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战争（第六期）
柬埔寨共产党
（一）柬埔寨共产党通称红色高棉，或赤柬、柬共，是柬埔寨过去的一个政党。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人民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波尔布特则坚称柬埔寨党正式成立于1960年，当时名为柬埔寨劳动党，但在早期仍是从属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60年~1973年曾在柬越边境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一起与美国和越南共和国（南越）对抗。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共产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则坚称该党于1960年正式成立。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支部，它的领导人不是越南人就是亲越派，因而难免一切都服从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六十年代中期曾于越南边境联同越共一起与美军交战。该党在1970年代中期仍被称为“柬埔寨党”（CPK），至1980至1990年代改称为“民主柬埔寨党”，但媒体则常以法语名称“赤柬”或“红色高棉”来称之，该名称的起源是来自西哈努克亲王在1950年代形容该党的政治取向。1960年9月28～30日柬埔寨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金边召开，此次大会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式宣布建立“高棉劳动党”。同时通过党章，选举产生党中央委员会，成立由杜斯木（任书记）、波尔布特、农谢三人组成的中央常委会（1962年杜斯木牺牲后波尔布特任代理书记）。
（二）1963年2月20日召开柬埔寨党（高棉共产党）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组成以波尔布特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的中央常委会，此次大会确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年高棉共产党领导人进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1971年9月高棉共产党举行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高棉共产党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1975年参加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波尔布特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1974年6月柬共作出解放金边和进行全国决战的决定，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攻占金边，赢得抗美斗争的胜利。1976年1月柬埔寨党举行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以波尔布特为书记，农谢、努刚等9人参加的中央常委会。1977年9月27日在金边召开万人集会了庆祝柬共成立17周年，会上柬共向国内外正式宣布公开。1978年12月柬越战争爆发，1979年1月7日越南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并拼凑韩桑林为首的亲越政权，越南侵略柬埔寨后红色高棉政权瓦解。1981年12月6日柬共中央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宣告：按照1981年9月3～6日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时柬共彻底解散，全体党员结束作为柬共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 （三）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1960年9月28～30日柬埔寨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召开，此次大会制定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式宣布建立高棉劳动党。同时通过柬埔寨劳动党党章，选举产生柬埔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由杜斯木（时任柬埔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波尔布特、农谢三人组成的中央常委会（1962年杜斯木牺牲后波尔布特任代理总书记）。1963年2月20日召开柬埔寨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组成以波尔布特为总书记、农谢为副总书记的中央常委会，此次大会确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年柬埔寨劳动党领导人进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1971年9月柬埔寨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1975年参加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波尔布特担任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1974年6月柬埔寨共产党作出推翻高棉共和国和进行全国决战的决定，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推翻高棉共和国，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并建立民主柬埔寨。
（四）1976年1月柬埔寨共产党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柬埔寨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以波尔布特为总书记，农谢、努刚等9人参加的中央常委会。1977年9月27日在柬埔寨民主共和国首都金边市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会上柬埔寨共产党向国际社会正式公开宣布。1978年12月柬越战争爆发，越南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瓦解。1979年1月8日民主柬埔寨政府发表声明并呼吁：“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民主柬埔寨军队的3万人撤退到柬泰边境，重新整编后于1979年12月改称“民主柬埔寨国民军”，保持师、团、营的番号。1979年12月15日至17日民主柬埔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主柬埔寨政府、民主柬埔寨国民军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中止执行1976年的民主柬埔寨宪法，并以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草案取而代之。农谢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森潘被任命为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取代波尔布特担任政府总理。成立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波尔布特任主席兼司令，切春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宋成为秘书长。 1981年12月6日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解散，实际上势力仍存。1981年12月6日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宣告：“按照1981年9月3～6日柬埔寨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时柬埔寨共产党解散，全体柬埔寨共产党党员结束作为柬埔寨共产党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 （五）1960年9月30日在柬埔寨的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杜斯木、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1962年柬埔寨劳动党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存在的，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舜省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1967年4月马德望省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起义，柬埔寨劳动党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埔寨革命军在柬埔寨王国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柬埔寨共产党带来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埔寨主要矛盾。柬埔寨共产党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1969年底柬埔寨革命军（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就增加到2500人。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划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并建立高棉共和国。1970年4月美国和越南共和国侵略柬埔寨，在大敌当前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和柬埔寨共产党摒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六）1971年底柬埔寨革命军粉碎高棉共和国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国飞机停止轰炸。柬埔寨革命军发展到5万人，解放90%以上的高棉共和国国土，完全控制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外围地区。1975年1月1日柬埔寨革命军对高棉共和国发起总攻，1975年4月1日高棉共和国总统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1975年高棉共和国首都金边市挂起白旗。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1975年红色高棉终于解放柬埔寨全境，朗诺政权崩溃。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中国北京迎接诺罗敦·西哈努克回国，西哈努克以柬埔寨国家元首的身份宣布共产主义国家民主柬埔寨成立，并由朝鲜的平壤归国。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在民主柬埔寨执政期间诺罗敦·西哈努克表面上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并无任何实权，日常生活除去由柬共安排的地方视察之外即被软禁在王宫之中。4月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七）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红色高棉党员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1.4万名红色高棉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民主柬埔寨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红色高棉认为革命后柬埔寨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红色高棉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民主柬埔寨在其执政的四年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柬埔寨总人口只有700万人，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而法国学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八）1975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柬埔寨共产党的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红色高棉声称这是因为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市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城市。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解放区实行的农村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九）红色高棉恐怖统治期间试图逐步将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其政策包括：废除货币、宗教；没收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拆散家庭；关闭银行、学校、医院、工厂、寺院；杀害商人、教师、医生和僧侣；将市民送入集体农场等。经济上红色高棉试图将全国人口集中到农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农产品出口到国外以获取外币购买农业机器，再投入到农业中去，等到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进行工业发展。但由于内部管理问题，造成农业生产指标过高。中层领导为完成上级任务谎报情况并过度收缴粮食，引发全国性饥荒。这样就造成红色高棉一方面出口粮食，另一方面国内饥荒的奇怪现象。原有的城市居民本身就不适应农村劳动，加上饥荒东西发生大规模的死亡。政治上红色高棉实行高度管制及清洗，国民被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解放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高棉共和国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政府限制国民的活动，稍有违反即可能被处死。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内劳动，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更有人因身体太弱而不适合劳动被杀。
