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来访者想逃避的痛苦是可以一眼看穿的，克服自我的逃避却需要另一个咨询师的帮助。

 

洛莉用她的故事告诉你，她不确定有没有用，但她发现了这些问题可以寄放在语言中，暴露在阳光下，不是只能假装视而不见。这已经够了。讲述的好处就在讲述本身。

 

承认本身，就是最隐蔽也最关键的改变。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他还说过：“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

 

无所失则不得变，正因如此，人们常常说着要去改变，却依然驻足原地。

 

心理治疗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帮助人们对自己当前的困境负责。因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且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去建构生活，他们才能放手去改变。然而，人们常常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环境或条件等外在因素。既然问题是由别人或客观因素造成的，是外界的错，那又有什么必要去改变自己呢？毕竟就算自己决心去改变，外界也还是老样子。 

 

有时自身即地狱。

 

但今晚不同，如果沉默能被人听见，那今晚的沉默肯定非同一般。如果你经历过爱情，你就会懂我说的这种沉默：这种沉默振动在只有你的另一半才能感知的频率上。

 

“防御机制”具有功能性，能保护人们不受伤害。而心理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帮助来访者窥探防御机制背后隐藏的问题，帮助他们学会直面自己的内心，促使他们做出改变，直到他们不再依赖这些防御机制。

 

治疗刚开始时，他们呈现的样子多是为了粉饰痛苦正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发现自己并不是要去打一场保卫战——通向和平的道路正是与自己和解。

 

“真相不会因我们的承受能力而改变。”

 

“你的感受不需要服从你对它们的预判。”他解释说，“感受是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的，所以你还不如张开双臂欢迎它们，因为这些感受里可能藏着重要的线索。”“不要评判你的感受。留意它们。把它们当作你的地图。不要害怕真相。”

 

“你必须不断作出决定，是逃避疼痛，还是忍受着疼痛作出改变。”

 

第二部分

心理治疗师经常都会谈论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的，我们的过往如何影响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而我们也会在生命的某个节点意识到，必须放弃虚构关于美好过往的幻想。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历史无法重来这个概念，比如想要父母、兄弟或伴侣去重新理顺许多年前的事，那我们就会被困在过去。

但我们却很少谈及与未来的关系同样也会影响当下的情况。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和对过去的理解一样，都会成为阻碍我们作出改变的绊脚石。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未来是还没到来的事，但却每天都在自己的脑子里构建未来。当此时此刻的一切支离破碎时，与之相连的未来也会随之瓦解。如果没有了未来，那一切情节都将被改写。可是，如果我们把当下的时间花在修改过去和控制未来上，还是会怀着无尽的遗憾被困在原地。

 

《欢迎来到荷兰》：

在我离世之前，我想_______。

但就我在工作中的观察，有很大一部分人只维持了短暂的觉醒，探索一下自己的灵魂，又在清单上多加了几条愿望——然后就不想着要去付诸实践了。人们往往想得多做得少，死亡也只是存在于假想中的课题。

我们以为罗列遗愿清单是为了避免遗憾，但事实上我们是在靠它回避死亡。遗愿清单越长，越是代表我们想象中自己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去完成。然而，如果要减掉清单上的愿望，就会让我们的否认机制受到微妙的损害，因为这代表着我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严峻的现实：生命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大多数人不知道死亡将会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事实上，每过一秒，我们都向死亡这个终点又靠近了一点。俗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活着离开这里。

 

谁会愿意思考这些？在死亡这件事上就做一个拖延症患者多好！我们大多数人都把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直到我们被宣判死期的时候，才知道一切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还活着。

 

生活就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和死亡的对视迫使他们活得更投入——不是为未来列出长长的目标清单，而是活在当下。

 

他们并不在意最后是到了意大利还是荷兰，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他们决定登上飞机，看看会降落在哪里。

 

诚实是比同情更有效的良药，它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却往往深藏不露。——格蕾特尔·埃利希

 

人们在关系尚浅的时候总是更容易保持融洽的相处。

 

第三部分

心理治疗是一项辛苦的工作——辛苦的不只是治疗师，因为改变的责任完全在来访者自己身上。治疗师确实会对你表示鼓励，但我们只会鼓励你的成长，而不是鼓励你瞧不起你的另一半。我们的职责是要理解你的看法，但不一定要赞同你的观点。心理治疗既要求你对自己负责，又要求你袒露自己脆弱的一面。我们不会直接把来访者引导至问题的核心，而是推动他们自己走向目的地，因为只有靠一己之力一点一点发现的真理，才是最有力的真理，是人们会认真地去面对的真理。

 

我们经常梦见自己的恐惧。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确实害怕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害怕被冷落、被忽视、被回避，最后变得丧失去爱的能力而孤独一生。

 

