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历程

【友情分享；禁止转载】

（也算是思想历程，不过仅限于阅读方面的。生活经历和游戏也可以是思想来源，但是这里不涉及）

我读的第一本有点严肃的读物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是理想国在2009年的一个合本。当时还没注意到理想国。这本书里对我影响最大的，第一是“媒介即认识论”，介绍了媒介如何影响人对世界的认识，它让我意识到了人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直接而理所当然的，这是对“客观”认知的一大冲击。第二是对印刷术主导的世界的面貌，尤其是林肯与道格拉斯那个演讲的例子，让我意识到过去的世界，是完全超出现在回望的那种想象的。第三就是文化构建现象了，也就是里面讲的通过人为创造出“童年”的理念。

这本书带来的，是对书籍的重新理解。之前只读过一些文学类的书籍，和各种网络文章，这是第一本比较严肃的、以著作形式对一个主题的探讨研究，这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和表达问题的方式都是从未见过的，而且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接触到全新的知识和见闻，并且都是非虚构的，这也是读文学类书籍所没有的体验。

可以说，这本书影响了我对专著研究、专业知识和社科类严肃读物的喜爱，它们直接改变了认识事物的眼光。

奥地利经济学派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在那个恰逢金融危机的时期，有一些爱好者开始写一系列的经济学普及专栏，讲解对经济危机的解释。这个解释框架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样，这个传统悠久而又眼界广阔的学派便进入了我的视野，它对我的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虽然读过，但是却没有太深的影响，而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买回来一直没有读过。但是门格尔的深刻影响，即他对于超越经济现象，对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兴趣，却通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研究传递到我身上。

米塞斯：基石、方法与立场

我至今还记得某次凝望着《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的封面上那个老人产生的奇异感觉，因阅读他写的文章，文章里传达出的真诚和对人的价值的捍卫，让这个异国的已逝老人突然有了种亲近感。

米塞斯的影响，当然主要是补充了经济学的基础。米塞斯不是把经济学只当作对经济现象的研究，这里是延续了门格尔的方法，尝试在更广阔的视野里，也就是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理解经济现象。米塞斯是把【经济行动】当作更的【人类行动】里的一个分支来研究的，这里他提出的【意愿】——【行动】——【目标】这个分析框架对我理解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三个范畴的划分让道德角度的辩护对我失去了魔力，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可以是一个怎样达成目的的行为，而【对于所要达成的目标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因而行动无法达成目标】这种中性技术分析，是跟意愿和目标都没有关联的，它是一个方法的分析，是指出错误的在于方法上的知识缺乏。任何试图在道德角度为意愿和目标辩护的人，都是在掩饰自己在方法上的无知，哪怕他不知道这点。

米塞斯的经济学著作让我能够在枯燥无味的新古典学派教科书支配下的经济学领域，学到了另一种风格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它更贴近真实的生活经验，不需要“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不需要各种各样的数学公式，也没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禀赋”、“要素”这些词（尽管现在我能够立刻理解它意指什么）。

米塞斯的很多著作都是在捍卫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其目标是捍卫人的价值。他让我在关注任何一个学科时，都在同样重要的程度上关注这个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认识论问的是知识到底是什么，具体而言就是这个学科的知识究竟的什么的问题；而方法论则问获得这种知识的正确方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从门格尔传递下来的研究。

正是在对真实的人的理解上，也是在一个悠久的哲学传统中，米塞斯在他对人的行动研究中，拒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在围绕着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对于人来说，获得关于人的知识，仅仅通过外在的观察是不够的，关于人的非物质层面，是很难量化的，因而更重要的研究方法是【理解】，在德语里这个词是Verstehen。

在早期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中，这个认识论问题就出现了。德国历史学派是一个在门格尔在世时支配着德国经济学界的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历史才是经济学知识的来源，因为历史总是在变动，因而经济学的知识也是变动的，因而就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知识。这就产生了经济学知识究竟是什么的争论，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

米塞斯对于经济学知识的捍卫方法是采用了逻辑演绎的新康德主义框架，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为了捍卫经济学知识的普遍适用。但是我很难赞同将逻辑演绎的方法适用在所有的经济现象里，这在经济政策领域会显示的很明显，尽管经济政策与经济基础的层面不同。经验主义的方法并不一定就必须是历史学派那种结论。

这个方法的影响，让我认识到了经验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知识方式，关于【正确无误的前提】，无需经验内容，仅仅通过【正确的逻辑推理演绎】，就能得到【正确的知识】。这让我能判定那些喜欢夸夸其谈“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是对知识来源的无知。这方面认识，在之后哲学知识论那里得到进一步了解。

另外，采用个人视角的方法研究，提醒了我，任何冠以集体的行动，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现的。这让那些复合的、魅化的集体在我这里失去了魅惑力，在真实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公司、集团、国家在行动，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在行动。

经济核算

米塞斯从经济核算出发，对社会主义的方法提出了致命的质疑。经济核算需要价格，价格的形成依赖于基于私有制的市场交换。如果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也就不会有价格，因而决定一个经济决策的盈利和亏损——它反应了稀缺资源是否用在了最终的消费需求层面——的标准就没有了，因而非私有制下的经济决策必定是错误的、无效的，不是某领域生产过剩就是某领域供应急缺。

这是一种严格的、技术层面的【行动】检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们经常同义反复地使用）的理想对我来说就失去了吸引力，变成了一种痴人说梦的妄想。这种技术性的分析之后得到了哈耶克的补充。

通过米塞斯，我认识到任何一个想要在社会领域发表意见的人，都必须经得起技术性的分析，否则再好的意愿/愿望，都只是一种空谈。

米塞斯在奥地利时，曾出任过法律顾问，为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对这段时期的研究并不多。提到这个是因为他在将近60岁后流亡到美国后，不仅仅是作为研究学术的经济学家，也是作为一个在集中管理成为潮流的时代为自由市场辩护的旗手，这两种身份经常被人混淆。他的某些言论，与其说是政策建议，不如说是宣传攻势。米塞斯本人很清楚经济政策和经济原理的区别，但是他的某些追随者可能就在这里不太灵光。

