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曹恩道夫战役，是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与俄罗斯帝国在1758年8月25日的战役。本次战役以普军惨胜作结，被认为是七年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

                      基本信息

        爆发时间：1758年8月25日

        爆发地点：勃兰登堡侯国，曹恩道夫(现今波兰的萨尔比诺沃附近)

        战役结局：普鲁士惨胜

        交战双方：普鲁士王国/沙皇俄国

        双方指挥：腓特烈二世/菲默伯爵

        双方兵力：36000人，167门火炮/43500人，210门火炮

        双方损失：12800人阵亡，受伤及失踪，110门火炮/16,000人，30门火炮以及20面旗帜被俘。

                        大背景

       处在七年战争中关键节点的一年的普鲁士

        1758年是七年战争的转折点。这是普鲁士能够掌握主动权的最后一刻，对于腓特烈二世而言，眼下最为关键的就是抓住最恰当的时机，继而对敌人发动最为猛烈的攻势，最后再取得和平。

        尽管腓特烈大帝在1757年初在科林遭遇了不小的挫折，但他在罗斯巴赫和洛依滕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胜利，而在今年晚些时候，普鲁士人得以暂时喘一口气，而原本毫无空隙的反普同盟军包围网此时也出现了破绽；由于奥地利军主力部队遭受了不可忽略的重创，因此使得菲特烈有时间重新调整作战序列，几名伤将如塞德利茨和齐滕都伤愈回到前线，并且立稳脚步继续接下来的一连串苦斗。

        在1758年的前两次战役中，腓特烈二世首先试图率先向奥地利领土发动新的进攻，然后对俄国人进行决定性的打击。然而由于一连串的失误和失败，上述的两个目标的其中的任何一个他都未能实现，如此一来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他手中好不容易才拿回来的主动权，又重新拱手让给了他的敌人，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敌人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会让他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

        本文将探讨普鲁士军队在这场战争的过渡时期是如何运作的，不仅是这场战争，而且是整个战争的艺术。

        技术和军事思想的发展，使得七年战争成为十八世纪时期战争的形势演变的关键阶段。法国的革命战争和紧接着的拿破仑战争，以及腓特烈1758年8月在曹恩道夫与俄国人进行的血战，都见证了普鲁士军队在战争艺术的创新和改革，为拿破仑战争及其以后的实践指明了道路。

        1758年，如同前两年的战争一样，腓特烈的计划就是首先要解决掉他面前最为逼近的敌人，也就是奥地利人，在其他敌人的援军到达之前，对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758年春，菲特烈把普鲁士军大致上拆成两部，分别负责东部战线（俄．奥）与西部战线（法）；东部战线的指挥官由菲特烈本人亲自担任，而西部方面则交给了斐迪南·冯·不伦瑞克亲王来统率。斐迪南亲王指挥10万人军团独自抵挡法军，但是大多数是德意志几个盟邦（主要是汉诺威和不伦瑞克）和英国的人马，仅仅占用极少量的普鲁士军队。年初2、3月间，斐迪南把法军向西赶过威悉河，法军总司令黎塞留公爵元帅被解职，由克莱蒙特元帅接替。斐迪南亲王在这次作战之后被授予普鲁士元帅军衔。 

        经过重新整编之后，1758年6月，克莱蒙特伯爵指挥原黎塞留公爵军团的五万名士兵侵入汉诺威境内，并与斐迪南亲王指挥的普鲁士-汉诺威-不列颠联合军，在今杜塞尔道夫市郊的克雷菲德（Krefeld）爆发了会战。在此役中由于克莱蒙特伯爵不敢让法国陆军大臣的独子阵亡，而在使用左翼的骑兵队上碍手碍脚，最后被斐迪南亲王抓到空隙，从左翼方向展开强攻，最终使得法军大败崩溃，普鲁士与杂牌联合军的初次并肩共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西南，腓特烈的三弟普鲁士亨利亲王也独当一面，镇守萨克森，与腓特烈主力遥相呼应。

        为了取得先机，菲特烈于1758年五月抢先开始动手，在粮草弹药等战备物资都还不甚充足的时节，快速进军摩拉维亚地区（今斯洛伐克）。他这次的目标是奥军位于该地区的奥利穆茨的主要通信和后勤补给供应中心。不幸的是，普鲁士对奥利穆茨进行的行动的全面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它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前一年国王对于波希米亚进行的入侵的重复，就连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十八世纪战争的结构性局限。

