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政举措

（一）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自治共和国，国内战争期间为抗击共同的敌人，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建立军事政治同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开始，为了统一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了联合问题。1922年8月联共（布）中央成立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各苏维埃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格鲁吉亚领导人反对这一方案，遭到粗暴的对待。病中的列宁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严厉批评“自治化”方案和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1923年1月4日列宁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发生一场大清洗运动，30年代初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1934年12月1日发生的谢尔盖·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导火线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5年1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名前反对派分子，罪名是他们在托洛茨基指使下组织“列宁格勒总部”、“莫斯科总部”等地下反革命组织，阴谋暗杀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被害就是他们策划的。被告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很多人遭到逮捕，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部分人在饥饿、疾病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死亡。

（二）苏联境内的诸多少数族裔被集体迁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摩尔多瓦人、犹太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朝鲜人等等。军界、经济、艺术等社会各界不少精英被清肃，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中李森科主义盛行，把遗传学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在遗传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斥为“顽固的反苏维埃分子”，甚至作为“外国帝国主义间谍”加以残酷迫害。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8年至1932年推行，其主要目标是发展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认识到工业的进步必须由农业基础的发展上加以支持，故此斯大林将全国的农业发展纳入计划之中，通过小农庄的合并成大型集体农庄以推动现代化耕作方法，包括机械化生产及采用化肥以及达至规模经济来共同享有土地、农产品及生产设备。

（三）集体农场的生产目标由国家根据全国或地区需要加以规定，由1929年开始集体农场的数目有5.7万个，至翌年则增加至8万多个，此后自1931年开始国营集体农庄数一直维持至20万个以上。但农业集体化却深受农民（特别是富农）的反对，农民不愿将土地及农产品交予政府，不愿在政府的控制计划下进行生产。于是大批农民宰屠家畜，烧毁农作物，以免被政府充公，引致农产产量的急剧下降。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33年至1937年推行，其主要目标则由农业转为发展重工业，斯大林为煤、铁、钢等工业生产定下高额生产目标，并下令兴建发电站、矿井及油田，又改进运输设施。结果在短短数年间工业产量有大幅度提升，以钢产量为例：1938年的钢产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近三倍，比1920年的最低潮高出百多倍，仅次于美国，比英国和法国的产量总和高，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而乌拉尔及西伯利亚地带则建设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推动城市化的发展。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则集中发展军事工业，斯大林通过发展一些和军工业近似的民用工业，以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1940年苏联的武器生产额仅次于德国，达五十亿美元，已等同于英美两国武器生产额的总和，1941年更为列强之首。五年计划成功令苏联迅速进行工业化，1940年钢、煤、石油、电力产量都达至新高（之后才因德军入侵而有所回落），苏联已经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强工业国，而在东部兴建新的工业城市则有助西伯利亚及乌拉尔山地区的开发。

（四）然而苏联却因为集中发展对国防有利及国家有需求的重工业，而忽视生产日常消费品的轻工业之发展，人民没有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成果。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不能达到生产要求的工人会被处分，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使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苏联在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决议，之后便开始大规模的运动，先后出现几次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到1932年年底全国已有20多万个集体农庄，团结全国61.5%的农户，耕种全国70%的耕地。到1933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谷物播种面积已占全国总数的84.5%，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地位已在农村中基本确定，苏联农业集体化已基本实现。但是在实现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过程中出现严重违背自愿原则的做法，在执行消灭富农的政策中也出现严重的过激行为，侵犯中农利益。在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方面也曾使农民负担过重，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其后果是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因为在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在突然之间交出自己的农具和牲畜以及原先分配给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

（五）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农业集体化代替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以“罢种罢收”来消极抵抗。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与此同时当时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据保守估计从1932年到1933年有220万乌克兰民众被饿死。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则开始加紧建立东方战线。9月17日苏军进入波兰，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土，俘虏25万名波兰军队官兵，1940年在卡廷森林等地秘密处决战俘共计21857人，史称卡廷惨案。波兰败亡后苏联为了进一步改善波罗的海侧翼和西北边境的战略态势，保障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安全，相继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得以在三国的要地驻军。1939年10月苏联以保障其西北边境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安全为由要求芬兰政府将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向北推移20-30公里，将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作海军基地，苏联则允诺以雷波拉地区2倍多的土地作为交换划给芬兰。芬兰政府拒绝苏联的建议，此间双方边境冲突不断。

（六）1939年11月30日晨苏联军队进攻芬兰，但进展不顺利。1940年2月苏军集中优势兵力突破芬兰坚固的曼纳林姆防线，并从维堡背后实施迂回包围，芬兰战败求和。1940年3月12日芬兰被迫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苏芬和约》，依约原属芬兰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芬兰湾中的若干岛屿以及北方的萨拉、库萨摩和雷巴契半岛的一部分划归苏联，汉科港以30年为期租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又强逼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地区和北布科维纳地区。1940年9月27日纳粹德国、意大利与日本在德国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确立3个轴心国的同盟关系。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为避免遭受德国和日本两面夹击，在莫斯科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署《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同时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及领土完整，日方则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1年冬季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期间斯大林始终留在首都组织大反攻，苏联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会战等战役后粉碎德军的闪电进攻。在他的卓越指挥下苏军先后赢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使当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兵锋指向德军。自1942年7月始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德军激战200天，歼敌150万。1944年苏军又组织10次战略性战役，把德军赶出苏联。尔后苏军继续西进，与东欧各国反法西斯武装配合，解放东欧，他领导苏联人民最终战胜纳粹德国。斯大林参加盟国的几次首脑会议，包括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1945年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全面反攻，苏联红军也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

（七）斯大林在30年代主导苏联外交，他先逐步改善与英法等国家的关系，1933年又同美国正式建交。1934年苏联被接纳加入国际联盟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使苏联走出建国初期孤立的处境。1933年苏联根据和平不可分割和进行集体抗击侵略的原则提出集体安全政策，1939年苏联外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倡议进行英、法、苏三国关于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莫斯科谈判，但英、法执行绥靖政策，拒绝与苏联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的侵略和扩张。斯大林与英、法建立反对纳粹德国的同盟遭遇失败，于是转而寻求和德国建立和平防止苏联被纳粹德国首先进攻。同期阿道夫·希特勒也为避免使德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遂于1939年8月23日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苏联与苏方代表莫洛托夫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秘密划分势力范围，其中包括对波罗的海三国和对波兰的瓜分。在列宁时代1918年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令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认为苏联抛弃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目标，然而红军1920年入侵波兰并致力于“革命战争”，同样的不一致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明显地显现出来。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来指导欧洲共产党的初期活动将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视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很快他转而坚持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加入“人民阵线”。战后苏联占领东欧，协助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加强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还加强经济控制，1949年成立“经互会”。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八）1937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提议，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共产国际为中共设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方针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即，共产国际提出中共放弃苏维埃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赢得休养生息以重新积聚力量的机遇。二战之后随着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东西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世界逐步形成冷战格局。斯大林在苏联东欧占领区扶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卫星国，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一党专政制度，推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并对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支持宪政民主人士实施严厉打压和清洗。1947年苏联出台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经济互助委员会，1948年斯大林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关系恶化，遂引起苏南交恶，南斯拉夫被苏联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开除。二战爆发前夕苏联曾于1937年8月20日与刚刚开始全面抗日战争的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抗日战争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并派遣空军战斗机志愿队助战，一直到1941年初斯大林与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之后苏联战斗机志愿队才撤离中国回苏联。1945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在苏联保证“不干涉新疆事务，不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不回，不以任何形式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一切武装”的条件下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主权独立国家。

