感不满，另辟蹊径，通过对梅文鼎所谓“恒星东移”三大“论据”的逐一批驳，否定了西方天文学黄极（黄道）不动之说，抛弃了梅文鼎关于西方传入的岁差“恒星东移”说，将范式拧回中国传统，并受到生活中船夫划船时桨除了沿圆锥面划水的“公转”之外桨本身也在“自转”（因桨的“自转”被划水的“公转”带动，故“自转”较之“公转”稍慢）的启发，得出岁差是黄极绕北极的缓慢东移。安清翘以中学范式取代西学，对当时中国的天文学而言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安清翘力图以此为示范：既然像岁差这样关键的历算概念里都可以无所谓西学的要素，完全能在中学范式下自我圆融，那还有必要再提“西学中源”吗？
四、历史启示：革命者何以走向保守
历史奇特而微渺，往往惊人的相似。恩格斯在评述近代科学革命的历程时指出，这一时期以哥白尼向教会神学下挑战书为开端，又以牛顿神的“第一推动”将自然科学送回到神学的怀抱终结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同样，“西学中源”的反对者安清翘也没有逃过历史的宿命。
关于“西学中源说”，杨振宁的评论最为尖锐：“以后整个清朝有些大学者如戴震、阮元等都继续发挥‘西学中源’说。由于他们的影响，使中国的学者在清朝三百年间没有真正吸取西方人的科技。……我认为，清朝的‘西学中源’说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甚至，“‘西学中源说’就是蒙骗自己，而这一蒙骗就是两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