我们都害怕些什么呢？

我们害怕受伤。我们害怕被羞辱。我们害怕失败，也害怕成功。我们害怕孤单，也害怕牵绊。我们害怕倾听内心的诉说。我们害怕不快乐，又害怕太快乐（在这些梦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因为快乐而受到惩罚）。我们害怕得不到父母的认可，我们害怕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害怕身体抱恙，也害怕天降横财。我们害怕自己心怀嫉妒，也害怕自己拥有太多。我们害怕希望变成失望。我们害怕改变，也害怕一成不变。我们害怕意外会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或发生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害怕失去控制权，又害怕拥有的权利。我们害怕生命的稍纵即逝，又害怕死后的无尽虚空。我们害怕在死后无法留下自己活过的痕迹。我们害怕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要承认自己的恐惧，尤其是向自己承认自己的恐惧，有时还需假以时日。

 

梦境有时可能是自我告白的前兆——就像一场忏悔的预演。

 

两百年前，哲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已经替我简明扼要地总结了这个观点：“太多父母费尽心思想要让孩子过得轻松点，到头来却让孩子们过得更辛苦了。”

 

《操不完的心》书中叙述道：“优质育儿的基本原则是适度、共情、顺应孩子的秉性——这些简单的原则并不会因为尖端的科学发现而发生改变。”

 

在一个家庭系统里，一旦有一个人开始作出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家庭系统里的其他成员也很可能会竭尽全力想要保持现状，把系统带回稳定状态。

 

批评和抱怨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带有评判的成分，而后者包含了请求。但抱怨也可能是一种未表达的称赞。

 

我感觉温德尔一直都在为这个问题蓄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离弦而出。治疗师永远都在天平的两端寻找平衡：一方面要营造相互信任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直击要害让来访者不再继续受煎熬。从治疗一开始，我们的行动就是既慢又快的——慢慢让内容沉淀，快速稳固关系，同时在一路上战略性地播撒下治疗所需的种子。

 

如果朱莉没有受到死亡近在咫尺的威胁，我想或许她永远都不会问自己那些隐藏在意识深处，关于风险、安全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但现在她向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把问题引向多深呢？

其实每个人都会默默地斟酌这些问题：对于自己，我们想了解多少？又有多少是我们不想去了解的？当我们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答案是否又会不同？

 

我想，后悔大概会带来两种结果：要么把你禁锢在过去，要么成为你改变未来的动力。

 

互联网可以是安慰剂，也可以是毒品。作为安慰剂，它可以帮你屏蔽一些痛苦；但同时上网也会带来上瘾的痛苦。当网络毒品失去效力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更好，只会更糟。来访者以为自己想要了解治疗师，但往往在了解之后他们会后悔，因为这些认知可能会让他们在治疗时有意或无意地编排自己要说的话，进而可能有损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

 

但后来，我意识到人们其实讨厌被告知应该要做什么。虽然人们会重复地、不厌其烦地要你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一旦你屈从了，给出了建议，他们却不会释怀，而是感到怨恨。而且即使后续发展一切顺利，也无法避免人们心中的怨恨，因为人们最终还是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掌控话语权。这也就是为什么儿童从幼年开始就祈求父母让他们自己做决定的原因。

 

有一次他说：“我只知道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但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做。”

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在内心进行这样的斗争：我要当个孩子还是大人？我要安全还是自由？人们在人生连续的变化中作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基于两个因素的考量：恐惧和爱。治疗师要做的就是努力教你如何区分这两者。

 

夏洛特通常很少流露出真感情，她的脸是她的面具，她的话通常只是消遣。她并不是隐藏了自己的感受，而是她无法触及那些感受。

 

她一直在思考，从身上拿掉多少东西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即使你能活着，但生命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想到人们很少和自己年迈的父母探讨那些二选一的话题，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再说，除非你真的要面对抉择，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什么是你的底线？是失去肢体的行动力吗？那要失去多少行动力呢？是失去认知能力吗？那又要失去多少认知能力呢？当情况触及底线的时候，你的底线还会变得更低吗？

 

我曾经见过一对夫妻，在妻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同一天，丈夫被公司解雇了，这使得之后每一天的晚餐时间都过得异常尴尬。她应该分享多少工作中的事才不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丈夫的感受？他又该如何克制住自己的嫉妒心才不至于给她泼冷水？当另一半得到了自己求之不得的东西，人们要有多高尚才能理性地去接受这一现实呢？

 

人们想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但殊不知一开始导致他们情绪问题的，就是生活中太过匆忙的节奏。他们以为现在的忙碌是为了以后能有机会享受生活，但往往，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五十多年前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现代人总是觉得如果做事不够迅速，就会损失一些时间。但面对省下来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办，只能打发了事。”弗洛姆是对的，人们不会有多出来的时间去休息，或是联系朋友和家人。相反，他们总是试着往时间的缝隙里塞进更多的事情。