        普鲁士人无法从他们的补给基地推进超过100英里，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围困了他们所经过的第一个大型设防城市——1757年的布拉格，而1758年他们则不得不停留在了奥利穆茨。再然后由于部队受到城市围攻的束缚，他们分散在周围的部队则会遭到了奥地利军的突袭。深知奥地利军现况，且了解菲特烈居心的机动高手利奥波德·约瑟夫·道恩元帅确立了「避免决战、坚壁清野」的作战方针，开始以建立小型关卡要塞和袭击普军补给队等方式拖慢普军的进击脚步。

        同一时间，菲特烈由于担心小型补给队会遭到道恩的蚕食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于是集中了大约4000辆的蓬车，编成一支由一万名士兵护卫的大型补给队；然而当道恩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派遣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男爵指挥的突袭队前往赶上并消灭这支补给队，于是在六月底爆发了多姆斯塔尔伏击战。

        战役中普鲁士的人员伤亡虽然不大，但是普鲁士却损失了大约两个月份量的辎重，并且不得不撤退到兵站设施充足的波希米亚地区。如此一来，菲特烈在1758年争取速胜使奥地利屈服的战略再度被瓦解了，这一切就仿佛1757年进行的科林战役的重演。

        这表明了七年战争中进攻行动的局限性，不仅仅是普鲁士，这也影响到了战争的所有参与者，即使普鲁士国王的精湛技艺也无法完全克服此类困难。

        然而在国王奋力进攻奥地利人的时候，在东方的形势却是越来越危急——

        在得知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的失利之后后，腓特烈紧急派遣了多纳中将前去接替汉斯·冯·列瓦尔德元帅的职务，全力保卫波美拉尼亚以及勃兰登堡地区，但是将军以26,000人的兵力根本无法完成挡住俄军。

        腓特烈在曹恩道夫战役之前写给多纳将军的信很有趣，因为这些信件揭示了国王的指挥方式，以及他认为他的下属需要在普鲁士的战争机器中扮演的角色。1758年4月2日，腓特烈写信给多纳将军，对即将到来的战役作了如下指示——

        “我把我的军队交给你指挥，因为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好。源于这个原因，你不需要参加任何的战争会议，违者以军法论处——因为这只会导致你犹豫不决——但是我相信你在那里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心，你在军队里所拥有的权利和威信必须和我保持同一高度，虽然说你和其他的有些将军的军衔是一样的，但是我所赋予给你的指挥权会把你和其他人给区分开来。

        您受我们的纪律约束而晋升，因此，我不需要建议您与从属一起大力维护它……

        在这一次战役进行的时候，请您不需要依赖到有可能收到的我的命令，因为我的行动性质会切断我们之间的所有联系，您将不得不独自进行决策和行动……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适当的做法就是把我们的情况大致地介绍给你，把我们的大部分问题详细地告诉你，剩下的，就得看你如何依靠你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去详细执行了。”

这封信中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国王鼓励他的指挥官独立行动，他在5月10日又发出的基本上是重复了同样的信息的信件，告诉多纳‘你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去采取行动。’

与以司令部和参谋部去指挥野战部队的奥地利人，俄罗斯人和法国人的情况截然相反，腓特烈二世本人不仅仅是国家元首，而且还是军队的总司令——控制整个国家机构——而且还试图通过鼓励将军主动采取行动，将这种灵活机动的优势扩展到普鲁士的每一支部队上。

实际上，弗雷德里克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指挥哲学与普鲁士的政府哲学非常相似。指挥官是开明的专制军人，下级完全服从其指挥官，而后者则利用他的理由明智地利用了这一从属地位。

其次，这封信，以及腓特烈接下来几个月寄给多纳将军的信，显示出国王迫切需要自己麾下的将军们迅速的培养出独立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战役中，普鲁士人一向没有在数量上占到过优势，所以他们通常依靠士兵和指挥官的高质量来战胜敌人。如果国王不能亲自到场来指挥战斗的话，那他就会去寻求各种方法来为自己的将领们提供指导、甚至是驱使。

在战前的指导中，弗雷德里克自己尽全力的为他的将军们提供了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操作和指挥的详细案例有关研究，希望他的指挥官能够理解背后的战术战略，并将其应用于实际的战场上的操作和指挥。

比如说在4月2日的信里面，腓特烈二世就向多纳将军提出了各种具体建议，讲明他应该在什么时候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对俄国人发动进攻，才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

他应该在敌人正在行军时，或者在他们扎营之前，趁着他们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部署好炮兵阵地的时候，就应该对其发动突然袭击。而他采取的战术应该只是用一翼的部队发起进攻，也就是使用惯用的普鲁士斜线阵型，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用集中的炮火支援进攻部队。在战役的后期，当俄国部队接近奥德河时，弗雷德里克放不得不弃了错综复杂的战术，仅仅在7月24日和8月1日的信中敦促多纳“奋力抗击，尝试对敌人进行最为猛烈的打击”。

