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文本94 第九十四集 文治与文字狱
公元1657年，岁次丁酉。这一年，一场全国性的科场舞弊惩治举动震惊朝野。
十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下旨，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邺、张我朴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立斩，抄没家产，父母、兄弟、妻子等一百零八人流徙尚阳堡。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第九十四集 文治与文字狱
一个月后，江南贡院再次爆出科场舞弊丑闻。最终，十七名负责江南乡试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绞刑。第二年春节一过，顺治皇帝亲自命题，分两次对之前中榜的举子进行了复试。接着，顺治皇帝下旨，对没有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共有二十二人被革去举人资格，二十四人被罚停会试，另有八人被杖刑之后，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
这是自有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这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没家产。对于读书人，顺治皇帝是爱惜的。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任用精通儒学的汉臣，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
公元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在太学举行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顺治的这一做法，并非偶然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统治核心层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重大决定。这是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的第九年，关外时期，他们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但实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入主中原之后，面对这样一个疆域辽阔、有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庞大国家，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满洲的传统治理国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经过一番艰难抉择之后，顺治皇帝决定，以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
公元1653年四月，在顺治皇帝举行祭奠孔子仪式半年之后，他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顺治皇帝认为，帝王治理国家，要把儒学放在第一位；臣子辅助君王，也要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准则。只有兴文教、崇经术，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因为崇儒重道的国策，一批精通儒学的汉臣得到了顺治皇帝的重用。
杨艳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杨艳秋：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它还面临着很大的民族问题，需要处理。在建立的时候，它吸取了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教训，所以从顺治朝一开始，它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但是，任用汉臣对于顺治皇帝来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也遭到了很多满洲贵族的反对，甚至顺治皇帝对自己的决定也有所怀疑。在临终前的罪己诏中，顺治皇帝把渐习汉俗、没能坚守淳朴旧制列在了自己过错中的第一项。康熙初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人一度试图回归满洲旧制。然而，随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以儒学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
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以博学著称，精通儒学、佛学、医学，在诗书画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康熙十七年，隐居乡里的傅山接到当地官员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参加考试。不仅仅是傅山，当时全国各地有近二百名学者，都接到了考试的通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举考试，它由康熙皇帝亲自在体仁阁主持。参加的考试人要求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而且必须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地方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举荐。康熙皇帝希望从这些优秀的读书人当中选择出更为优秀者，是为博学鸿儒。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康熙求才若渴的举动堪称旷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对这次机会十分重视。除了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少数以明朝遗民自居的名士拒绝参加考试之外，多数人都欣然前往。
陈连营 故宫出版社 编审
陈连营：从统治阶级角度，他们需要精英来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来源于相对落后的一个民族，他需要汉文化。可这一批人又不为你服务，怎么办？只能说是通过一定手段，满足下知识分子一些扬名、立言、立功、立名，这个角度。这是从国家这个角度来征集博学鸿儒，有学问的人，国家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誉，这等于也是一种收买。
傅山则被地方官强行抬入京城，虽然他装病以逃避考试，但康熙皇帝爱其才，下诏对其免试，并赐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职。
杨贵生 中华傅山园工作人员
杨贵生：傅山去了北京以后，他没有进北京城，在北京崇文门外一个圆觉寺，他就在那一直养病。到了第二年以后，考试的时候，傅山还是告了病假，他坚决不参加清人主持的考试。在当时的话，他的民族心理较强，所以说他不剃头、不留辫子。所以说，毅然就出家当了道士，因为在当时道士不需要剃头、留辫子。
祭孔是民间的一种对先贤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纪念活动，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天子祭孔成为惯例。清朝时期，天子祭孔活动成国之大典，皇帝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一步提高为上祀、奠帛、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亲临曲阜孔庙，举行了隆重的谒孔活动。他不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以示尊圣之意。
