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和天使之间：旺代，1793-1796 (XVII-ii)
XII. In manus tuas (于尔手中)
XII-ii. “Mr. le comte de Canclaux et Mr. le chevalier de Charette”（坎科洛伯爵先生和夏雷特骑士先生）
1795年四月二十日，奥什（Hoche）在布列塔尼与部分舒昂党头目在雷恩（Rennes）附近的Mabilais宅邸签订和约。参加会谈的二百多个舒昂党头目只有二十一个人签了字，影响力最大的卡达杜尔和Boisguy等人都没有签约。签了字的人也对这个和约毫无信心。双方都各怀心思：皮塞（de Puisaye）得知和约后认可了Cormatin的行动，他认为这个和约只是暂时停火，刚好能为准备接应流亡军登陆争取到时间。奥什也早就通过间谍和探子得知布列塔尼的反军正和英国人交流，准备筹划一起重大事件。他想利用这个和约分化反军的力量。
Mabilais和约后，斯托弗莱才接受圣佛洛朗的和议。与国民代表签约时，他特地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就是从流亡者名单上移除他革命前的老雇主莫夫里耶-柯尔贝尔伯爵（Marquis Colbert de Maulevrier），返还后者的财产并允许他返回法国。
坎科洛（Canclaux）再一次不在谈判现场。否则，当部下要为他引见一个格外年轻，“非常有才干”的志愿骑兵时，年轻人的姓氏必定会让他有所警觉：他的部下把另一个“Colbert”带到了他的指挥所门前。
革命前“柯尔贝尔”（Colbert）曾是个格外响亮的姓氏，意味着革命后他们成为了“重点嫌疑分子”。这个年轻的柯尔贝尔当年还不到二十岁，家中有三个兄弟，他们三年前过世的父亲是个“前”（ci-devant）伯爵和国王的准将。柯尔贝尔兄弟似乎设法隐瞒了出身，得以在1793年作为志愿兵参军入伍。
或许正因为是一个“柯尔贝尔”，坎科洛的部下才把年轻人介绍给他。革命以来，谨慎到被人称为“怯懦”（“pusillanimité” ）的坎科洛周围聚集了一堆“嫌疑分子”——他仍然和留在国内的老上司孔蒂“前”亲王保持联系，屡次为孔蒂说情和请求津贴；他的不少部下都是“残渣余孽”（ci-devant）：坎科洛接任西方军团后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救国委员会推荐“ci-devant”的旧部格鲁希（Grouchy），要求将他复职。
毫不意外的，坎科洛同意见这个年轻人。这次短暂的会面似乎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答应找机会帮年轻人进身。离开西部之前坎科洛兑现了承诺，把年轻人推荐给自己的参谋长格鲁希作副官。
多年以后，年轻人的儿子会在父亲的回忆录里写下：“革命是多么古怪，他（Colbert）作为一个岌岌无名的士兵，被革命的潮流推动，去和他的堂亲莫夫里耶-柯尔贝尔伯爵先生曾经的猎场看守斯托弗莱交战，之后斯托弗莱成了路易十八世陛下（Sa Majesté）的中将！”
这段听似顽固保王党的文字出自拿破仑 柯尔贝尔（Napoleon-Joseph de Colbert-Chabanais, 1805-1883）之手。他是拿破仑 波拿巴和皇后若瑟芬的教子，奥斯丁 柯尔贝尔（Auguste François-Marie de Colbert-Chabanais, 1777-1809）和坎科洛独女的长子。
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柯尔贝尔家始终是君主制的拥护者：“Colbert de Maulevrier”是正统保王派，“Colbert-Chabanais”则是波拿巴派。
“Colbert-Chabanais”或许能代表革命后法国国内一大批对波旁回归不抱希望的“随遇而安”类保王派：尽量最大程度的利用当前形势，同时试图在时代的风暴中保持良心。毕竟一个不太理想的政府总好过全面内战。
