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 第一章 （2）人本主义及其演变

二、人本主义及其演变

对人和社会的哲学人本主义的态度的典型特征，是力图用与历史进程无关的特性来规定人及其本质，把人挤塞到肉身体质的限界中去脱离社会环境而在空间上孤立地考察人。这些典型特征，生物主义思想全有。同时，社会生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又有它自己的特点。

人本主义是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特点。但讲到这种哲学的人本主义立场，还应当性意到以下各点。M·舍列尔的人本哲学、西德的人本主义文化哲学以及其他许多资产阶级哲学理论的以人为中心的性质，是由研究对象本身即超历史的。抽象的人决定的，通过这样的人的某些特性（“本性”、“本质”、“存在”）的棱镜，来探索其他哲学问题和社会现象。这种人本主义的范围是相当宽广的。例如，存在主义反对人本暂学对人的理解，而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本身正是完全人本主义的。但是、除了这种“对象的”和几个形式上的表征外，把人本主义统起来的还有更内在的理曲，这就是对社会现象的态度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方式。人本主义的特色是在对人和人的世界的理解上持根本的反历史态度，把人的存在中的特征孤立化和绝对化并加以强调，即使在人并不是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或专门对象时也这样做。换句话说，人本主义乃是一种包罗很广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立场。在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中，社会生物主义是现代历史唯心主义和社会认识中的形面上学方法的流行形式。现代生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是与哲学中的古典大本主义传统根本不同的，这个传统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最著名的代表，在许多先进的哲学家和学者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启蒙时代的哲学中，一些思想家持人本主义立场，他们真诚地努力把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原则推广到社会，但由于他们不理解社会的特点，所以只是创造了自然主义的社会存在模式，这种模式是他们从永恒的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人本主义通常是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法学家世界观”（恩格斯语)的基础和前提：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那不变的、所有的人都同样具有的、“被正确理解了”的本性，是要求废除“不合理性的”和“反自然的”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法律形式上的平等状态的根据。此外，哲学人本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14）
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不怀疑人是社会性的，然而他们更不怀疑人的社会性是人向来就有的“自然”本性的表现，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狄德罗认为，“按照人的本性和构造，如果处于社会之外，他就既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能力和才能，也不能取得真正的和持久的幸福。”（15）狄德罗和他的同道还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和构造”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产
物、社会生活方式的基础不是自然界，而是劳动。
由于对人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所以，要解决人的根本的生存问题，就不免要求创造这样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或者是把人之中的真正属人的东西解放出来（在人的本性是善至少不是恶的情况下)，或者是与此相反，限制人的邪恶倾向。即使是那些宣称人是环境的产物并且一心要借助于理性的制度来实现人的自然的人道潜力的先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也都不认为社会关系是人性和社会性的实体基础。因此，古典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人本主义的。人是原子，社会由人们“构成”。本质上属于自然界的人处在社会中（通常是不合理性的社会中），社会是外部生存环境。
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人作为类存在物，在自身以外有自己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不是某个超自然的东西。他写道，“在我看来，先于人的存在物，作为人的原因或基础的存在物，不是也不叫做神……而是自然界”。(16)费尔巴哈认为，人，包括他的基础即自然界，就是“普遍的和最高的”哲学对象。他看不到生产和生产关系在形成人之中的属人的东西方面的作用，把人和自然界的直接性的联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就是说，把这种联系生物化了。把人理解为自然存在物和自然界的一部分，就本身来说，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唯物主义却是不彻底的。列宁曾指出费尔巴哈（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术语“人本上义原理”的狭隘性：“无论是人本主义原理，无论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17）