在推尊孔子的同时，康熙皇帝还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学。他认为，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明白精确，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继孔孟之后能够给读书人以最大帮助的圣贤之人。在征得大学士、九卿等的意见后，康熙下旨将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并指示精通理学的大臣熊赐履和李光地先后主持，将朱熹的论学经义汇编成朱子全书。由此，理学成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
袁立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前馆长
袁立泽：在民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叫做就是清世理学，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什么意思呢？就是理学作为一个学术形态，在整个清代的社会，它处在一个衰败、没落的过程之中，但是它并不妨碍统治者把理学作为一个纲常名教的利器，去维护它的统治。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在理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断地推崇它。同时，以身作则，做了很多解释工作。所以，理学在帮助清代统治者执行它的统治理念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1749年开始，乾隆皇帝先后数次下诏，请内外官员荐举潜心经学之人，开设经学特科。这次经学特科从举荐到录取，历时两年，经过层层选择、严格审核，虽然乾隆皇帝最终仅选定了四人，但这次经学特科却让各地的经学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经师惠栋更是感慨，这是自汉魏六朝、唐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旷世盛典。
江南贡院旧址
解说：在舞台的正上方有“金声玉振”四个（字）匾额，它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所题写的。
江南贡院旧址位于南京城最繁华的夫子庙景区。秦淮河两岸的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这里的景点也大多和文化有关。科举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如今依然在不断给后人带来无尽的财富。康熙皇帝选定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是为了建立适合清王朝统治的文化伦理。但是，如何让这样的文化伦理深入人心，成为百姓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这是位于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内的一件藏品真实记录了当年康熙皇帝对于教化民众所采取的措施。
姚远利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馆长
姚远利：大家看到的这件藏品，是我收藏的康熙十六条圣谕。一共八扇，高度三米二五，宽度四十七公分，厚度是五个半厚的砂木板。
《圣谕十六条》发表于康熙九年，对于理学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认识到，治理国家不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众才是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对老百姓的教化、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康熙皇帝将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具体化为《圣谕十六条》，希望借此达到尚德缓刑、化民成俗的目的。为了使百姓能够更好地理解圣谕，各直省府州县官员以及负有教化之责的学政系统，或以图解、诗、谣的形式，或以百姓容易理解的白话，或直接讲解，或将其与律合释等，对《圣谕十六条》进行了大量解释和通俗化的努力。
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原通往盛京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臣工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原已经十六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原的地方长官申请，并经盛京将军批准，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起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
康熙三十九年，陈梦雷根据自己家中经史子集类藏书，以一人之力开始了图书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许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并提供经费让他雇人缮写，以尽快完成图书编纂工作。六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这部书稿暂定名为《汇编》，分为六汇编、三十二志、六千部，约一万多卷。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专门开馆，命胤祉和陈梦雷主持工作，率领八十名人员，对该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负责印刷事宜。
《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四年最终完成，全书包含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计一万卷。它不仅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图书，就是比《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也要大三四倍，因而被外国学者称为“康熙百科全书”。雍正皇帝亲自作序，认为该书海纳百川，包罗万象，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学士张廷玉也都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但《古今图书集成》确实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总结、整理古代文化，于此书已初见规模。
事实上，清王朝早在建国之初，就对搜访、纂修图书给予很大关注。顺治十四年三月，顺治皇帝令各省学臣购求遗书。以此为开端，康熙、乾隆年间，搜访遗书的活动愈加推进，同时，编纂图书也越来越活跃。经史、政典之外，性理、诗文、音韵、历法、数学、地理、名物汇编等一大批图书也相继问世。仅以清宫藏书来看，其藏书量之大、藏书地之多、内容之博、校勘之精、书品之佳、雕版技术之高、装潢之美、利用之广，都超过了历朝各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荣，政治、经济的昌盛。