 

“光速已经过时了，”她冷冷地说道，“如今人们都是在以渴求的速度行动。”

 

我发现只要人们一感到孤单就会拿起一个设备来逃避这种感受。这通常发生在两件事中间的空档里，比如在结束一次心理治疗的时候、等红灯的时候、在收银台等待结账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人们长期处于受干扰的状态下，似乎丧失了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也丧失了和自己相处的能力。

 

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限制。转换职业会变得更难，移居到另一个城市会变得更难，要另找一个结婚对象也会更难。年纪越大，生活就越固化，有时人们会渴望年轻时的自由。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自己的行为被父母定下的规矩约束着，他们唯一能自由支配的就是自己的情绪。至少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大笑一场，或是耍个小孩子脾气。他们也有权利拥有远大的梦想，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渴望，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已经失去了情绪上的自由。

 

我开始意识到，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着丧失希望，而是意味着还存在可能性。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叫詹姆士·普罗察斯卡的心理学家提出了“行为转变阶段模式”（TTM）理论。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不会像耐克广告语说的那样，或是像立下新年目标那样“说干就干”，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一个连续的阶段性过程来达成改变：

• 未准备阶段• 犹豫不决阶段• 准备阶段• 行动阶段• 维持阶段

 

当然，治疗师不是说客。我们不能说服一个厌食症患者去吃东西。我们无法说服一个酒鬼不去喝酒。我们也不能说服有自毁行为的人停止伤害他们自己，因为此刻只有自毁才能满足他们。我们能做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向他们展示如何对自己提出正确的问题，然后他们的内在或外在总有一天会发生改变，从而让他们自己能说服自己。

 

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犹豫不决阶段充满了矛盾的情绪。如果说未准备阶段是否认，那么犹豫不决阶段就是抗拒。在这个阶段，当事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也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且理论上不反对采取行动，但又似乎就是无法让自己落实去做。

在这个阶段，人们会采取拖延的行为，或是通过给自己捣乱来避免面对改变，即使那将是积极的改变。因为当人们不知道改变会带来什么的时候，往往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东西。这个阶段的痛点是改变意味着失去，而新情况又叫人不安。

虽然在朋友或伴侣这些旁观者看来，这个像仓鼠跑轮一样的过程让人发疯，然而当事人就是需要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过程，重复的次数甚至会多到令人觉得荒谬，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最终准备好要去改变。

 

有时候你希望另一个人改变，但这并不在那个人的计划之内——即使他们嘴上跟你说会改，也未必真的会改。

 

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像是来访者在控制治疗的内容，决定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确立治疗的内容和主题。但事实上治疗师会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大局——选择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是作出回应，还是暂时搁置；注意哪些细节，或不去注意哪些细节。

 

对于快乐的非理性恐惧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幸福恐惧症”。有幸福恐惧症的人就像一口不粘锅，任何快乐都无法在他们身上停留（但痛苦却可以，还粘得颇为牢固）。经历过创伤的人很容易期待再次遇到灾难，他们不会倾向于靠近生活中出现的好事，他们会变得过度警觉，总是等着厄运来临。

 

有时原谅是很微妙的，就像道歉一样。你向别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让你自己好过一些，还是为了让对方好过一些？你是真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抱歉，还是其实觉得自己做的事完全在理，只不过是想通过道歉安抚那个认为你应该觉得抱歉的人？道歉究竟是为了谁？

 

心理治疗中有一个名词叫做“强迫宽恕”。有时人们选择宽恕是为了摆脱一个创伤，他们需要通过原谅那个给他们带来伤害的人来走出创伤的阴影——那个人可能是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犯的父母，抢劫过他们家的强盗，或是杀害了他们儿子的帮派成员。可能有好心人跟他们说过，如果你不能宽恕那些罪人，你就无法放下自己心中的怒火。对某些人来说，宽恕就意味着豁然解脱——你不宽宥人们的恶行，但原谅了那个伤害你的人，这样你就可以跨过这道坎，继续你的生活了。

但人们常常迫于压力去原谅别人，到头来如果做不到还会认为是自己身上出了问题，认为自己不够开明，不够坚强，或缺乏慈悲之心。

所以我说，你可以心怀慈悲，但选择不宽恕。有很多方式可以让生活继续，但其中并不包括伪装自己的感觉。

 

有时我们渴望别人原谅，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我们祈求别人的原谅，只是为了避免要自己原谅自己，因为自我原谅更难做到。

 

“如果你不能享受你生活中的美好，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从中得益。”

“你自己。”

我向她指出，痛苦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持续的抑郁也可以是一种逃避。她躲在痛苦砌成的屏障里可以很安全，不需要面对任何事情，也不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有任何互动，这样她就能避免受到新的伤害。

 