（九）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控制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很多便利条件。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国结盟并为之提供经济援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从1950年12月也开始派遣苏联空军的精锐战斗机飞行员秘密支援朝鲜，苏联飞行员被命令必须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而且空中行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只被允许在鸭绿江南岸的“米格走廊”一带上空作战，1953年7月27日参战双方由南日大将为首席谈判代表的朝鲜与新中国的代表团和由马克·克拉克上将为首席谈判代表的联合国军与韩国的代表团最终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产品经济观，并以该理论为基础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的：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因此不能通过市场，也不能通过批发贸易，而应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农业全盘集体化是超高速工业化合乎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苏维埃国家应该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另外还实行配给制。在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似乎苏维埃经济已进入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的阶段。

（十）计划原则的绝对化并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维埃国家不断地把计划原则绝对化，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大大发展，所谓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调节。斯大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战争观，战争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比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美、苏必战之说缺乏根据。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仍然存在。战争是政治的表现，战争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能把战争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因为战争是政治的表现。战争有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和解放的、正义的战争之分，因而不能笼统反对一切战争。现时代的战争是机器时代的战争，以往的战争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战争，现时的战争则由于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成了机器时代的战争，战争命运决定于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斯大林认为由于俄国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苏联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也很短，所以要做到今后不挨打就应该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全面增强国防力量。要做到维护和平，推迟战争；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建立雄厚的国防经济基础；加强后方建设。斯大林指出战略必须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为依据，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历史的变动而改变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利用的“间接后备军”，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

（十一）斯大林指出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艺术在于掌握战争的一切形式和这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并善于根据情况合理地运用它们。不仅要善于运用其中某一种形式，而且要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全军指挥员要真正做到：正确选择和规定主要突击方向；在选定的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建立强大的突击集团，实施迅猛而坚决的突击；用合围方式歼灭敌重兵集团；组织好各军种和兵种间的协同动作，把火力和机动巧妙结合起来；提高进攻速度，实施连续作战，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突破敌防御全纵深；不断探索和改进各军种和兵种，特别是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的作战使用方法；把各级司令部和后勤机关的工作提高到现代化战争所要求的水准。斯大林生前写了大量的文章，在51年的时间里写了400万字，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创作活动。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系统的体系，斯大林的哲学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板块”：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哲学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它比较全面地体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斯大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用。从哲学的内容来看斯大林的著作对自然观和自然科学的问题涉及的比较少，对历史观和社会问题论述得比较多，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比较突出的贡献。毋庸讳言斯大林的哲学思想理论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斯大林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犯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错误，在讲述辩证法和唯物论时把二者机械的分割为方法和理论两大块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为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以此作为此党理论体系的根本理论。绝大多数共产党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指导思想，尽管其中有许多政党根据政治环境的新需要而对此主义进行补充工作。马克思主义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是一样的，如通过革命并采取暴力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指南。列宁从未用过列宁主义这个词，也从未把他的观点归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中。不过他的思想观点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而被另一些人视为是相反的结果。

（二）列宁去世后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被迅速地定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时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很快就成为共产主义及世界各地共产党对这种思想体系的称呼。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五年内完成其苏联权力的控制，与许多当代的革命者不同的是斯大林并不为其思想成果注入一个特别的实体。斯大林主义一词严格上说是指一种类型的政府和政党，而不是指主义（思想体系）本身。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作为苏联的官方思想体系，历史学界及政治科学界对斯大林的行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扭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来形容他们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苏联盟破裂之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均表示只有自己才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朝鲜官方于1977年起用主体思想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后者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朝鲜政府仍时而因为其政治、经济结构而被描述为“马列主义者”（更常见的说法是“斯大林主义者”）。绝大多数共产党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其中有许多政党根据政治环境的新需要而对此主义进行补充工作。有些共产党（特别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联合的政党）有意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距离，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让此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自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避免后者带来的历史蕴涵。

（三）不少政党在党名上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示与本国的其他左派政党（往往可能被前者视为是修正主义者）相区别。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里最常见的是那些基于反修正主义传统而产生的政党，例如霍查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的存在必要性，即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同时又由斯大林提供其前进方向，然而不同的自视为马列主义者的人对他们选择来用以支撑自己的体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尊敬程度是不一样的。关于描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时有许多复杂的术语，这些术语在非学界的使用非常混乱。不熟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细节的人（例如许多报社或其它媒体）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万能同义词，在指代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派时都可以用上它。马列主义本身也特别的说明：这些理论只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提出来的理论；各个国家必须要结合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之；马列主义只是纲领性的指导理论而绝不是教条；并且它也必将根据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等等因素需要及时的发展、补充与继续进一步的完善。马克思主义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

（四）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列宁主义”一词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列宁主义，并把它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很丰富的。构成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同列宁主义不同的见解。

五月风暴

（一）五月风暴是1968年5月—6月在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由于整个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1968年3月22日巴黎楠泰尔文学院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反对越南战争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此后学生抗议活动迭起，至5月初发展为高潮。5月3日学生再次集会，警察进行干预，导致流血冲突，数百人受伤，600名学生被捕。法国许多省市的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巴黎的学生运动，他们占领大楼，筑起街垒，展开巷战。5月12日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此后政府强行关闭各大学。5月13日法国工会号召全国工人总罢工支持学生，千百万工人群众加入运动，首先是巴黎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罢工浪潮席卷整个法国。数百万罢工工人占领300多个重要的工厂、矿山，扣留经理等资方人员，致使全国的铁路、空中、海上的交通中断，生产、通讯全部陷于停顿，整个法国的经济生活处于混乱状态。5月24日在国外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匆忙赶回巴黎，发表电视演说，呼吁全国恢复秩序，许诺起草改革计划，提供公民投票裁决。5月27日法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复工协议，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演，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由此各地风潮趋于平静，6月下旬戴高乐派在选举中赢得大多数席位。其发生的重要背景原因则是在于当年工业化国家在二战结束全力政经发展之后三十年黄金发展岁月后由于整个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而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是在戴高乐总统统治后期法国经济失调社会危机严重，执政党派内部出现分裂等原因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二）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1959年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戴高乐却告诫他们莫管闲事。总统技术顾问雅克·纳博纳在1963年就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60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中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存在主义者，或是结构主义者。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又鼓励着年轻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对于戴高乐时他们当然不失敬意，但他们认为戴已经落后于时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来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