坎科洛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命运把他放到了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状况中，向世人展示了有时“随遇而安”需要更大的努力。而哪怕真如皮塞所说，他曾经考虑过乔治 蒙克（George Monck, 1608-1670）的角色，现在的坎科洛除了三色旗已经别无选择。无论被迫还是自愿，他已经交了投名状：人人知道1793年在莱昂和旺代镇压保王党的都是他。这些记忆仍然新鲜，希望对方阵营能“一笑泯恩仇”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La Jaunaye和议之后，夏雷特和坎科洛之间保持着奇妙的张力。一方面双方毫无信任。和斯托弗莱不同，夏雷特签订和约时并不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为他之后的行动提供了很大余地。下普瓦图乡间仍然处于夏雷特的掌控之中，他消极抵制国民代表和行政人员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地方官员抱怨不可能对反区进行任何有效的管理，因为夏雷特就好像是下普瓦图的国王。此外，夏雷特还通过在南特的线人秘密囤积大量火药“以备不测”。
坎科洛一面上报救国委员会，要求“夏雷特落实所有和约条款之前”在下普瓦图保留足够的兵力。一面屡次要求兵力增援：目前西方兵团三万多士兵中六千人是伤病员，这样的兵力无法监控海岸线的同时有效覆盖安茹和下普瓦图的全部地区。
另一方面，两个人展示了最大程度的相互尊重，甚至是“相互理解”。萨皮诺夫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夏雷特曾两次让萨皮诺（Sapinaud）和贝扎理（De Bejarry）率部护送共和军的粮队；相对的，坎科洛对民间的零星冲突视而不见。直到六月二十二日，坎科洛仍然对国民代表说“和约之后西方军团从来没有受到过反军的攻击”。
他的遣词用句都很小心。因为虽然战火平息，旺代民间仍不断发生各种冲突：战争期间移居外地的“爱国者”居民返回原籍，引起留在当地的居民们的强烈抵触和敌意。除了各种各样的财产纠纷还夹杂有个人恩怨，小型摩擦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争斗和仇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把塔尔蒙的头插在烛台上的背教神父法官，山岳党失势后逃离拉瓦勒，被仇家杀死在野外——这些冲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据说如果有不知情的巴黎人不幸搬到当地某些社区，一周之内肯定会被砸破大门。
对于这些民间冲突，夏雷特没作太多干涉。他没有萨皮诺（Sapinaud）的宽宏无度，能够立刻热情拥抱这些回归的“爱国者兄弟”。当在Les Sables的国民代表Guadin指责他放任手下作乱时，他辩称当地作乱的“土匪”不全是他的手下。另外在签约现场人人有目共睹，有些下普瓦图的军官反对和议。这些人不受他的控制。同时他也抗议对方抗议无故骚扰和逮捕他的军官。两人之间通信频繁，全部是类似的指责和抱怨。
La Jaunaye和议后的四个月中，尽管冰面下暗波涌动，表面上双方仍能维持“礼貌”。夏雷特只同意与共和方“合作”维持和平，但拒绝有人把三色旗插到他的地盘上。和斯托弗莱一样，夏雷特没有承认过，也没有信任过共和国。不过他尽可以保持习惯成自然的“礼貌”。而对面的总指挥是个“旧制度造就”的“残渣余孽”（ci-devant），同样有着近乎本性的“礼貌”——虽然他拒绝背叛自己身处的派系，但也拒绝背叛自己的荣誉：Guadin曾要求坎科洛逮捕几个夏雷特的军官，后者收到命令后没有立刻执行，之后上报说几人逃脱了。