在朱莉看着死亡渐渐逼近自己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她颇感震惊：她发现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异常生动鲜活。她以前习以为常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启示，就好像她又回到了童年，又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她重新认识了味觉——从一只草莓流淌到她下巴上的香甜汁液，还有在她口中融化的奶香四溢的甜点。她重新认识了嗅觉——从家门前草地上的小花、同事的香水、被冲上岸边的海藻，还有晚上床边的迈特冒着汗的身体。她重新认识了听觉——从大提琴的琴弦发出的声音、汽车行驶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还有她小侄子的笑声。她的体验也被刷新了——无论是在生日派对上翩翩起舞，还是坐在咖啡馆里看着人来人往，或是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打开一封信件。所有这些事，不管听上去多平凡，都能让她无比快乐。朱莉变得像是活在超现实中。她发现，当人们自欺欺人地以为还拥有大把的时间，他们只会变得懒惰。

 

毕竟人们常常都会发现自己对身边的人有好感：自己的同事、朋友的配偶，或是一天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男性或女性，治疗师又何尝不在其列呢？甚至首当其冲（用词不当）的就该是治疗师吧。心理治疗中充满了性吸引力，这也在所难免。当一个人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生活中的一切，完完全全接受你的所有，无条件地支持你，而且还深入彻底地了解你，你当然会觉得你俩亲密无间，人们很容易将这种亲密关系与另一种亲密浪漫或性爱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来访者甚至会公然跟治疗师调情，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举动背后真正的动机：他们或是想让治疗师乱了方寸，或是想逃避某个自己不想面对的话题，又或是觉得自己处于弱势，想要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扳回一局，也可能在他或她过去的生活经历中，这是表达回报的唯一方式。还有些来访者不是通过调情来表达好感，而是选择极力否认，就像约翰对我说的，他可不会找我这样的人当情妇。

 

不要像大多数人一样，把没有什么感觉当作是感觉好些了。因为感觉总是会在那儿，只是通过无意识的行为表现出来——它可能会表现为坐立不安，或是渴望有什么东西能出现，分散你的注意力；可能表现为丧失食欲，或是无法控制食欲；也可能会表现为性情急躁。

但人们总是试图抑制自己的感受。如果我们不顾自己的感受，就像是行走在冰面上而不顾冰面下的暗涌，我们将无法得到安宁和快乐。

 

我希望她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拖到三十岁之后，我不希望她挥霍自己的时间，不希望她有朝一日惊醒——“我的前半生已经过完了”。但同时，我也不希望阻止她独立面对生活。这就像父母养育孩子，总有一天孩子将要离开父母，治疗师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送走来访者，而不是把他们留住。

 

你会认为如果你避而不谈，或许还能让自己相信事情会有转机。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人期待心理治疗能帮助他们找到一种方法，让那些以前错待他们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那些人——大多是他们的爱人或亲戚——就会像接收到什么讯号一样，突然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微乎其微。在某一个时刻，做一个合格的成年人就意味着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且意识到需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了。你必须挪到前面的驾驶座来，自己成为驾驶汽车的那位狗妈妈。

 

行为转变的阶段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一下子完全放下你所有的防御。相反，你要逐层逐层卸下防御，慢慢接近最柔软的核心，最终触及你的悲伤和羞愧。

 

她没有放弃治疗。相反，她坚持了下来，直到她学会了如何自己掌握方向盘，更安全地在这个世界里行驶，看清来路和前方。虽然她还是会走很多弯路，但总能靠自己回到正途，驶向她真正向往的地方。

 

第四部分

人们所受的折磨不应该被拿来比较，因为痛苦并不是一场比赛。夫妻之间常常会遗忘这一点，而这往往会使他们更痛苦——你或许听过夫妻间这样的对话：“我已经照顾孩子们一天了。”“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辛苦。”“但我比你孤独。”——在这场痛苦的较量中，究竟谁赢了、谁输了呢？

 

但温德尔对我说，当我轻视我自己的问题时，我是在评判自己，也是在评判其他那些遇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不够痛苦的人。他提醒我，轻视问题是不会帮助你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接受痛苦，并想办法解决它。你无法改变你否认或轻视的东西，而且，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烦恼，背后必然藏着一些更深层的烦恼。

 

我记得我接待过一个丈夫亡故的女来访者。当她在一年后重新坠入爱河时，也曾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这么快就另觅新欢？你不是爱了你丈夫三十年吗？——但正因为她失去了丈夫，才更懂得真爱来之不易。事实上，她的朋友和家人都为她感到高兴，所以她的顾虑并不是来自他人的评判，而是她对自己的批判——她得到的幸福会不会亵渎了她对丈夫的记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她的幸福并不会削弱她对丈夫的爱，而是一种肯定。

 