（十）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统治期间估计有150万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劳役、疾病或处决等非正常原因，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称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1977年9月波尔布特通过民主柬埔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一篇长达五小时的演讲，主要内容是反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柬埔寨人民包括红色高棉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领袖沙洛尔·波尔布特的声音，许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波尔布特这个名字，之前他们只知道执政党是“安卡”（高棉语“组织”之意）。1978年12月25日越南对其邻国民主柬埔寨发动侵略战争，1975年5月越南南方解放和1976年7月南北统一后黎笋集团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1975年6月4日越军强占柬埔寨的威岛，从1977年起越柬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事件，同年9月和12月越军先后两次入侵柬埔寨。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互会，11月上旬《越苏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迅速增加。12月25日越南出动10多个师（20多万人）正规部队，分兵7路向民主柬埔寨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1979年1月柬埔寨遭到越南入侵，越南军队逼近柬埔寨首都金边。 （十一）波尔布特重新找到西哈努克，请求其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控诉越南军入侵的不正当性，西哈努克终于得以与家人一同离柬出国。1979年8月21日柬共成立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同年越南在柬埔寨建立傀儡政府并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后的十多年中西哈努克创建奉辛比克党，出任流亡政权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首脑。1978年12月柬越战争爆发，1979年1月7日越南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并拼凑韩桑林为首的亲越政权。越南侵略柬埔寨后红色高棉政权瓦解，越南的侵略行径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大会从1979年以来每年都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军，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不结盟地位。柬埔寨人民奋起抵抗，1979年8月成立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1979年10月成立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1981年3月成立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1982年6月22日三方爱国力量组成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和支持，越南速战速决占领柬埔寨的计划破产。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越南侵略柬埔寨战争四方在法国首都巴黎签署《巴黎和平条约》，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全国大选。1991年10月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签署巴黎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而作为《巴黎和平条约》签署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并抵制全国大选。
（十二）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红色高棉内部对大选有两种主张：乔森潘力主参加大选，回归社会；但波尔布特主张不参加大选。最后波尔布特的主张占上风，红色高棉仍割据一方。柬埔寨问题专家认为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失策，这使红色高棉与社会隔绝，失去回归社会的大好时机。自1993年以后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王国政府军事进攻和和平安抚的攻势下逐步走向分化、瓦解、衰落，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家政党都参加1993年5月举行的柬埔寨全国大选，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合法回归柬埔寨政府的历史性机遇。1993年4月至6月，联合国组织在柬埔寨进行了总选举，由西哈努克的次子诺罗敦·拉那烈率领的奉辛比克党成为第一大党。1993年6月14日柬埔寨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3月18日违宪政变前的一切权利和地位，并授予他国家元首的所有权力。同年9月24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同日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举西哈努克为国王、终身国家元首。柬埔寨大选后柬埔寨组成柬埔寨王国政府，柬埔寨奉辛比克党和柬埔寨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柬埔寨王国第一首相，洪森为柬埔寨王国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社会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地盘和解散军队。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条约，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政党。 （十三）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7月11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文宣布成立由乔森潘任总理的民族团结救国临时政府。1996年柬王国政府加紧进攻，瓦解红色高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3月驻守梅莱山根据地的红色高棉18师师长兴朋率部向政府投诚。在柬埔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士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红色高棉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党的绝对领导，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结果激起政变。红色高棉第二号领导人英萨利主张政治谈判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紧接着1996年8月英萨利率领两个师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英萨利在控制拜林地区，率领两个师（3000余人）宣布脱离红色高棉投诚柬埔寨王国，并与政府达成停火、和解原则协议。柬埔寨首相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英萨利达成和解条约，允许英萨利在解放区享有自治权利，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10月柬第二首相洪森赴拜林同英萨利会晤，洪森在欢迎仪式上承诺原红色高棉军民回归民族大家庭后可保留原有的房地产、职务、军衔等。
（十四）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柬埔寨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红色高棉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红色高棉，而后改组加入柬埔寨王国军（高棉王家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近80%的军队，大势已去。1997年柬埔寨奉辛比克党与柬埔寨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红色高棉成员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洪森的柬埔寨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拉那烈，完全控制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柬埔寨再次举行全国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柬埔寨人民党前身为成立于1951年6月28日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1991年10月改为现名。现任党主席为洪森，名誉主席为韩桑林，现有党员400万。1991年宣布实行自由民主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1993年大选后人民党顺应形势，同意恢复君主立宪制，与奉辛比克党联合执政。1998年大选获胜，洪森出任首相。在2002年初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人民党获得绝大多数乡（区）长职位，2003年大选人民党再次获胜，获73个国会议席，洪森续任首相。 （十五）该党主张对内维护政局稳定，致力于经济发展和脱贫，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对外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加强南南合作、缩小贫富差距及加强区域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重视同周边邻国的友好合作以及与中、日、法等大国发展友好关系，积极改善同美及西方的关系，以争取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2001年2月人民党召开第五届二十八中全会，审议通过2000年工作报告，制定2001年工作目标，审议通过乡区理事会选举方案。7月人民党召开五届二十九中全会，谢辛表示要加强同奉党合作，推动地方选举如期顺利举行。12月人民党召开五届三十中全会，洪森作关于柬国内形势和人民党筹备乡选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报告。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音译为奉辛比克党，为柬埔寨的一个政党。柬埔寨奉辛比克党由西哈努克于1981年创建，1993年柬埔寨国会大选该党获胜，成为该国会的第一大党，主席拉那烈出任柬埔寨政府的第一首相，1998年的国会大选之后奉辛比克党退居第二大党。英萨利和兴朋投向政府后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和梅莱山两个重要根据地而元气大伤，此后红色高棉内部矛盾加剧。1997年6月11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派人杀害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及全家，波尔布特指控宋成分裂红色高棉，准备投降洪森。宋成的部下的10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围剿波尔布特残部，波尔布特带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逃往柬泰边境丛林中。