米塞斯对观念支配人的行动、观念支配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他在经济研究之外，也用同样巨大的热情和意志宣扬这些基于正确认识的理念。观念支配人，这让我对人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得到了神经科学在神经元机制方面的证实。

哈耶克：制度、演化和知识贵族

哈耶克进入视野是与米塞斯同时的，也是因为关注米塞斯的经济学，也同样涉及到了哈耶克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商业周期和知识运用。商业周期是延续米塞斯的研究，对经济过程的动态研究。市场过程，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真实的世界里，从不存在均衡状态，均衡始终是一种借助理解真实世界的工具，而不是真实世界任何时候的一部分。这种对动态的强调，提醒了我对思维工具和真实世界的不等同。

哈耶克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则提出了“分散知识”的问题，借此我读到了在更广的意义上来定义“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卡尔·波兰尼后来定义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区分。但是哈耶克的“分散知识”更偏向市场过程中企业家那种跟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相关的时效性知识，似乎更像信息。这样，我在提到知识时，就总是会给予这个词三种不同的意思，显性的、隐性的、分散的。

“分散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提出了另一种技术上的挑战，因为这类知识并不能够像“显性知识”那样被收集，因而无法通过高科技的手法比如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计算，从而通过一个中央核心对资源进行分配。

哈耶克在后期对关注的兴趣转移到了更广的领域，心理、法律、政治，也是由此，我得以系统性地关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这些领域的东西。哈耶克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自发秩序的阐述，这是由门格尔开始的一项社会观察。在自然的和人为的之外，阐释了一类没有任何人去刻意设计（因而不是“人为的”）的产物。

门格尔是通过对货币、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出现研究而发现这一点的。由此，我得知了一种【行为的非意图结果】，并非参与者刻意设计，而是参与者参与其中时，这个过程会演化、“涌现”的一种秩序或特点结果，无论是货币、价格，还是法律、国家，还是意识、生态循环。

这种对复杂秩序的发现，影响是巨大的。后来我发现这种发现早已经被人类社会所体会，并将其归为“神意”或“道”，但是这些都是在笼统/紧凑意义上来表述的。有了更专业的研究后，各个不同领域都发现了这种复杂性层面的秩序形式。但是至今，还没有系统性地将这些研究结合起来的尝试，只有在一些前沿领域，能够看到这类跨专业的合作研究。不得不说过度分科和领域划分，对综合性的视野来说，是一种损失。

关于制度演化的例子，让我得以了解英美的判例法传统，由此“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陪审团、对抗性法庭论辩得以进入我的视野，也让我产生了对律政剧的喜好，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知道的法律世界。由于这种演化研究是历史追溯性的，我对英格兰的历史了解也逐渐增多，我读了一些普通法的书籍，由此我也得知了liberty意义上的自由，也得知了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源自英格兰的影响。并且，英格兰的历史，让我发现了偶然因素和地理环境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它让我对普遍历史进程模式产生了怀疑。

而哈耶克的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序》，则因为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中译本（后来有了，但似乎很快就没货了），只能通过一篇导读来简单了解。但是它提示了大脑神经结构和人的行动产生的秩序之间的关联，让我对神经科学一直持有兴趣。

哈耶克广泛的兴趣和视野，正如他获得的“知识贵族”称号一样，让我对知识之间的关联和不同领域的知识兴趣一直不减。我对专业知识的关注点，不仅仅停留在专业本身，也同样关注与其它领域知识的关联。

奥地利经济学派，这个称号来自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就经济学方法论论战时，被赐予的戏称。那场论战的结果，则更戏剧性，德国历史学派很快因为一战没落。而在二战之前，因为战争和被占领的危险，奥地利经济学派，或者说整个维也纳世界的知识阶层，开始流亡到各国。英美学术界的不闻不问让奥地利经济学派各自被边缘化。由此我学到了，第一是不要接受任何由他人贴上的标签，特别是在贬低意义上的标签，第二，既不追捧也不反对，不闻不问，是让任何一种存在趋向消失的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另一个影响，则是通过《沃格林与奥地利学派：一次哲学性对话 》，让我开始涉足沃格林的世界。不过那是很久后的事情了。

哲学初涉与历史

对哲学的兴趣是来自好友的影响，也有一些是自己的雄心，即想接触并熟悉人类智识巅峰，至少在当时我看来哲学是这样的知识领域。好友的影响在于开始涉足哲学领域，但并没有沿着好友的海德格尔、尼采开始。我对哲学的兴趣，是通过当时视频公开课开始了解的，与此相比，那本入门的《苏菲的世界》反而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认识论：知识的来源

而视频公开课，则也是与米塞斯那个认识论/知识论问题相关联的。当时我比较用心看的是武大赵林的知识论课录像，由此我熟悉两种知识的来源、特性。当然，都是显性知识。这两种知识最后变成了英美和大陆的哲学区别。

简单来说，这些显性知识分为【经验的】和【演绎的】，前者认为知识来自于经验，是一种归纳，能够为知识提供新的内容，但是它只能提供个别的、特殊的知识，无法在普遍适用上为知识提供保障；后者认为知识来自于分析演绎，是从正确无误的前提出发，经过演绎推理，将前提蕴含的知识明示出来，它能够提供普遍适用的知识，但是其知识却不是新的。

这两种分类有着久远的传统，并在经院哲学关于唯理论和唯名论的争论中显现出来。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经验的、归纳的，尤其是因果律的知识。因此就提到了休谟那个著名的怀疑问题，因果律本质上是种任意的习惯。这就影响了康德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提供证明，也就是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这本书我买回来一直没有看，一方面是当时的知识储备不足，因为我还不理解在亚里士多德框架里质料与形式的论证，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兴趣点马上就转移了，康德是熟悉哲学的入门必定会碰到的人物，但是他的书一点都不适合入门者来读。