弗雷德里克曾说过普鲁士进行的战役需要“迅速而灵活机动”：他需要他的将军们寻求一切战机，以取得普鲁士所需要的决定性胜利，而他则将会尽他自己所能去指导他们如何赢得这些战斗。

同样的原则——给予下属指挥官主动权，同时教导他们如何像国王自己一样有效地利用这种主动权去指挥战争——可以从腓特烈在这段时期与其他独立指挥官的通信中看到些许的端倪。

7月19日，他在向指挥萨克森附近战线的亨利亲王所发出的指示中，如是写，他说：“我只希望除了你的那善于抓住时机的眼光之外，没有其它东西能穿透卢萨蒂亚，去尝试获取每一场胜利，无论是一般的会战还是小型的战斗，只要是你认为合适，尽可能的对敌人造成重大的损失。”。

10月，他与腓特烈在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会师，虽然对于才华横溢的亨利亲王来说，“任何指示都不用发布”就是最为妥当的，但弗雷德里克让勃兰登堡-施韦特藩侯卡尔在西里西亚指挥部队北上去迎战俄军的时候，还是给了他详细而相当规范的指示，详细说明了在一些不同的情况下，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但是事实上，有关营地的指示被证明不适合当时的情况的时候，必须予以忽视。

——不过原则是一样的：弗雷德里克国王需要他的下属主动行动，而不是依赖他的命令。而亨利王子就可以完全按照国王的意愿使用这一主动权。

其他的指挥官会也会接到指示，但其目的是授权他们自主行动，而不必再求助于国王。而当敌人逼近时，国王试图用他惯常的勇敢来激励他们：敦促和刺激他们主动对敌人发起进攻。

俄国人穿越波兰的进军正如弗雷德里克所预期的那样缓慢。然而对于普鲁士而言，从俄国开过来的十二万大军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其中其中最接近的是由维利姆·维利莫维奇·菲默将军指挥的四万三千余俄军，距离柏林已经不到一百公里。

在3月初到达维斯瓦河沿岸的托伦和埃尔布隆格之后，后勤供应之困难意味着菲默将军的军队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横越波兰，7月1日到达波森，8月6日到达勃兰登堡省东部的兰茨贝格县（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俄军没有决定继续向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Oder，非西德法兰克福）进发，那里是唯一一个可以与奥地利人会合的地方，但是菲默伯爵拒绝在没有得到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跨越奥德河。

在8月15日，他们开始围攻位于河东岸的库斯特林那是普鲁士通往波希米亚境内的战略补给线枢纽。一但补给线遭到切断，在波希米亚与道恩对峙中的普鲁士军会全线崩溃，如果让俄军得逞，普鲁士将会遭到战略上的毁灭性损失。但是到了最后，俄军对此城进行的围攻只不过是徒劳的把这座城包围了起来而已，因为部队行进的速度太过于迟滞，就连攻城用的重炮也被抛在了后面。尽管俄军拥有的强大榴弹炮几乎把库斯特林周围的所有房屋都烧成了地上的大堆灰烬，但他们的火炮却无法在堡垒的墙壁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为了守住奥德河沿岸的防线，菲默伯爵尔派遣了11800名士兵，由鲁缅采夫将军率领前往的北方的施韦特，显然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库斯特林和施韦特才是最适合度过奥德河的地点。所以至少在1758年，俄军对于普鲁士的威胁被证明是外强中干的。

普军机动

在随后的12天里，普鲁士国王向世人展示了他在七年战争中所发展出来的战略及战术流派，而且这也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展示：

利用内线优势，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集团军的艺术。为了躲避八月的烈日，普军主要在清晨行军，而且常常不得不沿着砂层多一点的道路行进，来自西里西亚的军队在12天内行进了差不多250公里——行军10天，休息2天——或者平均每天超过20公里，最终在戈尔加斯特同多纳将军的军队会合，然后在8月22日的时候于库斯特林附近渡过了奥得河。

一位普鲁士将军的日记中是如此记述的——

“部队的迅速前进成就带来了……西里西亚归属于普鲁士之后的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年代。”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弗雷德里克就把他的力量从战场的一端转移到了另一端，使普鲁士在奥德河沿岸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从两万两千万人增加到三万七千人，使他们能够以接近对等的条件对抗5五万四千人的俄军。

