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限定”盯上年轻人的钱包

而事实是，更多人是在“春日限定”里最先嗅到春天的气息，消费主义早已席卷进每一个节日里，商家们将春天的气息锁在玻璃瓶、易拉罐，甚至每个充满氮气的薯片袋子里。

当咖啡、气泡水、新式茶饮等每一个新消费赛道，都挤进了满满当当的对手时，更多的玩家只能不断“内卷”，在自己的领域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节日，他们将时间线拉长，给整个春天贴上限定，让春天变得好卖。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早在2月，善于营造热点的瑞幸就将目光锁定在樱花上，珞珈樱花拿铁、樱花白巧瑞纳冰、粉樱荔荔大福等多款新品，通过高频次的季节限定产品上新，将樱花的概念打造到底。

星巴克紧随其后，上市了樱花初绽星冰乐、拿铁、春樱白桃雪山蛋糕等产品，就连它的周边也围绕樱花主题，推出了电脑包、水杯、礼盒等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樱花拿铁已经是老选手，今年的回归又加上了草莓的热度。

同样回炉重造的还有元气森林春季限定樱花白葡萄气泡水，该口味自2020年春季上市后已连续推出两年，今年的特别版本仍是“新瓶装旧水”，不同点是在低于零下的状态下，瓶身上能绽放朵朵樱花。Tech星球统计发现，元气森林16种口味里，有9款是限定款产品。

去年，新式茶饮已然内卷成风，油柑、芭乐、椰子、黄皮等各种小众水果都被拿来大战，今年春天，商家们自然也不愿放过樱花的热点。奈雪的茶推出霸气樱花楂楂莓、樱樱拿铁、樱花蜜桃千层和樱花白桃软欧包等产品，CoCo、茶百道等品牌也都以“春天第一杯”为主题，推出樱花、草莓、荔枝季节限定产品。

薯片也想蹭上这波行情，乐事推出樱花虾等三个口味的限定款。连泡面品牌也推出春日樱花限定，但樱花风味并未体现在汤料里，而是将面饼染成了粉红色。

春日限定的魔力不仅局限在食品领域，美妆、个护都在赶上这趟春日热点班车，比如全棉时代推出了春季限定系列洗脸巾，营销文案上是这样描述的，“春日限定系列的外观更具绿意，放眼望去，仿佛能感受到晚风轻轻吹送了落日晚霞、樱花在微雨的亲吻下摇晃……那些春日的美好，似乎慢慢都能从眼前出现。”但其实，限定其实就是换个新包装。

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注重季节性，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新消费品不愿放过年轻人的钱包，春天只是一个由头。

消费者不想再当大冤种？

“一款零食，必须在2秒内抓住消费者的心”，这是食品研发人小林正典时常提起的法则。在颜值主宰的消费环境里，消费者们对于产品包装设计和审美越来越高。季节限定款产品不谋而合地瞄准靶心，巧妙地利用高颜值在2秒内就锁定打工人们的钱包。

不过，好看是吸引消费者的一方面，另一面是季节限定也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群禁不住好奇，跃跃欲试的群体。

“樱花有多好看，樱花口味的东西就有多难吃”，“樱花味等于洗洁精味，味道不行，当过一次大冤种不会再当”，“吃了一块樱花口味冰淇淋，吃完了半小时后打嗝还有一股类似汽油的味道。”

在国内的食用标准体系内，樱花是不可以作为可食用花卉添加进食材里的，市面上的樱花产品几乎全都是不含樱花的产品。樱花风味的背后是香精、糖精、人工添加剂堆砌出的味道。

季节限定是用季节将品牌和产品捆绑的招数。这就不得不提到邻国日本，“圣诞节吃炸鸡”这一经典营销案例。肯德基刚进入日本的时候，日本民众对此的接受度并不高，另一方面，日本人没有过圣诞节的习俗。

而时下流行的春日限定，不过是一次“圣诞节吃肯德基”的翻版，季节性营销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为消费者制造需求：无限美好的春天来了，只需要不高的成本就能获得这个春天的一些联系，好不好吃或者复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多人愿意尝试，下一年，再换个包装继续。

另一重意义是，工业化的食品本身就利用保鲜剂、将食物的周期尽可能延长，所以季节不是限制的原因，但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饱和，在消费升级的作用力驱动下，商家们只能以不断出“新奇、小众、猎奇”的新品的方式来获得声量和销量。