比较来说当时我更喜欢英美哲学一些，这里有很大程度上是对欧陆那种理性主义导致的大革命的厌恶。但是知识论本身倒不分地理。英国的经验主义、渐进式逐步改革的作风，加上休谟的温和谦逊的人格魅力，让我对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更有好感。

大卫·休谟与埃德蒙·柏克

我读了休谟的《论道德原理·论人类理智》，这是本比《人性论》更好的入门书。至今我还记得他对契约论起源的反驳，用了一种演化的视角，讲到在原初的社会里，首领的权力最初都是出于紧迫状况被授予，并且随着这种权力运用带来的益处，不断累积，形成了威望，最后在默许之中成为一种惯例。尽管休谟提出了怀疑论的问题，但他本人却很好地在哲学的怀疑和生活之间保持了平衡，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找回快乐。现在我能够确知这种处世态度的折中来自于希腊化时代的伊壁鸠鲁，并且这种态度也是有局限所在的。

至于休谟的好友，亚当斯密，自然不用说，经济学的开创者。在那时，我得知了苏格兰的这些知识阶层产生的影响，被后来归为与法国不同的启蒙运动。这样，对于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有了不同的理解。围绕着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一些历史的了解就成为必须了。

这种必须也是之前提到的转移的兴趣，这些兴趣依然是视频公开课的影响。当时有很多在互联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公开课，尤其是耶鲁大学的。因为对欧洲历史的兴趣，我看了欧洲文明的那节课，讲课的是John Merriman，一个带着法语腔的教授。尽管刚开始我很不喜欢他讲话的方式，后来反而习惯了这种说母语之外语言的方式。我还记得他讲法国大革命那一课时拿了一个切雪茄的迷你断头台在讲台上，还放了一首以审判国王为背景的歌剧，后来我在虾米上听到这歌剧时是很惊喜的（《Le procès de louis xvi (10 décembre 1792) / exécution [21 janvier 1793]》）。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两条看似截然不同、但本质上是逻辑一致的道路，因为处在深受其负面影响的地方，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再认识是对它释放出来的暴力和恐怖的认识。我读了一些对其反思的文章，其中就有埃德蒙·柏克的那本著名的评论。但是因为年代问题，并不能很好的理解那本书。这倒让我对柏克早年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我读了他那本《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这是一本美学著作，在其后影响到康德的美学（但是后来读康德那本美学没什么震动的效果）。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两种不同的吸引效果，一种是由视觉、力量小于我们而产生的【可爱/喜爱】，另一种是视觉、力量大于我们产生的【敬畏/崇敬】，这样一来，我对人和事物的魅力有了清晰的理解，在任何人和事物产生吸引力时，都能够马上分清是哪一种效果在起作用。并且由于【可爱/喜爱】才是真正能够让人彼此接近的，那种因为【敬畏/崇敬】产生的吸引对我来说就并非是种好事。

历史阅读

回到对历史的兴趣，因在网络平台看到一些介绍历史的文章，可以得知中国历史在教科书之外的一些面貌。并且，随着了解的增多，重新读历史成了一项必须的责任。我选择的是茅海建那本专著研究《天朝的崩溃》开始，后来读的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还有一些专著研究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这些都是产生了影响的著作。

在近代史之外，我对古代史的兴趣则来自于对身份的认同，这一点会在下一段具体来讲。这种身份认同让我沿着儒家进行了回溯，儒家和法家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朝代，但法家只是在治术层面，儒家则影响到了身份认同，而儒家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尽管是经过改造的，但它依然有很多自身的东西，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孔子对西周制度的恢复诉求上。因而我发现如果要判断中国文化的起源，必须从西周开始。由此我读了《西周的灭亡》，加上一些相关文章阅读，了解到分封制的制度变化和影响因素，也了解到商周之间的变革，尽管有思想上的继承，但周确实在这种继承上创制了一种革命性的学说。这种学说最终成为中国人对于超越层面的理解。

就中国史而言，以各个不同的朝代来看，特点也是鲜明的。西周是以血缘部族发展起来的，部族社会里对荣誉、等级的尊崇，在东周就受到冲击，也正是因为这种冲击没有完全消灭部族社会的德行，对动荡的回应就包含了对于完美典范的回归，这种完美典范明显是隔着时间的美化效果，而回归则变成了尊古。如果我们审视全球范围的文明体的发展，都会发现从部族社会演变成大群体社会时，产生的这类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转变时，应用于熟人社会的规范失效，而应用于陌生人社会的规范还未建立时，产生的失序。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处理好，这种转变过程就会漫长而又痛苦。如果这个时候面临外部入侵，就很容易被击败，因为过去起凝聚效果的东西已经失效了。

周的影响尽管被消弱，但一直持续，直到晋代的八王之乱。南北朝时期胡人进驻带来的失序，使得佛教的影响可以急速扩大。直到有着胡人血统的北方贵族集团统一。隋唐的风气开明，反而更多是这些混杂文化里的统治阶层没有传统认同的压力，否则它只会导向一种更保守的姿态。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了宋。但是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压力使得宋对地方武装势力采取了抑制方案，一方面提升了士族（并非南北朝的士族，那个士族已经在唐末被起义从肉体上消灭殆尽）的地位，促使文化、技术、治理等各方面都达到中国历史的巅峰；另一方面则在军事上造成了消弱，这是军事技术本身无法弥补的。这对于宋所处的环境很不利。最终这些断送在蒙古这个外族的入侵下。

蒙元的统治尽管时间不长，但在各个层面都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退步。这种退步被明继承下来，后来则再一次被外族统治。尽管清的统治本身有一些改善，但是赶上了世界大发现，闷着头自己玩是不行了。

