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

（一）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所策划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后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于1900年6月与清朝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东南督抚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此举使得清廷颜面扫地，革命势力得到发展。东南互保是防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扩展，抑止人民反抗斗争的产物，是东南督抚同帝国主义既妥协又矛盾的产物，也是东南督抚与清廷之向心和离心两个合力的产物。既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免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力大为削减。并与之后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地方势力崛起和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1900年6月26日在北方义和团活动激烈和清政府要求地方各省准备对列强各国作战之际上海道台余联沅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列强驻沪领事议定《中外互保章程》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亦称《东南保护约款》。规定各自保护范围，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由各省督抚保护，双方不相开战。清廷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两人联衔会奏，请转变对列强作战方针，并稍为透露“东南互保”情形。

（二）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得知后也表示参加“互保”，不向列强开战。这一互保章程虽未正式签字，但却在实际中得到执行，史称“东南互保”。该协议解除列强的后顾之忧，使之可全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同时它又具有约束、限制外国兵轮、水手、商人等肆意侵扰东南各省的作用。在北方陷入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南方各省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保持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免受影响。但也使地方督抚的权力进一步扩张，清廷的威信严重下降。清廷也于1900年8月20日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言：“各直省督抚，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无奈地承认“东南互保”的合法性。东南保护约款内容：上海道台余现奉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电示与各国驻沪领事官会商办法，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民产业为主；上海租界公同保护章程已另立条款；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现已出示禁止谣言，严拿匪徒；长江内地中国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静，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将来水手等人等不可登岸；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起衅，毁坏洋商教士生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各国兵轮切不可近台停泊，及紧对炮台之处。兵轮水手亦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操练，彼此免致误犯；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停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设有督抚提用，各国毋庸惊疑；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遇偏僻未经设防地方，切勿冒险前往；凡租界内一切设法防护之事均须安静办理，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三）清朝建立后以督抚为行省常设的长官，与六部平等出入。由于督抚权大责重，朝廷为了牵掣事权又设置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掌管官吏考核与财政统筹，按察使控制着司法事务。前者隶属于吏部和户部，后者隶属于刑部，都不是督抚的属官。两者分割督抚的事权，而且便于户部控制一省财政。雍正帝还授予两司专折奏事的权力，以便达到“与督抚有相制之势” 的效果。而早在康乾之际就颁布“则例”来确定督抚的职责范围，同时清政府在统治中贯彻“以满驭汉”的用人原则。康、雍两朝专用满人为西北督抚，累朝膺间外重寄者。咸丰时兼用汉人，勋业遂著。清中叶以前开疆扩土多靠满人，中叶以后拨乱反正多就汉人。咸丰之前就已形成“大小相制”、“内外相维”成熟的督抚政治体系，维护君主集权和满族统治。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廷中央政府对全国的军事、政治、财政等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并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的爆发逐渐使清王朝中央权威日益削弱，传统的中央集权框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八旗不堪征战，绿营弊病种种而屡战屡败。军事失利迫使清廷组建新的军队，1853年咸丰帝谕令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来对抗太平军。湘军制度代替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兵部的世兵制。其归属也由兵部控制变为督抚掌握，拥有调兵权力的兵部名不符实，战时无兵可调。光绪末年清廷更是一兵一卒全都要依仗督抚，洋务运动兴起后户部被迫允许督抚就地筹款。这样督抚不仅保留镇压太平天国的厘金、捐输等权力，而且财政收入途径进一步扩大，包括常例征收的剩余部分、部分关税、田赋附加、官业官股收入、发行纸币、铜元余利、举借外债内债。同时清廷被迫重用汉人，下放部分权力。曾国藩、胡林翼等督抚积极改变旧制，掌握军权、财权和人事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而行。但随着督抚权力的膨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失衡，于是督抚势力膨胀的局面开始出现。

（四）督抚实力的增强引起统治集团的不安，为了防止汉人威胁清政府统治，清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之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力图通过整顿逐步收权。但旧制度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后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期间与西方有关的内政外交几乎都由督抚操办，因此清廷不但没有收回在下移的权力，反而使更多的权力落入督抚手中。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愈演愈烈，由于各国外交官对清廷政情漠不关心，以致造成外交官的沟通困难。而戊戌政变后清廷忧虑慈禧太后掌权的合法性及地位，但西方则一味强调镇压义和团，同时公使团又对政变后的新政权及“己亥建储”持蔑视态度，由此误导清廷以为列强有推翻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的企图。实际上列强的主要动力是大国地缘政治以及防止别国侵占更多权益，政府更迭不是列强关注重心。随着公使团与清廷误解加深及在华外交官的表现使清廷确信列强有复辟光绪的阴谋，由此造成慈禧太后不愿与公使团合作，并逐步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当义和团蔓延到京津后公使团作出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定：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威胁时就将卫队召进北京；组织西摩尔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远征军。1900年列强发动夺取大沽炮台的战斗，至此慈禧太后被迫宣战。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目标直指外国教会势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迫于列强的压力对义和团“加意弹压”；另一方面出于利用义和团泄私愤的目的又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到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声势日益高涨，已使得帝国主义恐慌不安，同时列强对清政府“剿抚不定”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八国联军。时机紧迫下清政府必须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做出抉择，在这个问题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出现重大的意见分歧。

（五）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清廷及地方官吏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各行其是，甚至发展到清廷对于各地方官的“逆旨”行为都置若罔闻、概不追究，而这一时期清廷政策的含糊与混乱为盛宣怀联络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组织东南互保提供条件。在清廷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等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后天子、太后不测时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十一国同时宣战，当时宣战诏书下至各地方，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清廷召集义和团民及宣战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且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此命令。而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听到消息后立马致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李鸿章因为北方义和团运动想要广东省独立，想要以您为助手，请立马来广东协同进行。”随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往后李鸿章北上议和，由德寿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称东南互保，另外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虽然没有加入东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帝敕令是拳民胁持下的“矫诏、乱命”，“乱命”一词是李鸿章精心选择的政治术语，李鸿章深知如果不自量力而轻易尝试一战，恐怕数千年的文物之邦从此到这里就结束了，故在东南各行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六）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不要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是在辖区之内的，都依照条约保护。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晤，并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从24日盛宣怀正式提出到26日正式订约，前后仅三天，可见其速度之快，各督抚要求之迫切。当然东南互保运动是各督抚长期酝酿、谋求自保的结果，也是列强为避免两线作战、保障其在长江流域商业利益的选择。同年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1900年6月30日一艘英国炮舰开赴汉口，盛宣怀立即根据《东南保护约款》来询问此行目的。英国领事说明并非是军事目的，并答应电告英国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正因为这一约款的某些内容有碍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所以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批准。7月4日即约款订立的一周以后英国首相向中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对东南督抚维护商教的措施予以极高的评价，英国乐于执行那些便于执行的条款。但是英国政府绝不能把它作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约章’来看待，因为它包含有英国不能委弃的条约特权，并且把中国政府理应承担的义务加诸英国政府。”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政府也先后表示同意实行部分条款，但不肯“明立条约”。7月13日上海领事团照会上海道余联沅：“各国政府不同意在约款上签字。”西方列强不愿意因签字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恰恰证明这一约款具有遏制侵略的作用。经张之洞、刘坤一发出号召，由盛宣怀从中斡旋联络东南各督抚纷纷加入“互保”。条约既定，盛宣怀首先给闽浙总督许应骙去信说：“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三帅均已遵旨联络一气，力保东南，洋人亦允不派兵相扰。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钧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许应骙忙回电答应并称：“敝处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