这一成就不仅反应出了腓特烈的战略反应能力，也反映出了他的军队在不必面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虽然后来的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20公里对于军队而言是正常的一天的行进距离——拿破仑的军队在对乌尔姆的奥军进行的包围行动中平均每天30公里——但腓特烈手下部队的成就其实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人们对于18世纪军队产生的传统印象——因其他国家的部队只能进行“缓慢、轻松和舒适”的行军。在发现是不可能的之后，他决定再向北进军，再次的跨越了奥得河。

腓特烈率领自己的已经和多纳部队联合起来的部队一路挺进时，他也在不停的对在库斯特林附近的俄军围城阵地进行侦查，以判断发起攻击的可能性。

在确定是不可能之后，他迅速的率领大军试图北上，再一次的跨越奥德河。

如果从西里西亚开始的进军证明了弗雷德里克完美的运用了内线的技巧，那么接下来的三天将显示出他在作战层面上击败敌人的水平是怎样的。

这一来自于西里西亚的大军在22号的时候才在早上7点的时候抵达戈尔加斯特，但是腓特烈在当晚十点钟的时候就下令开始先头部队开往指定的渡河地点，也就Alt-Güstebiese，步兵大队在凌晨1点出发跟在后面，而骑兵则是在凌晨3点。普鲁士人彻夜行军，先头部队在黎明时分乘船渡过了河，早晨时架起了一座浮桥，23日中午主力军开始在桥上横渡。这次渡河行动成功把俄军一分为二，也就是鲁缅采夫的11800人和菲默伯爵的42500人。

虽然有些普鲁士部队已经连续行军超过了14个小时，但弗雷德里克依然下令，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推进，尽最大可能向俄军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的天气十分的炎热，一名龙骑兵军官记录说，他们必须整天在沙土中行进，在他们进去的队伍周围，到处都是一片尘埃，而步兵中尉普里特维茨回忆说，有些士兵和牲畜死于高温，甚至炮车的车轴也因为摩擦而开始燃烧。

士兵除了随身携带的面包外没有其他食物，马也没有剩余饲料。唯一的水资源是沿途的食堂或者是小湖泊，他估计整支部队由于炎热和疲惫而减员了三分之一。

当军队最终在下午六点钟左右停下来扎营休息的时候，部队已经连续进军了十五到二十个小时扎营时，普里特维茨记录说，饥渴难耐的他们就连帐篷也懒得搭建，直接躺在草地上就可以睡着。

陪同在弗雷德里克身边的英国特使安德鲁·米切尔十分的震惊——

“我估计今天全军至少行军的25公里，全军已经疲惫不堪，国王本人也因为骑了二十个小时的马而几乎精疲力尽。这一次进军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人显然愿意让大批的士兵掉队，而没有担心他们逃跑的必要。这次游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人显然愿意让大批士兵退伍，而不必担心他们会逃跑。这与腓特烈军队的典型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腓特烈军队就是一个移动的监狱，他们被迫缓慢移动，以防止被军官压迫的士兵逃跑。”

让他的部队休息了一个上午之后，腓特烈在24日下午再一次率领他的部队出发了。

战役打响

8月23日下午，菲默伯爵在得知普鲁士人渡河后，立即放弃了对库斯特林的围攻，连夜出发，沿着沼泽地及米策尔河(Mietzel)向北占领有利阵地。为了保住阵地，俄国人摧毁了夸脱申(Quartshen)和库兹多夫(Kutzdorf)的用来度过米策尔河的桥梁。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弗雷德里克在侦察了俄军的阵地，决定在东面发起进攻。24日晚，他在纽达姆·穆赫勒和克尔斯滕占据了还没有来得及被俄军摧毁的完整桥梁，25日凌晨3时30分，他叫醒了疲惫的士兵，在让他们度过米策尔河后，按战斗队形向俄国阵地周围行进。

早上8点，普鲁士国王率领部队从树林中走了出来，他本来有机会向东边几乎没有受到保护的俄军的后勤补给车队所在地发起袭击，或者直接对俄军的东侧发起进攻，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

显然，腓特烈决心在正面战斗中击败敌人，而不是简单地打掉俄军的补给车队然后迫使他们撤退，并且俄国阵地以东的沼泽地不适合大量军队的移动。

他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先是向南，然后向西行军，在上午九点左右到达曹恩道夫村，在那里他决定北上迎敌。

尽管知道普鲁士部队的动作，俄国人却无能为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俄军的哥萨克发现了普军右翼的牵制行动，于是全军紧急起床备战，但未能察觉左翼的主力部队。比较有趣的一则纪载是，为了鼓舞军心并且不让士兵们逃走，菲默伯爵下令全体士兵在开始战斗前都可饮用伏特加，这使得俄军方面的士气大振。