（三）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人称“红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政府，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红毛丹尼。3月21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的持续，警方拘捕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次日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以“红毛丹尼”为首的“322运动”组织。骚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学生，2月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德高望重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的职务，愤怒的电影界人士成立“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要求马尔罗辞职。4月21日马尔罗恢复朗格鲁瓦职务，却以中断资料馆政府资助作为报复，这一行径遭到电影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弹，也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红五月”里坚定站在学生的一边。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并责令科恩-邦迪等8名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到索邦大学总部门前集会抗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校长让·罗什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区。

（四）这是巴黎大学700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上次是因为纳粹占领，且根据法国传统时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些行动不但更加激怒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上。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战斗开始了。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8日萨特等一批名人发表声明来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9日萨特等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而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的受伤、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电影界的积极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拉丁区更成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11日晚出访归来的总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邦校区，13日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共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社会党、共产党的著名政治家及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罗歇等行列中。示威者随即进驻索邦，并在此后一周内相继占领拉丁区大多数公共建筑。

（五）戴高乐总统对五月风暴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的，并坚持于14日出访罗马尼亚。次日法国国家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均被示威者控制，戛纳电影节也为声援学生草草中止。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18日法国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彻底瘫痪。21日政府下令将科恩-邦迪等驱逐出境，次日爆发反驱逐的大游行。24日回国后一直保持缄默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同意进行大学、经济与社会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回应，总统的支持者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并导致两人死亡。25日政府和工会开始谈判，并于27日达成一系列协议，却遭到大多数工人的拒绝，示威者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从5月27日开始至6月30日法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学生与工人持续示威抗议，并且反对5月27日在蓬皮杜政府的主导之下资方与工会代表所签署的劳资协议，戴高乐总统甚至认为情况已经失控。左派政党与政治人物则宣称可以负起政治责任，组织临时政府控制局势。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就在这一天戴高乐秘密飞赴德国，前往德国的法军驻守地巴登-巴登会见法国驻军司令马索，并取得军方效忠。胸有成竹的总统当即飞回，并于30日16点30分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并且呼吁法国人民发挥公民的精神，支持民选的政府。

（六）在戴高乐总统呼吁完之后二个小时之内五十万公民随即走上街头，在香榭丽舍大道示威支持戴高乐总统否定密特朗的政治野心，戴高乐总统的坚定宣示成为法国政治危机结束的开始。在随后的六月里示威与工厂占领逐渐减少与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国会解散后之选举。示威者试图抵制大选，并愤怒高呼“青年人已在街垒上投出他们的一票”，但政府方面已夺取主动权。6月1日示威和集会被禁止，大批罢工工人被解雇，两名工人在此后的冲突中死亡。10日大选投票开始，就这次选举一些学者嘲讽道，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何不解散人民，再选另一群人民呢？一些运动组织者仍在做最后努力，但已无济于事，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已精疲力竭。16日示威组织宣布解散，并撤出索邦等公共设施。这一天整个巴黎被装点成标语、口号、传单、红旗的海洋，人们用欢呼、呐喊和歌唱，给“五月风暴”的失败画上“精神胜利”的喜剧性句号。30日选举揭晓，戴高乐右派赢得人民46%的支持，并且在国会获得72%的席位。第五共和国的危机因此完全解除，戴高乐任命新总理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积极进行学生与社会所要求的各项改革。这次法国的文化革命造成1000多万法国人被卷入，1500万工作日丧失，直接导致几十万法郎的物质损失，一名总理和一名教育部长的下台，5人死亡，而它在法国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深远影响则远非物质与金钱所能衡量的。

（七）1968年五月危机虽然在戴高乐总统的领导之下得以顺利化解，甚至还稳定法国右派政府之政权，但是人民的支持并没有转化成对戴高乐总统的支持。1969年4月28日法国人民通过公投否决戴高乐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戴高乐总统因此决定辞职以示负责，十八个月之后戴高乐总统于1970年11月9日病逝，法国随即进入另一个时代。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颜色。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八）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早在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时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号召让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如何革命”。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外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

（九）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即使同是革命者时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如切·格瓦拉、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

（十）萨特直接并持久地参与反等级制度的毛主团体中最大的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在法国毛派分子转入地下进行活动之后萨特仍然在领导和参加毛派团体的活动，担任并且指导报刊杂志《人民之友》和《宇宙》。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游离和躲避。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时学生们作出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3000人的会场挤进7000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时他们则辛辣的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公开声援学生。

（十一）在索邦中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被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府是“红五月”的胜利者，但由于他们坚持“不能把卢梭投进监狱”的做法，整个法国知识界的左倾传统仍然保持着，虽然此左倾已非彼左倾了。相反站在政府一边的少数学者却几乎无一例外受到排挤，道理很简单：在68年以后的十几年里当年“红五月”的骨干逐渐成长为法国乃至欧洲各大学、各学术机构的中坚。

（十二）与“红五月”关系最密切的法国电影界在“红五月”之后一度掀起政治狂潮，一些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小组（如“麦德维金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小组”等）纷纷成立，他们推崇古巴革命，反对“修正主义”，但这股风尚在73、74年便很快遏止了。正如杜比亚纳所言：作为革命青年，他们对中国的一切充满热情；但作为电影人，他们对“文革”电影和样板戏的艺术性大感失望。一度非常政治化的《电影手册》迅速重返艺术领域，而形形色色的小组也迅速消失。但法国电影却从“五月风暴”后彻底改变面貌，艺术家们似乎从革命中找到艺术与生活、个性与商业化、思想性与可看性和谐统一的真谛，法国电影也继续扮演着与好莱坞文化分庭抗礼的重要角色。同时表现、反思“红五月”的电影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涌现，从70年代初的《妈妈和妓女》《内心的创伤》直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法兰西之歌》《梦想者》和《戏梦巴黎》。五月风暴里的宣传画、涂鸦和口号令行为艺术名声大噪，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然而对这一切贡献最大的情景主义国际却在“红五月”后不久解散，按照德波自己的话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理论上虽然正确，但实践手法却远不成熟，所以组织应该结束了，因为情景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他们所创作的那些极富感染力的宣传画如今正被无数仿冒者复制、模仿，投入到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市场，去赚取原创者们所坚决反对的商业利益。”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一）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是苏联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1896年12月1日（俄历11月19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部的卡卢加省（今俄罗斯卡卢加州）特列尔科夫卡村（后改名朱可夫卡区）的一个贫苦家庭里，朱可夫的父亲康·安德烈维奇是鞋匠，母亲是乌·阿尔捷耶芙娜，在农场干活。他有一个姐姐，全家四口只有一间房屋，家中的房子小得几乎无法容纳一家四口同时居住。朱可夫曾自嘲说：“挤死总比冻死强。”后因父母早亡，由在莫斯科当工人的祖父抚养。1903年朱可夫在离家不远的维利奇科沃村的一所教会小学学习，成绩优良，1906年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朱可夫在11岁时离家去莫斯科，在舅舅皮利欣的毛皮作坊里当学徒。工作很累，但他坚持自学，夜间凑近厕所里的暗淡的电灯做功课。1913年他参加市立中学全部课程考试，取得合格的成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可夫在1915年8月应征入伍，进入骑兵部队。他在前线和德国人打了近两年的仗，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两枚格奥尔吉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而得，一枚是由于身负重伤而得）。十月革命胜利后朱可夫复员回到故乡，1918年苏俄内战爆发后他参加红军，在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团服役，在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的指挥下作战，1919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梁赞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同年7月结业，成为一名军官，又被送到莫斯科深造。不久他同许多学员一道被派到独立骑兵第14旅，参加肃清乌拉卡伊白卫军残部的战斗。