再说，爱与丧失，怎么可能有一个终点呢？即使有，我们会愿意走到那一步吗？深爱的代价就是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悲伤和痛苦——但这也是一种恩赐，是鲜活的生命才能拥有的恩赐。如果我们不能再体会任何情感，那我们就该为自己的将死而悲伤了。

 

但他们最终会发现，你要把一种情绪调到静音状态，就必须把其他情绪也调到静音状态。你想要把痛苦调成静音？那你就不得不把快乐也调成静音。

 

有一个叫做“心理免疫系统”的东西。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会帮助你的身体在受到外界侵害时及时恢复，同样，你的大脑也会帮助你从心理打击中恢复过来。哈佛的研究员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时——无论是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比如自己变成残疾人，或是失去所爱的人），还是一些生活中的难题（离婚，或是生病）——都比自己预想中的要表现得好。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笑了，但他们还是会的。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但他们也还是会的。他们会去买东西，去看电影，也会做爱，会在婚礼上跳舞。他们会在复活节时暴饮暴食，再在新年里开始节食。所有日常生活都会照常进行。

 

“也可能你们还在一起，是因为你俩都想要重新发现因为失去盖比而遗失的自己。或许你俩都相信你们还能再次找到对方——也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发现彼此相爱的真谛。”

 

许多治疗师常常都要面对来访者给出的这种悖论：我想得到同情，但如果你向我表示同情，我却会感到愤怒和无助，因为同情不能解决我最现实的问题，对我来说何用之有呢？我认为他可能还会说一些跟坑人的“第22条军规”这个悖论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消解情绪地雷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爆它。

 

隐私是每个人在一段健康的感情中都会需要的心理空间；而秘密则源自羞愧，常常会腐蚀一段关系。荣格把秘密称为“心灵毒药”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好说再见的经历，有时甚至根本就不去说再见。但当你耗费了大量时间，好不容易渡过生活中的一个难关，比起一句简单的“好啦，再次感谢你，后会有期”，一个正式的终结过程能让你有更多收获。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根据事情的结局来记住自己经历了什么，所以说终结过程对心理治疗至关重要。来访者原本可能一辈子都要面对消极的情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是空虚的结局，但终结的过程能让他们拥有一个积极的结论。

（正式的终结过程更像是一个临终总结，但凡你正视它，你就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反思去总结，这一过程当然收获更多，但人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早有这样的意识只是懒于付出时间和精力罢了）

 

最近我们的治疗中有越来越多的沉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谈话有什么避讳，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最坦诚的沟通方式。沉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的情感在空气中盘旋。

 

“我觉得如果你太拘泥于细节，可能会忽略掉整件事的重点。”

 

“麦伦，”她读道，“我为自己在停车场里所做的不可原谅的行为感到抱歉。那实在是太唐突无礼了，我应该向你道歉。我还欠你一个解释，你应该得到一个解释。所以我会在信里向你说明，相信你在了解了实情之后就能放下对我的感情了。”

 

“麦伦，老实说，”她继续照着横线簿上读道，“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扇了你一巴掌。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很生气，气你和一个根本配不上你的女人约会。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曾像情侣一样相处了好几个月——或者说为什么你由着我这样误会我俩的关系，最终却又抛弃了我。我知道在那之后你已经给出了理由，你害怕和我开始一段浪漫的关系，因为如果结局不如人意，那就连我们的友谊也要失去了。你害怕我俩如果分手了，就连住在同一栋公寓里都会变得很尴尬，就像当我看到你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时就会觉得极其尴尬一样。其实即使我在两层楼之上，开着电视机，还是能听到你们咯咯的笑声。”

 

“但现在，麦伦，”瑞塔开始继续读信，“你说你想要冒这个险，你说我值得你去冒这个险。当你在停车场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逃走，因为——不管你信不信——我觉得对不起你。我为你感到不值，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果和我在一起，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风险。如果让你在不了解我真正为人的情况下就冒这个险，那是不公平的。”

“我想你应该了解我的过去，”她读道，“关于我的几次婚姻、我孩子们的姓名和年龄、他们所在的城市，以及我并不常见他们。但这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我根本就不和他们见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恨我。”

 