但是当普鲁士人在他们周围进军时，俄军只能冒险的调整队列以面对新的进攻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哥萨克人与普鲁士的轻骑兵部队发生了徒劳的战斗——在行进途中，普鲁士左翼与中央联系出现空档，虽然菲默伯爵试图派遣他的骑兵去捣毁普军炮兵阵地，但是他的哥萨克很快就被普军骑兵发现并歼灭了。

普鲁士的大迂回行动结束后，俄国人才发现自己陷入了灾难性的境地。

在三天之内，腓特烈对他们进行了两次而不是一次包行动，不仅仅把他们的军队一分为二，最后还在他们的阵地周围进行了180度的大迂回行军，把他们困在自己的防御工事里动弹不得。

身后就是米策尔河，而且俄军也没有撤退的退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在此之前摧毁了桥梁，他们的部队被迫集中在一个拥挤的位置，被困在深深的壕沟及工事之中，普鲁士大炮可以从曹恩道夫村周围的高地上向他们随意射击。

另一个罗斯巴赫的战争幽灵似乎已经开始在俄军的头上若隐若现。

虽然普鲁士人现在不得不对俄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但是俄国人一旦失败却将意味着他们会被普鲁士人彻底毁灭，也许将结束俄军对于欧洲的中央战区的干预。

弗雷德里克试图将自己的优势转化为决定性的成功，他这次进攻的组织方式值得探究，因为它揭示了普鲁士在七年战争的关键点时期的战术发展。

普鲁士人的计划是利用他们惯常的斜线阵法，集中压倒性的力量将人数上的整体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然而，尽管步兵部署依旧遵循的是普鲁士的传统战法，但炮兵和骑兵的使用方式却是全新的，它表明普鲁士军的战术正在改变，以应对新的技术发展。七年战争是第一次炮兵发挥重要作用的战争，因为十八世纪中叶火炮制造的改进使火炮更轻巧、更可靠、甚至是更加的精确。

在战争发起的早期，普鲁士军队强调射击速度和射击的原则而闻名遐迩，但是优秀的士兵在早期几次战役中就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弗雷德里克只好改变了战术，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了加强火力的重要性。在曹恩道夫战役之前的几个月里，他给将军们的信件中一直要求并且强调，他们需要集中使用炮兵部队。

在他1758年冬所写的《策略与策略的变化研究》（这一份文件在论证那一年在普鲁士战术理论演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弗雷德里克在书里面写道：“在没有取得优势或至少同等火力的情况下就进攻敌人阵地，就等于试图只用木棍同全副武装的敌人进行作战，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在1768年的《民兵训练》中，他更进一步说：“现在……炮兵决定一切。”

为了准备向北进军，他下令从柏林向多纳将军增派重炮部队的支援，他自己也从西里西亚带来了大批的车辆以帮助运输。米切尔报告说：“即使在这些漫长的行军中，除了营里配属的野战炮之外，我们还得携带上一些火炮”。事实上，普鲁士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在他们所有的长征和艰苦的行军的过程中，他们都把这些重炮带在身边。

在曹恩道夫一役中，六十门重炮集中起来的强悍火力“在这个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它们被集中起来以轰炸俄军右翼。在普鲁士发动攻击之前，这可能是欧洲战场上迄今为止进行过的最猛烈的炮击。

在这里，骑兵扮演的角色也不寻常。

虽然他们的部署是传统的——大部分都部署在侧翼，在左翼后方有三个龙骑兵团的后备部队——但他们的担负的任务却是惊人的新奇。

深邃的扎本格伦德峡谷掩护着俄军的右翼，这意味着，在普军的左翼，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将军的骑兵部队无需提防敌人的骑兵，因为他们的俄罗斯人的对手是在峡谷另一边的自己一方由卡尼茨将军率领的步兵。

所以弗雷德里克交给塞德利茨手下的骑兵的任务严格来说就是支持步兵的进攻，而且他还命令他们退后以远离俄军炮兵的射程，直到步兵对俄军的阵地制造突破，然后骑兵部队才能对步兵他们制造的缺口发起新一轮的冲锋。国王的写作中再一次表明，这不仅仅是对于所在的战场环境所做出的临时调整，而是对战术的蓄意改变。

1759年的《骑兵将军》中指示说：“在步兵战斗中……你应该让骑兵不是靠着侧翼包抄来进行作战，而最好是通过步兵阵列之间的间隔来进行作战。这就是为什么骑兵通常排在第三排，并且只有在步兵在某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打出缺口后才能开始行动。