（二）朱可夫在第1团任排长，他带领士兵在海边同白军残余部队作战，出色地完成任务，被提升为该团第2连连长。他和乌拉尔河流域的哥萨克白军作过战，同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的白军交过手。随后朱可夫所在部队调至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等地，参加肃清德米特里·安东诺夫匪帮和平息富农叛乱的战斗。他在察里津战役中左脚和左肋受伤，在捷普娜娅火车站一战中受到严重震伤，1922年8月31日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第183号命令宣布授予朱可夫红旗勋章。苏俄内战结束后朱可夫先后任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所部第三骑兵营任营长，在萨马拉骑兵第7师第40团任副团长。1923年4月年仅26岁的朱可夫被晋升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当红军组建第一批坦克团时他所在的部队首先被选中。1924年7月朱可夫以优异成绩考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获得进修深造的机会。朱可夫在骑兵团任职近七年，两度参加高级指挥人员训练班，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以“狂热的求知欲”投入学习，无论是在室内进行图上作业，还是在野外进行战术演练时他总是兢兢业业、刻苦钻研，他还利用节假日踏勘列宁格勒附近地形。结业时他不坐火车，骑马返回部队，历时7昼夜，行程963公里，对列宁格勒至明斯克一带的地形进行勘察。1925年朱可夫自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指挥员训练班毕业，旋即又进入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深造，在此期间认识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三）巴格拉米扬后来回忆道：“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在我们这个听课小组中被认为是最有才能的人之一，他在当时就以意志坚定、思维独特而出众。在骑兵的战术课上朱可夫不只一次地以某种出人意料的东西使我们大家吃惊，他的办法总会引起很大争论，但他通常总是以很强的逻辑性来捍卫自己的观点。”1930年1月朱可夫担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第二旅旅长，1931年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1932年2月被任命为红军骑兵总监部副总监，1933年3月任顿河哥萨克骑兵第4师师长（1936年该师改称伏罗希洛夫红旗第4顿河哥萨克师）。1935年因在校阅中表现上佳，训练成绩优异，苏联政府授予朱可夫指挥的第4师以最高奖励——列宁勋章。1937年任第3骑兵军军长，半年后调任哥萨克第6骑兵军军长。1938年在中国任短时间军事顾问，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1939年5月日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进行武装挑衅，远东形势紧张。此时朱可夫应召赴莫斯科、7月被任命为苏联驻远东（外蒙）部队的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对日作战。他到任后整肃军纪，在短时间内制定作战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于8月20日晨对日军主动发起进攻。24日苏军在正面74千米、纵深20千米的诺门坎地区围歼日军，至31日基本结束战斗。朱可夫以相对较小的伤亡使日伪军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随后日本被迫签订《苏日停战协定》。在这一仗中朱可夫初露锋芒，表现出他高超的指挥才能和组织能力。他善于协调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的行动，大胆实施迂回包围，出敌不意地歼灭敌军主力，他的集中使用坦克的理论也在实战中受到印证。朱可夫凯旋莫斯科，受到举国赞扬，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四）朱可夫曾参加1939年至1940年的苏芬战争，1940年5月他被提前晋升为大将，不久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1941年1月11日朱可夫出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至同年7月），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8次代表会议上朱可夫当选为党的候补中央委员。2月23日为纪念苏军建军23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强调人员、武器、军事思想是军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国际局势已趋紧张，朱可夫遵照苏共中央的指示着手进行苏军的改编工作，改进军事训练，加强备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充分显示其作为战略家的才能，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550万军队入侵苏联。德军分三路进攻，北进列宁格勒，中进莫斯科，南进基辅。苏军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德军3周内推进300至600公里。7月下旬南进德军距基辅仅15至20公里，斯大林下令死守基辅。朱可夫力主放弃基辅，将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对岸，以避免被德军合围，保存实力，再图反攻。斯大林拒不接受朱可夫的建议，解除他的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任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两个月后西南方面军被德军合围于基辅地区，斯大林方认识到朱可夫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为时已晚，西南方面军66万众被围歼，基辅陷落。朱可夫是在1941年7月31日接手指挥预备队方面军的，这时中路德军已攻占斯摩棱斯克，切断明斯克—莫斯科公路，完成对苏军第16、第20和第19三个集团军共12个师的全部合围。苏军增调20个师，从罗斯拉夫利和别雷发动进攻，欲图夺回斯摩棱斯克，未获成功，苏第16、第20集团军突围也未成功。

（五）苏军最高统帅部将朱可夫的预备队方面军投入斯摩棱斯克会战，命令朱可夫夺回叶利尼亚突出部。朱可夫用第24集团军的10个师于8月30日发起进攻，9月8日收复叶利尼亚突出部，并向西推进25公里，这是斯摩棱斯克会战中苏军唯一取胜的一次战役。此役之后苏军三个方面军全部转入防御，斯摩棱斯克会战告一段落。斯大林对朱可夫在叶利尼亚突出部取得的胜利十分满意，他召见朱可夫，问他有何打算。朱可夫回答：“重返前线！”斯大林命令他立即前往陷入德军重围的列宁格勒，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全力保卫列宁格勒。1941年9月10日朱可夫飞往列宁格勒，一下飞机他便径直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朱可夫的到来打断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会议，人们正在讨论列宁格勒一旦失守将怎么办。朱可夫同原司令员伏罗希洛夫的指挥权交接没用上什么特别手续，朱可夫只是将斯大林的便条交给伏罗希洛夫，便条写道：“把方面军司令部交给朱可夫，您本人马上飞回莫斯科。”朱可夫随即用专线电话向最高统帅部报告；“我已经接管司令部。”朱可夫领导下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即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列宁格勒。朱可夫的口号是：“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永远不要考虑列宁格勒一旦失守怎么办，列宁格勒不能失守！”朱可夫迅速调整部署，采取种种有效的防御措施。他将高炮部队调到乌里茨克-普尔科沃等高地，用高炮打坦克。他还将包括舰炮在内的各种大炮集中在关键地区，统一使用。

