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不知不觉，我已经三十一岁了，时间作为被人类发明出来的计时工具，在我的身上并无多大影响。我缺乏一个大人该有的成熟、稳健和独立；我还保持着一个孩子的天真、幼稚和执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显然，我已过了“而立”之年，而“立”之事尚远。也许到了“知天命”之年，我依旧会保持现在的“清贫”，想必这是可以预见的事情；除非在接下来的廿年内，有种种不可预测的“奇迹”和“幸运”接连发生，改变了我的人生和生活，如不是，则皆可视之。想必像孔子这样了不起的“编辑”和“教育家”生在我们的时代，也会同我们一样“吾终生而志于学，三十未立，四十而惑，五十亦不知天命。”奔命苟活于城市间，无强壮的身体和心理，侵受着人类 “进步”和“文明”的污染和摧残。

三十岁之前，我还想着回到故乡去，回到农村去，过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我的理想生活是什么？不外乎睡好、吃好、身体健康、有一幢生活方便还算洁净的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非生活所迫而为之……三十岁之后，我不再想着回到农村去，因为我老家的房屋并不是很宽敞，日常生活也很不方便。那里没有下水道，卫生条件很差；那里也没有自来水，日常用水非常不便；那里也没有菜市场，买水果蔬菜更是不便。基于这些原因，我近来越来越妄想“移民”，去一个能满足我理想和生活的地方。但移民并不容易，特别是我这样一个来自于农村，没有什么家庭背景、没有什么教育经历、没有什么生意头脑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其实，“我的理想”并不是对物质的贪婪追逐，在我看来，“钞票”等同于“纸钱”，我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你越想过普通人的生活，生活就越让你感到艰辛。

十六年前，我回到故乡，开始写作。那时候我并不理解写作，仅把写作当成一种兴趣，而非职业。我买了大量的盗版书籍，废寝忘食的阅读，稍有“灵感”就奋笔疾书，把它们记录下来，并奉为“财富”；我常常跟我母亲说，我哪天拿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手稿都是要进博物馆的。十六年过去了，它们没有进博物馆，也没有被发表，而是被我装进纸箱，堆放在我们家的二楼，纸箱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我母亲是很“放纵”我的，她给予我绝对的自由。只要我想做的事情，跟她商量，她都会支持，也许“我想做的事”她并不完全了解。她认为：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做危害社会的事，都可以勇敢地去尝试，只要你真心喜欢。我这样的生活断断续续地过了三年，这期间，我写了二百多首诗、几十篇散文、几十篇短篇小说、两部长篇小说；我读了老子、沈从文、巴金、余华、李敖、王朔、雨果、梭罗、海明威、托尔斯泰……我几乎买了盗版书勒口上罗列的所有作家的作品，唯独剩下一个叫村上春树的作家，我当时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竟然是四个字的，直到多年后，我在图书馆借阅了《挪威的森林》，才知道，村上春树原来是一个日本作家，而且还那么畅销。

我职业练习写作三年，既无作品发表，也无作品出版，这让我有点心灰意冷。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是为我自己写，还是为别人写；前者属于兴趣，后者属于商业。那时候，我父亲对我的写作嗤之以鼻，整天说我痴人做梦，他只要一这样说，我母亲就反驳他。我带着我的作品到处碰壁，我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外出，就让我父亲陪着我，虽然他非常的不情愿，但还是陪着我去了好多地方。

当我年龄渐长，不能“闲坐”在家中时，我联系了身在城市的三小姨。她在一家医院从事保洁工作，她见多识广，能够为我寻找一份“清闲”的工作。我离开故乡，来到了城市。这时候，我的“职业练习写作”不得不转为“业余练习写作”。我为什么要写作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我始终找不到答案。到北京后，因为能去图书馆借阅图书，我的阅读质量开始直线上升。我不再看盗版书，也不再买盗版书，在地摊上随手拿起一本书，我就能够辨别它是不是盗版。

本书收录的五篇小说，正是写于“业余练习写作”时期。《乌有镇男孩》写于2010年，《现实》写于2012年，《浮游生物》写于2013年，《生老病死》写于2016年，《乌有镇男孩青春期发育》写于2018年。