思想史的关注

除了这些通史之外，我也对思想史产生了兴趣。历史研究不免涉及当时的人是怎么想、怎么看待发生的一切、怎么解释未来应该怎样的。于是历史阅读就沿着通史和思想史两条线开展。在这方面我读了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对中国近代人求变的迫切渴求认识从鸦片战争的教科书刻板印象转到了甲午战争这一更贴近历史真实。顺便还读他与刘青峰合著的《开放中的变迁》，但是这本书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这个时期我读到最好的一本、也是当时对我的知识储备挑战最大的一本（现在依然是）则是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这本书从希腊化时代一直讲到19世纪，它的重要性在于让我认识到欧洲思想的两种层面，其实也是任何文明史里都存在的两种层面思想，一种是能够通过流传至今名声显赫的思想人物来了解的思想，它们往往是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被王公贵族们信奉的那些；另一种则是底层人民信奉的那些各种不同的思潮，因为其思想的代表人物影响力有限，或者根本没有代表人物，就很容易在通史中被遗漏掉。

《欧洲思想史》只是篇比较厚的论文，但是对各个时期的思潮变化都有涉及。它让我了解到近东世界对欧洲的巨大影响，让我在英法之外，对德意志、西班牙地区的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欧洲的几个地区，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印象。思想的影响一直是比物质更深刻而久远的，因而在谈论欧洲的时候，具体这几个国家，我可以确信能够比当地人更理解他们的某些传统。其实这也是历史阅读带来的一个益处，当你对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和这里的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看待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你就不会再毫无根据地仰视他们，而是能够分析他们优势的一面和劣势的一面。

欧洲的历史因为自己的原因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不过就阶段来说，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可能就是中世纪了。这个词出现时总是带着一股神秘的氛围，这让一个热衷于在精神上冒险的人对其产生了巨大的探索热情。我读了朱迪斯·M·本内特和C·沃伦·霍利斯特合著的那本教科书《欧洲中世纪史》作为了解的入门。教会在欧洲社会的作用和十字军东征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之后反而没怎么读中世纪历史著作了。作为一个不能忽视的时期，也是对游戏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中世纪的吸引力始终存在。

在这些之外，我还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这种技术角度的历史过程研究，给我展现了一种不同的研究历史变迁的方法，尤其是偶然的技术因素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回应了我对普遍历史进程的质疑。这样，历史线性进步观念对我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

外部世界和想象

除了《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对我影响巨大的传播学著作则是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这本书是传播学的奠基作，它让我认识到真实体验和想象的区别，也让我认识到构成人对世界、自我的认知不可能是完全建立在客观真实上的，因为任何体验、认知都是建立在主观视角的。

就一些地理概念来说，比如提起“法国”，对于不同的人，去过法国的人、看过法国电影的人、读法国小说的人、生活在法国境内的人，他们各自想到的法国、所想象的法国都不是一样的。这让我在面对内涵丰富的指代词时就产生了一丝谨慎。

除此之外，这本书也让我认识到真实发生的事情，与得知发生的事情之间的时间差。对于信息接受者，在他未确知这信息时，尽管事情已经发生，对他来说，则是没有事情发生。对于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够改变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让我开始关注对信息传播的控制的各种不同追求，有时候它是有益的，有时候它是有害的。

我还读了《想象的共同体》，一本关于民族主义起源的研究。这本书的例子多来自拉丁美洲，让我读的很头大。不过通过这些例子，我理解了“民族”是一种构建出来的发明，而不是自然存在的。尤其是之前的欧洲史公开课里，讲到法国大革命时，法国全国各地的语言都不是统一。不管是法国也好，人民主权也好，这些都是构建出来的。

这些例子让我确实认识到了观念强大的魔力，一旦法国的认同从“国王即是王国”转移到【人民主权】上，处死路易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之前，国王的地位的神圣性，体现在大宪章中男爵们与国王开战时的踌躇，就算他们打败了国王，国王还是国王，而不管他们怎么胜利，他们仍然是叛乱者。“不要以为凡是那狂暴大海里的水就能拿来涤除国王身上高贵的油污。”莎士比亚这句话是对此最好的表达，而观念的变动冲击了这一切。

对于共同体的有意构建让我对并非铁板一块的内部差异有了解惑的理解。英国、英格兰、不列颠，这些词汇并不是同义重复，而是具有各自不同的意指。而共同体的构建之原因的探究，也让我认识到了外部压力对自我形成的重要性，这种压力可以是危机、可以是差异的发现。不管是个人的自我认同还是一个群体的认同上，这些都是通用的。通过阅读相关的研究，我得知了“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的广泛认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除了宣传的覆盖，外敌的无差别轰炸也是这种凝聚认同的来源。

这些连续不断的认识，让我对围绕着人相关的领域的某些方面产生了疑惑，这是一些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疑惑，这些疑惑在之后很久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涉足宗教领域才得到解答。

演化，本质的一种

在研读哈耶克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对演化的研究。这个源自对自然现象和市场的研究激发了达尔文，后来则在达尔文自己的实证中被发现的真理，经常被一些头脑简单的蠢人拿去劣化成为一种为暴力辩护的借口。

演化，经常用来指那些为了短期目标/利益而行动的个体，在这种对短期的追求中的适应性变化，产生的长期上的无意图效果。或者也可以用来指局部点滴的变化，长期累积下来对整体的改变。这里的个体完全不需要预设什么长期目标，或者完全可以是无意识、无意图、甚至无生命的，当然，在每个具体的例子中，这些层面要区分清楚。

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无意图行为，所以并不适合纳入什么价值、意义在行为中；也是因为它没有长远目标，因而以目的论来看待它也是不合适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解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很多行为，包括那些有目标的行为。