（六）1941年9月14日朱可夫用专用电话向莫斯科报告：“截至今天傍晚我军在敌人前进道路上构置炮火系统，其中包括舰炮、高射炮和其他大炮，我们正把迫击炮也集中起来。我想明天早晨我们可以在主要方向形成密集的炮火屏障以便与步兵协同，步兵已在今天部署在上述防线。”此时德军认为列宁格勒已唾手可得，柏林的战报宣称：“列宁格勒的包围圈越缩越紧，该城的攻陷指日可待。”弗兰茨·哈尔德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北方’集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取得巨大成功，敌人被削弱了。”但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挡住德军的猛烈进攻，美国政论家索尔兹伯里在其《九百天》一书中对朱可夫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那一时期写道：“如果德国人被阻滞，那就达到目的，为他们放了血。在那9月的日子里他们有多少人被炸死，任何人任何时候也说不清。乌里茨克附近流着一条溪流被德国兵的鲜血染红数日，是朱可夫的意志阻挡了德国人吗？在9月的日子里他是可怕的，没有别的词汇，只能用‘可怕的’一词来形容他。”朱可夫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们完成最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守住列宁格勒，使城市面临的直接威胁得以消除。朱可夫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所有参加9月保卫列宁格勒战斗的人都经历许多艰难的日子，但我们的部队终于粉碎敌人的计划。由于苏联士兵、水兵和基层军官史无前例的坚韧不屈和群众性的英雄主义，由于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坚韧性和坚定性，敌人在攻打列宁格勒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到了9月底我们方面军所有地段上的战斗激烈程度都明显减弱，整个战线稳定下来。”

（七）1941年10月6日晚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询问列宁格勒的情况。朱可夫报告说：“德军的进攻已被遏止，因伤亡惨重而转入防御。”朱可夫还报告说：“德机械化部队和坦克部队正在由列宁格勒往南大规模运动，显然是被调往莫斯科。”听完朱可夫的报告后斯大林沉默一会儿，然后说道：“莫斯科方向，特别是西方面军正在出现严重局势。”他对朱可夫说：“你将列宁格勒方面军交给参谋长霍津将军，然后乘飞机来莫斯科。”1941年10月7日黄昏朱可夫飞抵莫斯科，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他同朱可夫打过招呼后便指着地图开门见山地说：“你瞧这里的情况很严重，而我又无法得到西方面军的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我们不知道敌人进攻的地点和兵力，也不知道我军的状况，因此难以做出决定。你马上到西方面军司令部去，弄清战局，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此时局势确实十分严重，德军已开始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台风”作战计划。在9月底德军北翼围困列宁格勒，南翼占领基辅，中央攻占斯摩棱斯克，距莫斯科仅300公里—400公里。德军统帅部制定“台风”作战计划，德军企图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分割围歼苏军主力于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然后从南北两个方面向莫斯科迂回，入冬前攻下莫斯科。为此德军集结“中央”集团军群所辖3个集团军和3个坦克集群以及第2航空队，共78个师（180万人）。希特勒在给各部队的命令中说：“进行最后一次打击的条件终于成熟，这一打击应在冬季到来前致敌于死命。”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以西建立纵深300公里的三道防线，进行防御的是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所辖的15个集团军和1个战役集群，共125万人。

（八）9月30日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团军首先向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突击，10月2日德军主力在维亚兹马方向发起进攻。在战斗开始后一星期内德军突破苏军第一道防线，将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的3个集团军合围在布良斯克地区，将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编成内的4个集团军合围在维亚兹马地区。苏军多次实施突围，但除一小部分突围成功外大部被围歼，据德军称两地区苏军损失65万人。朱可夫奉斯大林之命于10月7日深夜到达西方面军司令部了解战况，他很快摸清情况。10月8日深夜2时半他向斯大林报告：“主要危险在防御薄弱的莫扎伊斯克一线，敌人的坦克可以突然冲往莫斯科，必须尽快往这一线调集部队。”10月9日晚斯大林决定将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由朱可夫指挥。10月10日朱可夫被任命为新整编的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担负着保卫莫斯科的历史重任的是重新组建的西方面军。”朱可夫将已被冲垮而各自为战的西方面军各部集结起来，据守呈弧形的图尔吉诺夫-沃洛科拉姆斯克-多罗霍夫-纳罗福明斯克-谢尔普霍夫一线，顽强抵抗德军的突击，德军的进攻速度急剧下降。11月1日斯大林问朱可夫：“形势是否允许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节阅兵式？”朱可夫作了肯定的回答：“阅兵式和游行可照例举行，同时建议从邻近方面军抽调大批战斗机来加强首都防空。”11月7日清晨在朱可夫的精心部署下红场上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全副武装的红军威武地走过红场，直接开赴前线。这次阅兵式大大地鼓舞苏联的民心士气，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九）1941年11月中旬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再次向莫斯科发起大规模进攻，德军两个快速集团军分别从北面的克林和南面的图拉对莫斯科采用深远的迂回突击，企图在莫斯科以东完成合围。同时德军在正面继续实施强攻，以图在莫斯科以西歼灭西方方面军主力。北路德军于11月23日占领克林，12月初进抵距莫斯科西北郊不到30公里的亚赫罗马。11月底和12月初苏军以3个集团军的兵力多次进行反击，终于挫败北路德军的进攻，使之转入防御。南路德军于12月初进攻图拉，也被苏军击退。在西方方面军的正面德军进攻受阻，被迫退至库宾卡以北、纳罗福明斯克以南一线，德军三路进攻均受挫折。由于补给线拉得太长、运力不足导致人员和武器装备供应不上，且无严寒条件下的作战准备导致部队大量减员、士气下降，德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苏军则越战越强，转入反攻的条件日益成熟。1941年11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开始对北路德军实施突击，6日西南方面军开始对南路德军实施突击。1941年12月6日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开始对正面之敌实施攻击，进攻发展顺利。德军遭受严重打击。1941年12月8日希特勒下令在包括莫斯科方向在内的整个苏德战场，全线转入防御，但是德军已无力坚守防线，被迫向西退却。12月13日苏联宣布红军粉碎德军包围莫斯科的企图，苏联各报刊纷纷登载前线胜利的消息和指挥作战的苏军将领的照片，朱可夫的照片被排在报纸头版最显著的地方。1942年1月8日苏军实施总攻，至4月20日苏军向西推进100至350公里，解放莫斯科州、加里宁州、图拉州全部和奥廖尔州一部分地区，歼敌50余万。此后德军转入防御，莫斯科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终。

（十）苏军在莫斯科会战的胜利宣告希特勒“闪击战”的破产，扭转苏德战场的形势，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朱可夫在莫斯科会战中建立不朽的功勋，英国军事史家西顿在其《莫斯科会战》一书中称赞朱可夫是一个天赋极高、精力极旺盛的人物。斯大林在1945年5月25日的一次庆祝宴会上说：“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部队指挥员们在我们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赢得胜利、拯救祖国的将军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在这些战场上树立的记功碑上。在这些战场中有一个战场特别重要，这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会战的战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将作为胜利的象征，不可分割地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莫斯科会战以后希特勒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计划，1942年夏集结重兵于苏德战场南部，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攫取石油、煤、粮食等重要经济资源，切断伏尔加河水运干线，进而北取莫斯科。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投入“B”集团军群（共71个师），苏军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是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有9个集团军。7月17日德军保卢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首先发起进攻，7月23日、26日德军北、南路先后开始进攻，8月17日攻占顿河西岸全部地区，苏军退至斯大林格勒外围组织防御。8月18日保卢斯的部队已进抵该城接近地，斯大林格勒在危机中。8月27日斯大林将在波哥烈洛耶·哥罗迪舍指挥作战的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告诉他南方形势很糟，德军有可能攻占斯大林格勒。斯大林通知他：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并派他到斯大林格勒。