（七）当盛宣怀征询浙江巡抚刘树棠意见时刘树棠则主动请求盛宣怀替其在章程上画押，南方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已经互保连网后盛宣怀又电告袁世凯说：“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 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不仅同意加入互保，而且已经实施，他除在烟台仿照南方各省出示派兵妥保护口岸外对于内地洋人则均派兵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盛宣怀又询问四川总督奎俊：“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护，令其归并。”奎俊忙以同意列名回电，这样“互保”的范围就扩至东南、中南乃至西南了。因而“维持秩序”范围已达半壁河山，东南互保于1900年6月建立，于1904年因为慈禧太后指派的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改革来削弱东南督抚的权力、核心人物刘坤一、李鸿章的谢世而瓦解，同光时期建立的满汉一体的政治格局也随之解体。东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反抗朝廷的典型事件，互保运动达成后东南督抚利用它作为对付外人的良好武器，阻止列强的登陆，维护山东、直隶以外地区的稳定。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保全国力进而维护清廷统治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财赋全国第一的东南地区得以保全就保住清廷的半壁江山，“西狩”以后的一切供应也主要依靠东南地区。互保运动虽然为大清帝国维持半壁江山，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也正因为东南督抚的避战互保才使得清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加速清廷的“西狩”。清廷“西狩”之后中央权威丧失殆尽，致以后地方权力愈加膨胀，终成尾大不掉的半独立局面。而除袁世凯外的清廷武卫诸军也在义和团运动与抗击八国联军中消耗殆尽，而山东巡抚袁世凯率领的最精锐的武卫右军因参加互保运动故而保存完整。

（八）此后清廷为了缓和统治危机进行改革，反而壮大袁世凯的势力，加速自己的灭亡。各省亦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自觉需有自卫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实力人物由此开始军阀化，至辛亥革命时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驱逐，即为此军阀化过程的结束，并由此拉开民国军阀时代的序幕。李鸿章等参与东南互保的重臣去世后清廷内部失去一批可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并在缓冲满汉矛盾的中心人物，导致袁世凯势力的急剧扩充，企图重建权威的满族亲贵与袁世凯的斗争激化，最终造成北洋集团的一家独大。东南互保的达成对东南而言地方上获得完整无缺，避免兵祸，保全民命。由于实行互保，东南各省的社会经济非但未受破坏，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东南保护约款》的订立稳定包括上海在内的东南地区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南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由于北方战乱，东南地区稳定，所以不少绅商携资南下一批纺织缫丝、面粉工厂又得以兴办，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5年上海、苏常等地新办工厂企业有62家之多，张謇的大生纱厂自1900年开工到1903年就盈利近20万元。义和团运动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固然与清政府推行“新政”、奖励工商业及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息息相关，但若没有互保期间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因东南地区的稳定，大批文化人士也纷纷迁居上海，以此作为避难的场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就是在战乱中从天津南下上海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的师生也因战乱，成群地拥入上海，教员王宠惠、陈锦涛等率学生进入南洋续学，南洋公学因之特设铁路班。据上海租界人口统计称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总数由1895年的29万多人增加到44万多人，《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第三条写道：“拟请租界工程局添办新扩各路工程，城内则令疏通河道，并且道台挑选精壮充当勇丁，务使闲民有事，可致消患无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上海市政建设的发展。

（九）东南互保的达成意味着北方的清廷和义和团再也得不到东南的支持，它使列强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对付清廷中枢，加速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的失败。作为反帝爱国斗争对立面的互保运动，它虽然阻止列强的南下蹂踊，但也使列强在东南地区的经济实力未遭损失，而且有所增长。以洋纱的销售情况为例：长江下游的芜湖、九江、岳州、长沙、宜昌等七口棉纱市场在1894年至1898年洋纱的输入量平均每年为21万担，而1900年至1902年年平均输入量达到23万担以上。1900年至1906年年间各国在长江流域投资兴办的厂矿企业约有40多个，资本额为6000多万元。资产阶级改良派汪康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变革的理想和希望，相反在前段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往面，为寻求变革的道路进行更广泛的尝试。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汪康年先后向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上书进言，请其北上勤王，剿匪议和。但是东南督抚并没有采纳汪康年的建议，相反对国会（中国议会）大相嫉恶。因为国会要求保全中国疆土与主权；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入会者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通匪矫传之伪命。而其中又有以下三点宗旨：尊光绪帝；不承认端王、刚毅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表面上与汪派政治宗旨相似的东南督抚们一不能容忍激进的变政主张，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和辖区的利益；二不会同意北上勤王，诛杀端王、刚毅。因为他们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任命和西太后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对汪康年的一再上书建言时他们不以为然。汪康年亲自参加东南互保的发起工作，他在参与发起并且在推动“东南互保”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汪诒年记载：“汪康年闻诸国将谴兵轮入长江保护侨民，以为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护保东南。”

（十）但由于汪派的宗旨与督抚的利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在请求各督抚率兵北上同时汪康年等人企图联络民间会匪武装武力变政，先后派人到扬州、湖北等地联络民间武装。井上雅二指出：“中国国会与张、刘很难两立，若不破除东南互保，难于发动国民大运动，同时不能与各国共同协商。”同时出于对东南督抚在国会中予以支持的希望，汪康年对“东南互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主办的《中外日报》中对东南互保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端逆、刚毅等盗窃兵柄、窥伺神器、征外兵、发伪诏、务使通国皆从其为贼而后逞志，幸而东南督抚半皆老成、洞烛奸伪，相约共不遵奉，复与各国互订保护条约。于是东南十数行省得以暂获安全，则一、二疆臣之力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诞生于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的，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的的政治派别。王韬主张进行军事改革、改善交通、实业强国，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发表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马建忠主张废除厘金，收回关税主权。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营工商业。致力推行洋务，并称许西方议会制度。同时建议开设翻译书院，提倡国人多学洋文，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编写《马氏文通》一书。冯桂棻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著有《校邠庐抗议》。薛福成主张发展工商业，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著有《庸盦全集》（10种）、《庸盦笔记》、《庸盦文别集》。郑观应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著有《盛世危言》。

（十一）革命派主张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而改良派主张使用非暴力实现社会变革。另外康梁并非要推翻清政府，毕竟即便实行他们所提倡的君主立宪制还是需要一个政府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客观原因：新旧势力对比悬殊，旧的顽固势力虽然腐朽没落，但是跟维新派相比时还是一股很强的破坏力量。维新派虽然朝气蓬勃，但其实力远远弱于守旧派。失败的主观原因：在顽固势力远远大于维新势力的情况下维新派对顽固势力估计不足，把变法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可以改变变法的愿望；光绪皇帝也不是一个真正主张变法的人，其中确实夹杂借变法向慈禧太后争权的因素和做法，导致慈禧太后的震怒而扑杀变法；维新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但他们在变法过程中却不敢触动外国在华利益，反而希望得到外国的支持；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单纯，缺乏政治手腕和政治敏锐性，如对政治形势的变化的估计不足和对袁世凯及西方国家真面目的认识不清。官僚买办看到北方的混乱局面后担心义和团的南下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会严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也迫切需要社会安定，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盛宣怀是这一阶级的代表及东南互保的推动者与活跃分子。1896年起实业家盛宣怀就受命督办铁路总公司，负责向外国借款。他在长江流域和京津地区都有着巨额投资以及庞大的洋务企业，而义和团所到之处无不破坏铁路电线，这些都是他发家致富的根本，直接触犯盛宣怀的实业利益，同时他又是清廷的臣子。因此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实力、保持与列强友好的关系和清廷勉强和平的局面，他主动充当东南互保的总导演，内外主导东南互保。盛宣怀利用丰富的政治资源、灵活的外交手段做着穿针引线和出谋划策的工作，义和团如日中天时盛宣怀立即电告李鸿章、刘坤一等，邀其尽保宗社义务，联合安定西方各国的野心，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东南各督抚的响应。可时任长江巡阅使的李秉衡与江苏巡抚鹿传霖反对，最终盛宣怀将二人排挤出长江流域。