日本知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十年前提出了“第四消费时代”的概念。他将日本消费社会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从重视家庭需求的第一消费阶段（1912-1941年），到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追求奢侈品的第二消费阶段（1945-1974年），进而发展到崇尚个性化的第三消费阶段（1975-2004年），最终演变为回归环保、接受共享、追求内心充实的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在《第四消费时代》（十年纪念版）中，三浦展特别增加了疫情对于消费社会演进变化的影响和趋势分析，他认为，新的消费社会形态“第五消费时代”或许正在孕育中。本文是《第四消费时代》（十年纪念版）的中文版序言之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贫富差距

在日本，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意识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有人因为不是正式员工而遭到解雇，有人在“外出自肃”（自觉减少外出）期间收入或营业额下降，这些人与高枕无忧的公务员形成了鲜明对比。越是低收入者，越难从事居家办公的工作，这种倾向是日本的一大问题。

简而言之，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节点，日本人明显分化为三个层次：

骤然跌落中产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的人；
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收入缩水，内心不安，不敢消费的人；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担心，能够继续保持中产以上生活水平的人。

与此同时，自杀的人在不断增多。2020年日本自杀者数量同比增加750人（增幅3.7％）， 达到20919人（简报值）。在此之前，自杀者数量连续10年下降，这是自2009年雷曼兄弟破产以来首次由降转升。其中，女性和青少年自杀人数的增多引人瞩目，这大概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滋长，人们不便外出，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服务消费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以外出就餐为主的服务消费萎缩了，因为外出就餐避免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服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开始出现由实物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趋势，但是由于泡沫经济的扩张，实物消费达到了最高潮，而服务消费的趋势戛然而止。

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倒闭，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服务消费的潮流却再次兴起。在后泡沫时代，东西卖不动了，但是因为人们需要一日三餐，所以即便销售实物的商店减少，餐饮店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店铺却增多了，服务消费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商业街上的床上用品店、烟酒店、米店、日用品店等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居酒屋、咖啡馆、推拿店、便利店等。日本的便利店虽然销售实物商品，但同时提供多种服务，其价值并不在于卖东西这种行为本身，而是在于提供24小时营业的服务，因此日本的便利店可以归入服务业。

此外，人们听音乐不用再去买CD，而是直接从网上下载， 然而演唱会的市场规模在10年间扩大了2.5倍，现场演出行业整体增长了1.8倍。这正是服务消费发展的结果。

在第四消费社会，年轻人逐渐在共享住房、共享办公室等人与人交流的空间中发现价值，或者跑到小酒馆、澡堂子、胡同小巷里感受类似于昭和时代的人际关系的魅力。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了上述人们聚集、对话、交流的场所，这对于提出“第四消费时代”的笔者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笔者一直强调人们自发地聚集交流、相互联系、相互理解的场所的重要性，但疫情的突然暴发令笔者困惑不已。

与实物消费相比，服务消费的阶层差距更大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重大节点，然而即便没有新冠病毒，在日本这样的超级老龄化社会，护理消费也会持续增长，笔者20年前就在拙作《今后10年“团块世代”1400万人将成为核心市场》中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以抵御风险为目的的预防性消费前景广阔。

疾病是最常见的风险，所以与健康相关的消费是护理消费的主体。由此可见，今后旨在保护健康的预防性消费与健康受损时的治疗性消费都会大幅增加。前者指的是维持并促进健康的食品、保健品、体育运动、瑜伽等活动以及必要的运动器材、消除疲劳的推拿按摩等消费；后者指的是医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消费。政府希望延长居民的寿命，因此会鼓励消费者积极投入预防性消费。

但是，富裕的人负担得起预防性消费，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却无能为力，他们患病的风险较高，往往把更多的钱花在了治疗性消费上。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单身人群的年收入划分为五档，以此观察他们的消费支出，就会发现年收入最高一档的单身者花在高尔夫球及球具、推拿按摩（除治疗外）、健身月卡及其他体育设施上的钱超出单身人群平均值的2倍，他们的整体消费支出达到平均值的147%，大多数是预防性消费（选择单身人群的数据，是因为与三口之家相比，从单身者入手更容易看出消费最新变化）。