到今天，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图书五十多万册，其中三十多万册存贮于北京故宫图书馆，另十五万多册收藏于台北故宫。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时期已经进入全盛时代。乾隆皇帝曾于公元1741年颁诏各省督抚、学政，访求天下遗书。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颁诏求书，但因应者寥寥，乾隆皇帝大为恼火，于十月又下诏进行督促。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陈晓华：因为清朝的前期文字狱相当兴盛，虽然乾隆一再下旨说，只会罪书、不罪人，就是你的书如果有毛病，我只会把书给你毁了，我不会罪人，你把书籍给我献上来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文字狱留下的阴影，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书籍交上去。那么同时这些督抚，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干什么，所以说在没有揣摩好自己主子的意思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积极地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说当时的征书工作很不顺利。
在此情形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对图书征集、著录、校雠等提出四条具体意见。朱筠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们的激烈争论。最后，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采纳朱筠的建议。他诏令将所辑佚书，各省采集上来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书籍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陈连营 故宫出版社 编审
陈连营：从乾隆个人来说，他还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统一思想，对古代文化典籍需要整理。从乾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下半年，朱筠提出来，很快就受到乾隆皇帝的呼应。
《四库全书》自公元1773年二月开馆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便投入其中。仅《四库全书》卷首开列诸臣职名即有三百六十人，而事实上，参与者远远超过此数。据学者郭伯恭考证，仅前后选用的誊录人员就多达三千八百二十六人。《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计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计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如果加上以各种原因而淘汰不存的书籍，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计四十四小类，六十六子目。为了有所区别，经部封面用绿色，史部用红色，子部用蓝色，集部用灰色，进行标识。
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这四份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盛京文溯阁，称为北四阁。此外，乾隆为彰显国家藏书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还下令再缮写三份，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子湖畔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陈连营 故宫出版社 编审
陈连营：把中国的典籍做了一次梳理，集出来一批训释书，包括《永乐大典》，后来见不到的书，把它又集出来。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好多人能看到，咱们不是现在的印刷时代，那时候图书流通毕竟还是有限，它能集国家的物力、人力，来把对文化的传播应该是起到也有积极的作用。
清朝的修书活动，对于整理典籍、发扬学术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皇帝下旨修书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号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时，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正在印刷过程中。这一年，陈梦雷已经七十二岁，他为了编著这本图书已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即将问世，陈梦雷也将完成他报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愿。但是，最终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却没有署上陈梦雷的名字。
杨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杨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陈梦雷是卷入康熙朝中后期的储位之争的汉族文人中卷入最深的一个人。他有很多行动，比如说他和庶士在一起，为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还政宴一些跟皇太子关系不好的一些皇子，这里头包括皇废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甚至也包括后来的雍正皇帝，当时的皇四子胤禛。
原来，雍正即位之后，因为和皇三子的政治斗争，他不仅将陈梦雷及其门生排挤出古今图书集成馆，甚至将陈梦雷父子再次发遣关外，重新任命蒋廷锡、陈邦彦担任《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蒋廷锡和陈邦彦等人接手后，对已经印刷的九千六百二十一卷再次校对、改正错字，对未印刷的三百七十九卷重新审核、印刷和装帧，并把原书中的志改为典。除此之外，并没有对陈梦雷已经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做大的修改。
而就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的当年，新任副总编纂官陈邦彦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职。陈邦彦被革职，和一首诗大有关系。江南武进人钱名世，康熙四十二年探花，与年羹尧为乡试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钱名世曾作诗八首赠年羹尧以表示祝贺，其中有一句写道：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据钱名世自己注解，这句诗的意思是年将军率兵平西藏，应该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后面。不过，钱名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这句用作唱作酬答的诗却为自己引来了一场大祸，也让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陈晓华：雍正皇帝惩处他的方法比较有趣，他给他写了一个匾，写的是名教罪人，挂在他家门口，让所有的官员路过都骂他，还要写诗去斥责他。
袁立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前馆长
袁立泽：那么名教我们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纲常礼教这个东西，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投的这个诗，他给年羹尧投诗，后来呢，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谄媚奸恶。因为年羹尧本身是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年羹尧案子里边，雍正大概给他罗列了九十二条罪状，当然很多都是子虚乌有了。那么名教罪人实际上就是说，你对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构成了一个犯罪。所以说读书人嘛，因为第一他不是年党，第二他又不是反清的义士，所以他不过就是写了几首诗，而且应该说是他希望自己的仕途更发达一点。最后雍正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叫做名教罪人，所以说对当时士林的打压是很可怕的。
