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党

（一）法国社会党是由1902年3月由饶勒斯领导的独立社会党联盟、布鲁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阿列曼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合并而成的法国左翼政党，1971年6月社会党（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同密特朗领导的“共和体制协议会”合并，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埃皮纳勒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正式更名为社会党。密特朗在大会上明确表示反对“第三种力量”路线，主张同法共建立“左翼联盟”，并当选为社会党第一书记。法国社会党由1902年3月由饶勒斯领导的独立社会党联盟、布鲁斯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阿列曼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合并而成，当时名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12月在图尔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多数派另组法国共产党。1936年社会党参与创建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社会党领袖布鲁姆出任政府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一度瓦解。1943年重建，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时期始终参加联合政府，对法国的国有化和欧洲共同体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1959年起在野，组织日趋分裂，党员减少。1965年与激进社会党等几个党派合组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左翼联盟，1968年联盟破裂，1969年组成新社会党。1971年6月与密特朗参与创建的“共和体制协议会”合并，称现名，密特朗任第一书记。1972年与法共结为左翼联盟，70年代后期共产党退出左翼联盟。1981年5月密特朗当选总统，6月成为议会多数派，获得总理职位。1986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后仍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失去议会多数派地位和总理职位。1988年6月议会改选后再次组阁执政，1993年在议会大选中失去多数派地位。1995年5月保卫共和联盟等右翼政党推举的候选人希拉克击败社会党候选人，当选法国总统。法国社会党对内强调团结，执行温和、求实政策；对外反对种族主义，主张建设强大的欧洲，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在1991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义务”和以是否“民主化”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主张。法国社会党主张工人阶级政党不受一种学说的局限，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改良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社会沙文主义影响，领导人参加政府。1920年都尔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多数派另组法国共产党。1935年7月与法共、激进社会党等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建立以莱昂·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政府。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党员参加抵抗运动，1945年到1959年始终参加执政。1959年后组织渐趋分裂，党员人数减少。1965年与另外几个党派组成民主与社会主义左翼联盟，竞选总统失利。1969年7月与其他几个社会主义派别合并为新的法国社会党，1971年与密特朗领导的“共和体制协议会”合并，称现名，密特朗任第一书记。1972年与法共等签订《共同施政纲领》，结成左翼联盟，1978年左翼联盟破裂。1981年5月大选获胜，成为主要执政党，密特朗当选为总统，至今该党已执政11年。执政以来扩大国有化范围，提高劳动人民福利，实行地方分权，取得一定成效。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对内主张多党制，扩大地方民选机构权力，实行混合经济；对外谋求欧洲联合，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991年12月特别代表大会确定今后的战略是反击极右派、抨击右派、联合左派，党的决策机关是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领导机关是指导委员会、执行局和全国书记处。有党员20多万，出版《团结》周刊和《社会主义新论语》。战后初期社会党（时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发展，在1945年举行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议会选举中赢得23%的选票，党员人数由20万增至35万，成为仅次于法共的左翼第二大党。与此同时社会党多次组阁，并在多届联合政府中同法共进行合作。1946年8月社会党举行代表大会，居伊·摩勒当选为党的总书记。1947年1月成立社会党人拉马迪埃为总理的政府，由于冷战形势的影响和法国政局的向右转，拉马迪埃政府于5月将法共排除出政府。此举标志着社会党赞成北大西洋公约，支持马歇尔计划，开始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推行一条既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又反对法共的“第三种力量”路线。法兰西人民联盟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47年4月，创始人为戴高乐，主要领导人有苏斯戴尔等。鉴于戴高乐历来主张削弱政党在议会中的作用，法兰西人民联盟自称并非政党，而是一个联合全体法国人民的团体。联盟在政治上反对法共，其社会政策主张劳资合作，抨击第四共和国的某些制度，致力于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体制改革。联盟成员除传统的右派人士外主要成分是中间阶层群众，最多时据称有150万之众，联盟的成员同时也可以是其他政党的成员。1947年10月在市镇选举中联盟获得近40%的选票，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此后联盟的声望和实力日益衰退。1951年大选中仅得票21.2%，落后于法共，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努力遭到失败。1952年联盟开始出现分裂，1953年在市镇选举受挫后戴高乐宣布联盟退出议会活动，成员可自由行动，1954年联盟成员分别组成社会行动共和人士联盟、社会共和人士全国中心等政党。