（十六）1997年7月22日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基地安隆汶成为阶下囚，他因6月下令杀害“国防部长”宋成及其家属以及“对人民和国家犯下严重的罪行”而受到红色高棉的公开审讯，被判终身监禁。7月25日红色高棉在柬泰边境安隆文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约有5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和村民参加，此后红色高棉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9人委员会”，塔莫（1926年—2006年7月21日）、乔森潘、农谢成为主要领导人。1998年4月15日深夜11时15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安隆文附近的一座小木屋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4月下旬红色高棉最后一个据点安隆汶失守，塔莫等率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进入柬泰边境丛林中。1998年4月波尔布特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降浪潮。1998年12月25日前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从拜林分别致函洪森，宣布尊重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不懈努力的西哈努克国王，承认和尊重柬埔寨王国宪法，承认按照宪法成立的、以洪森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他们表示坚决拥护柬王国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希望这一纲领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柬埔寨在自由民主多党制基础上的民族和解、国家和平与稳定。洪森当天复函乔森潘和农谢，以柬埔寨王国政府、柬武装力量总司令和他本人的名义对他们回归柬埔寨社会的决定表示欢迎。洪森说：“你们的行动体现全体柬埔寨人民希望结束战争、寻求和平、实现民族和解和重建祖国的真诚愿望。” （十七）乔森潘先在拜林通过电话与洪森进行联系，表示他和农谢要求投向政府。洪森当即与正在北京养病的西哈努克国王进行联系，国王表示欢迎，乔森潘和农谢获悉后便作出投向政府的决定。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降以及领导人乔森潘、农谢的投降，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降年和终结年。到1998年12月初，几乎所有红色高棉武装力量都已投向柬埔寨王国政府，红色高棉领导人中只剩下塔莫仍藏匿在柬泰边境一带。在1998年期间由于有不少赤柬关键人物向政府投诚，在赤柬高层陆续死去及包括农谢、乔森潘和英沙里等人向洪森政府投诚的情况下红色高棉领导人中只剩下藏匿在柬泰边境一带的塔莫，塔莫成为赤柬的最后领导人。1999年3月6日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军方擒获，随后被送往金边，与康克由（1942年11月17日—2020年9月2日）一同被扣留。2007年由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陆续逮捕农谢、三英沙里及他的夫人英蒂迪、乔森潘，加上已于1999年被捕的康克由、塔莫，构成特别法庭的主要被告。2009年2月18日特别法庭开庭提审康克由，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成员及主要领导人的序幕。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S-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2012年2月3日特别法庭驳回其上诉，改判为无期徒刑。
（十八）柬埔寨特别法庭在2009年2月17日首次正式开庭审理前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当日受审的被告是民主柬埔寨时期S－21监狱的负责人康盖尧（别名“杜池”）， 康盖尧于2007年7月31日被柬埔寨特别法庭拘押，他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虐待等罪行，根据法庭文件称在他担任S－21监狱负责人期间共有1.5万名囚犯被处决或因受虐待和条件恶劣等原因死亡。柬埔寨特别法庭由联合国和柬政府联合成立，专门用于审判涉嫌犯有严重反人类罪行的前民柬领导人。除康盖尧外还有4名被告被该法庭拘押，包括前民柬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民柬二号人物农谢、民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英萨利及其担任社会事务部长的妻子英蒂丽，他们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被十万越南军队和内部的反叛武装推翻 此后有关红色高棉血腥的历史资料逐步公诸于世。而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档案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是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匿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资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台风，肆虐过后除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痕迹可寻。 （十九）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
（二十）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两万人。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1973年5月开始在红色高棉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红色高棉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红色高棉领导层抛弃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 （二十一）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时红色高棉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于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者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后来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1979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
（二十二）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时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27日广播的宣布柬埔寨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外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者，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二十三）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者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二十四）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后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在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建立政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每公顷生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1976年8月正式宣布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一位领导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分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公民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中央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柬埔寨共产党党内清洗和对被怀疑的公民的处决。 （二十五）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领导干部问罪，这就迫使柬埔寨共产党基层领导干部把公民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子虚乌有“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国家，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为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柬埔寨共产党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柬埔寨共产党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1976年12月当S21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波尔布特召开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时很清楚的是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二十六）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特征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党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柬埔寨共产党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建立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建立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农民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户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最能体现柬埔寨中央集权方面柬埔寨共产党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红色高棉两位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法国留学时期就结成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塔莫。此人不但因镇压东部地区叛乱而有铁腕将军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位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位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位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 （二十七）五位女儿中的一位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位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位也是某家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伯”。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和国家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铁腕将军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年4月被捕），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而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公民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大学，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货币，柬埔寨共产党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傀儡国家。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以为取消商品货币、城里人统统赶到乡下、建立人们集中劳动集中居住的营地就是共产主义，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以上百万同胞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修正主义