“麦伦，你所不知道的是——其实我的第二和第三任丈夫对此也不完全了解——孩子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第一任丈夫，理查德，他是个酒鬼。他喝醉的时候会伤害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有时候他用言语施暴，有时则用拳头。他对孩子们的暴行我都没法用文字来描述。起初我会喝止他、恳求他，然后他就会对着我大吼大叫，如果他醉得很厉害，他也会伤害我，而我不想让孩子们目睹这些，所以我就不再抗争了。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面对的吗？我会走去另一个房间。你看清楚了吗，麦伦？我的丈夫会伤害我的孩子们，而我会躲去另一个房间！我怨恨我的丈夫，他摧残了孩子们，给他们带来无法抚平的创伤。我知道我也同样残害了他们，而我只会哭，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你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不报警呢？为什么我没有带着孩子们一起离开他呢？因为当时我对自己说，没有大学文凭，就没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是无法生存下来的，更不用说还要照顾孩子们了。那时我每天都会在报纸上看招聘信息，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服务员、秘书，或者簿记员，但我又想，我能挤出时间来上班吗？这些薪水够花销吗？如果我去上班了，那谁去接孩子们放学呢？谁来做晚饭呢？但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打电话去了解过详情，因为事实上——麦伦，你一定得知道这一点——真相是，我并不想了解详情。你没看错，是我自己不想去了解。”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觉得非常孤单——当然这不能成为借口，但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所以一想到要独自抚养四个孩子，还要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岗位上每天工作八小时，我就觉得无法承受。我见过别人离婚后的下场，被社会排斥，就像麻风病人一样，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想：不，我不想变成那样。我害怕到时没人再跟我讲话，我甚至还可能会失去唯一的心灵救赎——会变得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再继续画画。我很害怕，在那种情况下，我怕自己会寻短见。于是我这样想：对孩子们来说，有一个抑郁的母亲总好过有一个死掉的母亲——我就这样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留在了这个家里。但是麦伦，还有一个真相就是：我不想失去理查德。”

 

“我确实恨理查德，但也还爱着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爱着不喝酒时的那个他。他以前是多么睿智风趣，而且——虽然这听上去很不可理解——我知道如果离开他，我会想念他的陪伴。除此之外，因为理查德有酗酒的恶习和暴躁的脾气，我不想让孩子们和他独处，所以我总是尽量陪在孩子们身边。鉴于他每天都要上班，有时下班还要去应酬，所以他也同意由我负责陪着孩子们。可一想到他能这样轻松脱身，我又觉得非常气愤。”

 

“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气对他说，我要离开这个家。我是认真的，麦伦，那不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我下定了决心，我已经受够了，于是向他摊牌。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我想他一开始是因为吃惊而愣住了，但紧接着他脸上浮现出笑容，那是我见过的最邪恶的笑容了。他故意用只能被形容为咆哮的音量向我一字一句地吼道：‘如果你离开，你将一无所有，孩子们也将一无所有。所以，随你的便吧瑞塔，你爱走就走吧！’然后他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毒液，那一刻我知道我的想法实在是愚蠢至极。我知道我只能留下。但为了留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为自己编织了各种谎言。我告诉自己这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理查德总有一天会停止酗酒的。有时候他确实会，但只能维持一阵子。后来我发现了他藏酒的各个角落：他书房里的书架上，放在法律书籍后面的酒瓶；孩子们的衣橱上，用毯子包裹着的酒瓶……于是生活又回到了地狱里。

 

“我猜你现在一定在想：我这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我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你想的也没有错。但我也思考了许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两面呢？我是多么地爱我的孩子们，但我却允许这么可怕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而理查德——虽然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他也爱孩子们。我想到他如何伤害孩子们，伤害我，但同时又爱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嬉笑，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指导他们棒球小联盟的训练，在孩子们和朋友闹矛盾时为他们提供贴心的建议。我还想到理查德总是说他会改变，说他是多么想要改变，但他却从未真正改变过，至少变化从未长久过。但我也知道，尽管如此，他所说过的一切并不是在撒谎。

 

“当我终于离开的时候，理查德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他流泪。他央求我留下。但我看着我的孩子们，他们已经是青少年了，或者快要成为青少年了。他们正身陷毒品和自残，想要寻死，就像我以前想过的一样。我的儿子差点就吸毒过量了，这件事替我下定了决心，所以我说：‘够了。’一切都不重要了——无论是贫穷，是被迫放弃艺术，还是要在下半生面对孤独的恐惧，都已经不足以阻止我带孩子们离开这个家了。那天晚上我告诉理查德我要走了，第二天天一亮我就从银行账户里取了钱，申请了一份工作，租下了一个两居室，一间我和女儿住，另一间给男孩们住，我们就这样离开了那个家。

 

“但这对孩子们来说为时已晚，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搞得一团糟。他们恨我，非但如此，奇怪的是，他们想要回到理查德身边去。我们离开之后，理查德拿出了他最好的表现，给孩子们提供经济上的资助。他会出现在女儿的大学校园里，带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去高级餐厅用餐。很快孩子们对他的记忆就不同了——尤其是最小的孩子，他想和爸爸一起玩球。小儿子央求我让他跟爸爸一起住。这让我为了自己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家出走而感到内疚。我质疑自己，我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麦伦，经过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她继续读道，“孩子们终于切断了和我的一切联系。等到我第二次离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完全不值得他们尊重。他们时不时还和理查德保持着联系，他会给他们寄钱。但他死后，他的后任妻子继承了所有遗产，而孩子们对此很气愤，简直气疯了！于是他们突然清晰地记起了理查德对他们做过的事，但他们不止对他生气，更气我没有阻止这一切发生。于是他们完全将我排除在外，只有陷入麻烦的时候才会联络我。我女儿遇到了一个会对她拳脚相加的伴侣，需要钱脱身，但她也不会向我讲述任何细节。她说，‘你只管把钱转给我。’而我只能照做。我给她转了钱，让她可以租房子住，可以买东西吃。但可想而知，她并没有离开那个男人，据我所知她现在还跟他在一起。我的儿子需要钱去戒毒所，但从不让我去看他。”