（三）20世纪50年代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趋于下降，1957年5月摩勒政府因苏伊士运河战争而被迫下台，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返权力中枢和成立第五共和国以后社会党就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时任“共和体制协议会”主席、尚未参加社会党的密特朗在此时成为坚定的反对派，抨击戴高乐实行个人专政，并提出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在1965年总统选举中密特朗与戴高乐对垒，获得45%左右的选票，一举成为左翼代表人物。1968年5月风暴中社会党支持大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参与挑起政治危机。密特朗曾参加反蓬皮杜政府的游行示威，声称“政权空缺”，建议成立以激进党人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临时政府，并由他自己出面竞选总统，结果是徒劳一场。1969年举行总统选举，社会党领导人加斯东·德费尔参加竞选，仅获得5%的选票，表明社会党面临着衰落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通过“左翼联盟”实现党的崛起，1972年6月密特朗同以马歇为首的法共签订《共同施政纲领》，正式结成“左翼联盟”，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共社两党要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后社会党举行多次代表大会，强调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党”，实行“阶级阵线”和“同资本主义决裂”，提出通过民主道路夺取政权的目标。1977年“左翼联盟”破裂后社会党在1978年立法选举中获得22%以上的选票，首次超过法共，成为左翼第一大党。1981年1月社会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密特朗竞选总统的110条纲领，若斯潘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1981年5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以51.76%的多数选票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四位总统，成为第一位入主爱丽舍宫的社会党籍法国总统。5月10日晚当宣布密特朗当选总统的消息时10万人冒着倾盆大雨，汇集在巴黎巴士底广场，庆祝这个世纪性胜利。作为社会党的标记，玫瑰潮席卷法兰西，给西欧和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1981年至1995年期间密特朗连续担任两届总统，创下执政14年的历史记录。在第一次总统7年任期中1981年6月法共参加以皮埃尔·莫鲁瓦为总理的内阁，直至1984年因反对社会党紧缩政策而退出，此后洛朗·法比尤斯接替莫鲁瓦出任法国总理。1986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获胜，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左右共治”（左翼总统密特朗和右翼总理希拉克“共治”）局面。

（四）1988年密特朗战胜希拉克，以54%的多数蝉联总统。在密特朗第二个7年总统任期中社会党人罗卡尔、克勒松和贝雷戈瓦先后担任总理，与此同时莫鲁瓦和法比尤斯先后担任党的第一书记。1993年国民议会选举，右翼政党获胜，保卫共和联盟推举的爱德华·巴拉迪尔担任政府总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第二次“左右共治”，直至1995年总统选举中希拉克当选为总统时为止。总之密特朗执政的14年给第五共和国历史打下深重的社会党印记，使社会党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仍然保持左翼第一大党的地位。保卫共和联盟是法国资产阶级政党，1958年10月由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骨干分子建立，最初称保卫新共和联盟。1963年与劳工民主联盟联合，1967年与劳工民主联盟合并，改名为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1968年6月大选中获得超过40%的选票，在议会拥有半数以上席位。1969年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后内部派别斗争加剧，1973年大选后仍是执政党之一，1974年蓬皮杜总统病逝后希拉克任总书记。1976年12月改称保卫共和联盟，1978年大选中得票22.5%，与法国民主同盟同为执政党。1981年参加大选失利，成为在野党。1986年同法国民主同盟一起在大选中夺回多数议席，希拉克出任总理，与社会党形成左右翼共治局面。该党一向奉行戴高乐主义，主张走既不同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又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对外坚持法国民族独立，主张欧洲联合。1981年社会党执政以来该党政策向自由主义保守派靠拢，主张实行非国有化。希拉克执政以来的10年间社会党发生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997年提前国的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由于同法共实行“多元化左翼”战略而意外地获胜，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出现第三次“左右共治”（右翼总统希拉克同社会党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共治”）。但是经过五年的“共处”后社会党逐渐地疏远广大中下层劳动群众，失去他们的支持，在2002年总统和议会选举中遭惨败，尤其是若斯潘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落后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让-玛丽·勒庞，于是法国政局就变成右翼的一统天下。左右共治是法国政坛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出现过3次。在1997年的法国议会选举中左翼政党击败传统右翼政党，因此希拉克被迫与左翼总理若斯潘共同治理国家，时间长达5年。5年里在一些国际峰会上经常可以看见法国总统和总理成双成对地出现，两人分享一个名额，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左右共治”。法国的国家体制是戴高乐在1958年创立的第五共和国体制，这一体制是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半总统制半议会制的共和政体，总统有极大的权力。