年收入最低一档的单身者花在医药品、口腔、外伤及皮肤病，和保健的消耗品、看护服务上的钱较多，支出金额为单身群体平均值的85%，他们的整体消费支出为平均值的63%，治疗性消费占据更大比重。这些都是贫富差距在护理和健康问题上的体现。

低层次需求与高层次需求

从实物消费向护理消费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欲求”（wants）消费到高层次的“需求”（needs）消费的变化。

实物消费在泡沫经济时代到达顶峰，彼时的实物消费被称作欲求消费，因为那是一个花钱买“想要”而不是“必要”的东西的时代。

但是，在后泡沫经济时代，人们开始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掀起了从欲求到需求的“逆流”。今后日本将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团块世代”日渐衰老，简单的需求、低层次需求将会减少，旨在满足高层次需求的消费会越来越多。

低层次需求指的是对日常的基础性食品、日用品的需求，例如大米、面包、蔬菜、洗衣液、卫生纸等。高层次需求指的是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的需求，简而言之就是保持健康、延长寿命，也可以说是应对高风险的需求。随着超级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渴望健康长寿，即便生病（哪怕感染新冠病毒）也能得到快捷的、无痛苦的治疗，并早日康复。

在人口结构年轻化的时代，低层次的需求占据中心地位，而老龄化社会带动了高层次需求的增长。当然，低层次需求并不会消失。今后人们也将分化为三类：

仅仅为满足低层次需求就需要全力以赴工作的人；
如果能力不足，连低层次需求也无法满足的人；
能够满足高层次需求的富裕的人。

市中心-郊区的结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日本带来的另一大变化是城市结构。大城市圈的人口数量多、密度大，感染风险较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搬到郊区或小城市居住。目前，东京的人口已连续数月净流出。

笔者很早以前就对人口从郊区涌向市中心的趋势提出了疑虑。考虑到大地震、瘟疫等风险因素，笔者一直强调有必要促使人口回归郊区。20-4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倾向于住在市中心，近年来，他们的子女也大多选择居住在这里。然而，一旦发生大地震、瘟疫等，这些年轻人就会遭遇集体性的灾难，就会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正面作用是推动了居家办公。今后，在位于郊区的家中或共享办公室里上班的形式将快速得到推广。由此，日本郊区的行政机关如果抓住机遇，能够认真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大大促进郊区的发展。比如适宜工作的郊区应该是什么形态，它与市中心应该有何区别，与在市中心居住、上班相比，住在郊区、居家办公还有什么其他优势等。

在日本，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结婚、生育之后会继续工作，她们晚上也想去繁华的商业街喝酒、逛街，因此有人认为不分男女，都应该居家办公，不能只要求女性下班就回家。

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是否应该过多地向市中心集中。男性和女性应该一起回归郊区工作、购物、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将在日本迅速普及。笔者认为，不仅仅是日本，全世界都会迎来这一趋势。

日本东京，上班族走在东京丸之内商业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街区

大多数曾体验过居家办公的人不会再想回到乘坐人满为患的、摇摇晃晃的电车去上班的生活。笔者辞去公司职员的工作已经20多年了，现在从事自由职业，笔者就非常讨厌拥挤的电车，出门的时候宁可绕点儿路也不愿坐车。当前，“不用通勤也能工作”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能否居家办公将成为求职者选择公司的一项标准。

城市中心的租金贵、物价高，居家办公削弱了市中心的优势，甚至能够为日本的家长提供便利条件，满足他们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的愿望。

如果长期居家办公，人们就需要一处场所，那里有绿色的植物，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尤其是在发生地震等紧急状况， 需要去公园等开阔场所避险时，人们愈发感受到家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的重要性。

在不动产市场上，位于市中心、靠近车站的物业曾经一直很抢手，但是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郊区的独门独院住宅的价值。

综上所述，今后适宜工作和生活的街区具备以下四点共同之处：

个性：区域内不仅有千篇一律的连锁商店，还有个性鲜明的个人商店；
历史：街区拥有历史气息浓厚的街道和各式各样的传统文化展示，并能将其应用到城市建设中；
文化：有大学、美术馆等；
自然：绿荫浓郁，水景宜人，空气清新。