到费尔巴哈为止，资产阶级哲学中出现的对人的人本主义态度，曾起着进步的作用，因为它是旨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特别是反对把人的本性神秘化，反对国家和法有超自然根源的学说的。但在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方面，人本主义却表现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由于它的理论的不彻底性和内在的矛盾性，结果到十九世纪中期，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达到相当成熟阶段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诞生的时候，人本主义就被利用来支持抽象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幻想。它妨碍着无产阶级阶级自觉性的形成，并且与新阶段的社会解放运动不相称。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方面高度评价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方面，在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准备方面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特别是在1848—1849年以后，也对他的伦理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原则性的批判。
到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同唯物主义决裂，合乎逻辑地把社会认识上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同哲学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只有发表哲学见解的自然科学家是例外，在他们那里，对人的人本主义的理解还常常同自发的（有时也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从两个方面克服的：一方面是通过制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另方面是通过背离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成就，是创立了彻底的、那时已包括了社会领域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它揭示了社会过程的机制，表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独立自在的个人，而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8）这一原理特别清楚地表明，辩证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所走的道路是如何截然两分。人的类存在物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被本质全新的内容充实了。劳动的决定性作用成为人是社会存在物这一理解的基础。劳动（生产）活动是人的各种基本的种属特征如理性、语言、文化以至社会属性的基础。
人的本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同时，在社会认识中，让这个概念脱离个性概念也是不对的，因为个性是本质的具体历史的物质体现和变化形态。具体的人的特点，只有在分析他的具体的对象化活动的基础上才能说明。正象被引进人的活动领域的自然界成了“人化的”自然界即“社会化”一样，人的纯个人的特点、作用和成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入或参加到人所特有的活动中去（这里不一定是被意识到的)，都获得具有根本的新的社会特质，这种新的特质既表现在人的行动的内容中（目的、意图、效用），也表现在实现这一内容的机制中（实现目的的方式)。
我们之所以要作一个历史回顾，是为了表明,人本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哲学意识的偶然特征，它在今天仍然决定着在对人的解释方面的许多理论错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在古典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之间有一定的相似，但现代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是经历了明显演变的，它存在于另种社会条件下，它的意识形态作用已经根本改变。对人本主义要采取具体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在考察社会生物主义时应当这样，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有时也并不反对利用洛克和卢梭的权威，把自己说成古典传统的后继者。
他们的这种奢求是没有根据的。启蒙时代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伟大功绩在于这样一个结论:人的缺陷和苦难都是环境、恶劣的教育、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卢梭在这一点上说得特别有道理，因为他巧妙地抓住了文明发展的某些社会机制。二十世纪的社会生物主义只是一心想把社会的缺陷联到人的本性上去，把社会的邪恶说成是不变的人的（人本主义就是这个意思）特点的某种投影。具体考察社会生物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如何与非历史地理解人的本性相联系，就是本书自始至终的课题。现在让我们只指出现代人本主义的某些一般特征，先作一些考察。
在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人本主义”、“人本哲学”、“人本主义哲学”这三个概念并不等同。而且，这些概念每一个又都是多义的概念。因此毫不奇怪，在书刊中广泛流行的“人本主义”一词很不明确，它差不多可以指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哲学思想，都不违背这个词义。应当注意的是，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人的问题倍感兴趣的同时，作为对人和社会现象的反历史观点的人本主义也活跃起来并变化不已。现今的人本主义有许多形式，它与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人本主义并不相同，这种情况使概括地描述人本主义特征的任务迫切起来。这项任务还远远没有解决，但人们正在为此而努力。例如，E·T.格利戈里扬努力确定什么是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传统的哲学在把人放在宇宙的、自然的或社会的整体中去考察的时候，倾向于强调人对这些领域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把人看作创造性地影响这些领域的独立体。（19）