（一）修正主义是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思潮，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修正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其社会基础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逐步形成起来的工人贵族阶层以及补充到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伯恩施坦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歪曲、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而得名。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代表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和“系统”的修正。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使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及观点更加系统化，并以完整的形式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在哲学方面宣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企图以唯心论代替唯物论，用简单的进化论去代替革命的辩证法。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竭力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消除自身的经济危机，否定马克思的关于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鼓吹阶级合作，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二）总之主张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迁就眼前的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求一时的实际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不是个别人的过错和叛变，而是资本主义数十年和平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曾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第二国际的破产，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它进行坚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完善与发展逼使它的敌人（即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反动势力）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从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公然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亦称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之后主要代表是考茨基。修正主义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哲学上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宣扬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诱骗工人群众为谋取暂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为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而奋斗的任务。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修正主义曾在各国泛滥一时，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自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对“双胞胎”正式登上人类社会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的斗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也基本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彻底性、论述革命理论中的完整性、严密性和科学性而在无产阶级中获得崇高的声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而修正主义一改以往的方法，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原理部分进行所谓的“修正”。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形式，表现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是以维护、巩固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制度为目标的思潮和势力，其本质上的私欲膨胀性、相互联合协作性、国际性都有是十分显著的。自正式产生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它就像瘟疫一样地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中传播开来，特别是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瘟疫曾一次又一次地以共产党的特殊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一步一步地摧毁共产党人向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个“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把共产党搞成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天然敌。把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引向邪路和不归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和甚至是致命的危害，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最终瓦解。这之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它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把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垮，使这些代表正义力量的国家绝大多数走上亡党、亡国之路。
（四）修正主义形成体系并成为集大成者是开山鼻祖伯恩施坦（1850年-1932年），因伯恩施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首先提出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修正”，从而公开地、全面地篡改马克思主义，故又称伯恩施坦主义。伯恩施坦1850年1月6日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青年时期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由于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开始信仰社会主义。早期的伯恩施坦思想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的重大影响，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伯恩施坦在革命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因有力地批评拉萨尔主义，甚至得到“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又热情地赞扬拉萨尔主义，并将拉萨尔誉为自己的“导师”，发展成为长期担任德国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修正主义的主要首领和标志性人物。修正主义最重要的第一继任者、创新发展者考茨基（1854年-1938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修正主义的领袖、理论家，考茨基在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74年进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77年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伦敦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883-1917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并以此身份参加党的领导机构的活动，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五）魏巍根据对苏联等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观察后总结出现代修正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打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的是帝国主义的路子。他们一般都依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或种种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却以实用主义的方法阉割其革命的灵魂。他们口头上挂着人民群众，实质上却代表着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他们共同的手法是欺骗，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反社会主义的面貌出现是不得人心的，是无法得逞的。因此他们往往以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弊端为名，干的却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之实，他们有时甚至只做不说，或者做成再说；前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其《苏联政变亲历说》中曾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句话确实说要害处，放弃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致命因素；在依靠谁的问题上他们天天都说依靠人民、依靠工人阶级，实际上却天天都在改变其主人翁的地位。而其真正依靠的却是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资产阶级专政。