社区的良好效果

上文提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服务消费。另外，在一些人口回归的郊外住宅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在避免“三密”（即密闭、密集、密接，这是2020年日本年度流行词之一——译注）的情况下，互帮互助，社区的力量不断壮大。

市中心的居酒屋、夜总会等“三密”场所的酒局减少了，与此相反，人们利用郊区的空置店铺建起了儿童食堂、家庭食堂、夜间咖啡馆、轻食餐厅等。这些社区商业活动产生于居民自身，也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

笔者已经多次提出这种模式，但它借助新冠肺炎疫情的契机推广开来却完全不是笔者的本意。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能够不断催生好的现象就是好事。

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声明后，在市中心，人们交流的空间受到挤压，而郊区的居民互助增多，社区力量得到发展。

正倾向减弱，快倾向加强

我们来看一下个人倾向的变化。自1973年起，NHK广播文化研究所每五年进行一次“日本人意识调查”，将人生观、生活价值观分为以下四个选项供人们选择：

1.快倾向（着眼当下×关注个人）：自由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2.爱倾向（着眼当下×关注社会）：与身边的人安稳地度过每一天；
3.利倾向（着眼未来×关注个人）：制定可靠的计划，创造富裕的生活；
4.正倾向（着眼未来×关注社会）：万众一心，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长期趋势看，近年来，正倾向不断减弱。1973年初次调查时，正倾向占约14%，而在2018年最近一次的调查中仅占约4%。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正倾向的下降最为显著。在号称“高消费社会”的泡沫经济时期，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相比之下，快倾向由1973年的21%逐渐上升至2018年的约26%，爱倾向由31%大幅攀升至46%。

一言以蔽之，家庭至上观念深入人心，父母对孩子言传身教，人们越来越重视身边近在咫尺的人（通过智能手机保持联系的人）。

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重建美丽日本”的宏伟目标，他在国会进行的虚假答辩多达118次，然而内阁支持率也没有明显下降，这似乎与正倾向的弱化密切相关。

社会倾向减弱，个人倾向加强

社会倾向的衰退从内阁府的“关于社会意识的舆论调查”中也可见一斑。

调查询问受访者同意“必须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社会倾向）还是“必须更加重视个人生活的充实”（个人倾向），2020年选择前者的人占45%，选择后者的人占41%。

从历年的情况看，1985年至2009年社会倾向大致呈上升趋势，2011年起开始下降，而个人倾向加强，近年来二者几乎并驾齐驱。从长期来看，回答“不能一概而论”的人减少，个人倾向增强。从年龄段来看，19-29岁乃至40岁左右的人群的个人倾向上升，从2001年到2020年， 年轻一代的个人倾向愈发明显。

由于这种趋势与第四消费社会的价值观相互矛盾，随着个人倾向的强化，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断出现，它们或许会成为第五消费社会的雏形。

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愿意出国留学或工作？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3-18    来源：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

“内向型青年”比例的提升是东亚社会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The Economist 刊文讨论日本青年人不愿出国留学的现象及其背后原因。也许，中国的青年代也会慢慢呈现出这样的倾向。

Saito Chihiro和Saito Seika是一对双胞胎，有很多共同点。她们今年26岁，在东京北部一起长大。她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比如好莱坞电影。但当Chihiro赴匈牙利学医、Seika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艺术，她们的人生轨迹就分开了。Chihiro说：“我一直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她的妹妹也曾考虑过留学，但最终放弃了。她说：“我在日本可以学到很多，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在国外生活。”
“内向型青年”（inward-looking youth）几乎没兴趣到日本以外的地方闯荡。近年来，这类人越来越多，日本的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对此感到恐慌。日本文部科学省称，只有4%的大学生在海外留学。2019年，另一项政府调查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日本年轻人想出国留学。而相比之下，在韩国和德国，这一比例分别是66%和51%。日本人对出国工作的态度同样冷淡。2017年，产业能率大学（Sanno University）的一项调查发现，职场上60%的年轻人不想去其他国家工作，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6%。

来源：“Outbound Japanese Degree-Seeking Students.” World Education News + Reviews, 18 February 2021, wenr.wes.org/2021/02/education-in-japan.