（十二）在联合的同时盛宣怀将使西方列强暂时放下野心工作重点，而他与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德公使吕海寰等洋务派人士大多私交甚好，因此他联合各驻外公使的力量，为对外交涉提供方便。盛宣怀还尽力促使列强坐下商讨并订立合约，他极力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和谈诚意，随即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表示无意介入，并对刘、张全力保护在东南地区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表达谢意。各大公使也表示支持，盛宣怀对清廷驻外公使的催促对列强支持东南互保起到一定作用。盛宣怀的一系列措施博得东南各督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最终东南互保一事得以实现，盛宣怀导演的这一场东南互保使自身利益以及洋务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留。1900年6月17日列强海军攻取大沽炮台，继而天津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租界。6月22日时任职轮船招商局的郑观应致函盛宣怀：“清军和义和团对天津外国租界的进攻和北方战局的进展必将对南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列强鉴于这种形势极有可能进行类似于瓜分中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英国在上海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随着形势的演变时英国军队极有可能在上海登陆，进而占据吴淞炮台，复派兵进入长江流域进行惊扰，果如此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他建议盛宣怀：“经与有关方面协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公司宜早筹备，将资产安全转移至外国名下，这样或许有利于保护。”郑观应的建议当天已与商人徐润商量过，徐润所属各公司“亦拟换旗”，并告知各位董事商量妥善。各位董事意见不一，所以他在请盛宣怀予以定夺并示知。早在宣战前夕英国驻南京领事孙德雅曾拜访过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在事后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孙德雅声称：“我所看到的这位两江总督对主战势力的扩大感到非常沮丧。”刘坤一私下里告诉孙德雅：“慈禧的政府已经完了，她已经不能继续维持帝国秩序。”

（十三）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中记载：“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张之洞）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慈禧太后），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1900年6月张之洞致电刘坤一、盛宣怀：“力请主剿，沥陈外兵必来代剿，大局将危。”张之洞十分担心各国出兵干涉。16日为了劝说朝臣，他还致电慈禧宠臣荣禄：“从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且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兵。”。认为中国万不可与各强国开战，并强调义和团无法抵抗洋兵。除了致电同僚外张之洞也在密切关注各国对华的政策，竭力阻止各国派兵。18日他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已添兵弹压”，这表明他为防止义和团南扩已经增兵保境安民，无需各国插手，伺机“与英联络妥商办理”，同时直接上书反对开衅。20日张之洞发表联合声明劝阻战争：“无国内乱民横行而可以治国者，无与六七强国开衅可以自全者。”。清廷宣战上谕发出后张之洞拒绝执行，认为端王载漪“矫诏”，并“秘而不发”。由于倡导东南互保无异于“公开抗命”、“欺君罔上”，张之洞积极在“向清”与“背清”之间寻求链接点。他抓住上谕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等文字，认为“东南互保”即为“联络一气”，这就把督抚擅自缔结和约变为政府授权下的合法行为，也为以后和谈提供条件。张之洞联络中国驻外使节，22日致电各驻外公使称：“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27日驻德公使吕海寰致电：“长江一带如果力任保护商教确有把握，决不派兵。”这表明列强的侵略重在商业利益。此时张之洞俨然代表政府并实际上主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张之洞希望的东南互保也转达给各国政府并得到列强的支持。而议和本就是清廷的真实意图，等到“两宫西狩”后慈禧任命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办理议和，并着张之洞奉旨：“随时函电会商。”

（十四）西方各国有“惩办祸首”和“两宫回銮”两项条件，张之洞对此表示同意，并上奏惩办主战派。为了满足列强要求，张之洞要求河南巡抚于荫霖惩处董福祥、毓贤以获取支持，在处理“两宫回銮”上张之洞主张洋兵撤后回銮。10月3日他致电刘坤一：“暂未回銮者，因洋兵未撤，不免忧虑。幸陕非迁都，事定必回。”张之洞更是为慈禧辩解，认为联军侵华是因为无端为群昏所误，遂致两京沦陷，二圣蒙尘，把慈禧发动战争开脱为“为群昏所误”，最终在张之洞的坚持下列强放弃两宫立即回銮的要求。甲午战争后各国进行资本输出，在东南地区拥有巨大侵略利益。然而在义和团高潮的影响下从1900年2月开始南方的反洋教情绪逐渐高涨，因而列强担心如果义和团向南方蔓延，势必会造成商民逃散、贸易终止。所以列强迫切需要与东南督抚达成协议从而保证长江流域的安定，以维护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权益。英国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长江流域已经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正当西摩尔率领的联军为义和团和清军所阻的时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急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伯爵，认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英国汇丰银行在给本国外交部的函件中也强调上海的重要性，指出：“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英镑，而且在英国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生活，因此如果上海遭到破坏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所以出于维护长江流域的利益考虑，英国不希望此地区发生任何骚乱。此外英国还想阻止其它列强插手长江流域，达到其独占此地区的目的。

（十五）当时英外臣向俄国建议说列强除组织联军在华北“统一行动”之外还应个别地及独立地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而一旦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英国可能没有办法叫别的国家不加干涉。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电令金陵海关税务司韩森要其速与刘坤一商议维护东南各省秩序，而此行即是为了清除干预的借口，如果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时英国就有理由叫他们干预。英国为了达到既能够镇压义和团，而又能实现其独占长江流域的野心，便积极地利用东南督抚充当其政治工具，着手策划“东南互保”。大沽口开战后霍必澜奉命向刘坤一、张之洞提出派遣英舰开赴长江各口岸，并保证在维持秩序时将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 同时海军部训令上海舰队派出“仙女”、“红雀”舰分赴南京、汉口。因被张之洞视同“外人窥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两总督婉拒，面对中方抵制时霍必澜坚持表示：“赴汉口之脱乃黎（红雀号）、又赴南京之恩密赫（仙女号）两舰，均于廿一上驶，未便追回。”而英国政府则在原政策路线上有所回收，训令在长江海军高级军官避免任何示威。针对长江流域的军事干预未继续扩大，但已开赴口岸的军舰获得继续驻留的理由，“英舰入江”被解释为一般性的“例行访问”。领事当局不甘心，后来又企图抢先控制炮台、兵工厂等战略要地。大沽开战后英国当局又渲染列强攻占吴淞炮台的风险，继续向中方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德国密切关注英国的举动，如果英国真欲利用现在的混乱，把拥有两亿两千万居民的长江流域拉入英国势力范围之内，那么英国将冒孤立的危险，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以扩充与保证贸易关系为其首要任务的国家将赞成英国之独占该庞大地区。

（十六）德国一向反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早在1898年德国外臣就曾宣布：“绝不承认长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有伟大的利益阻止我们把长江放弃给英国。”1900年7月下旬英国外相表示希望把长江流域的一切军事行动单独保留给英国，德国政府获悉后立即表示反对，要求共同保护上海租界，接着又主张由联军各国共同监视停泊在长江的清朝军舰，英德两国关系一度紧张起来。8月下旬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到访的英王储时强调：“长江流域在平等条件下对各国开放，不论对英国或德国都是政治上所必需的原则。”法国外长德加赛站在与英国完全对立的立场，他对英国顾虑很深，尤其在长江方面很能牵制英国，几乎时时刻刻影响着英国的行动，这种形势在维持东南的平静中增加不少间接力量。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在上海相当活跃，也很有政治手腕。在长江地方的英国官商最初原没有互保意思，疑虑很重，所以一再建议增派军舰并且想占领江阴炮台，甚至希望南方各省自动请求英国保护，进而独占整个长江流域。白藻泰极为注重英国的行动，随时报告给本国政府，此外他也曾暗地里让中国士绅了解霍必澜的阴谋，而且暗中由福开森劝告中国不要受其愚弄。1900年6月25日驻上海各国领事于中外会谈前一天举行的领事团会议中白氏长江中立的提议正是对英国的一种防御，当时就获得通过，奠定各国尊重南省自保的基础，使各国对长江的态度获得第一个共同的协议。以后的发展在各国共同行动上差不多都是本着这个原则，白藻泰的意思是利用各国来防止英国的扩张。甲午战后日本急遽扩充势力，政府、民间双重势力通过长期经营，拓展对华人脉，赢得清朝官绅普遍好感。而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尤为重要，其人勇于任事、擅长交际，为扩张权利不遗余力。