（六）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势力和国内新生贵族势力形成的形势下代表已经形成的新生资产阶级贵族势力集团，采取聪明的迂回战术，不断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用部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否定整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修正主义来替代马克思列宁主义。1961年10月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和两全”等修正主义纲领的政治路线，推出“在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赫鲁晓夫集团在政治路线方面全面推行和实施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联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强化物质刺激等。赫鲁晓夫在对外关系方面，推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分裂主义，破坏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兄弟党准则，否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七）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发生重大分裂，苏共作出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赫鲁晓夫开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修正主义局面并没有结束，仍然被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的苏共较完整地保持下来。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推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共产党虽然成为执政党，但由于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存在着特殊的天然联系——前者由后者经过革命而形成，仍然存在和运用着大量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及存在着许多可能让私欲继续膨胀的优厚条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孳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土壤气候；而且国际上还存在着数量上占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势力集团，在军事上、经济上、经验上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资产阶级势力集团。如果不时时警惕和防止，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形式的与资产阶级志同道合的修正主义集团势力，甚至造成严重泛滥的后果，半途而废地把马克思主义开创的，经过亿万无产阶级流血牺牲获得的革命成果彻底断送。由资本主义脱胎而降生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遗留下许多原社会存在与发展中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旧痕迹，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小生产者和私有者，存在着势力不小且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遗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纵容私欲膨胀的旧思想、旧道德的影响和作用，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势力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赞赏，很大一部分人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知是什么，但谈起过去人吃人、人剥削人的制度时却津津乐道。
（八）失去生产资料和政治统治权的剥削阶级率领着小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不断地鼓噪，凭借其在政治上的熟练老道和经济上曾有过的实力、信仰上的决心而不断地要争取到舆论上的发言权和控制权，通过特殊的“公民”参政议政权而发挥作用，妄图恢复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的、已经消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劳动大众（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领导层）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腐蚀和瓦解作用，而且这些原剥削阶级总是要变换手法从执政的集团中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表人物，而这些当了俘虏的代表人物就会利用其所掌握的“发言权”和“代言人”的位置，又总是自然而然地为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伺机而动，遇有合适的条件就主张并推行走资本主义道路。执政党稍不警惕就会顺水推舟、“顺应天时，合乎民意”地推行起修正主义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主体是由坚持各种理论和理想的（包括各种阶级和阶层、各种思想的人组成的浩浩荡荡大军），金子和泥沙混杂、杂草和五谷并生，其中就不乏许多投机钻营之徒，也不乏许多意志不十分坚强者。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指引下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或是在大革命的洪流席卷下不赞成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也必然会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被卷入，这些善于伪装的机会主义者往往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九）如果说这些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革命性是表面的或短暂的，而谋求到比别人高一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则是根本所在和永恒的，所有的和一切的“主义”都是为自己转变成为上等人服务的。当这些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谋到理想的上等人位置后其革命性就可能消耗殆尽或者说是到了尽头，主要的目标变成采取各种最有效的办法来竭尽心力地维护和发展已有的优越地位，甚至是千方百计地享受起“打天下，坐天下”的上等人生活来。一群剥削阶级代替另一群剥削阶级对一起奋斗过的劳动大众要么施点“仁政”，要么发点“善心”来给予适当的安抚。如果说还有进取心，那就是再往上爬并把这种成功的奋斗永远固化下来，把劳动大众奋斗得来的幸福转化给自己的子孙万万代，希望尽快走资本主义道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并保护下来。另一方面是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或缺乏革命理论武装的追随者，也可能经受不住国内外资产阶级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引诱和拉拢，而逐步顺水推舟地发展或者蜕化变质后站到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实践当中感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活原来是这么的丰富多彩，变成修正主义的帮凶和积极实践的推行者。知识分子在各个社会阶段的历史中都是构成社会及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知识分子同样是由学习和掌握、研究和发展、推广和应用各种科学、知识、理论的人员构成，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支生力军。
（十）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对广大的劳动大众与自己平起平坐心里总是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总认为自己要高于工农劳动大众一筹。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天然地与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感情上的交往关系，在接触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腐蚀，也很容易掌握并接受一些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和可供借鉴的成功道路，逼着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者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健全完善、不断地有所创新、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就可能导致用百倍的精力奋斗却收到微不足道甚至相反的效果，如果造成失误后还要承担失败的完全责任。这就需要革命的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出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的杰出领袖集团，否则将可能走进半途而废的死胡同。资本主义在战胜封建主义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主、法制等方面建设也已经历好几世纪的历史，其成功之道堪称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如何对资本主义的成功之道进行借鉴？借鉴的范围是哪些？借鉴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慎重处理和严肃对待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乏其主观上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事办好，实践中要么生搬硬套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要么全盘引进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 （十一）这样的方法倒也简单，运行起来得心应手，出了问题也有解决的国际惯例可以遵循。但却从根本忽视自己的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并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出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或者走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反的道路；取消公有制，维护和扩大阶级分化和加深剥削程度，忽略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按劳取酬和共同富裕。这些难于确定变动因素都很容易导致精明人办傻事，不知不觉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中。纵观社会主义国家所走过的政治体制轨迹图来看基本上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模式，这既有社会主义社会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无序竞争弊端的原因，也有被帝国主义全面而又重重包围的客观原因，还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打歼灭战的现实原因，再有无产阶级领袖威望崇高的历史原因，更有的就是长期一党一人执政难变的特色原因。如果最高权力是掌握在坚定的、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所赋予的所有权力都用到为无产者和劳动大众谋福利上，用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上，这种高度集权应该说是非常必要，更是不可缺少的。倘若这种高度集权的最高权力被私心严重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所利用甚至篡夺，这些人掌权后通过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操纵各级政治、经济、军事组织为自己谋取福利来，用集权所赋予的各种能量实行起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的权力转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狼牙大棒。