（五）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拥有任命总理和批准总理提名的部长；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等特权。总统根据议会的政党议席情况委任多数党或联盟多数党出任总理，自1986年密特朗执政开始出现政府和总统来自分属左翼和右翼两个不同阵营的情况，被称为左右共治。总统和总理分享行政权力是左右共治的必要条件，在行政双头制的前提下如果总统和总理出自不同的政党联盟，而总统对选民负责，总理对议会负责，就会造成总统和总理的分歧矛盾冲突激化且难以调解，即左右共治就是行政双头制的特殊情况，可以说左右共治是行政双头制的充分条件。法国2000年一期《观点》杂志刊出的民意测验显示有44%的法国人认为这种“右派总统、左派总理”的“左右共治”格局是最理想的政治选择，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时2002年2月至3月法国将举行立法选举，同年4月至5月将举行总统选举。在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立法选举只比总统选举提早数周的情况只在1958年出现过，因此如果想保持“左右共治”的话法国人在总统选举中直接选择立法选举中失败的一方即可。法国最后一次的“左右共治”始于1997年6月，当时希拉克总统为争取主动和保障右派的利益，在国内没有危机的正常情况下使用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一年举行立法选举。不想“押错宝”，执政的右翼联盟在选举中失败，若斯潘领导的由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等组成的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开始第三次“左右共治”局面。因此希拉克被迫与左翼总理若斯潘共同治理国家，时间长达5年。5年里在一些国际峰会上经常可以看见法国总统和总理成双成对地出现，两人分享一个名额，使法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另一方面由于右派的总统和左派的总理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政府政策也不得不在左右间摇摆，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法国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恶化，其中犯罪、失业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尤其使选民对选举失去兴趣。在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期法国曾于1986年至1988年和1993年至1995年两度出现左派总统右派总理的“左右共治”，一位资深的法新闻界人士称前两次“共治”给人的印象并不是特深刻，也不是特好。第三次“共治”开始时国内外舆论反应很谨慎，人们都说：“也就是让左派和右派一块儿再试试看！”可是将近3年了，法国经济增长明显，失业率一降再降，社会矛盾减少，国际地位在提高，足球队都破天荒地拿了世界冠军。法国人的自信心似乎又恢复了，人们对“左右共治”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兴趣，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年多以前访问巴黎时对“左右共治”也表示“倾慕”。

（六）在这次根据“配额”原则对近千名18岁以上选民的调查中有51%的人表示如果左派赢得立法选举，他们希望希拉克代表右派参加总统选举；54%的人表示如果右派获胜，他们希望若斯潘代表左派参加总统选举；同时也有不少人（40%）表示对“左右共治”“不感冒”，希望由同一派别的人既当总统又组织政府。不过一位自称对大选前的民意测验从不相信的法国朋友对记者说：“别忘了当年希拉克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的决策就是因为选前舆论普遍认为右翼在投票中会以多数获胜，可是结果呢？”在第一书记奥朗德领导下社会党进行反思和政策调整，在2003年5月第戎代表大会上提出“左翼改良主义”的新主张，此后在2004年的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较好的成绩，党的力量和影响有一定的回升。法国社会党移民计划：先决条件：制定新的移民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承认移民的事实，移民应当有组织地进行，以便对大家都有益。我们建议制定配额移民制，预测我们社会的需求和接待能力。这些配额将根据法国每年可以接待的移民人数为基础加以确定，涉及的是与法国有历史、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如马格里布、法语国家组织、某些东欧国家以及欧盟成员国或非成员国。配额确定：配额将由移民潮分析预测小组确定，预测小组将定期公布一份确定准备接待的移民人数报告。这个小组将与劳资双方、有关各部和行政机构联系，与移民协会和机构联系，最后将由政府在部长会议上批准将要颁发的居留证数量。新管理机构：成立一个新的管理机构——移民接待和安置机构（2E2I），移民配额一旦确定后新的移民政策将由这个新的管理机构监管实行。提交申请：要求移民法国的外国人须向设在他们国家的移民接待和安置机构分支机构递交申请，每个国家将拥有一定数量的入境和居留人数配额，申请人的材料将按先后顺序审理。因此申请人最好等待，而不要冒做非法移民的危险。事先准备：申请获批者将在入境法国前一个季度里为移民做准备，准备期里有关方面将给他们进行起码的语言培训，并提供有关法国和接待地区的信息。职业预培训将在有关企业或职业工会的负责下进行，并使用有关企业或职业工会的资金来源。申请获准者将获得一份卫生、学校和家庭跟踪手册，以便在抵达法国前做好准备，这份手册将为法国本土的移民接待和安置机构跟踪和了解他们的发展情况。新政策与新法律：对待新移民的政策旨在便于他们更快地在法国社会里实现经济和文化融入，目标是使在法国居住10年以上的外国人获得法国籍。

