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之——武汉和鄂州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汉时期，有一种说法是“安陆县（今天的安陆市）”和“西陵县（在今天黄石市境内）”都成为过“江夏郡”的治所，但东汉末年已经是“安陆县”为治所了。东吴时期，“鄂县（今天的鄂州市区）→武昌县”，“江夏郡（吴占区）”被改为“武昌郡”，而在这“武昌郡”中，孙权在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修筑了“夏口城”（夏口城当时具体属于哪个县不清楚，但是地界应该属于东吴时期撤销的“沙羨[yi，是三点水哦]县”），西晋灭吴（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前，“武昌郡”被东吴改回了“江夏郡（吴占区）”；灭吴后，为了与治所在“安陆县”的“江夏郡（魏占区）区分”，西晋把“江夏郡（吴占区）改回了“武昌郡””；并把“武昌县”分出了新“武昌县（旧鄂县）”和治所在今天大冶市辖区内的新“鄂县”（但是仍然不知道夏口城属于哪个县）；东汉“江夏郡”由是分为西晋“江夏郡”和“武昌郡”。

        从南朝宋开始，“夏口城”改筑为“郢城”（实际上楚国的都城郢在今天的荆州市区），终于明确地隶属于侨置的“汝南县”，“汝南县（治涂口，其实离夏口已经不远了，因为夏口在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涂口在武汉市的江夏区。顺带一提，今天的“汉口”一般指武汉市的“江岸区”、“江汉区”和“硚口区”）”替代“安陆县”成为“江夏郡”治所。隋灭南朝陈（开皇九年，西元589年）后，废除了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度，实行“州直接领导县”，“江夏郡”和“武昌郡”都被撤销，辖地并入鄂州，鄂州治所就在“江夏县”；侨置的“汝南县”改称“江夏县”，西晋的新“鄂县”连同“西陵县”一起被并入隋朝的“武昌县”（汉朝时是“江夏郡”下辖“鄂县”，到了隋朝反过来变成“鄂州”下辖“江夏县”了，中国地名沿革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汉时期，离今天的长江和汉江还比较远的安陆县和西陵县还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到了隋朝已经移到了江汉汇合处的夏口了），此后中国地方形成区划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反复转换，“州”、“郡”、“府”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厘清，“武昌县”和“江夏县”也从隋朝的一起同属于“鄂州”到两宋时期分属“江南西路”和“荆湖北路”，不过到了元朝，两县重新一起属于“鄂州路”，元末改为“武昌路”，明初又改为“武昌府”，直到辛亥革命。

        唐朝元和元年（西元802年），“武昌军”在江夏县城设牙帐，县城开始被民众唤作“武昌城”。到了南宋嘉定十四年（西元1221年），另一支“武昌军”在武昌县城设牙帐，被朝廷察觉到重名后于第二年改名“寿昌军”。从此往后，人们对于“武昌”的记忆将从汉朝的鄂州城逐渐转移到东吴的夏口城，并在辛亥革命后完成转变。辛亥革命后，西元1913年，“江夏县”作为“武昌府”唯一的附郭县被改名为“武昌县”，而原“武昌县”被改名为“寿昌县”，西元1914年“寿昌县”又改为“鄂城县”。这两县演变成了今天的武汉市区和鄂州市区。

        总结：“江夏县”由于其自身实力成为了人们对于“武昌郡”、“郢州”、“鄂州”、“武昌军”的记忆之新具象，类似的“记忆的偏差”还发生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之中，也难怪日韩不少源自于我国的文化标签被西洋人撕下，然后贴在了今天的日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