（十二）虚化、乌化和污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千方百计打击和迫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费尽心机地采取各种手段把广大工人农民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物质大厦基础不断地转化为自己和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进而合理合法地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进行分而治之式的无情剥削、压迫，使用国家的镇压大权把劳动者再次沦为名符其实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也由于新产生的无产者在资本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多重压迫下没有人敢带头起来反抗来争取自己的天然权力，更缺乏必要的组织领导而导致势单力薄和相互孤立无援的状况，劳动大众又被现代修正主义整体地推到革命前境地的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度的集权的体制很容易转化成为限制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再次进行革命运动的桎梏工具，变成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为自己私欲膨胀的温床，变成修正主义能够相当长时期内公开泛滥的利器。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指导无产阶级如何掘资本主义墓的彻底革命理论，所以一出现就遭到资产阶级的切齿痛恨，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天然地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敌人。而修正主义的天然祖宗是资产阶级，骨髓深处唯有资本主义是可以追求的正统目标，天然就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盟友，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不同罢了。是天然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的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引向邪路上。 （十三）纵观修正主义的罪恶形成和发展历史都是一脉相承，其产生和发展有着各种特定的历史根源，即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执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都存在着产生修正主义的特殊环境，修正主义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不断地孕育、发展。也就是说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各样社会思潮、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向外扩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修正主义都可能不断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展成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思潮。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生与发展是有着其深层次的条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是社会基础，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特定形式表现出来，本质和主要特征却是一脉相承的，即换汤不换药。对于修正主义来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着大小之分和涉及范围程度之别，但从修正主义的实质上来分析却都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各式资产阶级都能够共同享用的东西，使之蜕化为毫无生气、缺乏革命性的玄学与闲学。总是打着各种旗号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变换着各种手法，采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和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创造各种理论对革命的本质进行“修正”和“阉割”，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不阴不阳的怪物，变成资本主义的可以直接利用工具。
（十四）修正主义在社会中的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后彻底地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誉，使深受修正主义之害的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看成一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无用之物。严重损坏所有共产党的崇高形象，使深受修正主义之害的人民把共产党都看成一伙名符其实的政治骗子。摧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天然彻底革命性，使深受修正主义之害的人民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实实在在的陷阱。修正主义者手段：夺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话语霸权；故意淡化或抹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之名推行资本主义；借口代表人民而为资产阶级利益奋斗；用阴谋诡计代替革命的鲜明光明正大性；用腐朽和剥削代替公平与正义；用国际霸权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修正主义一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篡改、否定的一类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势力，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使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最终结果就是当各种不利因素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引发新一轮的革命。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社会党国际尽管奉行社会改良主义，但也不得不汲取历史教训，在《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中用很大篇幅谈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灾难，这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党国际也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的形势预测。 （十五）伯恩施坦所作的未来形势预测也就是所谓“无危机、无灾变”和“阶级斗争文明化”的断言以及在斗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建议，被历史特别是1905年以后战争与危机时代的证明是基本错误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既然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所以最后要谈谈对于社会改良主义的评价。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没有革命形势时就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获得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从事社会改良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劳动条件、社会状况的社会改良成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领域参加竞选，积极从事议会斗争，力求通过参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上支持工会组织罢工，进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劳资斗争。在文化领域创办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善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工人职业教育。这三个领域的斗争都属于社会改良范畴，都取得很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近百年来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积极肯定、高度评价的。 无政府主义
（一）无政府主义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是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废除政府当局与所有的政府管理机构。无政府主义包含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个体的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无政府主义包含不同的分支和流派，虽然他们都有着反对国家的共同特色，但却在其他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包括是否进行武装斗争，或以和平非暴力建立社会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在经济的观点上也有显著的差异，从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至主张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在史前的狩猎时代人类主要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政府和国家，只有小规模的财富积累和劳动分工，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这段时期为原始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主义倾向可以溯源至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比如斯多葛派哲学创始人芝诺，还有阿瑞斯提普斯，他说智者不应该为政府放弃自己的自由。之后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包括中世纪的自由人、再洗礼派教徒、英格兰的掘地者和激进者团体也都被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概念。
（二）古希腊被西方认为是首先创造作为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作出这一贡献，他被克鲁泡特金称为“古希腊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诠释者”。按克鲁泡特金的总结称：“芝诺批判国家万能、干涉和管制，并提出个人的道德法则的重要。”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之内芝诺无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张和政府论相对，后者的代表性表述为柏拉图共和政体和乌托邦。芝诺提出人有自卫本能，这让人变得利己，自然也相应的赋予人类另一本能——社会性。像一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是他相信如果人们按照本能行事就不需要法律、法院或是警察，不需要寺庙和公共偶像崇拜，也不用钱（赠品经济代替交换）。16世纪欧洲的再洗礼派教徒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宗教先驱，英国现代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认为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以这个前提时他们到达共产主义。”17世纪英国内战时掘地者中的Gerrard Winstanley则出版一个小册子来提倡公社所有制以及以小块耕地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驱。1793年威廉·戈德温出版《对政治正义的评论》，其中他借批评政府来发表他的自由社会观点，有些人认为这是首次无政府主义论述，把戈德温称作“无政府哲学的创立者”。除了出于个人在面对外来侵犯时会自发联合外戈德温反对其它任何有组织的个人劳动合作，认为这会妨碍善行，他甚至反对管弦乐团。 （三）他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支持者，支持个人私有产权，并定义它为一种帝权，使每个人有通过勤劳获取产出的资格。但直到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仍未存在，而“无政府主义者”一词也仍然是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用以羞辱其他较激进派系的负面用语。麦克斯·施蒂纳在他所著的《自我及所有》一书中主张一般社会所公认的制度（包括国家的概念、“财产是一种权利”的概念、自然权利的概念和一般对社会的概念）都只是幽灵在脑海里作祟的幻象，主张个人便是社会的本质。他主张利己主义和一种形式的非道德主义，个人只有在切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联合起来成为“利己主义者们的组织”。对他而言财产只是由能力决定的，知道如何去拥有它们、保护它们，那便是他的财产，并且在自己能力所及之内的便是自己的东西。只要自己能显示出自己占有者的身分，那自己便是这个东西的所有人。施蒂纳从没有自称他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接受“利己主义者”这个称号。不过他仍被许多人视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反对国家、法律、和政府和他的理念也影响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对他的理念的解读有着许多分歧。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如本杰明·塔克）都宣称受到施蒂纳的影响，爱玛·戈尔德曼也在演讲中宣扬他的理念。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抗集体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特别强调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在美国发展，他们最显著的特色是拥护对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