我读过运用演化视角的书有《进化心理学》、《合作的进化》、《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当然后期的《意识的解释》里对意识的起源也做了演化论方向的假设。就影响来说，《进化心理学》的择偶策略让我了解了两性各自不同的择偶偏好，长期的和短期的，各不相同。《合作的进化》让我对博弈论这个工具有了初步的了解，而《美德的起源》则用博弈论解释了美德是怎样在无需道德教化的状况下形成的。

实际上在之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就运用了一种无需价值评价的视角去理解道德现象，即私人的自利行为怎么促进了公共利益。正是因为生活中总是有些德性一般甚至低劣的人，喜欢占据道德高地来为自己的强制辩护，这让我对任何宣扬道德的人都产生了本能的反感。如果道德行为的有益性仅仅是来自它自己，那就成了一种循环论证，因而需要一种非道德的视角，来理解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激励。

在博弈论的工具里，道德行为可以从中立的技术角度得到解释。短期行为、长期行为，对背叛的惩罚和宽恕效果，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佐证了经济学里的发现，也就是如果想促使人们做好的行为，并不一定需要道德灌输说教。道德说教的影响力永远是有限的，应该从激励和约束层面出发，让人能够在追逐自身的利益时，促进公共利益。因为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关注演化过程的影响，几乎成了我思考任何现象的习惯。而对任何跟人有关的改进方案，优先考虑激励和约束，而不是道德说教，成了一种审视其水准的标准。

英美政治法律文化的影响

作为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促使我更多关注了英国的历史演变，从诺曼征服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岛国的防御优势使得常备军不是必须，继而减少了这方面的财政压力（古代商船很容易转换成战船），因而英格兰不必像法兰西那样，通过扩张王权来强化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汲取，来保持常备军的支出。当然这也跟无地王约翰丢掉了法国大陆的英格兰领土有关。

无地王约翰与大宪章的事情要放在之后更长的历史演进里去理解。这段历史让我理解到大部分政治决策都是对当下境况的修正，再明智的人，对于长远也只有一个在实施上模糊的构想，因为决定具体实施的条件，必须在那个当下来临时的境况里才会显露出来。宪章的重要性在于反复的废除和重新修订颁布，在多轮博弈中形成了最终有约束力的文本。它让我认识到先例、历史积淀对事物施加的权威效力。

在绝对王权时代的英格兰，王权扩张是通过司法权的收纳进行的，巡回法庭到各地去提供司法审判，同时将各地的判例收集起来，进行整理，促使了普通法的形成。王室法庭则促使了衡平法、人身保护令的形成。这段法律方面的历史，让我认识到了在一个政治体内的管理内容的多样性。在行政事物上需要分权，因为各地存在差异；在司法上要集权一致，因为它关乎平等的履行，并且是最终的正义诉求渠道。立法方面的认识，则要美国的经验来补充。

美洲的独立那段历史，让我了解到【利益之争】与【原则之争】的区别。在任何状况下，利益之争都是可以协商、协调、商议解决的，但是一旦利益之争上升到了原则之争，事情就再也没有可协调的余地了。人愿意在利益争执上达成妥协，但原则争执涉及到了价值认同，而这往往就引发反目成仇、你死我活。

导致原本只是税赋的利益之争上升到原则之争的诸多因素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训。地理距离的间隔，使得互相往来的信息沟通量低，增加了误解的几率，这让我对任何重要事项的商议都坚持面对面的对谈。而在税赋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则让我认识到了一种利益分配必须是可以稳定预期的，如果随时会变更，则会严重地影响信誉。一个稳定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稳定的人事任命上，并且最好能在人事变动之后依然发挥效力，当然这就是管理层面的问题了。

另一个认识则是美洲人在英国的感受。北美殖民地社会当时依旧是一个熟人社会，小共同体里的那些美德如诚实、真挚、与人为善、共同互助，还有较为平等的财产地位（北美殖民地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审视英国那个向大共同体转变的社会时，认为英国正在走向腐化堕落，是上帝即将抛弃的世界。因为在英国，大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互相是冷漠的（这是陌生人社会的必然，但并非是负面），英国的经济繁荣也必然带来悬殊的贫富分化，加上传统的贵族和平民无法逾越的地位差距，让这些差异上的对比更为明显。并且，在贵族社会里的某些规则，比如给予血亲庇护、给予熟络之人以职位这些传统义务之举，国王给宠臣赏赐，放在讲规则和法律的大共同体里则会被视为腐败。

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基于个人视角的历史见闻，除了让我对熟人社会（小共同体）和陌生人社会（大共同体）之间的差异和内在矛盾有了直观的认识，还让我认识到个人的感受和判断在多少上也是受了当下情境的影响。并且，一旦感受被认定，就成为了一种真实的、产生影响的存在，很难通过其它方式去化解。因为任何人对亲历者本人的体验都没有解释权，哪怕亲历者本人的解释是有局限的。这让我对任何感受类的争执都丧失了兴趣，因为除非其本人也对感受有怀疑的反思态度，任何辩解都是无效的。

美洲独立让我注意的另一个地方在于他们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开会规则，或者说是议事规则。尽管我也买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始终没有读。商议事情必须在良好的规则下进行，否则就是混乱无效的。这让我看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并随着兴致查了查他们那些看起来似乎可笑的行为背后的历史渊源。

成长、情感和心理

对成长的关注，让我涉足了跟成长相关的心理学领域，在这方面我读的是《发展心理学》丛书，还有一些其它的零碎著作。不过在这里并没有持久地关注。

正如之前的《进化心理学》，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从很多其它领域汲取了研究成果。现今如果一个人谈及心理学，如果他讲的是弗洛伊德，那么可以走开不听了。就儿童的成长来说，心理学从行为学和生理学、神经科学里获得了非常多的助益。比如通过神经元发育的研究，可以得知儿童在5、6岁之前一直是行为学习塑造的阶段，之后的这个高峰则是青春期。不同性别的儿童群体行为的不同特征也很早就展现出来，比如女孩很早就学会了通过谣言中伤而攻击其她女孩，而男孩则是通过肢体暴力攻击其他男孩。