这种内向化意味着一种背离。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赴海外攻读学位的人数飙升。彼时日元走强，许多人在没有奖学金或贷款的情况下仍能负担出国留学的费用。日本最大的几家银行每年都会向美国的商学院输送数百名员工。大阪成蹊大学（Osaka Seikei University）的Hiraga Tomikazu曾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他回忆道：“在哈佛，一间教室有几十个日本人。我们一起学习，分享笔记，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课程。”

如今，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人数远超日本。部分原因在于日本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三年里，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而疫情暴发后，出国留学或工作又都不现实了。应届毕业生轻而易举就能在日本找到工作，出国留学或工作就“没什么好处”了。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的Yonezawa Akiyoshi说：“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的劳动力结构并没有学历歧视。”至少，拥有国外院校学位的员工与在日本念书的员工拿着差不多的薪水。

来源：“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Statista, 12 May 2020, www.statista.com/chart/3624/the-countries-with-the-most-students-studying-abroad/.

同样，海外工作经验也没什么回报。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的Kato Etsuko感叹，很多企业反而看重员工的“日本性”（Japaneseness）。海外工作经验似乎不再能增加晋升的机会。比起在国外分公司工作，在日本轮岗甚至可能升得更快。

对外部世界的极度恐惧打消了年轻人出国的念头。许多人认为，“英语过敏症”（指对说英语等外语感到羞怯）是他们与外界隔绝的一个原因。他们的焦虑并非毫无根据：英孚教育是一家专门从事语言教学与教育交流的公司，在其编制的英语熟练度指标中，日本人排名很低，落后于邻国韩国。学习艺术的Seika对学习另一门语言忧心仲仲。她说：“我对自己的英语能力不如姐姐自信。”日本是世界上最方便、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也于事无补。

亚洲地区的英孚英语熟练度指标排名

来源：“EF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EF, 2020, www.ef.com/epi.

对于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政府来说，日本人与世界越来越隔绝显得十分尴尬。Hiraga说：“日本正在衰落，甚至还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衰落。”他认为，日本在亚洲等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对于企业来说，事实也是如此，企业缺少具备全球视野的年轻员工，这妨碍了它们拓展海外业务。Yonezawa说：“世界其它地区向海外进军的力度非常大，日本也要赶上这一波。”

* 标题和部分配图由译者选编，本文仅代表学者个人观点。

来源 | 沪港发展研究所

选题 | 吴建峰

翻译 | 江默柔

审译 | 王梓诚

《日本青少年培养援助推进法》第6条明确提出内阁每年都会在国会上就日本青少年的情况以及青少年培养援助政策的实施状况提交报告，简称《青少年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白皮书》提到，伴随数字社会快速变革、人的身心发展急剧变化，当今社会环境更加多样复杂。这种情况下，亲子相处时间无法得到保证，自杀、逃学、欺凌等校园问题层出不穷，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等家庭和学校教育情况发生变化，信息环境、生活和工作方式变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此，《白皮书》提出了援助青少年的方针和政策。一、助力所有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基本措施有充实自然和文化体验活动，让每个人都能有效使用ICT设备，积极推进小班化教学，推进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消费者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社会发展中，稳定年轻人就业状况。二、持续援助有困难的青少年及其家庭。基本措施有在相关负责人的领导下应对校园欺凌、学生自杀等问题，完善网络咨询和社区服务体系，提高师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三、援助具有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青少年。 基本措施有援助STEA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Mathematics）教育，支持天才发展，支援边远地区建设。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基本措施有援助婴幼儿抚养和家庭教育，加强地区和学校的合作，净化网络环境，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改革工作方式，支持远程办公，建立多样化的居住场所。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培养中坚力量。基本措施有促进企业等主体的参与，提高教师素质，推进跨领域的互助合作，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等。

编译自：日本内阁官方网站 2021-6-11

编译者：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孙雪莲

当地时间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有6.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正在承担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这其中有7.1%的受访者每天需花费将近7小时在其中。

日本政府于2021年4月开始针对未满18岁的青年人群中需要照料家庭成员的人数进行调查，本次为首次对小学生群体进行统计。《朝日新闻》报道指出，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如何援助此类人群已成为议题。

“疲于照料家庭的儿童已不在少数”

厚生劳动省于去年底以日本国内小学六年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希望对正在照顾生病的长辈及年幼兄弟姐妹的人数进行统计，并在今年1月得到了近9700份反馈。