现代的人本主义的对人的理解，作为上述倾向的结果，其特点是力图用某些“人本身的”存在的理由来说明人和人的文化历史活动。人本主义哲学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为理性主义的、唯灵论的、认识论的、自然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伦理价值论的、生物心理论的以及其他的关于人的思想”。（20）在这方面，格利戈里扬公正地认为，不能把这种哲学仅仅按照某一个种类的样子来概括;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在这些种类中体现到什么程度，应当成为评价具体学说的根据。
我们认为，把人本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作用特别提出来，是重要的和前景广阔的。人本主义的（既就效用而言，也就实质而言)理论很多，所以它们可能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使哲学家和具体科学的学者感兴趣。但就我们感兴趣的方面来说，哲学人本主义与其说是关于人的理论，不如说是对人的理解的某种方式，甚至是在社会认识中的某种思想风格。人本主义所固有的东西是从非历史的（不变的和恒久的）、带有绝对的或过大的独立性的人的特征的角度，来对待人、社会、时而还有整个世界。因此，宗教人类学范围内的许多学说（亦即神学的人论）严格说来就不是哲学人本主义的形式，因为在这些学说中保存着超自然的主体，从而就是隐蔽形式的神中心论。
人本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然主义的，或者力图成为自然主义的。社会生物主义首先就是这样。不能一看到考察范围中包括了人的活动的生物心理方面和成分就认为是人本主义，因为在分析某些问题（需求、社会化、认识的机制）时作这样的考察是应该的和不可避免的。生物主义是这样一种非历史的对人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上述的成分都成为认识人的活动和认识整个社会存在时的出发点和基础。
随着自然科学对人的认识的进步，哲学人本主义必然不断地改变形式。但这只能说是形式、经验基础或学术装饰的变化，而不是全部论证类型的变化，论证类型是比较稳定的。例如心理分析说，它是当代最流行和最有影响的生物主义形式之一，岛利用了临床学、医学、心理疗法的理论和实践的材料，但全部出发点仍然是那一个人的非历史性原则诚然，心理分析说依据着自己的个性结构理论，每这是一种不变的结构，而在心理分析学者看来，正是这种结构不仅构成了一切行为形式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文明和人与文化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基础。社会行为主义则认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稳定不变的，不管这里所说的环境是生物存在的条件还是现代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生物主义按其哲学方法论的特征来说是人本主义的。另一方面，任何种类的人本主义又都导致生物主义的结论，或者同这些结论有联系。著名美国学者L·怀特的例子就是这一倾向的证明，这个例子发人深省的地方是它表明了生物社会二元论的人本主义性质，因为这种二元论把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作了形而上学的划分，结果人不是这个整体联系的一部分和一面反映着“社会宇宙”的特别的镜子，而是文化的“生存环境”中的一个独立自在的动因。这样的割裂常常产生直接生物化的倾向，即使怀特主观上忠实于社会决定论的原则也于他无补。

L·怀特承认，人的本性和他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同时在文化因素中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怀特的作品中，技术主义的调子也不罕见）。他写道，“被当做人的本性的东西，完全不是自然的而是文化的东西。人们的外在的行为所具有的倾向、着重点和内容，往往不靠内在的生物决定性……而是靠外在的文化因素。”（21）但怀特对人的文化决定性的理解却暴露了在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中极为流行的公式，它完全取消了这个正常的基本主张。原来，社会环境是对某个超社会的基质起着作用，使这种超社会的基质具有社会性的光泽，而不是造成它的本质。人在怀特笔下仍然是生物的存在物，它对外界的文化刺激作出反应，但并不由于本身的文化主动性而发生内在的质的变化。因此，人的行为就成了两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人的行为一方面是生物机体的功能，另方面是超躯体的文化传统的功能。”（22）
使文化和人的分割和对立更加严重的是，文化本身在怀特笔下又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和神秘化的现象，只服从本身内在的逻辑，人并不创造它（人只能感受它），也不控制它。人在文化环境中只能象动物那样行事，即“反应式地”、被迫地行事：“文化潮流按照自己本身的规律流动着，变化着，增长着和发展着。人的行为只不过是机体对这个文化潮流的反应而已。”（23）怀特企图调和生物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但并没有走出以人的生物独立自在性为基础的人本主义范围。
而在大多数持生物主义立场的思想家那里，就直截了当地把社会性从属于生物性，人无条件地生物化了。这一种人本主义近来常常同关于每个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命题联系在一起，有时还用遗传学的成就来说明这一点，因为遗传学证明，每一个人的基因储备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所说的是自然的、生物学上的独特性，社会科学并不否定这一点。但生物主义者却由此作出了关于人们的社会不平等地位的结论，换句话说，宣布了社会平等的理想不能成立的思想（我们在第三章中还要再谈这个问题）。由此可见，生物人本主义同古典人本主义的代表之间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用保守的、护旧的、反民主的、直接与人的生物化解释相联系的立场代替了民主的、平均主义的立场。站在生物人本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根本修改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很有必要。著名美国人类学家L·泰格(他的哲学观点与社会动物行为主义接近）声称，由于政界领袖们忽视了人的生物本性和人的独特性，结果就导致了危机现象和无法解快的难题。泰格认为，每一个人的社会文化独特性都有生物性的基础。“如果人们在文化方面都是独特的（而他们也确是这样），那么，这是他们的生物本性所固有的属性。”（24）因此他主张，所有的社会现象和人的活动都应当用生物学的方法去研究，这将是社会研究中的真正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他乐意人们随便怎样叫都可以，叫生物社会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都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从人的生物本性出发来说明宗教、道德、文化，甚至说明经济。