（十七）义和团初期以西德二郎为首的驻京使馆对局势有所误判，而小田切的报告，内容翔实且覆盖面广，西交民巷被围困后沪领馆更成为外务省的情报来源。况且张之洞等倾心于日本调停，小田切在战时交涉中的作用越加显著。1900年6月以后小田切一直关切英舰动态，当时日舰只有“赤城”舰在沪，小田切判断：“一旦变乱波及，现有力量将不足以应付局面。应向上海及长江方面派出帝国军舰数艘，向清国官民示我军力之绰有余裕，此为扩张我势力利益之最佳手段。”除组织本地日侨建立义勇队外，6月16、18、23日连续建议政府向上海增派军舰，与“赤城”舰协力保护长江一线在华利益及臣民生命财产。日本政府对军事干预的态度仍趋向谨慎，外相青木周藏发出训令要求各地领事馆在时局危急时安排全体人员撤退，避免再蹈北京覆辙，相当保守。此时日本政府对南方暂采守势，只企求与各国一致行动。而英舰开赴长江，同样在长江流域有重大利益的日本所不乐见，小田切建议增兵。当他意识到政府策略与本人理想仍有差距，面对英人咄咄逼人又不甘轻易就范，于是转而试图利用订约互保来维持均势，这就是“东南互保”缘起之一。辜鸿铭曾提议“江南独立”，据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记载：“辜鸿铭1900年曾向张之洞提出江南独立计划，辜鸿铭说：‘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我们好乘机尽快整军备战，并唤起举国人民同仇敌忾，和敌人作长期战斗，保家卫国。北上勤王，争取获得最后胜利。’”荣禄把抵制宣战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地方督抚身上，“宣战”甫经决定，他即私告李鸿章说：“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荣禄态度的这一变化，引起在京使馆各国使节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

己亥建储

（一）己亥建储是指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慈禧太后为光绪帝确立继承人的事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黜光绪帝，1900年1月24日遂依荣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下诏后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奏请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27日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1900年5月28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京，载漪、溥俊父子被发配新疆，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但是建立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体制上的顽固派当权是十分不稳固的。慈禧太后已六十四，光绪才而立之年，一旦太后驾崩，光绪帝马上可以重揽大权。面对这样一张时间表时难免使参与鼓噪太垂帘听政的大小官吏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命运忧心忡忡，慈禧太后于光绪帝成年之后重新垂帘听政也不合传统“家法"，必须寻找新的理由以巩固她垂帘听政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1898年9月的政变只是整个政治格局变动的开始，政变发生之后围绕着光绪帝的存废，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面临重新再分配的形势。废立阴谋在“百日维新"期间即已风传，有所谓天津阅兵即行废立之说，但是无稽之谈，不足深论，但废立在戊戌政变之后的甚嚣尘上则并非空穴来风。9月23日京师即传出消息：“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不起”则不需废立，径选后嗣继大统即可，因此外界最担心的是谋害光绪帝。于是即有“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又有疆臣反对之奏。废立之意出自慈禧，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穀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速行大事。 

（二）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束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后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阻挠废立，英国的态度最为积极，戊戌政变之后英国兵舰就开到大沽口外。《字林西报》则发布种种消息，怀疑光绪帝已经被谋害，认为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这种否定慈禧太后统治合法性，为列强瓜分中国制造理论根据的言论引起清政府的担忧。10月16日庆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正式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光绪帝还健在，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清政府立即照办，于18日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19日太后召集宗室亲信大臣开会，某亲王已预遣其子人宫，以便陟位，后有大臣谓恐外人干预，遂止，显然要实现“废立”必须排除列强的干扰。在废立光绪以后入嗣大统的人选几乎是非端王载漪之子溥俊莫属，光绪帝即位之时清廷曾一度发生“礼仪”之争。同治死后无嗣，慈禧太后定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咸丰帝为子，人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但光绪帝无子嗣，废立之后必须在近支王公溥字辈中物色后嗣。道光帝遗子九，四子即位为咸丰帝，长子奕纬有孙溥伦、溥侗。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殇，均无子嗣。五子奕誴子载濂、载漪、载澜、载瀛、载津，仅载漪、载津有子。六子奕訢有子四——载澄、载滢、载濬、载潢，仅载澄有子溥伟。

（三）七子奕譞，子载湉过继咸丰外载洸无嗣，载沣尚无子嗣。八子奕詥子载涛，尚无子嗣。九子奕譓有子载沛、载澍，沛子溥伒。因此在道光后代中当时有嗣皇帝资格的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溥侗；五子奕誴之孙溥、溥侗、溥修；六子奕訢之孙溥伟；九子奕譓之孙溥伒。在此七人之中溥伦、溥侗父载治至郡王，早于1880年薨；溥伒父载沛仅至贝勒，早于1878年薨，且三人均已成年，无论谁即位时太后即不能听政，因此实际上只能在道光五子奕誴、六子奕訢孙辈中选择后嗣。奕誴一系载津已于1894年卒，爵仅至镇国将军加不入八分辅国公，其子溥修自然不可能人选。奕訢去世不久，孙溥伟年届十八，已届婚龄，如入嗣大统，慈禧太后即不久于听政之位，因此在慈禧看来端王载漪的次子溥俊是最为合适的人选。9月25日逃亡到上海的康有为向英国驻沪领事班德瑞叙述有关“废立”的共同秘闻：“关于废立之议已经酝酿一年，西太后常威胁皇上，说如果他不顺从她的意思，她便废掉他。将来的局势是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指大阿哥溥俊）将要继皇上登基，西太后将成为真正执掌实权的皇上，而她却是沙俄的走狗。恭王的孙子，一位十八岁的孩子，拒绝继承皇位。”据莫理循在 10月得到的消息：“选定的继承人是端王的年方十岁的孙子。”溥俊这种明显的政治地位吸引一班薰心富贵之徒，使得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地形成一个以端王载漪为中心的“大阿哥党"。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袭贝勒，1888年加郡王衔，至1894年晋端郡王。1890年、1898年叔辈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訢相继去世，载漪的地位仍然无法与光绪帝之弟、袭醇亲王衔的载沣相比，因此在政治上很少有所建言或行动。戊戌政变之后的“废立"把他推到前台，而他为了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便以百倍的疯狂竭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扶上宝座。而外国的阻挠“废立“成了他的心头之病。

（四）“大阿哥党"的核心人物是刚毅，戊戌政变以后荣禄以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并掌武卫军，入值军机处，权倾一时。协办大学士刚毅在朝中地位仅次于荣禄，与荣禄积不相能。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均投靠刚毅，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庆亲王奕劻虽不属“大阿哥党"，但也一度依附载漪。庆亲王奕劻控京师神机营，为荣禄所忌，颇受压抑，乃投靠端王，力主“废立”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在“大阿哥党”的积极活动下1899年冬“废立”之议复起，而在此前清廷突然颁布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近来各省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这里所谓的“万不得已之事”显然与“废立”有着直接关系，暴露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们不惜与列强开战而“废立”的决心。但临到出笼却是定为“大阿哥”，其中曲折在恽鼎里是这样叙述的：己亥（1899）上春秋二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威思邀定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毋纳二公至，阍者辞焉。