他在1758年的《思考战争方式的一些变化》一书中建议说：“不要让自己的精锐部队暴露在轻武器或大炮的火力下，这会使它在行动之前就失去了最大的动力。”当你指挥骑兵开始行动的时候应该是它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的时候——挽救颓势的部队，或者是追击敌人'。正如这一声明所表明的那样，崭新的撤军部署，就像更慢、更有条不紊的攻击方式一样，是对以火炮崛起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的回应。

曹恩道夫战役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崭新战术的战斗，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使用骑兵的战斗中不仅是为了在侧翼抗衡对方骑兵的战役，一旦步兵赢得优势的话，骑兵部队会立刻转而开始攻击步兵，这是作为一个与其他兵种联合作战的综合元素：一种去赢得胜利的工具。

克劳塞维茨认识到了这一发展，尽管他将其归因于纯粹的战术变化，而不是技术上的变化，并指出库勒斯道夫战役才是双方将骑兵置于步兵之后的第一场会战。

现有的史学界也注意到了曹恩道夫战役中骑兵的定位，但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如果把骑兵作为突破阵地的工具的第一次使用与迄今用于准备进攻的最大炮兵阵地一起进行，那么曹恩道夫可以说是第一次看到连续、协调地使用火炮、步兵和骑兵的战斗，这将成为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标准。

计划是创新的，但是执行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两小时的普鲁士军的炮击造成了严重伤亡，特别是因为俄军的大炮虽然数量很多，但没有普鲁士的集中。

当普鲁士军的步兵发起进攻时，炮兵还制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动壮举，那就是与步兵并肩前进，在近距离提供火力支援。然而，普鲁士军的左翼并没有支持先遣部队去攻击俄军的极右翼（原先指定的攻击点），而是转向了右前方，与先遣部队并肩对几乎没有受到损害的俄军中央阵地发起了进攻，该地的俄军躲过了大部分的普军在炮火准备中进行的轰炸。

        史学界有关于造成这一失误的原因，这场战役的决定性的关键点，一直有着不同的争论，有人认为，左翼指挥官汉斯·威廉·冯·卡尼茨少将是为了躲避曹恩道夫燃烧的房屋而向右移动军队，但是他却在烟尘中迷失了方向。

        然而，按照普里特维茨中尉的回忆，他所在的团在就位于卡尼茨将军指挥的部队的左翼，他描述了他是如何不绕开村庄，而是在穿过村庄后，直接向前行军的，他的回忆录表明，卡尼茨并没有迷路而是误解了他的使命。

        当第二天将军被询问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卡尼茨将军解释说他一直在试图与右翼保持联系，但是他的部队的右翼却因此在前进过程中向右翼友军部队进一步的接近了。很显然，将军还不明白斜线战术的原则——力量确实是应该集中在一翼，而不是彻底的忽略掉另一翼。这一事件表明，普鲁士的战术执行系统是多么的需要依赖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的将军。

        卡尼茨明显的是在努力摆脱与敌人平行布置的僵硬线式编队的思维定势。

        这却是反映了许多普鲁士军官的一种思维模式，他们深深地依附于现有的战争惯例，限制了弗雷德里克引进创新战术的能力。卡尼茨的错误同时也表明了普鲁士对开明专制的依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1786年后，腓特烈大帝留下的国家不得不在没有大帝率领的情况下维持其地位，这一点在1786年之后将在他们的最高领导层面上得到体现。

        卡尼茨率领的部队起初向俄军中部迈进了很大的步伐，但是在午间，随着普鲁士进攻的势头渐渐的用尽，菲默伯爵立刻下令其右翼骑兵开始攻击佩剑前卫的左翼，而后者这个时候已经脱离扎本格伦德峡谷周边地区。

        从俄军右翼发起奇袭的普鲁士军，原本预料他们的突然出现和袭击可以使俄军陷入混乱，但是在半小时左右的排枪与榴散弹射击之后，虽然俄军左翼的骑兵崩溃造成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小混乱，俄国人的士气并没有崩溃，反而一波波的高呼着乌拉声冲入弹药不足的普鲁士军之中，开始了残酷冗长的刺刀肉搏。

        酒精的麻醉似乎使得俄国士兵成为了难以制服的勇士，而他们忍受普军炮击枪击的坚忍耐力与顽强斗志使得腓特烈的计划出现了最大的变量。

        纵深厚实的俄军一边承受伤亡一边调整正面——队列之间的纵深非常厚实，宽度与厚度几乎相等，因此可以视为另一种程度的方阵队形。这种加强配置兵力的厚横队，是在俄土战争中总结的经验发展出来的战术，被认为是最能有效发挥缺乏训练的俄国士兵战力之阵形——