（十一）8月29日中午朱可夫到达小伊凡诺夫，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领导一起研究和制定当前的防御和以后的反攻计划。9月12日苏军全部退守市区围廓，外围防御地带丧失殆尽，战线离市区只有2至10公里。9月13日德军突入市区、苏军与德军展开逐街逐房的战斗，德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斯大林格勒军民苦战三个月，消灭大量敌军，始终控制市区三块被分割的阵地，为转入反攻赢得时间。这时朱可夫和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大将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一个反攻计划，主张将德军的进攻集团紧紧地钳制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在其两翼实施强大突击，建立起对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合围的对内正面和保障消灭被围集团的对外正面。计划代号为“天王星”。此后的两个月里朱可夫极度紧张，亲自抓“天王星”作战的准备工作，同时参与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指挥工作。9月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为顿河方面军，朱可夫推荐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接替瓦里西·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中将任司令员。1942年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实施“天王星”计划，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新组编）从萨尔平斯耶湖一带先后发起进攻，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村会师，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部分兵力共22个师（33万人）。希特勒为解救被围德军，临时组成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和托尔莫辛两个突击集团，企图从西南方向打开一条通路，未获成功。

（十二）1943年1月10日苏军对被围德军发起总攻，1月25日苏军进攻部队冲进市区，与坚守城区的苏军会师，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被歼。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这场战役使人们称他为“斯大林在二战战场上的救火英雄”。由于自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1943年1月18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授予朱可夫苏联元帅军衔，朱可夫因此成为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一位晋升为元帅的苏军将领。他同时获得第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并被誉为具有高度天才的勇敢的领导人。朱可夫在这场规模宏大的会战中所显示的统帅才能闻名天下，美国研究人员索尔兹伯里在《朱可夫指挥的几次大会战》一书中写道：“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斯大林再次求助于朱可夫，斯大林格勒的命运系于一发，甚至连全体苏联人的命运都寄托在朱可夫一人身上。此前莫斯科会战已经使朱可夫成为民族英雄，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谁也不再怀疑苏联由朱可夫作自己军队的统帅后终将战胜德国。”1943年夏德军企图在库尔斯克地区消灭苏军主力，夺回失去的战略主动权，进而占领顿河、伏尔加河流域，攻取莫斯科。7月初德军在别尔哥罗德地段和奥廖尔区域集中17个坦克师、三个摩托化师和18个步兵师，配备两千多架飞机和“虎式”、“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重型强击火炮，总兵力有90万人。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请示朱可夫，根据被俘德军供称敌人再过一小时将发起进攻，朱可夫鉴于情况紧急后当机立断，指示罗科索夫斯基立即组织苏军对已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的德军实施猛烈的炮火反准备。遭受意外袭击的德军进展缓慢，不久转入防御。

（十三）7月12日朱可夫指挥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从北、东、西三面向敌军阵地的枢纽奥廖尔发起反攻，15日中央方面军从南向北开始反攻，苏军以三面夹击打退北路之敌，8月初解放奥廖尔。在南面沃罗涅什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同时解放别尔哥罗德，草原方面军继而南下，在23日解放哈尔科夫，赢得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50万人、3000门火炮、3500架飞机、1500辆坦克，此后德军失去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朱可夫因其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出色指挥而再次获得专门授予战略指挥员的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943年8月25日库尔斯克会战结束的第二天朱可夫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研究下一步如何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全面进攻。最高统帅决心不给德军以喘气之机，迅速解决左岸乌克兰、顿巴斯之敌，夺取第聂伯河右岸各登陆场，苏军参战部队有6个方面军。9月6日朱可夫指挥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大将的草原方面军迅速前出到第聂伯河中游并夺取登陆场，瓦图京的部队于9月22日突进到大布克林地域，占领登陆场并于11月6日解放基辅，然后乘胜西进来追击逃敌。科涅夫的部队于9月23日攻占波尔塔瓦，9月29日解放克列缅楚格，并在第聂伯河右岸夺取几个登陆场，其他几个方面军也进展顺利。苏军在第聂伯河会战中重创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主力和“中央”集团军群一部，收复重要地区，并在第聂伯河和普里皮亚季河上夺取25个登陆场，为下一步全线进攻创造条件。

（十四）12月中旬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汇报自己对目前形势和下一阶段作战部署的个人意见。斯大林要求在新的一年里把德军全部逐出苏联领土，将战争推到国外，为此苏军最高统帅部制定连续实施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计划并确定各方面军的任务。朱可夫负责协调瓦图京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行动，朱可夫与瓦图京1943年12月25日下令实施日托米尔-别尔迪切夫战役。乌克兰第1方面军于12月31日攻占日托米尔，次年1月5日解放别尔迪切夫。1月7日朱可夫来到乌克兰第2方面军，次日该方面军攻占基洛夫格勒，随后朱可夫又返回乌克兰第1方面军，着手研究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朱可夫计划由乌克兰第1、第2两个方面军共同实施这一战役，1月24日和26日科涅夫和瓦图京的部队先后发起进攻，于28日完成对科尔孙一舍甫琴科夫斯基德军集团的合围，2月17日实施围歼，歼敌7.3万人，重创德军15个师。至2月底乌克兰第1方面军右翼已攻占卢茨克、舒姆斯科耶、舍彼托夫卡等地域，乌克兰第2方面军占领经乌曼向莫吉廖夫实施突击的出发地域。2月29日瓦图京遇袭，不久牺牲，3月1日朱可夫临时担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3月4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既定部署展开进攻，包围德军曼施坦因的坦克集群，从3月7日起这里展开一场库尔斯克会战后从未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经一周激战后朱可夫的坦克部队突破曼斯坦因的防线，向纵深推进。

（十五）3月中旬朱可夫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攻占杜勃诺、克列门涅茨、莫吉廖夫，在3月26日的苏联《红星报》题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光辉的胜利》的社论内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胜利被描述为“我军勇敢精神和军事艺术的胜利”。英国一位军事理论家在其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朱可夫指挥的左翼部队在南方捷尔诺波尔地区给予敌人以新的打击，这一打击组织得非常及时。俄国人先是进行一场防御战，粉碎敌人的进攻，旋即又跟踪追击溃逃之敌，俄国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挺进。”接着朱可夫挺进到喀尔巴阡山，解放切尔诺夫策城，从这里到捷尔诺波尔打开一个长达358公里的大缺口。为了堵住这个缺口，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从其他战线（乃至西欧战线）调来大批军队。苏联新闻局发表特别公报指出：“在朱可夫指挥的28天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解放2.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57个市镇，并继续向西南挺进，进抵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边境。”为了纪念这一胜利，莫斯科于4月8日用320门礼炮齐鸣24响，向乌克兰第1方面军致敬。一周后朱可夫攻下被希特勒称作“堡垒”的捷尔诺波尔，莫斯科再次鸣响礼炮，朱可夫因战功卓著而是第一个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胜利勋章。1944年5月初朱可夫将乌克兰第1方面军交给科涅夫，自己回最高统帅部着手准备白俄罗斯战役。歼灭白俄罗斯的德军是苏军1944年夏季最主要的任务，5月30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批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参战苏军部队是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总兵力为240万人。