 

“麦伦，还有一些事我也对你撒了谎。我说过我没法跟你搭档打桥牌，因为我打得不好，但其实我打得非常好。我拒绝了你的提议，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答应了你，总有一天我就要像今天这样向你坦白一切。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去我孩子所在的城市参加某个桥牌锦标赛，你会问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们，那我就不得不编造一些谎言，说他们刚巧出去旅行了，或是病了，或是任何能让你相信的借口，但这不会是长远之计。我知道你迟早都会开始怀疑，然后会把各种细节拼凑起来，发现问题有多严重。你会对自己说：啊哈！和我约会的这个女人根本不是表面上的这个样子！”

 

“麦伦，所以这就是我，”她读道，声音轻到我几乎听不到。“这就是你在健身房停车场里亲吻的那个人。”

 

我有时候会幻想，所有成年人都应该有机会听听父母们（未必是自己的父母）如何剖析自己，完全暴露自己的脆弱，听他们说说故事的另一面，因为看到这样的场面，你会不禁对自己父母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哪怕每个父母面对的情况都不同。

 

我告诉温德尔，那天晚上我母亲向我道歉了，我们达成了谅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经陷入了从前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她要我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一些事，而我则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或许扎克也会这样看待我，觉得我在要求他按我的意志行事，以此达到控制他的目的——还美其名曰这都是出于对他的爱，因为父母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无论我多么想要声称自己和母亲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现自己和她惊人地相似。

 

如果早几年，我或许会这样解构我俩的关系，以此为困境中的自己博取同情——“你看到了吗？她是不是很难相处？”

在老生常谈的母女关系困局之下，我真正希望的不是早日摆脱母亲的束缚，而是希望她永远都在自己身边。

 

“生活的本质是变化，而人类的本性是抗拒变化。”

“你越是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就越不会害怕。”

 

这和我们年轻时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同。年轻的时候，我们把生活看作是一种开端、一种过程和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次人生抉择，于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过程更有意义。

 

抑郁到想要自杀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我从前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如果我能从当前的危机中走出来（可能是一个亲人的离去，也可能是一次长时间的失业），那我的生活还是有盼头的，但要是我走不出来呢？另一类则认为，我的生活乏善可陈，人生已经没什么盼头了。

 

旧习惯是很难改变的。痛苦的感觉会减轻，但不会消失。破裂的关系都需要从感性上有意识地去进行和解，而新的关系也需要得到支持，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才能健康发展。

 

即使是在现实世界最完美的亲密关系中，你也难免会受到伤害，而且无论你有多么爱一个人，有时也还是难免会伤害到那个人，这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伤害谁，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你难免会伤害到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们、你最亲密的朋友——而他们也会伤害到你——这都是因为你们选择了亲密的关系，而受伤是亲密关系中的附属条款。

 

充满爱意的亲密关系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有被修复的空间。治疗师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决裂和修复”。如果在你小时候，你的父母是会承认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的人，也教导你要敢于承认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当你长大以后，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中遇到破裂的情况时，你也不会觉得那是什么天大的灾难。但如果，你童年时遇到的感情裂痕没有得到爱的修补，那你日后就需要通过一些磨炼才能宽容地面对情感裂痕，让自己不再相信每一次破裂都预示着一段关系的终结，而是开始相信即使一段关系无法继续走下去了，裂痕还是可以愈合的。你可以自我疗愈和修复，然后再开始另一段关系，而新的关系也会充满新的“决裂和修复”。要让自己敞开心扉、放下心防，虽然这听上去并非万全之策，但如果你想要从一段亲密关系中有所收获，就绕不过这一关。

 

不要急着去评判——可以保持谨慎，但不能抱有成见。

 

但最重要的是，麦伦也和自己谈了心。他内心的声音说：就冒个险吧。或许我们的过往并不能定义我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或许正是她经历的一切成就了她现在的风趣和体贴。

 