（七）有新政策便有新法律，数十年来累积的法律文本和通函将全部取消，代之以统一法律。目标是结束双重国籍身份以及不符合法国民法，特别是民法有关婚姻和子女规章的做法。居留证政策：新移民法将提出统一居留证原则，设立3种居留证：第1种是10年有效、可自动延续的红色居留证，新移民一抵法国就可获颁此证，并获准立即可以工作；第2种是5年有效的蓝色居留证，这类居留证将涉及因各种原因需要经常往返于原籍国和法国之间的人，该证允许持证外国人居留并有6个月的工作许可，这个期限可以累积或不可累积。这种居留证的颁发对象是季工、企业主、商人、研究员等，它不允许持证者永久或经常在法国居留；第3种是白色的学生居留证，有效期为5年，不可延续，准许工作，专门发给外国留学生。根据共和传统时将举办若干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标志法国与移民的新关系，即举行全国移民日；建立移民博物馆；教授移民史。新移民应在获颁居留证（红色）时宣誓遵守共和国法律，遵守政教分离、男女平等法律。有效性与基础：任何移民政策的有效性都是建立在欧洲和谐的基础之上的，欧洲将变为共同发展的重要伙伴。我们的移民管理政策应反映这种现实，构成共同发展政策的基础之一，而共同发展的基石是法国和伙伴国的新关系。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法国社会党的内部矛盾加剧。1920年12月25日社会党召开图尔代表大会，在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分裂成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换言之以加香为首的多数派（约14万党员）支持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成立法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弗罗萨尔当选为法共总书记。以保罗·福尔和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少数派（不到5万党员）则继续保持“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名称，由福尔担任党的总书记。社会党在20世纪20年代又获得发展，由于1929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及其在法国引起的社会矛盾和法西斯战争危险，社会党在30年代前期同法共实行接近和联合。1936年4月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以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名义进行联合竞选，取得重大胜利。6月5日成立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出任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理。尽管人民阵线从1936年至1938年只执政两年，但它却有效地推动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确保共和制度的继续存在，为劳动群众争取基本权利，因此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于1940年6月侵占法国，社会党在抵抗斗争问题上发生分裂，以勃鲁姆为首的一部分社会党议员反对卖国的贝当政府，另外半数社会党议员却支持授予贝当全权。在抵抗运动时期勃鲁姆被德国监禁，以达尼埃尔·梅耶为首的社会党领导人参加武装抗德斗争。

（八）1943年5月社会党同法共、抵抗运动和工会组织一道，参加以戴高乐为首的、由让·穆兰在本土建立的全国抵抗委员会，1944年6月当盟军在法国登陆和戴高乐号召解放法国时社会党也参加最后的斗争。法国社会党的党员近20万，多为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法国社会党是比较左倾的政党，党员多为资产阶级，维护私有制，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法国社会党的百年兴衰就像潮起潮落一样，表明法国社会党是法国和西欧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给人以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涌现出像饶勒斯、勃鲁姆、密特朗这样杰出的党的领袖人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法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社会党成立初期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它主要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理论上积极倡导多元主义。饶勒斯主张把马克思的观点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同法国的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空想的唯心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调和起来。1971年社会党重建后密特朗继承老党的理论和传统，同时根据战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强调社会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和“人民的党”，也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执政时社会党主张实行宽容、公正、进步和团结的价值观，并以国有化、权力下放和自治管理作为三大理论支柱。20世纪90年代若斯潘实行“左翼现实主义”，并在其执政后期提出以“调节资本主义”为纲的“现代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其“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论断，引起世人的重视和赞赏，密特朗14年执政和若斯潘政府5年“共处”的实践大大地丰富社会党的执政经验。其次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历史。社会党历来主张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思想同法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人民阵线时期勃鲁姆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积极调整劳资关系，为其他社会改革提供较稳定的社会秩序；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实施40小时工作周、15天带薪年假的法案；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改组法兰西银行；对军火、飞机制造业等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等。