共和方迟迟不兑现的承诺，和Guadin等人与日俱增的敌意让夏雷特愈发不安。安茹的情况类似，共和军完全没有撤除岗哨和军队的意向，斯托弗莱居住的农场附近也有共和军的哨点。对共和军毫无信任，斯托弗莱很快搬到了更隐蔽的秘密住所。在绍莱附近驻防的萨瓦利（Savary）立刻报告斯托弗莱不见踪影，或许在做什么谋划。
旺代人确实有所谋划。五月十六日，阿图瓦伯爵（后查理十世）的使者找到了夏雷特，通知了他流亡军团即将登陆的消息，要他有所准备。
夏雷特反对流亡军在布列塔尼登陆，建议改在旺代的海岸，他有万全的把握能够接应军队上岸。但此时无论是登陆的时间还是地点，都无法再做任何变动。况且计划了整件事的皮塞一开始就把地点选在了布列塔尼：皮塞的理由是旺代经过连年战火，军队和居民都已经疲惫不堪。另外驻扎在旺代的共和军数量更多，防守更严密——后来尚宾诺在回忆录中指出，旺代军确实久经战火，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军队才更老练顽强。布列塔尼的保王军没有与正规军队进行大型会战的经验。此外旺代军还“很擅长打败仗”：无论身处任何绝境，都能迅速组织力量反攻，不会一击而溃。
五月二十日，夏雷特和斯托弗莱在萨皮诺的大本营见面言和。夏雷特宣布：“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不愉快”，和斯托弗莱拥吻表示合解。周围人齐声高呼“国王万岁！”【侧批：？你除了心里膈应有什么不愉快的？不应该被斯托弗莱抄了家的萨皮诺原谅吗？】
共和军的探子迅速报告了这起事件，当地的国民代表在报告中声称“风暴在这些人周围酝酿”。尚宾诺（Championniere）在回忆录中讲述，当Guadin命令坎科洛逮捕夏雷特时，坎科洛当面拒绝了他：“我很尊重您的命令，但是和约更应当被尊重”。【侧批：尚宾诺“确定”（assure）坎科洛说了这句话。因为战后他跟坎科洛的南特副官Bertrand-Geslin（见前文）成了连襟】
几天后，坎科洛率军前往夏雷特的大本营贝拉维尼。据尚宾诺回忆，当时他们在镇上只有二百多个士兵。夏雷特带了一队骑手出城，两人“在军前聊了一会儿（十来分钟），没人知道有什么事”；随后“共和军将军（坎科洛）指挥军队从夏雷特身边经过”，“他（夏雷特）看着军队好像在阅兵”。
“但是这样的尊重不是双方面的”，尚宾诺接着写道：共和军部队离开后，几个贝拉维尼的志愿民兵追了过去，拐杀了几个新兵。
1795年五月二十七日，布列塔尼的Mabilais和约正式终止。共和军获得Cormatin海外沟通的确凿证据，骗来Cormatin会面后逮捕了他。
奥什试图用同样的方法诱捕另一个舒昂党的重要首领，十九岁的“小将军”du Boisguy（1776-1839）。奥什离开雷恩前往某处营地时邀请Boisguy一同前去商讨一些和议条款。Boisguy到达共和军指挥部时，一个共和军军官警告了后者，并透露奥什的纵队正要去偷袭他的兄弟的营地。Boisguy立刻折返，在共和军的部队到来前带着家人惊险逃脱。
以为奥什还在营地，愤怒的Boisguy当夜率部伏击了这支共和军部队，要和奥什当面对质。其实奥什已经返回了雷恩。战斗结束后Boisguy放走了俘虏的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让他们传话给奥什，指责他背信弃义，要他解释自己的行为。
这个中尉之后在奥什的允许下给Boisguy回信。说对方似乎“极其羞愧”（extrêmement mortifié），当被问及是否想把他们统统枪毙时。尽管他欣赏敌人的英勇，但必须为了地区的和平阻止他们。他的计划是让没有流亡的反军编入军队，把流亡者送回英格兰。
布列塔尼战火再起，各地袭击事件层出不穷。奥什下令逮捕所有没签约的舒昂党首领，连同签了约但“有嫌疑”的首领。期间共和军采取的手段往往并不光彩，包括诱骗，绑架和偷袭：舒昂党主要首领之一的Boishardy（1762-1795）被叛徒出卖，在新婚夜被一队共和军掷弹兵突袭。尽管奥什下令活捉，Boishardy仍在战斗中被杀。死者的头被砍下来，插在刺刀上带进城里游街示众，最后被扔进一个水塘。据说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受了Boishardy之死的启发，不过任何小说都不会比真实发生过的更精彩。很遗憾这里限于篇幅，无法详细讲述布列塔尼的始末。