（五）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惧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 “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传为大阿哥也。在徐、崇、启三人造访荣禄和荣禄与慈禧独对之先，荣禄就拜访李鸿章。合肥李文忠公方以大学士入阁办事。入阁办事者，优言不办事也。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门外骑从喧赫，有宾客过访，则荣文忠也。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糸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肴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无理干涉，唯国书糸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而端、庄、刚毅辈仇洋之说，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变。据说当时荣禄告知废立阴谋后李鸿章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

（六）荣禄即以此言密陈于太后，幸回天聪。因此由“废立”而变为“建储”，是西太后权衡利害后采取的缓冲之策。因为只是“建储”，大阿哥党只能是大阿哥党，而无法蜕变为新“帝党”。为使废帝名正言顺，慈禧太后与其亲信荣禄、刚毅、崇绮、启秀、载漪等人在宫廷内外大造舆论，顿时“光绪帝体弱多病而不能视事”的谣言便风靡朝野。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会议，会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疾，久无后嗣。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决定立端王裁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大阿哥”，31日举行光绪帝退位仪式。“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锯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难，亟宜振奋图志，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是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待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延育，以致穆宗皇帝嗣继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尤思及此，无地自容。请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皇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浦儁为皇太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决心不惜一战以实现“废立”反映“大阿哥党“的狂妄；由“废立而退至“立大阿哥”又暴露慈禧太后对现实危险的恐惧和“大阿哥党”的无奈。时势造“英雄”，也能造“小人”。1900年春天北方形势陡然变化，使得这批宵小之徒又突然变成顺应民意、抗拒外辱的“英雄”。

（七）1899一1900年之交的废立阴谋再度为列强所挫，孝钦后乃大恨。载漪自以为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人，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1900年春天义和团运动向直隶发展，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势力成为“大阿哥党”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发动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涿州事件的处理是整个局势发展的枢纽，1900年5月27日万余名义和团众控制顺天府南部重镇涿州，当地政府陷于瘫痪，近畿形势陡然紧张。29日列强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派兵进京保护使馆，从5月31日到6月6日列强增援驻京使馆的兵力约有 450人。在义和团运动进一步高涨和列强人侵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清廷进退维谷，如何防止侵略战争的爆发成为清廷应付局势的关键。30日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上奏，请增兵弹压，同时认为：“义和团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人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旨在约束不令滋事。这个政策具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避免清政府与义和团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通过招抚义和团以维系民心来加强清政府的力量；一是抵制列强要求严厉惩办义和团的要求，同时又避免义和团的失控而遭致列强的大举侵略。因此清廷在决定派赵舒翘等前往涿州时并未丧失理智。但到6月6日晚的御前会议以后安抚义和团政策的立意已明显发生变化，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

（八）当定议时祗荣禄相、礼王世铎不以为帙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刚毅相、启秀、赵舒翘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文韶中堂则默然无语。御前会议之后刚毅等前往涿州，一意主抚。直隶总督裕禄初非袒拳者，一知朝贵主用拳，遂纵拳以自固矣，山西巡抚毓贤则日与端、刚通密函。关于御前会议前后的变化，袁昶写道：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豕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事，以业经解散复命。列强对义和团运动的对策在1900年5月20日以前列强虽然叫嚣武装镇压义和团，但主要还是把镇压义和团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威逼清政府取缔义和团。5月20日以后列强大量陈兵大沽口外，增兵天津，并陆续派兵进驻使馆，一是继续威逼清政府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二是防止使馆受到义和团的直接攻击；三是应付形势的突变，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清政府的希望。但自刚毅前赴涿州安抚以后义和团开始大量进人北京，京师局面日益失控，列强也已看清非直接干涉已无法保证驻京使团的安全，作出向北京大举增兵的决定。6月6日御前会议召开的同时和以后不久英、德、俄、美等国相继授权本国驻华公使和军队司令官可以与其他国家协同便宜行事，而到6月9日英、俄等国公使都得到情报，清政府非但不能保证驻京使馆的安全，而且将派军队进攻使馆。根据英国公使窦纳乐的紧急请求，当天晚上各国在津部队指挥官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以西摩尔为首的联军，于第二天清晨由大沽口赶到天津，然后乘火车进京，由此拉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

（九）需要注意的是西摩尔联军之进京固然侵犯了清政府的行政主权，但并非是直接针对清政府的宣战，而是什么原因促使清军直接参与与西摩尔联军的作战的呢？在西摩尔联军出发的当天清政府任命载漪兼管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个直接与外国公使馆打交道的衙门为“大阿哥党”所控制了。第二、三天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并发生董福祥甘军士兵刺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一面派员至使馆劝阻联军进军，并下令聂士成等布防禁阻联军人京；另一方面下令严惩为匪作乱的拳民，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禁阻联军人京的命令是严格执行的。6月18日聂士成的军队与义和团民一起在廊坊成功地狙击西摩尔联军，而惩办义和团民却徒具虚文，这种对于谕旨有选择地执行反映“大阿哥党”对于政局的实际控制。论者谓，义和团在北京城内的巨大力量，已经使清政府无法加以镇压。其实在6月10日以前义和团在京师虽然已有活动，但其大举进入北京城内还是在6月11、12日以后。人城之时并无阻拦，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人。京师重地，听任大批团民武装进人，终日任其街市往来，砍杀不绝，地面官兵，不敢阻止。 这在列强已经增派援军进京的情况下其严重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而“大阿哥党”就是要把事态引向与列强的直接军事冲突。刚毅自豕州回朝，极言团民义勇可恃，并带团首晋谒端邸。甘言诱蛞，端邸信尤深，日与团首计议。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

（十）团民在北京的滔滔而行为“大阿哥党”所利用和控制，不仅严重地破坏京城的社会秩序，而且使“废立”和列强干涉的危机空前地增加了。北京城内并不像华北乡村地区那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教冲突，团民人京之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不仅偏离斗争的方向，而且累及北京普通市民，引起人们的疑惧。一位迷信而又排外的士大夫写道：“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米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与义和团大举人城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王团”、“公主团”等与义和团混合生长，在政治上逐渐受“大阿哥党”的控制。端王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话。在他们的鼓动之下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李莲英甚至召义和团人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与此同时对于义和团“神术”的迷信也迅速地在京城蔓延开来。攻打使馆之议早在戊戌政变以后不久就有风传，1898年10月6日熙礼尔报告英国公使窦纳乐：“我的买办吴懋鼎告诉我：昨晚街谈巷议中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说法，据说是军机处的一个成员讲的，要趁这留住北京的外国人为数很少的时际将他们全部根除，烧毁各国使馆。我的部下昨晚是尾随在一群总理衙门属员身后，听到这种十分令人担心的交谈。“因此在1900年6月21日对外宣战之前清政府首先向各国驻京使馆攻击并不是偶然的。