关于成长的心理学也涉及了成年和老年，不过总体而言，我并没有在这里花费太多关注。

另一个跟心理有关联的则是与亲密情感相关的心理领域。在这方面除了之前的择偶策略，还有《欲望的演化》、《亲密关系》著作，包括更为实用的《如何正确吵架》（其实是如何正确修补亲密关系中的裂痕）《冷暴力》。我记得最深的，是亲密关系里提到，男性总体而言更信任女性，更需要从女性那里获得情感需求，而女性则不太在这方面依赖男性。需要提醒的是，这些知识都来自于归纳，归纳知识是一种或然性知识。除此之外，个人经历的洞察也是一大认识来源。

亲密关系领域是私人领域，这从一个角度意味着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隐秘的。如果在这方面发生了错误的行为、失错的举动，除了承受者内心微妙的不舒服之外，没有其它可以明示出错的指示了。这是亲密关系里最危险的一面。这个领域的私密性意味着里面发生的事情很少得到交流，没有对比的情况下，就很难意识到哪些行为的错的。而心理上不舒服的感受表达，很容易被认定是“想太多、太过敏”，从而这种直觉上的保护也趋于失效。

并且，亲密关系的另一种困境，就如与大部分经验性错误一样，如果仅仅是意识到做错了，有想要改正的意愿，也是无法改正的。因为改正要求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示范性经验的引入，有参照、模仿的范例，并加以坚持，才能够真正改正（这是一个行为习惯在神经元层面的重新连接问题）。否则，很容易困在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这也是众多情感类心理学书籍里大量案例的意义所在。

就本质而言，它仍然是人与人如何相处，角色身份与义务如何协调的问题。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明白，情感，或者说爱慕、保护的激情并不能够长久地发挥效力，也不能够为每一件琐事提供标准。在伴侣关系里，双方的那些比较严重的争执很难仅仅依靠双方的品性而化解，因为它是参与者都是裁判者的问题，并且同一问题对不同人的意义也不同，行为习惯问题、利益问题，在另一个人那里，或许就是品性问题、原则问题。在这个层面，可以看到最小共同体的存系所面临的那些困境。个人品质在重大问题上的重要性，不是指仅仅靠品质就能够解决问题，品质只有和智慧相伴才是真正的德性，这就要求在这方面投入学习和反思来学到智慧。

另一个关注过的心理学领域则是群体的，也就是人与人互动这个领域的。这方面的阅读是《社会性动物》《狂热分子》（比另一本出名的要好）还有具体的实验研究《路西法效应》，都是很早的阅读，早于前面提到的那些。促使我关注这些是在生活中碰到的那些群体的盲目。构成群体的单个部分的性质，不同于整个群体的性质，这一点在很多领域都能够发现。就人而言，智慧和远见永远是属于单个的人的，组成群体之后，哪怕每个人都是智慧之人，整个群体也马上变成愚蠢的同名词。在学院教育里，经常将群体等同于一种至高的存在、更伟大的智慧（现在能知道这种观念来自于“统一心智”），然而这在历史教科书里就出现了悖论，更不必提现实生活中碰到的悖论。我观察到，历史教科书里，历代农民起义总是被认为是群体不可以避免的走势，但是这种走势却往往在起义领导人被镇压之后马上归于平静。当然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声张，再有众多的情绪或认同，都不会形成什么影响。这些例子展示了很多奇妙的现象，也提醒了我不要跟群体过于接近。

整体而言，心理学能够为理解人提供很多助益。但由于它是或然性知识，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个人自己的观察。并且，心理学在认识论上始终是外部视角的，它没办法触及意识问题，也就不可能处理那些更深层的问题。

公共管理与财政

促使我关注财政问题来自于一篇分析财政分权制对房价的影响的文章，财政分配对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由此进入了我的视野。财政问题在公共管理上决定性的作用，在94年的分税制后地方管理面临事多钱少的窘境，由此探索出了土地财政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方案暂时性缓解了财政压力，但是也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上升，反映在住房上就是高房价。

除此之外，它还让我关注了公共管理，尤其是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并与利润式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本质上的区别，尤其是在激励和约束方面，非利润化的管理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当一个组织机构的目标不是盈利，也就是说，不能像企业这种组织那样通过盈亏来判定管理的成效时，进行管理成败的判断就非常难了。尤其是组织的目标本身是相互矛盾、组织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精确量化比较的情况下。即使在企业内，企业的扩张使得生产与销售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科层制，以协调企业内部的运转时，这种管理上的困难也会浮现。了解国内公共管理，这方面最好的书依旧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以利为利》这些，不过这都是十多年前了。近几年公共管理学院在研究什么，公共管理转向哪个方向，对此还不够了解。

逻辑、语言与表达

在早期的经历和见闻中，我遇到了一种现象，即反对者表达他们的反对时，使用的表述方式，却恰恰是他们所要反对的对象使用的表述方式。这让我认识到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接触到的思维和表达的。在这一点上，就如亲密关系里改正错误那样，除非碰到完全新的表达方式，否则仅仅反对情绪和态度，是无助于他们的这个反对行动本身的。

尽管有一种反对的态度，如果没有为这种态度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那么这种态度就仍然无法被对方体察到，也就不可能被正确地理解。它让我认识到语言在捕获人的精神方面强大的作用，表达的范式能够反过来支配人原本想表达的情绪。而且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表达的范式是在其反对对象的框架内，那么其不同意见可能不被体察出来；如果表达的范式是全新的，跟反对对象的框架不相容，那就会造成无法互相理解，对沟通造成困难。毕竟表达反对意见是为了协商，完全不在一个框架内的表达让这种协商的可能性消失了。