调查结果显示，有6.5%的受访者表示“有需要照料的家庭成员”，其中“照料兄弟姐妹”的受访者最多，占比近71%。此外，有19.8%的受访者承担了照料母亲的责任，而在正“照料父母”的受访者中，有近33%的人并不清楚父母所患疾病及身体状况究竟如何。

据《每日新闻》报道，有七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7至12岁之间开始照料家庭成员，但也有两成的受访者在6岁前便已经开始。此外，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需要做家务、照顾家庭成员等，有7.1%的儿童平均每天需花费将近7小时在其中，有部分人甚至曾因此无法上学。

“疲于照料家庭的儿童已不在少数，这是否会对此类人群造成身心健康方面的影响也令人担心。”报道指出，尽管如此，有76.1%的受访者并没有向相关机构进行咨询的经验。

对此，调查委员会主席、大阪齿科大学教授滨岛淑惠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指出，儿童通常很难理解目前家庭所面临的状况及如何去承担这一责任，因此周边的援助相当重要，包括老师、社会福利人员等均需对其进行指导。

而日本立正大学社会福祉学科教授森田久美子则对《朝日新闻》表示，此次调查显示部分儿童已出现因家庭状况而迟到甚至缺课的情况，学校等不应置之不理，需在客观把握状况的前提下予以帮助。

“青年护理者”已成议题

在日本，一边上学或者工作，一边照料家庭成员的未满18岁青年人群被称为“青年护理者”，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日本政府在2014年颁布的相关法律中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明确定义，并要求地方自治体对相关人群提供必要援助。

但厚生劳动省2021年实施的问卷调查指出，在该国全日制初中2年级的学生中，平均17人中就有1人为“青年护理者”，而在全日制高中2年级的学生中，则有近4.1%的受访者称有“需要照料的家族成员”。此外，在本次的调查中，也针对超9000名大学3年级学生进行了统计，近1000人称现在正在照料家庭成员或过去有过照料家庭成员的经历。

《现代经济》报道指出，在这一情况下，“青年护理者”面对的不光是迟到和缺课次数增加的问题，在升学、就职方面也可能面临困难，但很多当事人认为这是自己家庭的事情，故对是否向他人求助有所犹豫。此外，部分“青年护理者”甚至因缺乏相关知识及不清楚政府的援助体系等陷入“孤立”状况，相关议题正在不断涌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于2021年强化了支援体制，成立了由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组织相互合作的项目组，并在去年5月提交了“青年护理者”相关一系列的报告书。时事通信社报道指出，至此，日本全国各地已接连提出援助“青年护理者”的相关提案。此外，日本政府也将于今年4月正式构筑相关援助方案。

但《东京新闻》报道也称，目前针对“青年护理者”的援助仍存在许多复杂问题，包括如何切实了解当事人的情况及培养相关人才等。立命馆大学教授斋藤真绪指出，并不是要让“青年护理者”不必再照料家人，而是通过相关援助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切实了解家庭状况，成立健全的组织提供支援服务将是重点。”他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说道。

近年来，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令日本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作为潜在劳动力存在的女性逐渐受到关注。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计划，改革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中，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关注“女性经济学”。“女性经济学”的理论根源最早是由高盛分析师松井凯西（Kathy Matsui）提出的。1999年，松井在《女性经济学：日本的隐性资产》一文中指出，让更多的日本母亲重返职场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可提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15%左右。

为化解日本当代社会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等带来的社会危机，安倍政府提出了“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倡议，并召开年度会议制定促进女性进入职场的相关政策。比如，日本政府承诺，到2020年，将劳动力中25-44岁的女性比例从2012年68%提高到73%。同时，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招聘更多女性，并给予她们更多的晋升机会，到2020年，将女性领导职位的比例从10%提高至30%。此外，为解决已婚女性的后顾之忧，日本政府提出加强儿童看护工作，利用政府拥有的土地开办更多托儿中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15-64岁的劳动者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上升，至2018年达到了69.8%的水平，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中国的69.01%。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在1997年、2007年、2017年三个节点中，日本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分别为49.3%、45.7%、35%，也就是说，日本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在二十年里下降了14.3个百分点，同期，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比例增长了15.7个百分点，从1997年的50.7%上升到2007年的54.3%，再到2017年的65%。因此，为应对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的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无论日本政府还是企业都渐渐改变以往将女性特别是已婚育女性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政策，为后者的就业及再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日本特别重视让青少年体验社会和接触自然，通过了解社会和亲近大自然使青少年身心获得健全发展，要求学校、家庭和社区有计划有意识地增加青少年到社会和大自然中去的机会。