泰格根据遗传信息和继续在社会思潮中起着作用的生物变异和自然选择说来解释各方面的社会生活，这并没有在其他生物主义者已经说过的见解之外说出了什么新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现代人们的经济活动超出生物标准的范围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的解释。泰格认为，古人从采集和狩猎过渡到本来意义上的生产，是由人口的增长和生命保障的自然来源的贫乏决定的。人总是力求丰裕的，但丰裕、宽裕的理想是相对的。泰格认为，当增加生产的努力受生物性的“够了”的原则制约的时候，人类的发展是比较正常的。一旦追求幸福的努力受“再多一些”的原则支配，自然的调节就被生产和消费的政治规约所取代，这种政治规约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25）

这种解释显然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正常”，亦即所有人的需求都得到相对充分的满足，这样的人类发展阶段是不曾有过的。素格的解释没有估计到人类需求的特点，人类的需求是远远超出机体的需要的，因此，泰格对“再多一些”的原则的抽象批判很不中用。这种批判没有看到，所谓“大众消费”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神话，这种神话倒错地展示了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权阶层的消费生活，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广大居民的基本需求始终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泰格把自然属性和文化世界相对立，以此来阐明人的概念，并且不愿意去看一看，归根结底，无论是文化、宗教，还是人的道德性，都是由生产活动的性质和类型决定的。人本主义，即使是最富有“自然主义”性质的人本主义，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面。
现代社会生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唯科学主义。这并不单是指它的社会哲学篇章充满了具体科学(有时就是伪科学)的术语，而是指它力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术语把人的“实体”局限在生物学的自然科学座标的范围中。如果说在费尔巴哈那里，这样的座标是人们惯用的对躯体、感觉、心灵的描绘，那么在生物主义那里，则是反射联系和动作反应结构的概念（社会行为主义）、个性的心理结构的概念（心理分析说），或者是细胞和细胞内的层次以及遗传信息的概念（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社会生物学)。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社会生物主义已经走到了尽量把“人的本性”限制在肉体范围内的极限。由于人之中的人性只能通过社会的联系和关系表现出来，这些社会关系就被看作人的生物性的投影，或者干脆就把它们与人的“内部”发生的过程在本质上等同起来。这样的结论说明，人本主义作为社会认识的方法论原则，前途是没有希望的。现在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著名的加拿大学者，一般适应综合症学说（生物学的应激论是这一学说的很著名的成分）的创始人G·塞利耶认为，关于机体适应有利和不利因素的生物心理机制的可靠理论，是解释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科学基础。他在《无苦恼的应激》一书中叙述了自己的社会观点，这本书已用俄文两次出版，读者可以更详细地去看一看这个社会生物主义的样式”。（26）这本书叙述了一般适应综合症理论的实质，作者制定这一理论是对世界科学的明显贡献。但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讲社会伦理问题，首先是论证“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原则”的。
塞利耶的哲学论据的特点是把机体的器官和细胞的功能原则说成是正常社会行为的原则的基础和源泉。他写道，“我认为，在细胞和器官层次上+分成功地起着作用的各种规则，可以成为真正的生活哲学的源泉，这一哲学将导致以科学的原则为基础的行为法典的制订……”（27）塞利耶在具体陈述他的新伦理学理论纲领的时候，取消了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之间的本质区别，声称：在社会关系和细胞内的过程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塞利耶在讲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在个人的行为中区分出三种对策。第一种是漠视对策。在采取这个对策的时候，个人极力无视敌人，并且企图与敌人共处，不去攻击他。第二种是紧张对策，意味着直接的争斗行动。最后，第三种是“远走”，即不打算共处或杀伤而溜之大吉。在这样的文字中，叫人一下子真闹不清这里所说的是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还是细胞学中的现象。原来，塞利耶对这两者是不作原则区别的，尽管他所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他总结说：“这些关于人际关系的意见，初步点出了机体内部细胞层次上和人们以至整个集团的相互关系层次上的适应反应和自卫反应之间的密切联系。”（28）
结果就是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某种统一，其中微观世界是生物世界（尽管还不说是生物化学世界），它包含着社会世界的原则。当然，在客观现实中所有各个领域都是以某种方式互相联系着的，但细胞内的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联系却不能说前者可以作为解释后者的模式，也不能说前者的性质这时没有改变。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塞利耶所说的几种社会行为，每一种都是通过价值标准出现的，就是说，这种行为是有意识的和负责任的，而生理的和生物化学的反应却无需意识的参预。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作出结论：任何形式的人本主义都是把人同社会割离，不认为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是人本身这一因素的根源和实体。顺便指出，人本主义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理论缺陷，这就是用生物的行为方式和形式的遗传性代替社会记忆。（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