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看到一种说法，说南非黑人当政后，经济就一落千丈。这也并非事实。1994年4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5月9日，在南非首次的多种族大选结果揭晓后，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如果看GDP年增长率，1970—1993年种族隔离阶段平均是2.19%，1994—2022年则是2.42%，这还包括了2020年疫情导致的-6%的经济衰退。

虽然都不算高，但是转型后实际上平均增长率还略有提高，也不存在一些人印象中的“白人治下经济蒸蒸日上，黑人治下一落千丈”的情形。所以总体而言，南非的转型实现了软着陆。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4年南非的人均GDP是4330美元，2022年是6018美元

如果看人均购买力GDP，则从9692美元增至13,470美元。

今天的南非，绝不是一个理想国家，它贫富悬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堪忧，但是在一点上却构成了一个奇迹：1994年转型以来，它建立并维系了民主政体，没有发生埃及式的民主崩溃，更没有发生利比亚、叙利亚式的内战。事实上，相比转型前四处开花式的暴力冲突，今天南非的暴力冲突也显著下降了。比如，以开普敦市而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发生了30起大规模抗议或骚乱事件，但是2000—2010年的10年间只有9起此类事件。

快速土改的反例:津巴布韦

我们知道，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

那么曼德拉上台后，是不是应该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呢？可以看隔壁津巴布韦的例子。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上台之后，首先是打压曾经和他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恩科莫，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势力，在其家乡展开屠杀。然后是打击白人，推动所谓“快速土改”，其实就是鼓励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可以想象：白人纷纷逃亡，占人口比例从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计”。之后，穆加贝政府又对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进行各种打压和骚扰。这一切打压完成之后，津巴布韦实现了所谓的“威权式增长”吗？没有。政治专制并没有给津巴布韦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则一跃成为银河系第一。

和平转型前的南非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南非的所有社会条件似乎都诅咒了它的转型。我们知道，转型之前，南非实施了长达40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这种制度性羞辱的恶果，就是南非社会充满了弥漫性的暴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持续上升的国内外抗议，四面楚歌的南非白人政权越来越诉诸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各种绑架、暗杀也层出不穷。

当时南非非常惊悚的一种私刑，是所谓的“项链审判”，就是把轮胎挂在对方的脖子上，浇上汽油点燃。而且，矛盾不仅仅是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白人内部也有极右派和温和派的斗争，黑人内部也有激烈冲突，尤其是祖鲁族聚居地的分离主义，一度发展为激烈的武装冲突。

所以，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几十年的仇恨以及逐渐失控的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带领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谈判期间，经常是屋里在谈判，外面是各种怒吼和燃烧弹。有一次，一个极右组织干脆开着一辆全副武装的车冲进了谈判现场。

让种族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裂痕。我们知道，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所以，种族仇恨加上贫富悬殊，南非的社会裂痕不是一道缝隙，而是一个深渊。

如果裂痕动员能够颠覆埃及的新兴民主，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它就更应该颠覆南非的转型了。这一点，其他转型条件类似的国家也可以构成一个参照系。比如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也是脱胎于白人政权，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转型的结果是什么？内战、族群屠杀、逆向种族主义、经济崩溃、超级通货膨胀。又比如卢旺达，和南非一样，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和谈进程，但是，就在南非举行大选的同一年，卢旺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屠杀，近百万人被屠杀。所以，南非的和平转型绝非“必然如此”。

曼德拉为何伟大

我们都知道，南非转型，胜利者是曼德拉、非国大和黑人民众。1994年大选，非国大赢得了63%的选票，而前执政党南非国民党只赢得了20%的选票。事实上，选举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因为1994年他们只占全国人口大约14%，之后，由于出生率的差异，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所以，只要政党按族群划分，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下次选举”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们是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还是以一种宽容的姿态给少数群体营造政治安全感，直接决定了社会裂痕会走向扩大还是弥合。在这个问题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比如联邦制，虽然非国大在全国层面上拥有绝对人数优势，但由于联邦制的安排，在个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较高的西开普省，第一次大选后南非国民党仍然是最大党，而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党获得优势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权，在很多国家，行政权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一旦赢得大选，那么所有的部长职位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不会因为民主党赢了一半大众选票而把职位分一半给民主党。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则，这样，在新政府中，南非国民党就获得了副总统职位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从而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否决权。

其次是财产安全的保障。南非白人恐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杀鸡取卵式的财产再分配。毕竟，南非贫富悬殊极其严重，担心民众通过民主投票来“合法抢劫”可以理解。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恰恰说明了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为了安抚这种恐惧，非国大接受了在宪法中写入财产保护条款，即宪法第25条：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产，并且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这也算是给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是情感上的和解。曼德拉非常重视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去消除敌意与仇恨。比如，他会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传统上，英式橄榄球被视为是“白人的运动”。他还去看望维沃尔德的遗孀，维沃尔德是谁呢？他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他甚至去学习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看似平淡无奇，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也不要觉得一个领导人作作秀还不简单，事实是，作秀会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会让他失去很多人心。到今天，还有很多南非人批评曼德拉过于讨好白人了。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就批评曼德拉，说他“too saintly”。用今天很多人的话来说，就是太“圣母婊”了。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正因为曼德拉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没有像很多国家一样滑向很多人担忧的“复仇政治”或者“多数暴政”。今天很多人怀念曼德拉，是因为他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转型。其实，我一直认为，曼德拉真正的可贵之处，不是他启动了转型过程，而是他让这架飞机安全着陆了。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手里举着个锤子，最后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的时候，穆加贝也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非洲英雄”，当时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团结，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历史上另一个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太有战斗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终没能让津巴布韦的故事善始善终。

当然，转型从来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天的南非，在很多方面，相比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时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政治家的腐败丑闻不断，经济增长率相比转型初期不升反降，经济从2010年后陷入停滞。更糟的是，政治越来越被极端的声音劫持，穆加贝式的左翼民粹主义开始抬头，强征式土改被提上日程。这让我想起了拉里·戴蒙德的话：

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最难以坚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惟独民主政体依赖于最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民主政府最终发现它们自己陷于内在的悖论和矛盾的冲突中。……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和坚守一个民主政治是两件不同的事。……假如民主不能起作用，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统治，他们可能选择不再忍受去作出政治抉择的痛苦。

参考资料：

1.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南非前总统、南非国父）_百度百科 (baidu.com)

2. 世界银行

3. 《可能性的艺术》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