见过奥什的贝尔尼埃神父形容他“超乎寻常的倨傲”，“常发表一些极其冒犯的言论”。不过这个真心“热爱共和国”的年轻将军还怀有些英雄主义的理想，奥什会采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但很少贯彻到底：他确实没打算杀了这些反军首领，因为他自信这些人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他一贯的作风是把他们全关起来严密监视“直到局势平定”，“居民们很快会忘记这些人曾是他们的首领”。
获得流亡军即将登陆的确切消息，奥什向附近的军队借调兵力增援。六月初他手中只有两千人的部队，至少还需要四千人。当然多多益善。一河之隔的西方军团成了奥什的主要兵源，一个月内奥什从坎科洛手下陆续借走了接近五位数的人马。和声称自己防区也很吃紧，只送去少量部队的Dubayet等人不同，坎科洛没有拒绝过奥什的要求。但他多次致信救国委员会，委婉的提出旺代的情况还不稳定，仍然需要保持充足的兵力。况且他在当地的兵力本来就不充足。救国委员会让他和奥什商讨应该如何“合作”，不过在此之前先送去增援部队。
虽然旺代的情况还不稳定，但似乎正在慢慢好转。格鲁希六月上交的报告中称“斯托弗莱的旺代”，也就是安茹地区总体情况稳定，“平抚”进展很大。因为居民们看到驻军士兵确实“洗心革面”，和以往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但“夏雷特的旺代”，也就是下普瓦图地区的“平抚”进展缓慢，因为居民眼中的“蓝军”仍然全是“纵火者和割喉者”。他们必须尽力消除这些“误会”。
驻守在绍莱附近的萨瓦利（Savary）五月发给格鲁希（Grouchy）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有趣的观点。他一面谴责剽掠凶杀无恶不作的“斯托弗莱党”和“旺代兄弟”，一面声称要求以处决和囚禁严惩剽掠士兵的国民公会代表完全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士兵们剽掠是因为生存需要，尤其是绍莱附近的磨坊谷仓和田地全被烧光了【萨瓦利非常知道是谁烧的】；他试图“取用”农户的谷物时付钱，但对方不要【伟大的旺代人！】；严厉惩罚会让“共和国失去一名成员”，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悲伤的例子”【“流匪共和国”的珍贵成员】。总而言之，他认为对于剽掠类行为只能“预防而不是惩罚”；剽掠等行为应当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三十年后他的立场应该没有改变过。
格鲁希在回信中符合了萨瓦利的观点，说“完全同意你对一些事和一些人的看法”。但有趣的是，萨瓦利赞扬了Cassel猎骑兵首领的活动和能力，并表示很遗憾他们撤离了。几个月后格鲁希在报告中指控Cassel猎骑兵，称“剽掠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甚至认为所有不跟着他们一起攻击放下武器的旺代人的都是叛徒”。
六月八日，旺代军的首领们重新聚集到La Jaunaye，和国民代表商讨一些迟迟没有落实的和约条款。早听说了布列塔尼的事情，这次双方明显戒备森严，前来“会谈”的旺代首领们带了总数两千多人的部队和骑兵护卫。一些国民代表事后报告，他们确实计划像奥什那样逮捕所有人，连西方军团的参谋长格鲁希也建议实施秘密抓捕。但看到旺代人的阵势后，他们打消了念头。表示需要“至少四万人的军队”，行动才可能成功。
而唯一能在旺代调动如此大量的士兵的坎科洛，这次更有绝佳的理由与国民代表们的所有策划保持距离：他突发急病（真病），正羁留在南特调治。