（十六）德军白俄罗斯境内战线位于小波洛茨克、维捷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以东一线，并沿普里皮亚季河一直伸到科韦利配置6个集团军（共120万人）。朱可夫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另3个方面军的协调。6月23日就在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向东发展进攻的时候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协调指挥4个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同时突破德军防御，发起白俄罗斯进攻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协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在右翼发起进攻，于6月27日解放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左翼发起进攻，于6月29日攻克博布鲁伊斯克，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6月28日解放莫吉廖夫。朱可夫指示这两个方面军高速向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进击，7月3日解放该城，随即在其东部围歼德军10万余人。至7月5日苏军向西推进225公里—280公里，解放白俄罗斯大部领土。苏军迅速扩大战果，13日解放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0日进入波兰国境。2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解放卢布林，27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解放交通枢纽比亚威斯托克。8月29日苏军到达叶尔加瓦、多贝莱、奥古斯托夫、那累夫河和维斯瓦河，胜利结束白俄罗斯战役，歼敌54万人并向西推进500公里—600公里，解放白俄罗斯全部领土和立陶宛部分领土并解放波兰东部，逼近东普鲁士的华沙。在这次战役中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协调4个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同时突破敌军防御，围歼敌军重兵集团，并在宽大纵深高速进击退却之敌，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为此二人再次获得胜利勋章。

（十七）11月7日斯大林在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时宣布将由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打柏林，1944年底和1945年初战争开始向德国本土推进，斯大林决定让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主攻柏林。部署在柏林方向上的共3个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朱可夫居中，右方是罗科索夫斯基，左方是科涅夫。从维斯瓦河至奥得河是苏军西进柏林的捷径，苏军最高统帅部将进攻柏林的战略主突方向定在这一线。1945年1月1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此战苏军出动180个陆军师，相当该线上德军的三倍。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主力部队，南侧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协助，北边由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配合。继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予1月12日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散多梅希开始进攻之后14日朱可夫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华沙以南的马格努舍夫和普拉维发起进攻，次日其右翼部队从华沙以北发动攻势并渡过维斯瓦河，对华沙形成包抄态势，编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也在16日从东面向华沙进攻。整个战役进行20多天，苏军西进570公里，粉碎德国整编“A”集团军群，消灭敌军35个师。仅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就俘虏敌人官兵14.74万人，缴获敌人1360架飞机和1377辆坦克以及大量的火炮和其他军用物资。此役解放波兰大部分领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

（十八）此时进至奥得河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正在东普鲁士作战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之间的东波美拉尼亚地区出现一个百余公里的空隙地带，德军统帅部紧急调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维斯瓦”集团军群，企图消灭进至奥得河的苏军并固守该地区，扭转柏林方向上的不利形势。苏军统帅部抽调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的部队围歼“维斯瓦”集团军群，占领东波美拉尼亚，消除进攻柏林的苏军侧翼的威胁，为攻占柏林创造有利条件。1945年4月1日斯大林召集苏军高级将领研究对德国的最后进攻，谈到进攻柏林的问题时科涅夫表示他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攻克柏林。朱可夫也请战说他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离柏林近，已作好充分准备，锋芒直指柏林。最后斯大林要他们两人准备好各自的作战计划，两天后提交最高统帅部定夺。4月3日早晨斯大林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听取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汇报。他站起来用笔在墙上的挂图上划了一条长线，作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分界线，线的终点是柏林东南60公里处的吕本。他对两位元帅说：“如果敌人在柏林的东接近地上进行顽强抵抗使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进攻受阻，乌克兰第1方面军则应准备以各自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暗示两位元帅进行比赛。在柏林受到苏军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希特勒企图负隅顽抗，从2月份起动用大批人力在柏林以东构筑3道防御阵地，在城周围筑起3层防御圈，将柏林市区划成9个防御区，于是这里壁垒森严、重兵防守。

（十九）为了打好柏林战役，朱可夫进行异常周密的准备，航空侦察兵对柏林地区进行6次空中拍照，制作柏林地区的精确模型，绘制极详细的作战要图。进行协同动作演练，调动部队和运输作战物资采取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为了出奇制胜，朱可夫打破常规，决定不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而是天亮前2小时实施夜间出击。4月16日凌晨3时朱可夫在库什钦登陆场的一个小山顶上下达向德军进攻的命令，柏林战役打响。朱可夫用18万门各式大炮实施炮火准备，20分钟内向敌阵倾泻5万吨炮弹，同时轰炸机对敌重要目标进行猛烈轰炸。火力准备之后天空中突然出现数千发彩色信号弹，地面上134部探照灯霎时间大放光明。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千多度电光照亮战场，使人目眩眼花，将我军坦克和步兵冲击目标从黑暗中暴露无遗。这是一个给人留下异常强烈印象的场面，可以说我一生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随着信号弹的升起，在数百架飞机和密如织网的炮火支援下朱可夫的突击集团向德军阵地迅猛地扑去，一小时后突破德军第一阵地，向纵深推进1.5至2公里，到中午突破德军的第一防御地带。德军退守以泽劳弗高地为依托的第二防御地带后苏军进攻受阻，当日直到晚上苏军只前进3至6公里，几次强攻未能拿下泽劳弗高地火力枢纽。斯大林对朱可夫未能突破前进障碍极为不满，朱可夫向最高统帅保证次日日终前突破泽劳弗高地防御。朱可夫集中250门大炮猛轰泽劳弗高地30分钟，随后苏军奋不顾身地连续向高地冲去，终于在中午拿下号称“柏林之锁”的泽劳弗高地，突破德军第二防御地带。19日朱可夫突破德军第三防御地带，德军奥得河地区整个防线崩溃。此时16日于尼斯河畔发起进攻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突破德军三道防御地带，逼近柏林防御圈。