除此之外，造成这种中断的问题，还来自语言的混乱。这种混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组成语言的词语涵义的混乱，另一方面是论证的混乱。这方面的困扰让我尝试在逻辑里寻找解答。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目前认为较好的书籍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逻辑学导论》。

以上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能够暂时得到问题方面的辨识，涵义的混乱来自与定义的模糊。就论证需要的表达来说，词语的定义是基础。谈论任何有争议的事情之前，先在定义上进行澄清，能够减少很多争议，因为很多争论的分歧只是在表面的词语上的。词语的定义有多种方法，最主要的是内涵加外延定义法。除此之外，理解任何词语都必须考虑到词语所在的语境，保持对语境的敏感性，这是理解词语的正确涵义所必须的素养。至少在这些方面，它能够帮助厘清日常用语中的词语混乱问题，如果要再深入了解，就必须涉足语言哲学领域了。

第二个问题，论证的混乱则相对容易解决。因为论证的规范总体上是清晰的，两种论证方式，演绎和归纳，其实在知识论那里就碰到过。演绎的论证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即三段论论证。这种论证的规则也是明确的，能够确保论证结论的真和假，论证要么有效要么无效。而归纳论证在规则上并不是很明确，并且，归纳论证的结论是不存在真和假那种程度的，不能用有效或无效来表达，只能表达为较好、较差、较弱、较强这种或然性程度。

然而经常碰到的论证问题，并不是论证过程产生的问题，也就是它们与论证形式的错误无关，不是形式谬误。相反，它们大部分都不是论证，属于逻辑错误，被归为非形式谬误里。这些与论证相关的错误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碰到，但麻烦在于这些非形式谬误并不像论证过程中产生的形式谬误那样可以很好的辨别分类。

大体而言，非形式谬误可以分为【不相关谬误】：诉诸情感；转移注意力谬误；稻草人谬误（将对方的立场进行错误解读再对这些解读进行反驳）；人身攻击（诽谤；背景谬误；）；诉诸暴力；不得要领谬误；【不当归纳谬误】：诉诸无知；诉诸不当权威；虚假原因；轻率概括；【预设谬误】：偶然；复杂问句；丐题；【含混谬误】：歧义；双关；重音；合成；分解。对这些多而杂乱的谬误的辨别是一种不得不学习的技巧。

能够注意到，在含混谬误里，文学表达跟论证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古希腊哲学中，体现在对修辞术的态度中。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人类表达和沟通中的矛盾，无法简单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解决，因为不同的表达形式对于传递人的感受、情绪、情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要求人保持对情境、语境的敏感性，能够意识到处在怎样的表达形式氛围里，或者，通过提醒来告知语境的切换。

埃里克·沃格林的多重影响

阅读沃格林的契机源自上面提到的那篇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对话，借由沃格林的关注，我得以关注到那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影响在多年的反复阅读里被不断加深。

象征与知识

沃格林对神话、哲学和观念的研究，让我注意到了“象征”这一重要性。尽管在传播、语言领域也触及到象征这一作用，但主体的【体验】与表达这体验的【象征】之间的关联和错位从没有得到注意过。体验就古人和今人来说，并无不同。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形容体验的词语一直是有效的。但是引发体验的那些内容却随着时间逝去而难以恢复，而表达体验的语言一旦脱离了孕育体验的那些内容和环境，就很容易扭曲、被教条化。这也是沃格林从政治观念史研究转向了秩序与历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观念并不一定映照实在Reality，反而可能是对实在的扭曲。观念和知识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即使是知识，也无法完全穷尽所有的体验。因为某些至关重要的体验，并不能够完全以知识的形式进行表达。哲思是对体验智识化的努力，但是哲思依然会碰到体验中的悖论。依然有广阔的、跟人相关的东西，是存在于哲思之外的。这就意味着宗教、艺术、文学、科学这诸多领域的知识与哲学是共存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尽管在各个领域交叉的地方都可以为彼此做出互助与修正。

体验到以象征形式的表达之间，让我重新理解巴门尼德的“一”和“多”，这成为我理解任何事物的框架，也让我认识到【存在】与【表达】之间的不完全。任何表达都是象征的一种，语言指涉存在时总是在“多”的层面上去象征“一”，图案、影像这些也是如此。并且，不仅作为体验的存在（“一”）试图表达时是“多”，这种表达出来“多”的形态也作为一种“一”，在被其他人体验到时，在每个人那里的体验也各不相同，由此转变成每个人的体验之“一”构成的“多”。这个过程中存在孕生出其它存在，互相交织，这就是意义之网的形成。

由于事实与价值的混杂，尽管在大体上，可以分清事实部分与价值部分，但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孕生性，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客体必须在主体之内得到理解，这对知识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个过程中，我意外认识到怀疑论的破坏性无法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如果想要享受知识增长带来的便利，就不得不面对智识增长带来的怀疑论挑战。休谟面临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退回的有序日常生活，可以让他在伊壁鸠鲁式的搁置里获得心灵的宁静。这在其它时代，就是一个难解问题了，正如伊壁鸠鲁那个时代一样，我会在下面提到这些。

政治观念史

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系列（因为搁置，所以只是史稿），我读的另一套思想史类著作。在读这套书的时候，正好也在读企鹅欧洲史系列，这样，在思想层面和行动层面发生的历史，可以互相对照着进行对比。这帮助了我去了解某些思想诞生的现实处境。

人处于危机之中，这并不是一个现代命题。我们今天在精神上所遭遇的、面临的危机，在过去的历史中总能够找到相似的处境。事实上，那些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无不是对当时时代困境的回应和拯救性尝试。这种关联的发现，让我能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进程背景中去考虑诸多著作的意义，也避免了对单独的字句或段落进行曲解的程度（这相当于那个对语境的敏感性）。