当日旺代人还不知道，就在他们聚集到La Jaunaye的同一天，巴黎圣殿塔监狱中一个囚室里，十岁的“小国王”“路易十七世”“驾崩”了。
当时很多人传言小路易是被毒杀。其实完全没有下毒的必要。恶劣的环境，有意的漠视与虐待，监狱中流行的疫病，每一项都足以消灭这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家人陆续被处决后，男孩和姐姐玛丽亚-德兰被分开。救国委员会先命令把他交给一个住在圣殿塔里的半文盲鞋匠教养，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随后男孩被单独关进一间黑暗的囚室，六个月中除了来送饭的狱卒，平时无人看管。
被监禁期间，男孩从来没有过抱怨或是求饶。他表现的很安静，过于安静：离世前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小路易拒绝开口跟任何人说话。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孩子在这种处境下唯一能做到的抗争方式——深陷“敌阵”被强敌环绕，法兰西国王带着他最后的尊严死去。
男孩死后，被叫来验尸的医生震惊于孩子身上的伤痕。医生根据王室的传统，偷偷保存下男孩的心脏冒险夹带出来。男孩的尸体被匆忙埋在圣玛格丽特公墓（Cimetière Sainte-Marguerite）的角落，没有竖立墓碑或标记。
最先在西部收到这个消息的或许是共和方。国民代表Guadin认为“路易十七世”的死讯必定会在旺代引发强烈回响，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此前坎科洛的消极态度让Guadin格外愤怒，他认定坎科洛背叛通敌，决定自己动手。
夏雷特在沿海地区的“军团”首领Henry Marie Allard（1771-1843）成为Guadin的第一个猎物。Allard曾是亨利的副官，随旺代“大军”参加了西北风之行。昂斯尼之战中，Allard被俘后判处死刑。处决前，年轻人在看守牢房的士兵的帮助下越狱而出，来到下普瓦图投奔夏雷特的军队。夏雷特交给他les Sable堂区“军团”，除了在沿海一带作战还负责与海外的流亡者沟通。
六月的某日，一个共和军将军和几名部下来Allard的营地拜访他。饭后共和军将军邀请Allard一同骑马散步，毫无防备的Allard和几人一同来到Les Sables，正在城中的Guadin立刻命令逮捕他。罪名是军队逃犯，要追究他两年前没有执行的判决。
事发后夏雷特写信向坎科洛抗议。对方没有记录在档的回复。这里也没有什么能够回复的内容，整件事完全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外。
Allard的被捕成为“第二次旺代战争”的导火索。
1795年六月二十二日，夏雷特突然在贝拉维尼召集来部下军官，向他们宣布La Jaunaye和议破裂，他决定再次起兵。尚宾诺在回忆录中说，夏雷特宣布再次开战之前既没有和他的军官们商量过，也没和其它旺代首领商量过。他们走出房间时面面相觑，没有人说一句话。
以夏雷特的军队副帅de Couëtus为首，一些偏向维持和议的军官试图从中调解。但几天后他们就领会到首领的决心。六月二十五日，夏雷特召集起六个“军团”两千多士兵，突然袭击Les Essart的共和军营地。这里驻扎着五百多个共和军士兵。夏雷特命令把这些人尽量俘虏，再搬空营地的物资。
旺代人穿着“蓝兵”的制服，毫无障碍的进入了营地。没有丝毫防备的共和军士兵正在玩球。旺代人走到岗哨旁边时对方问“来者何人？”，回答“保王党！”
迎接他们的是一阵射击。有备而来的旺代人立刻举枪还击，喊着国王万岁冲进营地。对方完全措手不及，很多士兵没有抵抗就四散奔逃，骑兵们来不及上马就被打倒在地。旺代人按照指令俘虏了大部分士兵，把一百多人押送回贝拉维尼，并卷走了营地里的所有东西。袭击者一边只有四个人受伤，其中两个是军官：混乱中Pajot被刺刀刺中；另一个军官冲进哄逃的共和军士兵中间，一枚子弹射中了他的下巴。
