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又称元末农民战争、元末民变，是元朝晚期爆发的一次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这次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起义阶层的全面程度是空前的。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4]，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 到了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钦察将军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在元末年间，大量的官员被贬，官员中大部分都是蒙古人。 而在当今天子，也就是现在的太后朱由校的眼中，元朝官吏贪污腐败、贪赃枉法，简直是人神共愤。 元朝政权已经腐烂到了骨髓里面去了 元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元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 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 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5]，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6]。元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大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7]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8]。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9]。在西南地区，由于赋役不均，大家纷纷逃亡到了北方，以避免受罚。 而在南方，由于耕种不便，农民们又不甘受制于蒙古王公和商贾贵人，故此，农民阶级纷纷聚众闹革命。 在这个乱世中，农民阶级的反抗是非常激烈的。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10]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社会 天灾不断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抗税斗争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 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12]，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政治 元朝腐朽统治的被推翻，首先应该归功于元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各支农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特别是小明王、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坚持十三年的斗争，“大小数百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基础。[53] 元末农民起义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统治者暴政的最高级斗争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继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之后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同时使封建地主阶级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力量的可怕和伟大，使地主阶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敢过分剥削农民。[54] 军事 元末农民起义还给后来朱元璋北伐奠定了基础。其他各代大都是南征，只有朱元璋的北伐成功而且还建立了长期政权。元朝民族分等级的政策已经造成极大的民怨，这样的政权灭亡是迟早的事，就算朱元璋不北伐，陈友谅也会北伐，何况北方元朝内部的争斗的胜者最终也会篡权。[55] 经济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带来了不少落后的制度和习俗，造成了社会生产上的破坏，农民战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断送了封建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而元代的社会生产力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继前代而持续发展。[56]经过这次起义，自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得到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铺平了道路。由于长年战乱，人口减少荒地增多而导致了明初的“移民垦荒”运动，明初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57] 文化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兵祸的影响出现了文教毁弃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战乱也导致了士大夫的人格分裂与心理异化，使其成为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和进退失据者，他们徘徊于出仕与遁隐之间，依违于忠义与叛逆之间， 并对儒家伦理道德产生了质疑，从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价值抉择和心路历程。[58]士大夫围绕国家之兴亡、民生之否泰和自我之命运等时代命题，对农民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自觉总结。一方面，他们恪守正统观念、忧患意识和忠义精神，对农民起义抱持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心理，并渴望天下承平，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基于对礼法秩序、兴衰治乱、天道人心的深刻体认，他们明确而尖锐地评述了元末时势，并向统治者发出警戒，展示了其复杂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和政治诉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59]从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元灭南宋之日起，各族人民就不断举行起义，反抗封建皇朝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此后，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最后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终于把不可一世的大元送进了坟墓。[62] 元末农民战争绵延达十八年之久，起义烽火遍及全国，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达数百万，其活动地区不仅包括了内地各省区，同时也波及到了塞外的西北、东北和西南等各边陲地带，其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63][64]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这次农民革命运动，使尽了反革命两手：一方面出动反动军队屠杀革命农民；另一方面则用腐蚀拉扰的手段来瓦解农民起义队伍。面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两手，一些在敌人屠刀面前没有屈服的农民领袖却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追求高官厚禄，享乐腐化，蜕化变质了，有的甚至堕落为可耻的叛徒。[1][6][9][16][17][26][32][51)[49)][46)][4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