雍正皇帝还命令科举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员，作诗批判钱名世的罪恶。最终，雍正挑选出自己认为满意的三百八十五名官员的诗作，汇在一起，令钱名世自己花钱，把这些讽刺他的诗出版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有人因作诗没有达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严厉处分；像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此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正在负责修订《古今图书集成》的陈邦彦，以及他的堂弟陈邦直，就是因为批判钱名世的诗作没有过关而被革职。雍正何以对一首诗如此震怒，以至于大动干戈呢？
实际上，雍正最担心的是官员结党。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他希望臣工心里只有皇帝，对皇帝一心一意，俯首听命，绝对不能有其它的想法。为了掌握官员的思想动向，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关注官员的言行，一旦发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则采取严厉手段进行打压。从诗文和书籍中寻章摘句，发现臣民的反清、抵触、不合作举动或情绪，乃至捕风捉影、妄加罪名，从而对相关人员严厉镇压，这就是清朝的文字狱。
文字狱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时最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不超过十起，雍正时近二十起，乾隆时则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平均一年两起还多。其中，骇人听闻的大案有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维民所止案，曾静和吕留良诗文案，及湖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等。
陈晓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陈晓华：到龚自珍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到清朝中后期了，龚自珍还在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也就是说这个文字狱的阴影，给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与文字狱相伴行的是清朝统治者掀起的禁书、毁书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最为肆无忌惮。借修书之名查缴禁书，正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目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明令查缴禁书，一直到五十八年，近二十年间，历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毁，或遭抽毁，遂酿成空前未有的图书浩劫。据统计，清廷毁禁的图书达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余部，销毁的书版在八万块以上。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四库全书》的编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陈连营 故宫出版社 编审
陈连营：当时也毁掉了好多书，有的说是毁掉十五万册，也一万多卷，那量很大。整个四库全书编的也不过三万多卷，它也毁掉了几万卷。包括有些研究说是，包括一批明代档案，毁掉了一千多万件。你想整个明代档案就毁掉了不少，涉及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对东北、对满族的先世，有一些问题，它都属于在禁止之内。
明史，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这部史书从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到乾隆四年最后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四年。这部史书的编纂者众多，几乎囊括了清朝前一百年中最有名的博学鸿儒，可谓人才济济。最初，清朝统治者设立明史馆，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臣，增加汉族官员的感情寄托。
杨艳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杨艳秋：当时清王朝实际上它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而且抗清的战争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而且经济也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实际上是不适合修史的，那么它为什么要提出来修明史呢？这里面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深层的政治原因。因为清王朝它是以少数民族来入主中原，它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昭示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清朝在这个时候，在顺治二年的时候，这么仓促地提出一个修明史的举措，实际上它是一个维护统治政权的一个需要，来向天下来宣扬，来昭示明朝已经灭亡了，我是继明朝之后的一个正统王朝。
随着编纂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人加入了进来，成为了清王朝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也在这些读书人中，不断剔除与自己统治思想相悖的部分。一部明史，见证了清朝前一百年的文治，也见证了这一百年来因推行文治而出现的文字狱。怀柔与镇压相互使用，是清朝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人的策略，清朝统治者称之为宽严相济。
清王朝的前一百五十年，是一个从乱到治的过程。这一百五十年里，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较重视宽严并用，以加强对广大臣民，特别是汉族知识人的引导与控制，从而实现有效的统治。然而，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知识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他们对结党深恶痛绝，对有名望的儒臣深怀疑虑，对草野遗民更是念念不忘。于是，他们一方面笼络读书人，一方面打压读书人，交互使用怀柔与镇压的两手，最终达到让天下读书人不敢有二心，只为我所用的目的。
这种所谓的宽严相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国家实现了由乱到治。然而，恰恰是这样的宽严相济，也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清朝时查缴禁书，文字狱横行，这对于中华思想文化来说，无异于一次浩劫。而当时的读书人因惧怕文祸，不得不将学术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许的框架内，学问多用于保身，而缺少争鸣与探索。如此一来，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狭隘和禁锢。时代在变，国际形势在变，如何应对决定了清王朝的未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