面对着瑞塔，我意识到，即使到了七十岁，你的心还是会像十七岁时一样脆弱，容易受伤，充满渴望和激情——这些因素都依然在对你产生巨大的影响。坠入爱河的人不会老。不管你身心多疲惫，不管你曾经为爱受过多少苦，当新的爱情降临，你还是会感到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就像初恋一样。或许这次你会表现得更沉稳，因为你更有经验，更有智慧了，你也知道留给你的时间更少了，但当你听到爱人的声音，或是看到他的来电显示出现在你的手机上，你的心还是会漏跳一拍。黄昏恋的好处就在于人到晚年往往更宽容、更慷慨、更敏感，也更迫切。

 

我见过许多亲密关系的崩塌，仅仅就是因为其中的一方害怕被抛弃，反而竭尽全力将对方推开。

 

“当我尝过悲伤的滋味之后，重新经历的每一次欢笑、每一段好时光，都让我感到十倍的幸福。”

 

妈妈，你说得对，我无法原谅你，但我很高兴你也没有要求我这么做。老实说，我差点没有点开这封邮件就把它删了，因为我猜想里面不外乎就是那些陈词滥调。但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太久没联系了，我想我至少还是得点开来看一下，也许你是写来跟我说你时日不多了呢？但邮件的内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一直在想，写信的人真的是我的妈妈吗？不管怎么说，我拿了你的信去见我的心理治疗师（对，我在进行心理治疗；但我还没和罗杰分手），我对治疗师说：“我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我不想被困在一段受虐的关系中，还给自己找借口不抽身离开。我不想对自己说一切已经太迟了，我不想认为自己不能重新开始，天知道当罗杰又想把我绑起来的时候我是怎么说服自己不要挣扎的。我对我的治疗师说，如果我妈妈终于可以再走进一段健康的关系中，那我也能做到，而且我不想等到自己七十岁时才行动。你注意到我给你发邮件的邮箱了吗？我有一个秘密的邮箱，专门用来找工作用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当我给治疗师读了你的邮件之后，治疗师问我，对于童年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记忆，我脑中竟然一片空白。但后来我开始做梦。我梦见去看芭蕾舞，然后我就醒了。我意识到我就是梦里的那个芭蕾舞演员，而你是我的老师。我记起了自己八九岁的时候，我很想去上一个芭蕾课，你就带我去了，但他们说我经验不够，于是我哭了，这时你抱着我，安慰我说：“没关系，我教你。”然后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排练厅，我们在那里假装在上正式的芭蕾舞课，一直练了好几个小时。我记得自己笑着，跳着，希望当时的每一刻都能变成永远。在那之后我又做了更多的梦，梦见的都是小时候开心的回忆，以前我不曾意识到自己拥有过的记忆。

 

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和你当面聊天，或是尝试建立任何一种联系，也可能以后都不会。但我想让你知道，我记得你最好的一面，虽然或许不足够好，但至少聊胜于无。不管怎么样，我们几个都对你的来信感到很吃惊。我们也都聊过了，并且一致认为，就算我们以后也不会和你有任何联系，我们自己也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因为就像你说的，如果你可以，我们也可以。我的治疗师说，我自己不振作其实是害怕让你得逞。我以前不懂她的意思，但现在我觉得我懂了，或者至少是开始懂了。不管怎么说，还是祝你生日快乐。祝好，罗宾另，网站很不错。

 

有多少人不去尝试他们生命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因为如果离达成目标只差一点，会比一开始就不去尝试更令人痛苦。

 

在治疗中，改变往往是“循序渐进地酝酿，又出乎意料地发生”。

 

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都会有个“他们”，即使并没有谁在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总以为他们在看。而真正关注我们的人——那些真的能看透我们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伪装的自己、那个我们表演出来的自己。

 

温德尔曾说，我们在一生中跟自己交谈的次数比跟其他任何人交谈的次数都要多，但我们对自己说的话也不都是友善、真实和有帮助的，有时甚至都不能尊重自己。如果是对待我们爱的人、在乎的人，比如我们的朋友和小孩，我们绝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所以在治疗中，我们要学习聆听内心的这些声音，学习更好地和自己沟通。

 

《圣经》里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你得先放手去做，然后才能有所领悟。”有时候就是这样，必须放胆一试，从行动中去体验，意义才会最终显现。摒弃自我限制的思维是一件事，让自己做事不那么束手束脚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会倾向于告诉来访者，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我只是从旁引导你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事实，是他们拿起了电话打来诊所，决定要来接受心理治疗，他们每周付出的努力也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完成的。

 

但还有些东西，不经过几千小时治疗经验的累积你是学不到的，那就是：我们都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成长的。每个人都需要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对他说“我相信你。我能在你身上看到连你自己都没看到的可能性。我能预见到一些变化即将发生。”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会说：“让我们来重新编写你的故事吧。”

 

我还记得温德尔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对他又爱又恨。这就像是终于有人有勇气告诉你你存在的问题。你会抵触，但又感到宽慰，因为终于有人敢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了。

 

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各种关系都不会真正结束——哪怕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对方。每一个你亲近过的人都会活在你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