尚宾诺也参与了这次突袭。他说起初民兵们没有多大战斗热情，他们能轻松获胜主要因为营地里没有指挥的军官，否则对方能轻易占据通往营地的木桥击溃他们。
从les Essart逃出来的士兵涌进不远处共和军准将Legros的主营地。事出突然，夏雷特发动攻击之前甚至没有通知萨皮诺。后者的使者贝扎理（de Béjarry）兄弟正要前往巴黎，两人经过Legros的营地时对方招待他们一同用餐。
溃逃到到此的士兵得知两个“旺代土匪”就在营中，个个群情激愤“要把两人撕碎”。Legros不得不命令士兵护送两人出营。【侧批：看准萨皮诺心大不介意？】
突袭Les Essart是“第二次旺代战争”中的第一场战斗，其中表现出来的混乱和意外会贯穿整个1795年到1796年的旺代战事。
随后上交给救国委员会的报告中，Legros声称有个妇女说看见夏雷特在现场指挥，但不能确定。其实夏雷特本人是否到场并不重要，他的“副官”尚宾诺和亲信Guérin都在，整件事毫无疑问出自夏雷特的命令。
坎科洛上交的报告中只说袭击者是些“土匪”，没有写出任何具体的人名。或许在他看来整件事情简直不可理喻：并非夏雷特再次举兵反叛的行为，而是他起兵的时机。这次袭击比起突然更多是仓促。驻扎在旺代的共和军确实正处于兵力薄弱的时期，但旺代人也没有聚集起多少军队，无论萨皮诺还是斯托弗莱都明显不知情。在Legros营中的贝扎理（de Béjarry）既是萨皮诺的使者也是夏雷特的部下。眼下两人都还在巴黎。不用说哪怕1793年农民们斗志最旺盛时，旺代军也难以在丰收季节发动攻击。就算这次袭击是在响应布列塔尼的流亡军，两方的步调也完全不一致——会作出这样轻率并且毫无计划性的行动，除非是夏雷特疯了。【侧批：坎老师你高估他了，夏雷特做事就这样】
尚宾诺在回忆录中也回应了坎科洛的困惑。他说虽然Allard的被捕，对一些下普瓦图军官的刺杀与共和方迟迟不践行的和约条款都是报复的理由，但选在这种时候再次开战太仓促。应该等到布列塔尼的流亡军登陆的消息确定之后再行动，至少也要通知其他首领。
尚宾诺认为夏雷特之所以突然宣战，主要是外部原因：“某些人”听说旺代停战后“很着急”，不停来信吹捧奉承他，甚至把他叫做“法兰西的救主”，撺掇他尽快开战；另一些人则指责他签订和议是背叛：“不能接受他没有在和议条款中要求一个国王”；加上英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要送来援助——“所有这些因素掺杂在一起，让他丢了脑子”。【侧批：丢？你不是说他没脑子嘛？】
袭击发生的次日，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夏雷特正式发表公告宣布和约破裂。因为他们刚收到消息：“我们不幸的君主之子，我们的国王，被卑鄙的毒杀了”。公告中还指责坎科洛等人不信守和谈时的“秘密”承诺：“……共和军将军坎科洛和国民公会代表Rulle怀着诚意，人性和感性（sensibilité）首先来联系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战斗的动机和目的（Savary觉得应当在此处加入注脚，再次强调他的老上司在La Jaunaye之前和夏雷特没有任何来往）”；谈判期间在一些“秘密会谈”中，对方向他表示：“……你的愿望会被满足。我们和你们想的一样，你们最渴望的也是我们的渴望。别再单独行动了，一起合作吧。最多六个月，我们的愿望就会实现：路易十七世会登基，我们会逮捕雅各宾派和马拉派；君主制会在暴民乱政的废墟上重建……”
尚宾诺在回忆录里坦言，夏雷特公告中的言论是想逼反坎科洛，使对方“为避免被政府迫害”转而投效保王派【侧批：咬人姿态太难看，连亲信都看不下去】。另外，尚宾诺提出这篇公告“比起我们的敌人共和国，更多是写给亲王和流亡者们看的”：和约后很多人指责夏雷特背叛，他在这篇公告中试图解释自己接受和议的原因。七月二十三日，夏雷特会直接写信给国民公会，宣布自己再度起兵。全信只有两句话：“我重申绝不放下武器，直到法国王冠无可争议的继承者（ l'héritier présomptif ）坐到他父辈的王座上、天主教得到认可和忠诚维护的坚定誓言。我在等待法国人翘首渴望的这一刻，先生们。”