《乌有镇男孩》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一次大胆尝试。我用“福克纳”似的荒诞笔调进行叙述。我保持着一个职业小说家的写作习惯，晚上在一间阴冷的地下室“写作”，在固定的时间完成固定的量，不仰仗“灵感”，自认为“职业”。“职业”的意思是：写的顺要写，写的不顺也要写；写的顺了就多写点，但要适可而止，不能超时超量；写的不顺了就少写点，但不能不写，至少完成最低的量。长此以往，必然形成一种训练，我的训练始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特别是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小说，唯有“职业”可完成，仅靠“灵感”是绝对不行的。《乌有镇男孩》写完后，我没把它当回事，就开始了新的写作。直到多年后，我想编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才重新发现了它。我翻看手稿，一边读，一边乐，觉得这个小说写的太搞笑了。

《现实》是我在“清闲”的工作之余，用同样“超现实”的写法完成的另一个实验品，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之一。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又能写作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不再折磨自己，逼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作”，而是用“老子”的避世哲学，把这个问题放一放，等有一天，让答案自己浮出水面。果不其然，过了几年，答案如约而至：我没办法为别人写作，只能为自己写作。也不是说，我不想为别人写作，而是当下，我的写作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叙述的欲望和快感，一旦这样想，我就如释重负。有了这个清晰的认识，又通过阅读和比较，我发现我的文字是粗糙的，它不是精细的文字。精细的文字受人追捧，让人爽的文字大行其道，而我的小说，既不精细，也不让人爽，仅仅让我自己爽罢了。如果把小说比喻成毒品的话，市面上的那些小说是海洛因，一看就让人欲罢不能；而我的小说则是长的像大便的海洛因，一看就让人望而却步。

《浮游生物》是一篇科幻小说，它源于我的一个梦。我的睡眠质量是很差的，前半夜微深度睡眠，后半夜极浅睡眠。不管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我都会做梦，《浮游生物》就是这么来的，我梦到我移民火星，遇到了诡异的事情，而后幸存了下来。其实我醒来时，它是很惊心动魄和立体的，因为我在梦中经历了，只需要把它叙述下来就好，但实际上，我并不能复原我的梦，因为我的记忆对梦有所丢失。如果有一天，人类发明了一个机器，能够把人做梦的影像记录下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和电影导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写《浮游生物》的时候，我已离开了“清闲”和“压抑”的工作，写作环境也从地下回到了地面。我换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然，它一样“清闲”。

2013年，写完《浮游生物》后，我就构思好了《生老病死》。我刚着手写，开了个头，写了二千多字，就因为工作的变动不得不把它放到一边。直到2016年才重新拾起，一鼓作气地完成。我原本构思的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不料却写成了一个现实与过去交织的关于父子两代人的爱情故事。这样一来，悲喜交加成了正叙，爱情故事巧为插叙。

《乌有镇男孩青春期发育》是我2018年的冬天泡脚时完成的作品，每天晚上睡前泡脚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它是《乌有镇男孩》的延续，在这个小说里，当年那个奇异的小孩，已是一个少年。《乌有镇男孩》的结尾非常突兀，《乌有镇男孩青春期发育》的结尾也非常突兀，第二个突兀是因为赶上了春节，我着急回家过年，就让它草草收场了。我在写作《乌有镇男孩》时还是一个处男，非常渴望男女之事，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通过现实的体验，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完成性描写；到《乌有镇男孩青春期发育》时我已有一些性经验，但对于写作来说，性描写还是要靠想象力来完成，现实体验根本毫无用处。

我不知道，如果当年我不离开故乡，我会不会已经成为一个职业小说家了；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已经成家立业了。如今，对我来说，写小说变为一件非常个人非常私密的事情。从乡村到都市，我并未蜕变成一个都市人。我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经历的一切，却并未把这些人和事书写出来，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山野村夫的执拗，只创作跟文学相关的想象和梦。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写小说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不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更不知道自己长的像大便的小说会不会有人看。但我知道，它只是长的像大便而已，其实吃起来一样让人上瘾。

2021年1月18日

作者介绍

白江峰，字乐文，号棠梨先生，笔名晓白。1989年生于河北武安，2005年开始写作，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和剧本。

扫描二维码可收藏“捕手”书籍

或淘宝搜索店铺“捕手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