　　1999年，文部科学省实施“全国儿童计划”，亦称“紧急三年战略”，为青少年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各种设施不断完善，如农林省有“儿童长期自然体验村”、环境省有“儿童公园休闲设施”、林野厅有“儿童森林俱乐部”、经济产业省有“儿童实验商店”和“儿童科学和制造教室”，大学和科研机关有向青少年开放计划，此外，还在全国设置24小时咨询电话“儿童热线”、“育儿热线”，编写《家庭教育手册》和发行家庭教育录象等。

　　从2000年度开始，文部科学省又实行“儿童梦想基金”制度，对组织和实施青少年教育活动的团体提供50万、100万和300万日元不等金额的资助，这些教育活动包括体验自然（观察自然和野营活动等）、社会志愿活动（护理老年人等）、劳动体验（参加工农业劳动）和参观科研机关等。仅去年一年，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支出达1350万美元。

　　资助农户利用闲置农田创办“学童农园”是日本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之一。在这里，青少年通过插秧、种菜、栽花、除草、收获等各种劳作，体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增强爱护大自然的保环意识。日本全国农业合作总社把这一活动取名为“与下一代共生运动”。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有大约1／3的农业合作社在认真推进这一活动。

　　有关专家认为，这些活动能够陶冶性情，有助于形成良好道德情操，对解决日本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日本动漫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深受我国青少年的喜爱，培养了大批青少年动漫迷。这一方面得益于日本动漫善于借鉴和创新，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深刻的思想性；另一方面它有利于缓解青少年日常的生活学习压力，愉悦心情。然而，日本动漫作品中的暴力、早恋、色情、犯罪及美化侵略战争等内容，也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应当对日本动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肯定它积极的一面，研究其产生的不良影响，积极采取应对之策。只有这样，日本动漫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一种信息传播和娱乐方式，才能有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由于青少年本身的精神需求及对动漫的强烈认同感，日本动漫中的消极元素也趁虚而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日本动漫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是动漫中的暴力、色情场景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战斗、暴力、杀戮、色情，成为许多日本动漫人物的生活方式。这些动漫作品充斥着市场，无疑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青少年在观看带有暴力元素的动漫作品之后，可能会误以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唯一的方式，这样长期耳濡目染，会导致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中带有攻击性。此外，日本动漫中的色情内容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美少女战士》中随处可见不一样的制服诱惑，女孩们往往身材火辣，穿着清一色的迷你短裙，走起路来让人浮想联翩；这些动漫形象对正处于青春朦胧期的青少年来说迷惑性极大，赤裸的画面和对性爱详细的描述会让青少年在视觉上得到极大的刺激与满足，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极易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二是部分青少年过度沉溺于动漫世界，不能自拔。日本动漫由于其精美的制作和丰富的想象力，对青少年吸引大，一些青少年难以抵挡诱惑，往往是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连续观看，甚至有些一直看到最后结局还意犹未尽。譬如，《海螺小姐》从1969年开始连载至今，已经超过6000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动画。这些多集数的日本动漫，不断吸引广大青少年把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用在了动漫上。过度沉溺于动漫世界，使青少年无法自拔，久而久之便会身心俱疲，进入恶性循环的生活状态。

三是一些青少年对日本动漫盲目认同，容易导致价值观混乱。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鲜亮的衣着、精美的饰品成为青少年时尚的追求，甚至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青少年之间的相互攀比，导致他们对动漫角色的不良行为进行模仿，主要集中在装扮、言语、行为、嗜好等方面。譬如，在日本动漫中，很多校园青春题材里出现的学生制服，做工精细、短小可爱，成为日本学校特有的一道风景线。但是，一些青少年在其影响下开始大肆宣扬日本短裙校服的好处，还申讨我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校服。还有一些动漫虽然讲述的是少男少女们追寻梦想的故事，但是剧中不乏无节制的吸烟、饮酒等。由此看来，盲目跟从日本动漫，而不考虑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势必会导致青少年心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不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