夏雷特不知道的是，这个公告和坎科洛的蓝营同事的举报信相比根本不算什么。1795年六月到七月之间，Guadin前后举报了坎科洛三次。第二封举报信总共十多页，罗列出的几大“罪状”旁边有详细说明：除了之前提到的在军队之前和夏雷特进行“友好谈话”，没有及时逮捕两个反叛头目之外，Guadin还质疑整个和议的性质：他声称坎科洛从巴黎叫来主和派的国民公会代表Ruelle找夏雷特谈和，“Ruelle的盲目无知让他成为这两个阴谋家之间的玩物”。
回到巴黎前，Guadin的举报变成人身攻击。坎科洛的旧部萨瓦利（Savary）拒绝把这封信收录进书中：“伯爵先生坎科洛（Mr. le comte de Canclaux）和骑士先生夏雷特(Mr. le chevalier de Charette)相互勾结。为什么伯爵们（坎科洛）和贵族们总是在我们的军队里？”【侧批：全旺代都知道坎科洛是“前”侯爵，他“同事”不知道？】
坎科洛的参谋长格鲁希听说举报信后的第一反应是：听说坎科洛将军（又）被举报了，估计很快就轮到我了。他在写给国民公会里的朋友的信中为上司辩解了一句：“虽然我不总是赞同他的决策，但他的意向总是纯净的”，之后立刻开始为自己澄清，声称所有可能有失误的决策都跟他没有没关系，等等。【侧批：熊孩砸！！！谁把你弄出来复职的？】
如果是1793年，以上每一项指控都足以让“国家报复”(la vengeance nationale)落到坎科洛头上。不过革命的天空上风云急速变幻，国民公会并不打算临战换帅，免得重复两年前的尴尬情景。此外，公会还没有从热月政变的影响中彻底恢复，对外地将军们的控制变得松懈。
令人拍案的是，期间Guadin反复要求替换坎科洛，建议送来“一个皮舍格吕或一个儒而当”（“un Pichegru ou un Jourdan”）。
Guadin没有想到的是，被“雅各宾派”一手提拔出来的纯正“无套裤汉将军”，曾被国民公会授以“祖国救主”荣号的皮舍格吕此时正跟东北边境的流亡者和保王党们打得火热。对方极力游说又许以厚利，皮舍格吕早就悄悄换了阵营，成为孔代亲王的内应。当年九月的海德堡之战中，皮舍格吕向敌军泄露了同袍儒而当的作战计划导致后者战斗失利（1）。
接下来的几年里，曾经战功彪炳的革命将军会化身国内保王活动的领袖。皮舍格吕从来没有去过西部，不过很快他就会跟西部保王军中的一些老面孔成为“战友”。
TBC
（1）如果相信皮塞的回忆录，他在1794年十月写给坎科洛的策反信里暗示过Pichegru换白旗了。皮塞自信就算坎科洛不回复也不会告发。果然没告发。所以坎科洛活着时皮塞没公布过信件全文，说怕给他找事。讲真他这学生虽然不成器但还算有良心比某个管他叫“第二个爹”的参谋长强。
【八卦】坎科洛和波拿巴家的关系是这样：Colbert后来成了国舅缪拉的部下，被坎科洛看上要招赘，因为超直男不知道初次见妹子该送啥，缪拉夫人帮他挑了见面礼，彩礼也是缪拉两口子出的。女婿木有房产（脸好就够了？），婚后搬进老丈人的索塞堡（做坎科洛的女婿，硬条件只有：1.骑兵；2.“ci-devant”）。
1804年昻甘公爵事件（Duc d'Enghien），缪拉组的军事法庭指定Colbert当审查官（rapporteur），然没找着他所以临时换人。（一到关键部分就跳过的）他儿子的书里没讲这茬，所以不知道他是无意失踪还是有意跑路。还是刚入赘一年就学来了老丈人的移形神功*？
*坎科洛的移形神功：葡月政变他在郊外养病。果月政变他在拿波里出差。回国后被拉进督政府的“战争部”，雾月政变他支持拿破仑（意料之中。虽然他几个共和军旧部都不支持）。1804年进了元老院但完美避过拿破仑称帝的票决，此后一直是元老院秘书长。1814年元老院召回波旁时他正出差，在……布列塔尼（这个差出的太精彩后面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呀XD）。
也就是说第一次复辟之前，坎科洛后半生完美避开了几乎所有需要明确表态站队的场合。每到关键时刻就没影。进退迅锐，神功九层。不愧是骑兵教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