（四）个人无政府主义也源自于一些欧洲的思想家，包括威廉·戈德温、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王尔德、麦克斯·施蒂纳等人，不过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大部分理论主要还是源自于美国的思想家如莱桑德·斯波纳、约书亚·沃伦 、本杰明·塔克、史蒂芬·皮尔·安德鲁斯、和亨利·戴维·梭罗等人的影响。个人无政府主义有时也被视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支，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自由无政府主义”，其他19世纪的个人主义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史蒂芬·皮尔·安德鲁斯、维多·尤拉斯。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互助主义）则是根基于劳动价值理论上，认为产品的价值是根基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量大小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认为将一件商品的价格调高而超过生产的成本是不道德的，这也被称为“成本即为价格限制”理论。为了确保劳工能取得产品的全部价值，他们主张商品被收购时的价格应该与生产时的劳动程度相等，如此一来劳工们取得的价值便与劳动程度相等，而那些没有劳动的人则不会取得任何价值。这样一来雇主便无法通过雇佣关系从雇员的劳动中取得任何利益，以避免剥削的产生。而贷款所获得的利息通常被认为是高利贷的行为，因为这种收入被视为是不劳而获的。对个人主义者而言来自利息、雇佣和土地租金的利润只有可能在政府主导的“垄断”（强迫性垄断）和“特权”下才有可能产生，因为只有政府的力量才能限制市场的竞争，并限制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上。 （五）美国个人无政府主义的背景可以追溯至美国革命以及1794年抗缴酒税的威士忌酒反抗和其他在美国独立后类似的地区性反抗行动，社会契约论正当化北美殖民地从大英帝国分离的举动，西部边疆的开拓者进一步延伸这个理论，主张开拓者们在以村庄为根基的小规模社区生活，这些郡和市镇应有权脱离美国联邦。虽然威士忌酒反抗被乔治·华盛顿平息了，但西维吉尼亚州还是在美国内战时从维吉尼亚州里分离出来，维吉尼亚州则加入脱离联邦的美利坚联盟国。美国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特色是极为支持对于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和一个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在1825年约书亚·沃伦参与罗伯特·欧文所领导的社群主义实验，试图建立一个和谐的移民社区，但不久后实验由于众多内部的冲突而告失败。沃伦指责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社群里的成员缺乏自我所有权以及缺乏私人的财产，沃伦继续组织几次在他看来是尊重“自我所有权”的无政府主义实验社区，本杰明·塔克（1854年4月17日-1939年6月22日）称沃伦是第一个阐述并公式化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人。本杰明·塔克在认识约书亚·沃伦和威廉·贝奇德·葛林后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兴趣，塔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概念结合许多理论家的概念：葛林的互助银行的概念、沃伦的“成本即为价格限制”的概念（一种非正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普鲁东的市场无政府主义、麦克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平等自由的法律”概念。
（六）塔克强烈主张个人应有权占、有他们劳动所得的产品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并相信应以市场经济来贸易这些产品。不过如同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是他反对智慧财产的权利，也反对其他在土地和自然资源上的所有权，而支持所谓的“占有并使用”的概念。他主张在一个没有国家控制的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里，缺乏竞争的存在将能消除利润、利息和租金的产生，并能保证所有劳工可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许多个人主义者（如塔克和尤拉斯）支持市场保护那些进行生产的劳工、占有，并使用土地的农民。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为根基发展的一种理论，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将没有权力机构能禁止任何人经由自由市场提供各种服务，也就是那些在现代大多数政府里都允许自由提供的服务，除了某些由国家垄断的服务【如国防、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警察）、立法/管理机构（法庭）和环境保护】。由于无政府资本主义并不反对利润、租金、利息或资本主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承认无政府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如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和英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都明确表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不过一些学者的确将无政府资本主义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无政府资本主义通常根基于互不侵犯原则上，先行使用暴力便是在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这和正义战争理论类似，先行侵略是错误的，但报复的反击（同比例的）是被允许的。 （七）支持这种自然法原则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指出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在个人层次的互不侵犯原则，但却无法接受其套用在政府的层面，也因此给予政府一种超高道德的地位。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坚持应该将互不侵犯原则套用在政府层面上，其他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则以功利主义的基础来解释，认为政府的垄断有着和其他垄断一样的缺点，例如昂贵却品质低下的公共服务。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包括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类似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哲学在罗斯巴德之前便已存在，例如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和奥伯伦·赫伯特。莫利纳里和赫伯特都曾明白拒绝无政府主义的标签，将无政府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流派画上等号。莫利纳里只自称为经济学家，赫伯特则自称为自愿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难题在于如何在无政府的前提下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通常被认为是第一名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他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以此自称，因此一些人主张普鲁东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创立者。普鲁东发展一种以自发性秩序为根基的社会理论，称为互助主义。在这种社会里并没有类似政府的中央控制机构，使个体得以依照各自的意愿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既定宗教制度的反抗启发许多之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使他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八）对普鲁东而言：“资本在政治领域上是和政府类似的东西，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府或权力机构的政治和教会在神学上的观点三者都是同样一种概念，以许多形式互相连结，攻击其中任何一者便等同攻击全部三者，如同资本对劳工的影响、国家对自由的影响、教会对心灵的影响一般。这种三位一体的专制制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有害的，压迫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同时地奴役他的身体、意志和理性。”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普鲁东著名的宣称财产权是一种偷窃，在书里他反对建立一种“财产权”的制度，以避免财产所有人得以随意的使用和滥用他们的财产（例如剥削劳工以求取利润）。然而普鲁东的看法在后来完全改变，他改为宣称“财产权是一种自由”，认为个人能以财产权来抗衡国家的权力。表面上看来普鲁东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但如同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财产权理论》一书里主张的：普鲁东强烈地对比他所谓的“财产”，依据平等和正义的原则来有限制的运用资源、资本和产品的权利与现代“财产权”的形式。”但他最后也承认只有在所有权不受任何大小限制的情况下自由才得以获得保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普鲁东说：“我们应该从哪里找寻对抗国家的制衡力量？只有财产才能办的到。完全的国家权利是与完全的财产所有权利相冲突的，财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力量。” （九）普鲁东的互助主义根基于在工作场所、土地和房屋上对于私人财产的对抗，主张这些东西应该被他们的使用者“占有”（所有累积的资本属于社会的财产，没有人可以独占其所有权）。同时他也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应该支付劳工报酬，但他也反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如某人纯粹借由他人的劳动赚取利润）。他进一步主张劳工们应该将他们自行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民主社会，所有成员应享有同等的身分，以免再次沦为封建制度。普鲁东的观念影响法国的劳动阶级运动，他的追随者也在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相当活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彼得·克鲁泡特金则反对普鲁东支持劳动产品的“私人财产”（如报酬或称之“劳动结果的酬劳”），而是主张由劳工们自由分配产品。普鲁东厌恶共产主义在集体主义上的观点，而巴枯宁原本还相当同情之，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之后巴枯宁也与共产主义断绝关系，但他仍然保持中央集权的概念，成为无政府集体主义。无政府集体主义支持支付劳工酬劳，但仍坚持在革命后转型为共产主义体制的可能性，由共产体制依据每个人的需求来分配产品。巴枯宁的学生詹姆士·季佑姆将巴枯宁的概念写入论文里：“当生产的速度高过消耗的速度时所有人将能从社会所储备的商品里拿取他所需要的部分，无须担忧匮乏。如此一来将能大幅提升自由而平等的劳工们的道德感，将能避免或大幅减少滥用和浪费的现象。”