观念史的研究，让我发现了观念之间的连续性和互相借用，对观念的演化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且，能够注意到这点：尽管每个时代的困境，在社会层面解决方案各不相同（它要由任何时代当下的具体处境决定），但在精神层面的解决方案却存在相似性（依然是那个古今体验并无不同的问题）。因而，值得欣慰的是，正是在精神层面的困境反复出现，过去那些为这个问题困扰的人在不同时代留下的思考，可以给我们借来以医治之用。尽管它是一种缓解，而很难是根本上的解决。从这个层面，也不必为今天的困境感到孤独。

危机与拯救

随着对古希腊到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历史的熟悉，让我认识到了信仰崩坏带来的精神危机。尽管这种危机更早前也发生过例如在古埃及，但是希腊化时代是第一次全面的精神危机。具体来讲，就是小共同体里独一无二的神，在更广大的世界里遇到了同样地位的神时，那种独一神地位的丧失，导致的精神危机。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将整个地中海海岸的古代世界连在一起时，这种认同危机就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原本距离相隔的不同世界碰撞在一起，各自封闭世界里自洽的神互相相遇，势必酿成精神上的冲突。

这种境况与古希腊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古希腊时代，也就是波希战争之后，雅典的繁荣和富裕带来的狂妄，尽管也是以对城邦神的轻蔑为表现，但至少还存在一条回归传统、重新对神虔诚的道路。就像孔子面临的那个处境一样。这种努力体现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尽管没有拯救雅典，但为后来希腊化时代留下了诸多可以利用的思想遗产，以应对那个时代的失序。

希腊化时代的众多哲学流派和宗教流派都对那个时代的精神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基督教的兴起必须在这个背景中考量，并且要注意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是一开始就明确的，这里同样有继承的因素和发展的因素，基督教的教义吸收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流派，尤其是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尽管整体的胜利可以归为国教因素，但如果不能够在智识层面说服大众和那些有学识的人，如果不能够对世俗生活的精神诉求产生益处，这种宗教是无法获得普遍的影响力的。

同时，对于基督教的了解，让我认识到“关于信的知识”，这是属于人的一类知识，它的特殊性在于信的知识就是信本身，信的行为为信的存在提供证明。无论它是在宗教信仰的层面，还是在与人的情感层面。不同在于，在宗教信仰层面，不可见事物的证据就是信仰本身，这些事物的本质就在信仰之中。而情感之中，信本身所指向的事物却是可以洞察到的。还有一些关于信的行为，如在身份认同上，就能够在弱一级的宗教信仰或强一级的情感之信上来理解它。

除了基督教之外，这个时代还有其它宗教和哲学流派，比如著名的哲学三大流派，伊壁鸠鲁、斯多亚、怀疑派，比如新柏拉图主义，比如形形色色的宗教，包括那些被基督教正统视为异端的教派如诺斯替派。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无论是哲学流派和异端教派，都是在尝试回应那个时代的精神困境上的不同路径。只要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存在差异，精神上解决方案也必然会存在分化。基督教的历史为此提供了鲜明的例证。所谓的正统，通常是一种在大部分人那里暂时获得短暂时代认同的解答。它既无法在获得胜利的时代解答那些少数智识上提出疑问的人的疑惑（只能通过将其谴责为异端来获得表面的胜利），也无法保证在时代变化之后为今后的问题提供方案。正统的回应很快就会随着时间分化成各种不同的解读派别，并且尝试在正统之外寻求回应的派别也会越来越有影响力。

这种矛盾根治于那些根本性的矛盾，不仅仅是“一”与“多”，也是“本质”与“流变”，更是作为整体的存在不能够被完全把握。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与人的体验、准确的说是人的意识怎么把握存在相关的问题。但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神经科学问题，因为形成意识的那些电化学特性与意识本身的内容没有关联，这里有不同层面的范畴之别；它也不是一个如语言哲学那样，认为所有哲学不过是语言问题，因为意识的内容超出于语言本身，语言只是一种呈现的方式。

整体显现出来的本质，既不来自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也不是整体自身固有，它是在无数的部分汇集之后涌现的一种本质。这种本质是什么，外在于人的本质，为何能被人所把握，这就是终极的谜题。物理学的回答是，时空是引力场，时间是熵增。人，或者说生物的神经具备捕捉时间的能力，万物是时间流中的一个事件。这个回答是自然哲学层面的。也就是它只讲了事实成分，但是没有任何价值成分。人的问题，是要回答价值层面的问题。

Ousia，根本性问题

语言的混乱现象，将问题带至认识论，认知论将问题带向两个方向：对本源的认识是什么？这种认识可以被真实地反映在语言层面吗？这就是现在我在关注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用ousia这个希腊语来表示【本质】、【本体】，这个词源自巴门尼德的eimi。在柏拉图那里eimi指事物的同一性。我们在日常对话里会经常碰到说“A是B”的情况，即要对事物的本质做出解释。物的本质相对容易，尤其是像苹果、手机这些，而事的本质则比较难，因为我们是在为一个流变中发生的无客体的物下定义。如果我们说“A是A”，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我们往往也不被这样的回答说服。“爱情是爱情”这种句式并不能够让人满意，人必然在“A是B”的层面上追问答案。当柏拉图讲事物的同一性时，就是在问“A在哪种标准上与B同一”。

沃格林提醒了对亚里士多德的ousia的误用，思与言之间，言唤起思之间存在的偏离。这种偏离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互相误解的一个例子。无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人与人之间都受制于这些困难，同时也在不断挑战着这些困难。尝试在不同的“多”里找到对“一”的真实体验和认识，并非是徒劳。在我看来，那个关于同一性的“是”的相连里，在那种丰富的蕴含里（ousia/being/is），包含了这个可能性。关于它的意义并不复杂，它为知识的普遍确然提供证据，包括那些基于信的爱的知识。它暗含了人与人之间相通的证明，告诉我们某些人的经过和等待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