（十一）孝钦纳荣文忠言已命护送使侨出京，勿任攻杀。荣预调旗兵二千以待，且言必先解直裕禄任，乃免生他变。孝钦亦许之，其与克使商洽者即是事。端邸知之，乃潜使章京连某伪造使团照会：“请归政于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万人入卫。”偕启秀入宫奏进，孝钦果为所中，盛怒曰：“吾前此违众遏拳，皆为彼等安全计，乃以此报我耶！吾誓亦必报之，虽死不受其侮。”于是幡然主战，虽荣亦莫能进言。因此17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便呈一边倒的态势，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至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中慈禧太后决定进攻使馆，并于21日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在进攻使馆和对外宣战的动机方面，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之间可能存在着区别，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合力”，“大阿哥党”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对于进攻使馆、对外宣战与废立阴谋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废立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本无需外国支持。西太后之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看外国使臣的脸色，是因为她怕影响同洋人的关系。如果西太后为了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不惜与外国决裂，那么她尽可以对外国使臣的态度置之不理，径自实行废立。为什么一定要攻打使馆？为什么一定要等夷平使馆后才能实行废立？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从形式上看问题的确是这样，但是废帝立储不仅受到列强的干涉，事实是即使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慈禧太后也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制约，不可能一意孤行。光绪皇帝反对对外宣战，在御前会议上和战两派的激烈争论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强烈反对宣战的奏折都在一定程度反映光绪帝的政治力量。

（十二）在这种形势下径行废立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点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应该十分清楚。宣战而不废帝，以争取京外官僚对于朝廷的政治支持，恰恰是慈禧太后政治上老练的表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只是“大阿哥党”的一厢情愿，而这个一厢情愿也是当时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的政治现实。在列强大举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如果马上向列强妥协，与列强联手镇压义和团，那么已经成为京城义和团实际领导的“大阿哥党”骑虎难下，挺而走险亦并非不可能，由此看来宣战而不废帝，又是慈禧太后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一段“钢丝”。6月30日朝廷这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之由来：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敦。奏称信其邪米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表矣。”从6月21日宣战到8月凌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两宫仓皇出逃北京，这五十多天既是“大阿哥党”政治上的又一高峰，又是他们末路的开始。与对外宣战的同时清政府又颁布招抚义和团来“借御外侮”的诏令，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不在注册之列的义和团皆为“伪团”，照土匪严拿惩办，其目的在于完全将在京城的义和团控制起来，供其驱使，并派往各衙门把守站岗。

（十三）宣战之后“大阿哥党”又迫不急待地企图实现废立，甚至公然与慈禧太后争吵起来。慈禧太后后来回忆说：“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义和团）混在一起了，就是载澜等一班人也都学了他们的装束。载澜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扛，险些儿把御案都掀翻过来，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7月14日天津为联军攻破，庚申之役（1860）的惨剧即将重演，京城局势更趋紧张。不堪因战败而见笑于臣下的慈禧太后开始对主和派官僚大开杀戒，7月27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以“莠言乱政”、 “语多离间”为由下狱，于次日被处死。8月6日联军攻杨村，直隶总督裕禄兵败自杀。11日联军突破张家湾防线，主帅李秉衡自杀，北京沦陷在即。慈禧太后又令逮捕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与先期人狱的户部尚书立山一并处死，徐桐之子徐承煜得意洋洋地到刑场监斩，并且拒绝按照大臣处死的规格行刑。五大臣或反对废立，或反对宣战，与“大阿哥党”的矛盾很深，他们在被处死之前几乎都未经过审讯。“大阿哥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据恽鼎言：“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把诛戮大臣与“大阿哥党”的废帝阴谋联系起来并非毫无根据。8月联军攻人北京，两宫出逃，“大阿哥党”开始走上他们的末路。大学士徐桐悬梁自尽，其子徐承煜、启秀被联军捕获。崇绮逃至保定莲池书院，闻子葆初全家及老妻在京活埋自杀，悲痛自尽。但随两宫西行的“大阿哥党”还在朝中具有相当的影响，随行的军机大臣有荣禄、王文韶、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后载漪补军机大臣，留出的御前大臣一缺由载澜递补。

（十四）8 月18日两宫狼狈地逃到怀来，怀来知县吴永接驾才勉强得到供应，稍后甘肃藩司岑春煊率二千兵丁前来扈驾，刚毅等人以岑违旨擅行，还极表不满，但行在的政治关系由此发生微妙的变化。20日光绪皇帝下“罪己诏”，但是只敢将罪责推诸“大小臣工”，不敢涉及尚在左右的“王大臣”，但毕竟开始否定朝廷已定的政策。接着清廷又下诏求言并决定前往西安，于是吴永上奏十条，包括下罪己诏、派王大臣留京善后、镇压义和团和选拔通达时务人才，尤其是留洋学生等内容，预示着清廷政策将发生重大的变化。9月7 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剿灭义和团，认为义和团“为致祸之由”，把罪责推到义和团身上。9 月15日为响应列强的“惩凶”要求，奉旨来京“议和”的李鸿章在上海与两江总督刘坤、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名上奏，要求惩办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王大臣”。9月25日在内外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分别轻重”，革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议处。这样的“惩处"列强自然不能满意，经过反复讨价还价，1901年2月根据列强的要求，清政府被迫“惩单”：庄亲王载勋赐自尽；端郡王载漪及载澜改为降辅国公，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山西巡抚毓贤处死；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左都御史英年革职、斩监候；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斩监候，嗣改为赐自尽；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处斩立决；刚毅、李秉衡、徐桐均追夺原职，撤去恤典。在这场“废立”、“建储”的闹剧中的主角“大阿哥”溥儁在两宫到西安不久即“斥退出宫”。

（十五）他并不是一个“呆且鄙，知者知其不称”的角色，虽不喜读书，所好者音乐、骑马、拳棒三者而已”， 音乐学问极佳”。如果没有己亥建储的闹剧，他或许也会像红豆主人溥侗一样闻名于世，无论如何“大阿哥党”的政治前途随着这位十几岁的少年走出禁宫后终于划上句号。慈禧、荣禄、刚毅、崇绮、启秀和载漪等人之所以产生“建储”之谋既有其远因，又有其近因。光绪帝的觉醒，威胁着慈禧的独裁，为永揽大权计，她便决心废黜光绪。1875年1月叶赫那拉氏的亲生儿子、年仅19岁的同治帝因患天花而逝，由此在清廷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作为生母的慈禧太后固然为儿子的早死而伤心万分，但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女人，同治帝在尸骨未寒时她就已经在酝酿新的权谋。因同治帝无后，故围绕着由谁来继皇位的问题使慈禧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她既不立年龄较大的王公，以碍她的钳制，又不肯立远支子弟，以使自己垂帘听政师出无名。经过几度苦思冥想，她最后选了年仅四岁的载活，这是因为载湉的生父是咸丰帝的胞弟、醇亲王奕譞之子。奕譞在帮助“祺祥政变”中慈禧，曾立下汗马功劳。载湉的生母又是慈禧的胞妹，所以无论从那方面考虑，载湉都是最中慈禧下怀的人选。于是在1875年1月13日载湉便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是为光绪帝。同时慈禧又给载湉的继位附上特殊条件，这可从宣布他继位的懿旨中看到： “（同治）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看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为嗣。”这就是说光绪帝是以咸丰皇帝的过继儿子的身份出现的，他所起的作用只是为早逝的同治帝生一儿子，使龙种得以延续。

