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撷萃】第三部分 历史 其十三 盛衰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1]对于经历过太多朝代更替、兴衰变换的华夏文明来说，追寻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为了回到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应该有的位置。作为一位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但经历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八零后，笔者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过程与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信程度提升的过程。在我们的国家逐渐找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大背景下，笔者想在本篇文章中探讨三个问题：盛衰的定义是什么？在现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计划采取的姿态是什么样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内政方针应注意哪些关键因素，以持续健康地延续兴盛的状态？

什么是兴盛

在《说文解字》之中，“興”（手、手、同）代表着众人一同向上抬；“盛”代表着谷物装满祭祀的容器。如果一个人、一个集体有很好的经济能力或者政治影响力，队伍内部团结（包括家庭内部和谐）且有很强的执行力，那么相应的利益集团可以被视作兴旺发达的名门。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判断其是否兴盛也有类似的标准。经济方面，国内的社会经济运行良好、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充分保证且有盈余，以保证集体有一起“向上抬”（兴）的能力；内政方面，社会内部的各阶层成员有足够多的对整个国家民族的认可、忠诚甚至信仰，以保证在需要全部成员共同完成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一起向上抬）；外交方面，国家与民族的意志将在整个集体内力充沛的情况下得到自然的呈现，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是在关键战争之中获得伟大胜利，都属于国家与民族的意志上的宣扬。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盛的历史阶段，往往会给这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很多记忆：毕竟成功是多种因素有效结合的稀缺产物，失败虽是成功之母，成功更是成功之母。

在中国历史上，汉朝与唐朝的兴盛在符号上定义了我们很多的身份：汉朝通过抗击匈奴的伟大胜利为我们定义了诸如“汉民族”、“汉语”的对内文化符号；唐朝通过巨大的经济能力与国际社会影响力为我们定义了诸如“唐人”的对外文化符号。而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美国作为现在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层面各领域内（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影响力曾经、正在给世界各国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姿态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历史上的兴衰；对于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生存的人类社会来说，亦有历史上的兴衰。我们能看到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兴衰，或许刚刚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或许只是大国角力的平台；而近几十年间建立的精细化的国际分工体系才真正意义上从经济基础层面将全人类深切地联系了起来。

与国家的兴衰相似，若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其兴衰，则亦有经济方面、内政方面、与外部环境交流方面的评价标准。人类社会兴盛的评价标准大概如下：经济方面，即为全人类都享有平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入、国际分工体系进一步完善且分配关系均衡；内政（即为国际关系）方面，各国间求同存异、摒弃成见，共同寻求生产力的新突破与对自然界进一步的理解；与外部环境交流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负责任的，有着以兼顾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均衡为前提的发展状态。

显而易见，若以如上标准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的兴衰，现今的国际社会并不能算作兴盛的状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本身可以被算作兴旺发达，然而这是以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掠夺、甚至欺凌的前提之下获得的。因此，二十世纪下半段的西方世界的兴盛，并不能算作人类社会的兴盛：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体系并不能算作将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全球化程度尚未成熟；另一方面，西方世界赢者通吃的理念并没有给全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带来兴旺发达的美好生活，西方国家的兴旺发达只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更大的不均衡。

因此，我们提出此命题：有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让包括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各成员在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之下共享发展机遇？这意味着：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在经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上的优势要相对削弱；除了西方世界的发展与自由民主（实质上是唬人的幌子、以自身利益集团最大化为目的）的口号之外，世界的舞台足够大以至于可以容纳得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与发声。

中国的国际姿态在近年来，越来越得到明确：中国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无意成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因为东方世界的思维并不是赢者通吃的：东方世界的力量更希望看到的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虽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但是可以在平等的前提之下相互交流与合作。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积极与自身境遇相似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用于制衡西方世界发达国家、走新时代条件下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但不以称霸世界为目的、与西方世界反对和平崇尚掠夺欺凌的极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保持与愿意和中国合作的西方世界发达国家的密切合作，这便是中国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际姿态。

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人类社会的兴旺发达，愿意在此过程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但我们深知这条道路充满艰难险阻，需要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通力合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的对内策略

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外患只是内政动乱所招致之一种事态。严格言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国外绝不足患。）讲述中国史上历来之外患，毋宁应该多注意于国内之自身。[2]

钱穆在创作《国史大纲》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与外部利益集团的交流的斗争部分远大于合作部分。七十多年过后，无论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还是世界格局，都已经与当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斗争方面，中国人民在七十多年前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工作，已经转换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垄断性资本主义的工作；合作方面，中国人民在七十年前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人们的联合，已经转换为同经贸合作伙伴、后发国家民众、反对垄断性资本主义的群体之间的合作。而从斗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方面，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因而现在的中国与外部利益集团的交流，合作部分远大于斗争部分。

时间在变迁，但钱穆在七十多年前写下的论断在今天仍然适用：要做好在国际舞台上的事情，实质上是以解决国内问题为前提的。

若使用前文提到的对于兴盛的定义去评价现阶段中国的发展状况，则能看出中国正处于史上不多见的兴盛发展状态：我们为生活在这个兴旺发达的时代而感到幸运与自豪。经济上，中国在2020年取得了笔者认为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伟大的成就：它不是整个国家的GDP创新高，而是实现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内政上，社会各阶层对国家的发展保持并增强信心；2020年全球性的疫情更让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动员能力、执行能力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外部环境上，中国在与国外环境的交流过程中心态变得更为沉稳理性，越来越可以按照自己的观念引导事物发展的方向，因为手中握有越来越多的筹码。

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几乎在所有尖端领域已经开始和西方世界的领先集体有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而下一步的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将是让社会生产力在各地域得到高质量发展、城市间的社会资源分配趋于均衡、超大型城市与大型城市之外的人们能够更多地享受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红利。

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是中国未来是否能保持长久的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条件的差异会给人们带来创造价值的动力；而过大的经济条件差异带来的社会矛盾将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引发人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信仰减弱，进而引发社会分裂。

回望新中国自建国到现在的繁荣昌盛，我们既要肯定现在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人的优秀；也要承认许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腾飞，与先辈们的努力密不可分。革命先烈创造的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在经济尚未腾飞之时注重教育基础与相对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注重很多长期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利益、注重通过创造价值而非相互倾轧获得收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感恩我们的先辈的内容。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事情在现今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容易被遗忘、却恰恰最不能被遗忘。

[1] 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2] 钱穆《国史大纲》第十一章 统一政府之对外（秦汉国力与对外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