        ——普鲁士军的步兵逐渐从最初的侧翼奇袭进入全线混战，过了十一点之后双方差不多都把弹药打完了，战场上一片杀声震天的短兵相接；但却仍然无法打垮不断涌上的俄国人，俄国士兵大量突入普鲁士的战列中进行白刃战，使得普军伤亡惨重。

        普鲁士的步兵在激烈的战斗中消耗了太多的体力，面对没有间断的俄军步兵波状突击，即使是腓特烈亲自指挥的近卫掷弹兵联队都出现了疲态，损失节节升高。为了要让普军的士气维持住不至于崩溃，菲特烈在这场战役中乘马四处移动，并在步兵之中跳下马来，游走在各联队间鼓舞士兵的斗志。一名普鲁士军官对此描述：「俄国人的尸体堆了一层又一层，炮弹和枪弹不断洒在他们身上，他们一排排的倒下，但是这些攻击一点用都没有，这些家伙仍不后退。」

        战斗进行到某一时刻的时候，普鲁士人的编队终于被不顾一切的俄军进行的冲锋给压垮了，士兵们转身就要逃跑，俄步兵则是用刺刀在他们的身后紧紧的尾随，大批量的溃军甚至把卡尼茨的部队给带的一哄而上。

        俄国骑兵随即也加入了追击溃散的普鲁士，军队的行列中，一支又一支的部队被击溃，甚至是占领了普军左翼的炮兵阵地和缴获到了不少的军旗。

        如果说卡尼茨的错误表明了一个依赖下属指挥官的个人主动权的战术体系需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证明了，如果由那些有能力证明他们被赋予自主性的人来实施，这种系统在打击敌人的时候会是多么的有效。

        普鲁士军的局势这个时候似乎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地步，但是在普军骑兵反击下，局势立刻就被救了回来。

        至于他们是主动这么做，还是弗雷德里克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情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传言说国王的副官官冯·奥本上校率领预备役骑兵进行了冲锋，但这次进攻实际上是由莫里茨亲王领导的。

        在扎本格伦德峡谷及河流的对岸，据称塞德利茨最初拒绝了进攻的命令，他让自己的36个骑兵中队隐蔽在高地後面按兵不动。他认为战机不到，急忙投入战斗也仅仅是加强正面实力而已，没有什么意义。腓特烈连下严令要塞德利茨出击，但是据称塞德利茨镇静地对传令官说：“战後我的脑袋是属于国王的，但是，还请国王陛下允许我用它来为国王效力。”然而这个故事直到1797年才被人讲述出来，没有任何的战役的亲历者能够证明它的真实性。

        为了应对穿越扎本格伦德峡谷时的困难，塞德利茨将他的六个团组成了三个纵队，而且每个纵队只能对仅仅能展开一个骑兵中队的正面发起进攻。

        在《骑兵少校的指令》和后来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称赞以中队单位进行的波次进攻是打垮步兵编队的最佳手段。

        此战术最早是在罗斯巴赫使用的，而且使用者依旧是塞德利茨。

        “幸运的是，还没有人认识到骑兵纵队进攻时的优势和效率，”弗雷德里克在1768年的《民兵训练书》中说：“骑兵纵队进攻的方式应被视为国家机密”。

        塞德利茨的一个纵队在侧翼向俄国骑兵发起了冲锋，莫里茨则在正面与俄军展开了交锋，而剩下的另外两个纵队则是杀入了混乱的俄军步兵编队中。

        俄国骑兵被击溃了，当俄军步兵还拼命抵抗时，普鲁士的骑兵执行了可怕的屠杀，俄国人最终溃逃。然而，随着一半普鲁士步兵在刺刀见红中被俄军击溃，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也已不复存在。

        下午的战斗是一场漫长的杀戮，普鲁士右翼通过优越的训练和骑兵和炮兵的联合作战，险胜俄军左翼。下午6点左右，俄军的部队终于崩溃，但精疲力尽的普鲁士人也已经无法追赶，俄军得以再次打造出一条横穿战场中心的防线，用英勇的拼杀打消了普鲁士试图在黄昏时分将他们赶走的企图。

                      战后总结

        这场战斗是那个时代最血腥的战役之一。普鲁士人的伤亡人数为12800人，占他们兵力的35%，是他们在腓特烈麾下进行的战役中伤亡最重的一次，仅仅次于腓特烈二世被打得大败的科林战役。而俄军损失的18000人——42%——更是雪上加霜。仅次于被道恩打得大败之科林战役，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长达六小时以上的惨烈肉搏战使得士兵的伤亡率大幅增加。