（十六）无情的宫廷争斗的网罗就这样悄然无声地套在年仅四岁的光绪帝的头上，从踏上龙墩之日起便已经注定他今后乖蹇的命运。光绪帝入宫后处处遭到慈禧太后的呵斥与责骂，得不到父母的温暖与关怀。据《戊戌政变记》记载：“有义烈之宦官寇连材者，尝有笔记记宫中轶事云，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出入，料照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即登极，登极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上可以辛爱皇上，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骄侈淫法，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及辄涕泣云。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钟鼓之声，或闻吆喝声，或闻雷辄变色。”光绪帝又得到老师翁同龢与夏同善的谆谆教诲，尤其是翁同和把满腔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常常讲及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君主乾纲独揽、治国安邦，时时鞭挞朝政的腐败和列强的欺凌。这种特殊环境造就了光绪帝的逆反心理，他决心摆脱慈禧的掣肘来独揽朝政、励精图治，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以求“上对得起祖宗，下不负黎民。”可是慈禧是一个权力欲强的女人，当初之所以立载湉为帝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独掌清廷大权。前十多年里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控制还比较得心应手，但到1891年光帝绪年满二十岁时按照规定慈禧太后再继续听政就已经师出无名了，迫不得已的她便宣告退居颐和园，让光绪帝独掌天下。但实际上她仍是清王朝的主持者，所有军国大事必须得到她的首肯方能施行，皇上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叨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十七）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光绪帝便欲脱出慈禧的窠臼，真正成为一国之君。此种念头与日俱增，对慈禧太后的不满也便渐露端倪。1894年祝西后六旬万寿，先期演习礼仪，皇上与百官鹄立三时之久，以待一奄竖。演礼既毕，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莲英四十。光绪帝的觉醒使慈禧太后难以容忍，尤其一想到自己将要从清朝最高权位上滑落下来，昔日的一诺千金将变成无用的啰嗦，门庭若市将为萧条、冷清所替代，这对权欲熏心的慈禧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为维护昔日的尊威，继续其养尊处优的生活，慈禧太后要废掉羽翼渐丰的光绪帝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了。1898年是光绪帝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也是清廷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政权白热化的开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光绪帝目睹甲午战败之后急剧恶化的形势后痛心疾首，决心效仿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锐志变法维新。他内恃老师翁同龢，外依康梁维新派，在103天之中颁布大量的诏书、御旨，将甲午战后掀起的这场民族自救运动推到顶峰。光绪帝要乘人心思变的动荡时机夺回久违的皇权，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所以维新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争夺清廷最高统治权的色彩。光绪帝先是提拔重用康有为、梁启超和“军机四章京”，接着又对阻挠变法的李鸿章等人严卯训斥，最后把他们驱逐出宫门。维新与反维新、夺权与反夺权交织在一起后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失意的旧官僚们纷兮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顽固阵地，向光绪帝发起反扑。1898年9月12目慈禧太后闯进皇宫，囚禁光绪帝，宣布第三次垂帘听政。尽管如此但光绪帝的所为仍使慈禧盛怒难平，她觉得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常此以往光绪帝还有把自己从最高权位上推下来的可能，于是废黜光绪帝、另立傀儡以稳操清廷大权便成为慈禧太后的当务之急。

（十八）光绪帝的在位引起顽固派的恐慌，为根绝危险，荣禄、载漪等人极力睃使、支持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慈禧太后依靠清廷内部以荣禄、载漪、刚毅、启秀、那桐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支持取得政变的成功，因此戊戌政变后慈禧就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亲信，以巩固其权位。她任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上行走，节制北洋各军并管理兵部事务，启秀为礼部尚书，后调军机大臣上行走。刚毅为内大臣，那桐为内阁学士。荣禄、刚毅相继入相，荣以懿戚八枢密，又将大兵。刚则附和掌军机，端邸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周旋二相之间。这些人是慈禧能够维持清廷局势的基石，慈禧则是这批守旧官僚不倒的旗帜。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瀛台，但却仍是清朝名义上的皇帝。对此荣禄、载漪等人不免后怕，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这伙守旧派保官晋爵的私利，同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欲念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废黜光绪帝的问题上很自然地达成默契，慈禧太后是获得这伙人的怂恿支持才敢于将废帝的阴谋曝光。为使康梁维新派发动的保皇风潮师出无名，慈禧太后决定尽快废黜光绪帝。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仓皇出京，辗转至香港，又离港赴日，不久赴加拿大，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旋赴英国，幻想英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前重享大权。这些活动失意后他又重返加拿大，于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救大清光绪呈帝会”，简称“保皇会”，狂热鼓吹慈禧归政，光结复辟。在康梁的鼓动下东南沿海，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欧美旅民奔走来归， 会者数百万人，廾会者几数十埠"。

（十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宣传实给慈禧太后的统治造成莫大威胁，欧美洋诸地华侨同国内的保皇势力里应外合，形成一片讨逆浪涛，冲击着戊戌政变的变后的清朝政局。1900年8月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自立军"起义不啻如惊天霹雳，吓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为消弭来自国内外的保皇风潮，使康梁派师出无名，慈禧太后等人决定尽快废除光绪帝。本想扶助光绪帝复辟，反而加速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的步伐，这是康梁等人万万没有料到的。列强的反对是“己亥建储”被废止的重要原因，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任何重大事件无一不带有殖民奴役的痕迹，“己亥建储”自然也不例外。在“已亥建储”问题上列强自始至终都持反对意见，早在慈禧、栽漪、荣禄等筹划直接废黜光绪帝时列强就表示反对。当时谣传皇上病重，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清，不可已，遂入诊。审辨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于圣寿无虑也。当“己亥建储”的帷幕拉开时各国驻华公使明确表示决不出席新皇帝的登基仪式，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当然列强不赞成废黜光绪帝决不是对光绪帝本人有何好感，他们关注的是在光绪朝20多年间所签订的历次不平等条约，害怕条约会随着皇帝的废立而作罢。各国驻华公使对奉命前来探测消息的李鸿章说：“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以不认废帝意。列强公开表示反对就给慈禧太后导演的“己亥建储”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尽管慈禧等人还是敲响废立皇帝的锣鼓，但其中总有些不和谐的鼓点夹杂着使人听起来不那么整齐。

（二十）当清廷内部的争斗同义和团运动交杂在一起时列强们就更加痛恨“已亥建储”，痛恨主持导演该剧的慈禧、荣禄、载漪等人，坚持将惩办战争祸首列人不平等条约，坚持以废止“建储”为停战议和的前提，这样“己亥建储”的废止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载漪、溥儁父子的胡作非为引起慈禧太后的反感是“已亥建储”最终被废止的又一重要因素，溥儁之所以被选为皇储主要是因为他的家庭与慈禧有着特殊关系：其祖父谆亲王奕谅，是道光帝的第五子，咸丰帝的亲弟弟；其父载漪是奕誴第二子，后封为端郡王；其母是慈禧的亲侄女。奕誴与载漪父子都是慈禧太后的忠实合作者，早在决定慈禧太后命运的“祺祥政变”中奕誴就是慈禧奕诉集团的重要成员，他身兼步军统领，留守京师，为帮助慈禧除掉肃顺等八大臣立下大功，故史书上说：“或传其父谆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载漪更是慈禧的得力干将，戊戌之变中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在捕杀康梁维新派、囚禁光绪帝的政变中为慈禧太后所倚重，祖先们为慈禧所奉献的犬马功劳成为溥儁被选为大阿哥的重要条件。在道光帝的九个儿子中除咸丰帝外其第二、第三、第八、第九子皆无后嗣，只剩下第五子奕誴、第六子奕诉和第七子奕譞有子。其中奕譞是光绪帝的生父，慈禧自然不会再立其子为大阿哥。奕诉虽有四子，但他早在戊戌维新之初就病死，他的子孙自然也就失去可以利用的价值，因之被立为大阿哥的殊荣当然也就落在奕誴的孙子们身上。奕誴共生五子，只有载濂、载漪有子，而载濂的儿子又已过继给别人，所以有希望立为大阿哥的也就只有载漪的儿子。载漪生有两子：长子溥价、次子溥儁。1899年溥儁已经15岁，溥价的年龄至少要在16-17岁之间。尽管15岁的溥儁对于慈禧说来也不是十分合适的人选，但综合皇室溥字辈中的具体情况，慈禧最后便选中溥儁为大阿哥。其实溥俊呆且鄙，识者知其不称。其父载漪担心夜长梦多，极力敦促早日举行登基仪式，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为他提供方便。

