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晋城人的李平遥，或者说我的爷爷
公历2020年1月22日，我们所在的世界依然在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每一个瞬间都能摧毁过去对于现在的无数预测：海浪在南太平洋溅起的角度，上一个星期三在墨西哥城跌落而死的鸽子的数量，三江交汇处爆发的传染病，乌干达草原上击中河流的雷击，美国山脉对于下一任总统的选择。还有在这同一时间那已经固定的历史的如同照镜子一般的增殖——当今天作为未来的历史在被一步步地固定下来时，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正在不同的记忆中与不同的人完成着自己的交媾繁殖使命。
当时他吸着一根红旗渠，嘴里吐出烟雾，冬天的房间里很冷，临近过年，外面的集市上吵闹的声音此起彼伏。为了满足我的要求，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也就是我的爷爷的历史。
出生与乞丐
1945年下半年，山西。
他一出生，就离家乡有250公里远，这是他的父亲——一个名字已经被忘记的男人——为逃难所走过的距离。出发前，他对跟随他的女人说：“为了吃饭，把你卖了也不是不行。”从此，这个怀孕的女人无条件地听命于他，这件事无关爱情——1945年的中国没有多少人谈论爱情，那东西远不如一块面包——只是作为一位母亲所拥有的求生本能，其中包含了未出生的孩子的那份。对于一个逃荒者来说，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让人痛苦又快乐，他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是不值一提的泡沫，但是因为他的出生，我记下来：“这是他最重要的时刻。”
那个时候，单单坐在地上乞讨，一天也别想拿到一粒米，当地的乞丐还会敌视远道而来的可怜同行，挑衅、侮辱和谩骂充斥着一个个白天和夜晚。他的父亲只能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敲门，希望做事来换吃的。在从这家到那一家的路上，他就如同一个哲学家一般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自己、孩子和家乡。听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乞丐和哲学家也许有某些相似之处，蕴含在这显著的差别之后……
终于，在孩子哭了四十九天之后，他获得了自己的名字：平遥，这是他的出生地。同时在他的父亲被另外一帮乞丐骂了四十九天之后，这个男人躺在草席上，对妻子说：“回家”。
我又记下来：“1945年，李平遥回到了家乡，从此之后他只说自己是晋城人。”
前往北京，度过文化大革命
20年后，李平遥19岁。他已经跟着父亲种了将近十年的地，是个结实的小伙子，有着那个时代最标准的国字脸，额头窄窄的。他奔跑在太行山脚下，身上带着象征信仰的红星，见到别人就露出憨厚的微笑。简单来说，1965年就是农田上的巨大钢铁机器、高悬的矩形主席像、东南沿海出土的证明国家身份的远古化石以及蓝色和灰色代表的工人阶级。这是至今仍然有人怀念的一年。
这一年的一切让他决定应征入伍，去当尚不明确驻扎位置的志愿兵。走的时候，他的父亲从生产队那里搞了点酒，两个人喝了两三杯，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说，当时父亲告诉他：“我没当过兵，但你得知道，当兵虽然饿不死，但看现在的情况，估计是还要打仗。当心自己，外头人也孬。”
这就是我们那辈人和他们的差别了，当时想的全是帮助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想过自己能如何，大家都是好人。这只红旗渠抽完，他站起来，从裤兜里摸出下一只，按下打火机。“你们现在想的是啥？”
他被分配到石家庄，河北省的一个小城市、未来的首府和铁路的受益者。在那里的日子乏善可陈，有一天，长官把他们这帮新兵集合过来，宣布他们的部队即将调入北京，拒绝的可以留在石家庄。他选择前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前往北京，驻扎在南苑。
于是李平遥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生活，早晨是混乱的广场与静默的人群。对他来说，那是崭新的、有时甚至是酷烈的生活，但他的血液里早已带有这种生活的倾向，或者说当时的中国青年都深深迷恋着这疯狂的喧嚣背后，那遥远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感。他学会了使枪，把人群拢在一起，用口哨发号施令，确保领袖不为炽热的群众所伤，还学会熬夜，顶住沙尘暴、严寒和酷热。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究竟是怎样的光景，他并没有说太多，他只说毛主席挥手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翻涌起红色的波浪。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场景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我只是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背后的浪漫之情，相隔50余年的浪漫。
他在北京待了将近20年，北京的九道城门、周围军团的骚动、燕山和长城的结合他一口气讲了好几个小时。但是当我问起来的时候，他摆摆说，北京虽然是伟大首都，在当时的发展也就是那样罢了，不能跟今天比。
离开伟大首都
文革结束后，他退伍，结束了作为军人并不显赫但毫发无伤的生活，被分配在北京当一个小干事员。他生性平稳，干事员的工作也很契合他的想法，倘若如此进展下去，他也许可以在北京站稳脚跟。但是他爱的人——一个同样来自晋城的女人因为没有北京的户口，导致无法进京。那个时候得到北京户口就像现在一样难，如同一个左右对称的人一样滑稽。伟大首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他露出了恐怖的獠牙：他们没有那么受欢迎。
他当然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件事是我很久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几个月后，在留在北京还是他的妻子的选择面前，他同意了调出北京的工作互换，来到河南新乡。也因此，有一个新乡的小伙子去了北京。“为什么是新乡？不直接回晋城？”，我第一次打断他的话。没什么可犹豫的，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晋城的公粮是七成粗三成细，新乡是七成细三成粗，新乡离晋城也不远。”
就这么简单。很多看起来很重要的决定，在当时就这么简单。截然不同的三座城市构筑了他的命运，后来他也去了别的地方，但是远远不及这三座城市对他的影响之万一。我时常想，上个世纪70年代李平遥做出去往新乡的决定时，会不会想到他的两个儿子、绵延数代的家庭、邓小平著名的判断，那些把他和别人的故事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时代的重大决策。但人并不能预知未来——这正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孜孜不倦的工作，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李平遥诉说的确定决定和他来不及讲述的，永远未知的分岔点。
结局与讲述者
我的记录到此结束，这就是李平遥的全部故事。此刻他仍然在吸着烟，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一个出生在平遥的晋城人，一个上个世纪憨厚的农民出生的士兵，在当时局势最复杂的地方度过了十余年最后又安然告辞，这种事情似乎注定带有为他人作传的吹嘘成分，我要向有此见解的人叙说李平遥的遭遇：正如我所写的一样，他也不过只是一粒沙子、一抹烟灰，与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区别——那与我的关系令我更加崇敬他。但是从他平凡普通的想法开始，才诞生了后续的无穷多精彩的传奇故事，从这点上说，每一个人都是树形分布图的原点，又深深地附属于亘古流动的时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