（二十）4月20日朱可夫的部队在柏林接近地突破德军防线，炮兵开始对柏林市区轰击。4月21日朱可夫的3个集团军从东、北面突入市郊，科涅夫的部队突进列距柏林南郊30公里处，两个方面军从4个方向冲向柏林，于24日在柏林东南会合。25日又在柏林以西会合，合围德军20万人。随即以多路向心突击战术，强攻市区，不断缩小包围圈。27日苏军突入市中心，一天之内摧毁300个街头据点，逐街逐屋进行争夺战，接着朱可夫的部队开始攻打处于其作战范围内的德国国会大厦。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当晚9时50分战士康塔利亚和叶戈罗夫将军旗率先插上国会大厦圆顶。5月2日下午德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代表德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停止一切抵抗。柏林卫戍司令黑尔姆特·魏德林率守军残部向朱可夫的部队投降，攻克柏林的战役以苏军胜利结束。1945年5月8日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纳粹德国在柏林以东卡尔斯霍斯特镇的一所军事学校的会议厅里签署无条件投降书，5月9日0时朱可夫代表苏军、英国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美国空军上将卡尔·安德鲁·斯帕茨和法国陆军上将加布里埃·塔西尼代表盟国远征军接受德军的投降， 柏林战役结束，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此灭亡，二战欧洲战争结束。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共同签署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同时成立四国对德国管制委员会，成员包括苏联代表朱可夫。因柏林战役所建立的殊勋，朱可夫被授予第三枚“金星”奖章，第三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二十一）在6月24日的“胜利阅兵式”中朱可夫作为阅兵首长骑着战马走在队伍最前列，检阅苏联红军陆，海、空三军，这时候的朱可夫达到人生事业的顶点。同月朱可夫任驻德苏军集团军总司令和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在那些胜利的日子里《红星报》写道：“德寇投降后我们在柏林街头到处可以看到朱可夫元帅，他视察废墟，也观看具有浮夸的普鲁士风格的塑像，见到那些阿谀逢迎、服服贴贴的德国人时元帅的目光流露出轻蔑。这天元帅参加柏林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的葬礼，在墓前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为了祖国和自由与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他抓起一把泥土，撒进坟墓里，接着又朝军旗走去，吻了它的一角。”1946年4月10日朱可夫回国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此时他所享有的声望仅次于斯大林本人，而以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前身）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为首的一帮人诬蔑朱可夫图谋发动军事政变。6月由于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主持正义，坚决驳斥关于朱可夫有阴谋企图的说法，斯大林才没有决定逮捕朱可夫。雪上加霜的是调查又发现朱可夫家里有不少德国弄来的财物，对此朱可夫写信来承认错误。6月9日根据罗织的罪名，斯大林签署命令指责朱可夫：“不谦虚，过于傲慢，把战争期间取得所有重大战役胜利的决定作用归功于己。”指出：“朱可夫元帅怀着仇恨，准备网罗一些失意者、被撤职的司令员从事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活动。”7月朱可夫担任的三个要职被撤销，从党中央委员会中被开除，被降职处分，贬往敖德萨军区任司令员，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1952年10月朱可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斯大林在去世之前曾将朱可夫召来，但没来得及对他讲些什么就去世了。

（二十二）1953年3月朱可夫出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7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在此期间曾负责东欧诸国之间的军事协调工作。斯大林去世后朱可夫参与对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的逮捕，朱可夫利用他乌拉尔军区的人事关系调来两个师的兵力以增援，因为莫斯科军区的军队有可能与贝里亚勾结。依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时在1953年6月26日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是朱可夫把手枪指着贝利亚并率几名士兵将他拘捕，由于这一功劳让苏共遂给予武装部队一种特殊的地位。1955年2月朱可夫升任苏联国防部部长，至1957年10月。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苏联的国防建设重点放在对原子武器的研究，朱可夫还领导1954年夏天在哈萨克斯坦荒漠附近的托茨克靶场举行的使用原子武器训练，他还发起对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的讨论，他认为苏联十分必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用核武器装备的地面部队。他主张削减军费，限制司令员人数，削减某些军官的薪金。他提出新的军区司令员年龄不能超过50或55岁，这些主张得到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赞赏。朱可夫提倡专业化，反对党政介入军事，他也指责政工人员专做宣传，而忽视军事实务。此外朱可夫还在事实上领导1956年秋天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朱可夫不仅仅是执行交给他的命令，他本人就是镇压起义的积极拥护者。1957年6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七人要求赫鲁晓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不接受，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来决定他的去留。

（二十三）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命令国防部用军用飞机和火车将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6月19日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检查委员陆续到达莫斯科并召开全会，大多数委员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使其得以集中足够的中央委员的支持，把持苏联的党政大权。马林科夫等人被解除职务，朱可夫则晋升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在大会上对马林科夫等人进行猛烈的批判，说他们也要为20世纪30年代参与血腥清洗红军指挥人员承担罪责，被指责的人辩称：“当时谁都不得不在逮捕文件上签名表示同意，你朱可夫本人也很清楚，如果翻一翻当时的文件，大概也可以找到由你朱可夫签字的文件。”在主席台上的朱可夫突然转过身回答说：“没有，你找不到，你去翻吧！由我签字的这类文件您是绝对找不到的。”赫鲁晓夫上任之初对朱可夫优礼有加，但等度过政治危机后他就开始对位高权重的朱可夫放心不下。1957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利用朱可夫在南斯拉夫访问的机会，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指控朱可夫阴谋夺权，突然免去其国防部部长职务。11月2日朱可夫被指控在军队中培植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被取消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身处困境的朱可夫在家乡静居半个月后向党中央提出疗养的要求，1958年3月朱可夫正式退休，回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专心撰写回忆录。自此他退出权力核心，并正式从军中退休。当时冒着风险与朱可夫保持深厚友谊的只有巴格拉米扬、华西列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等几位元帅，也就在这时朱可夫认识比他小30岁的加林娜，并与之结为夫妇，在朱可夫60岁那年他们的女儿诞生了。后来赫鲁晓夫在下台前夕曾后悔地给朱可夫打电话说：“你被诬告了，我们应当见一个面。”

（二十四）他的助手准备着安排两人见面，他们要谈的是恢复关系和给朱可夫安排复职的问题，但历史最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上台，为遭贬黜的军政领导人恢复名誉，其中包括朱可夫。1966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其对军队的贡献，但对他的窃听却仍然继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他去世的那一刻。克格勃始终监视着他，就连他和妻子在卧室里的谈话都被作了记录，汇报给最高负责人。据朱可夫生命最后9年的主治医生格奥尔基回忆称：“朱可夫虽然疾病缠身，但仍然身形挺拔。他不苟言笑，甚至有些自我封闭。对医生有关病情的询问时朱可夫回答得极为简单，一派标准的军人作风。”1969年起朱可夫罹患中风，瘫痪在床。1970年朱可夫当选莫斯科州苏共代表大会代表，朱可夫非常高兴，为此还专门订做了一件新制服。他焦急地等待大会的召开，但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勃列日涅夫告诉加林娜：“我建议他不要出席会议，如果出席时他得频频起立、坐下，会吃不消的。”朱可夫遗憾地回到自己的别墅，此后精神更加抑郁了。1973年底加林娜因乳腺癌病逝，这对朱可夫的打击巨大。爱妻死后不到8个月朱可夫的病情更加恶化，先是心肌梗复发，随后是心脏停跳出现医学上的临床死亡。他的心肌被注入特殊药剂后心脏恢复跳动，但脑供血却没有恢复，戴着人工呼吸器的朱可夫毫无知觉地走完生命的最后5天。1974年6月18日朱可夫在莫斯科溘然长逝，享年77岁，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朱可夫自担任高级指挥员以后认真研究军事科学，探讨战略战役问题。他认为使用新式武器，运用现代战术，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主张以大量坦克配合摩托化部队协同作战。他的主张在苏德战争中被采纳，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