（二十一）1900年首起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波及京津，席卷北中国。清朝无力镇压，且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清廷内部一部分官员便想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存在。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以实现个人的私欲，载漪就是其中的代表。当时朝廷之上讨论不合、事权不一，主其事者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之首，而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等附和之。在借用义和团抗击列强问题上慈禧太后起初还犹豫不决，但当听到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的通牒后一气之下她便发布对外宣戕诏书，发兵攻击东交民巷使馆区，殊不知载漪等人是在利用战乱大作文章。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 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后经查实所谓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的通牒是载漪为激怒太后捏造出来的，由此慈禧对外宣战的激情渐渐下降，对载漪等人的行为逐渐怀疑，直至反感。载漪、溥儁父子利用宣战后的混乱内外勾结，欲图逼宫篡位。据《景侍郎日记》： “溥儁于官中肆行无忌，一日呼帝为‘鬼子徒帝’，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立命鞭仉二十，以小罚。”载漪等人竟敢率领60名义和团“侵晓入宫大索”，太后晓起用早茶，闻外间喧噪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帝。”亟出立阶上，诸王贝勒及拳到麇聚阶下，见太后行义和拳礼。太后大怒，斥端曰：汝以为汝子即皇帝耶！须废过乙权在我。汝子虽为大阿哥，立时可废也。若误谓乘此纷扰，即可任意妄为则大谬矣。速退！”目睹载漪等人的行径，慈禧知其潜怀不轨，欲乘时监国，益怒，谕之口：“我一日在世，决无汝干政之望，若再不安分则逐出玉牒，家产充公。”

（二十二）慈禧对载漪、溥儁父子的厌恶、愤恨随着西逃达到顶点，进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又强烈要求惩办祸首，否则决不议和。内外交加，恼恨难消，载漪自然成为慈禧世对和推卸罪责的替死鬼，废弃大阿哥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地方大臣的反对也是慈禧决定废止“己亥建废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汉族大官员对废黜光绪帝本来就表示异议，刘坤一曾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貅防”为理由反对“建储”。当“己亥建储”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国破家亡时反对派的呼声便日渐高吭。据《庚子西狩丛谈》的作者吴永记载：他曾奉命前去两湖地区催征粮饷，多次与张之洞交谈， 一日忽谈及大阿哥，公谓：“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受张之洞委托，吴永回到西安，斗胆上言，请求废止“建储”。太后稍凝思曰：“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即有办法。”予遂叩头起立，默计这一张头状子，已有几分告准也。当时“八国联军"为惩办祸首在北京吵吵不休，地方大臣为平息事端强烈要求废止大阿哥。精于权谋的慈禧清晰地意识到“己亥建储”已经由巩固统治的法码变成眼下保权的累赘，为重新赢得列强的欢心和群臣的拥护，只有废止“己亥建储”。1901年2月清廷发布谕旨：“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若不严加惩处，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列邦之愤，端郡王载漪著革去爵职，戍新疆。”11月30日慈禧在开封宣：“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综观“己亥建储”的前后，不难发现“己亥建储”并不是什么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变故，而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

（二十三）“己亥建储”的出笼与收场都是慈禧为满足其难填的权欲，平衡其心理上的变态而一手操纵导演的闹剧，不论是光绪帝还是大阿哥溥仉实际上都是慈禧手中任意摆布的玩物。可悲的是由于这出阴谋剧与拳匪之乱交织在一起，从而被蒙上一层奇异的云雾，显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慈禧、载漪等人为报私仇，火中取栗，竟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轻言硖事，使中华民族蒙受空前的屈辱，这就使得“己亥建馅”由原本为司空见惯的宫廷争斗变成带有某种神秘性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上承戊戌维新，下启义和团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探清它的原委对于更好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复杂性县有极大的作用。义和团运动起来以后统治者对于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首先必须权衡政治上的利弊得失，用群众运动自身的诉求来衡量或评价执政者的对策往往会背离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引出十分荒谬的结论。当义和团运动初起之时几乎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吏都认识到这是以往地方官“袒教抑民”的恶果，即使到赵舒翘赴涿州安抚义和团之前仍持这一看法：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往往以钱财细，动辄涉讼。甚且颊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方官亦明知审断束平，不得不含糊了事。小民受其鱼肉，积不能平。此等情形，各国主教焉能得知。无非听教民一面之词，动谓民曲教直。于是小民之冤无处申诉，酿而为义和拳会矣。因此此前的清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这是对以往“袒教抑民"对策的一种否定，是在对社会矛盾激化原因准确认识基础上产生的政策犹豫。如果由此而逐步形成严格控制义和团对于教民、教会的盲目报复，坚持在民教冲突案件中政府应有的公正立场，以避免列强的直接武装干涉，造成国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害，仍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政治选择。

（二十四）但是废立问题已经造成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重大的分裂，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政策选择已经分裂的各个政治派系，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利弊提出各自的对策。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发生尖锐矛盾，并在戊戌政变以后在中央政府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大阿哥党"最终选择支持义和团，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失误。当时就有人评论道：“庚子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这是对于清政府应负政治责任的比较准确的看法。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深重，华北千千万万的民众奋勇而起，凭借民间既存的组织、信仰等武器走上反帝斗争的前线无疑具有正义性。但是正义的斗争一旦失去控制，演变成不加区别、不计后果地屠杀教民、教士，破坏铁路电线乃至一切涉洋之物，使他们融“义民"和“乱民"于一身，折射到清政府，发生“剿抚不定"的政策也就不难理解。6月30日赵舒翘上奏请兵弹压，重点在于防范而不是镇压，所提出的将义和团编入行伍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义和团，防止事态的扩大。根据这份奏折时清政府马上命令赵舒翘前往涿州说明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赵舒翘的主张，即以宣慰为主、防范为辅的策略，这样做既能保护义和团的爱国热情，又能防止义和团运动越轨而酿成恶果。而一旦越轨必须“弹压”，这仍不失为一个理智的对策。但6月6日“大阿哥党”在御前会议的大闹以及刚毅亲自前往涿州之后整个形势急转直下，他们把义和团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褒奖为“义举”，无疑大大张扬民众运动中的落后面，并且企图利用来抵抗外侮、达到废立。这使得京畿地区义和团表面上走向新的高潮的同时也种下走向失败的恶果，因此对于义和团运动最终的失败，“大阿哥党”无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二十五）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与“大阿哥党”的政治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她与“大阿哥党”同取废立的主张，但她的“训政”地位只是受到封建专制体制道义上的压力，而没有受到现实的政治挑战，因此“废立”对她来说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大阿哥党”则迫切需要凭借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把“废立”变为现实；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虽然有自己的特定的政治利益，但不能不受最高统治利益所左右，而“大阿哥党”还未获得最高统治权之前则更多地是为特定政治集团的利益所驱动。在义和团向京畿地区日益发展的同时在中央政府内以光绪帝为代表的主剿派力量日益减弱，“大阿哥党”的政治能量得到扩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的政策选择多少会滑向“大阿哥党”一边。但是东南督抚的态度仍然明显地制约着慈禧太后对 “大阿哥党”的倾斜态度，这位精于权术而缺乏政治主见的老太太自始至终不能承担起政治家的责任。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爆发的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越轨行为，帝国主义国家动辄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如何妥善处理和引导民众的反帝正义斗争，防止列强的武装干涉，避免民族灾难的发生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应付的重大政策问题。“大阿哥党”出于本派系的私利，慈禧太后玩弄政治权术，纵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百年前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惨剧清晰地展现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的“失误”总是由统治者们特殊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