（十）克鲁泡特金通常被视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在他的著作里描绘出他的经济理想。克鲁泡特金觉得合作会比竞争更有益，主张合作是自然状态的现象。他主张借由人们自行没收全社会的财富来废止私人财产，并以一个由人们自愿组织、无阶层分别的网络来协调经济运作。他主张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里房屋、田地、和工厂都不再是私人财产，而是归属于公社或国家的，而货币、工资、和贸易将会被废止。个人和团体将会使用并控制他们所需要的资源，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便是将收割或制造出的产品分配给所有人，让每个人自由的使用他们。除此之外他重复的强调道（如其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将不会强迫个人接受共产主义，主张占有他们所能耕种的土地大小的小耕农们、居住在对他们人数而言大小适当的房屋的家庭们和使用他们自己的工具或纺织机的工匠们都能自由的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一些人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占有和财产的观念上与普鲁东的一些理念类似。其他重要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还包括爱玛·戈尔德曼、亚历山大·贝克曼、和艾力格·马拉泰斯塔，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认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目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厌恶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融合。一些个人无政府者批评废止私人财产是和自由不相容的，例如本杰明·塔克在他出版的作品里批评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假冒的无政府主义”。 （十一）在欧洲中1848年的革命招致严厉的镇压。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简称“第一国际”）成立，联合欧洲各地革命的流派，包括法国那些普鲁东和巴枯宁理念的拥护者、英国的工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由于它确实连结各地激进的劳工运动者，第一国际成为相当重要的组织。卡尔·马克思是当时第一国际里的领导人和委员会里的成员，普鲁东互助主义的拥护者则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支持政治的节制和小资产的拥有人。米哈依尔·巴枯宁在1868年也加入反对马克思的行列，结合第一国际里反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区块。首先拥护马克思的集产主义劳工将第一国际推向更具革命性质的方向，接着第一国际开始分裂为两个派系，两派各自以马克思和巴枯宁为领导人。两派最明显的差异是在战略上的，围绕着巴枯宁的无政府集产主义者只在经济上直接与资本主义斗争，而不去介入在政治上的议会体制”。相反马克思和其拥护者则专注于在议会政体的活动，并寻求一个有着中央领导和掌控的政党组织以进行斗争。巴枯宁批评马克思的理想为独裁主义，并预言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夺取权力后他们将会变的和他们所反抗的统治阶级一样糟糕。1872年第一国际中冲突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者靠人数优势在海牙大会（1872）中投票而逐出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并将第一国际的总部迁往纽约，这通常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冲突的由来。许多现代左翼内部的争论都可以追溯回当初巴枯宁和马克思的争论，他们对于革命政党所应扮演的角色以及革命后的社会问题上产生分歧。许多左翼份子、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传统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以领导革命的政党来组成新国家的概念，这一部分是因为历史上苏联的失败，也是因为这样的革命只是以一个新的官僚阶级来取代原有的独裁官僚罢了。
（十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种将劳工运动作为革命主要角色的无政府主义形式，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建立革命性质的工会，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夺取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并以直接行动和总罢工等手段来推翻国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追求废止工资制度，并废止对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他们认为那是造成阶级分裂的原因）。在1871年的镇压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再度出现，影响Bourses de Travails自治劳工团体和工会。1895年法国总工会（CGT）成立，成为第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运动。1914年后CGT开始远离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纳合作主义，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国际合作。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会联盟在1870年代至1910年代间形成，最成功的是在1910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CNT）。在1940年代前CNT是西班牙劳工阶层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在1934年拥有158万名会员，CNT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拉丁美洲的无政府主义也有着强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分，拉丁美洲主要的工会联盟都采纳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计划，最显著的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在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中也有显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CNT在1922年加入国际劳工协会（无政府工团主义为取代第一国际而创建的联盟），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等15个不同的国家中有将近2百万名成员。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在西班牙，由西班牙联合总工会（ CGT）和CNT组成。CGT宣称拥有定期缴交会费的成员为6万人，并在选举中获得超过一百万张选票。其他活跃的工团主义运动还包括美国的劳工团结联盟和英国的团结联盟，具革命性质的产业工会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也依然存在，宣称拥有2000名定期缴交会费的成员。 （十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世界产联”，是美国的工会组织，1905年建立，领导者有德布兹、德莱昂、海乌德等，会员主要为非熟练和低工资工人。1908年发生分裂，形成海乌德领导的芝加哥集团和德莱昂领导的底特律集团。芝加哥产联曾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领导过一百五十余次大罢工，但其纲领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1918年海乌德等被捕后影响日衰。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和理论都产生极大的震撼，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原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然而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转过头来对付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反对派，冲突在1921年的克伦斯塔叛变中达到顶点。在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大量逮捕，或者转为地下组织，有的人则加入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中由内斯托尔·马克诺所领导的无政府主义农民军队在俄国内战中同时与白军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被驱逐出境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尔德曼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贝克曼回到俄国后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同见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对克伦斯塔叛变的镇压，两人都在这时写下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以揭露被布尔什维克掩盖的真相，对他们而言巴枯宁当初所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掌权的后果可说是再真实不过。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和接下来的俄国内战中的胜利严重损害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许多劳工和激进份子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当作是革命的榜样，共产主义的政党大幅成长大幅削弱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运动。
（十四）在法国和美国中主要的工团主义运动如法国总工会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都重新进行组织，远离无政府主义的路线，向第三国际靠拢。包括内斯托尔·马克诺在内的许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至巴黎，他们认为必须发展一种新形式的组织以与布尔什维克作区隔。他们在1926年发表宣言，被称为“自由共产主义组织纲领”，被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支持，不过也被许多人反对。这份纲领持续影响一些现代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相信无政府主义运动应该围绕着理论团结、战术团结、集体责任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以纲领为原则的团体还包括爱尔兰的劳工团结运动和北美的东北部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盟。在1920和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的冲突本质被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改变了，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无政府主义面临不同的选择：是否要加入由改革派民主主义者和倾向苏联的共产主义者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同盟以对抗法西斯主义。从意大利流亡的一名无政府主对此说道：“法西斯主义并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而已，它如同其他所有政府一般使用暴力，它是所能想象中最独裁而又最暴力的政府，它代表对权力原则的理论和实践的极度赞扬。”无政府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首先在意大利出现，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法西斯的组织“Arditi del Popolo”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团体在意大利是无政府主义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并且取得多次的胜利，包括1922年8月在帕尔玛的堡垒击败数千名法西斯黑衫党党员。 （十五）不幸地的是无政府主义提出的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呼吁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所忽略，直到后来大势已去。在西班牙中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最初拒绝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选举联盟，CNT的弃权导致右翼在选举中获胜，但在1936年CNT改变其政策，无政府主义者们投票支持人民阵线重新掌权。一个月后统治阶层发动政变，西班牙内战（1936-1939）爆发。为了对抗军队的叛变，由无政府主义主导的农民和劳工们在武装民兵的支持下攻占主要的城市巴塞罗那以及其他面积广大的乡村地区，在乡村实行集体化。但最后法西斯主义还是在1939年获胜，无政府主义者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CNT的领导阶层往往陷入混乱和分裂，一些成员参与政府导致极大争议，斯大林主义的军队也迫害反对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自从1970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又开始与新崛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斗争，在德国和英国中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与激进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团体合作，一起对抗法西斯主义。他们主张直接以自身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战斗，而不是依赖政府采取行动，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产生类似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