        第二天双方都没有力量交战，原本菲默还抱持着幻想，认为普军同样也伤亡惨重，如果双方阵亡一样多的话，他手上还会有三万人可以拿来干掉普鲁士的一万人。然而俄军在夜色中的撤退使得逃兵大量增加，最后如果统计伤亡加失踪数字，俄军的损失达到了两万一千人左右（八千人阵亡）。只剩两万兵力的菲默不敢奢望打败普军，于是在隔日便往后方转进。8月26日至27日晚，弗雷德里克为俄国人架起了的那桥让俄国人毫无阻碍地从他身边溜走，而他自己又一次向南冲刺，与正在萨克森州大踏步的挺进，开始威胁德累斯顿的道恩元帅对峙。

        「比起打垮俄国人，你不如直接干掉俄国人。」菲特烈在此役后曾这么说过，似乎也可以看做是对俄军不畏牺牲精神和勇猛顽强的礼赞。真正达到决定性的因素，主要得归功于普鲁士的塞德利兹骑兵，他们先是打垮了本来就缺乏秩序跟质量优势的俄军骑兵；然后在俄军背后的奇袭成功地破坏了俄军的平衡，使得俄军出现了决定性的大量溃散现象。事实上左恩多夫也是一场标准的普鲁士流侧袭机动作战的展示，只是俄军的勇猛顽强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双方只是面对面的肉搏而已。

        而曹恩道夫战役对双方造成的重大伤亡，似乎是体现了东欧与西欧不同战争哲学思考的一场决斗。当时欧洲对于战争的主流看法是希望尽可能减少伤亡，以打退和击溃对方，藉此作为外交磋商的筹码为前提来进行会战，鲜少进行追击战或歼灭战；然而俄军利用大量的步兵进行密集的刺刀肉搏，还有普鲁士军的歼灭决战主义，似乎都展现出了七年战争时代欧洲战术思想的转型过渡发展。

        严格来说这一仗，菲特烈的指挥合乎水平，而俄军的菲默也作出了优秀的判断与指挥（相较于过去几位会让部队在行军中自动解体消失的俄军将帅．．．）；毕竟虽说俄国士兵顽强坚忍，但并不是所有将帅都能有效率地发挥俄国士兵的优点。而对于任何与俄军交战的对手来说，最应该要避免的情况就是与俄国人短兵相接───打混战是他们最拿手的。差不多一甲子之后的拿破仑，以俄国风格的刺刀肉搏加上优异的战略行军补正，就成为了横扫欧洲的王者。

        相对来说，此役损失了过多的士兵对普鲁士又造成难以补回的大洞，虽说菲特烈赢得了曹恩道夫，使得俄军不得不后退远离东普鲁士，但是在战略上与奥地利军的差距却越来越明显。

        奥地利军在俄国与法国盟友车轮战消耗拖住普鲁士之后，经过半年的休养，这回道恩元帅带领着八万名新建的奥地利军卷土重来，并以势不可挡之态进击萨克森，进逼西利西亚───在曹恩道夫战役中大失血的普军，如今又要在伤口还没痊愈的窘态下迎击奥军。接下来就是对普军来说更残酷的霍克齐战役。

        曹恩道夫战役的最后结果代表了七年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战役既显示了普鲁士军队的许多优点，也显示了它的一些弱点。在军队中的金字塔的顶端，国王再次展示了他的指挥能力，在巧妙地集中了他的军队，并将他的敌人调动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使他几乎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他的军队的优秀素质表明，当摆脱在敌方领土上作战所固有的供应困难时，他们能够取得甚至可以与拿破仑时代相媲美的成就。同时国王努力的使他的将军们表现出主动、勇敢和独立，虽然结果喜忧参半。

        国王建立的战术及指挥结构使得莫里茨亲王，特别是塞德利茨这样的指挥官能够发挥他们强大的能力来帮助普鲁士的战争事业，但是这些人才的缺乏以及需要依赖像卡尼茨这样对国王的创新战术了解较少的将军，严重的限制了普鲁士的战争能力，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大，腓特烈国王手下最好的指挥官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对于普鲁士军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曹恩道夫战役不仅仅位于七年战争的转折点时期，同时也是位于在军事艺术变革的重要时期。

         在曹恩道夫战役中，普鲁士人组建了欧洲战场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炮兵群进行炮火覆盖，以反映火炮技术的进步和战术层面的革新。

        他们同时也改进了骑兵所扮演的角色，在欧洲战争中，他们第一次把骑兵部署在步兵后面，负责的不是与其他骑兵作战，而是利用步兵进攻的成功继续去扩大战果。因此，塞德利茨的骑兵先于后来的法军的缪拉元帅率领的骑兵，可以说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骑兵预备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