（九）在20世纪80年代莫鲁瓦政府在“社会公正”、“分享劳动成果”等口号下实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措施，其中包括提高低工资；增加家庭补助；提高最低养老金和对残疾人的补助；缩短工时；实行每周39小时工作周；每年5周带薪休假；降低退休年龄等。可以说20世纪法国社会取得的民主进步成果是与社会党的斗争分不开的。第三社会党的历史是一部同法共进行斗争和合作，党的力量和影响由衰到盛的历史。从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以来社会党同法共前后实行过五次合作：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社共两党实行过合作（但法共不参政）；1940年至1944年二战时期两党共同进行过反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二战后初期社会党同法共、人民共和运动三党成立过联合政府；1981年至1984年期间法共参政三年，但因反对紧缩政策而退出莫鲁瓦政府；1997年至2002年期间法共实行“共产主义变革”，参加以社会党人若斯潘为首的左翼联合政府，长达5年之久。其结果是在20世纪后半叶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由衰到盛，使法国政局出了“社（会党）强共（产党）弱”的局面。历史表明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兴盛，成为与右翼政党抗衡的左翼第一大党，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重建后能抓住“光荣的三十年”（1945年至1975年期间法国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并实现工业化）所提供的机遇，顺应法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巨变的历史趋势，依靠“左翼联盟”和联合中间阶级的战略，来壮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兴盛与法共长期思想僵化，固守原有的传统工人阶级队伍，不能代表广大左翼选民和中间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因而先后在密特朗执政和苏东剧变之后不断走向衰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多元主义指事物的发展到了一个很丰富的境界，有多种理想观点和主张，同时也有多种分歧意见的总称。还有分化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意见分化到多种。多元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相对抗的，它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多元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所构成。在多元化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共同意向，即所谓“广泛的社会合意”，而大众媒介无非是它的反映和表现。

（十）霍尔指出：“多元主义是虚伪的骗局，它掩盖发达国家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垄断，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配的巨大的不平等。广泛的社会合意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是由大众媒介所编织出的一个美丽的童话。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所谓社会合意的反映和体现，传播媒介并不止于消极地传达新闻和信息，而是积极地从事着某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它在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多元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反对西方传统的主权学说，否认国家是唯一具有最高主权的机构，认为教会、工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具有与国家同样的性质和权力，政治权力是多元的。20世纪初期面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经济集中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日益膨胀时多元主义者对个人的命运深感忧虑，在他们看来个人日益失落在群体之中，处于异己的国家权力控制之下。他们反对19世纪流行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它把个人从社会联系中分离出来，这样的个人很容易受到专横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他们也反对万能的和一元化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最主要威胁。他们攻击以博丹、霍布斯、卢梭、黑格尔和奥斯汀为代表的主权学说，认为主权理论是一种虚构，不符合事实；国家不是唯一具有主权的机构，如果赋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和独占的权力，必然产生极权主义，扼杀个人自由。在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至上的同时多元主义者把现代社会中宗教的、职业的和经济的社会团体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他们极力推崇社会团体的作用，维护社会团体的权利。认为这些自愿组成的小规模的社会团体是真实的人类共同体，它们一方面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使人们有一种团体感；另一方面它们抵御国家权力的侵犯，保护成员的个人权利。这些团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它们对内部事务享有自主权，国家不能干预。国家的作用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调解各团体之间的冲突，它不是凌驾于各种社会团体之上的主权者，而是众多社会团体中的一个。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应被分解，尽可能转移给各种社会团体，实现政治权力体系的多元化。多元主义的两位重要思想先驱是吉尔克和梅特兰，他们认为永久性社会团体具有人格的属性、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国家是多样性的社会团体之一，并不是法律的唯一来源，其他社会团体也是法律的创制者。

（十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多元主义最为盛行，在英、法两国影响最大。持多元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大致分3类：工团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拉斯基和柯尔。他们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国家的绝对权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的权力和地位，把政治权力多元化作为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的一部分；基督教思想家，如菲吉斯和马里旦。他们从基督教信仰出发看待国家权力，主要关心教会的独立地位，反对国家对教会的侵犯；一些法学家，如狄骥和克拉伯。他们从法学角度攻击近代主权学说，否认法律是国家的意志或命令，把法律置于国家之上，推崇工团或公共法人团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30年代后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普遍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多元主义思想开始失去影响，一些原来持有多元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开始放弃多元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元主义又有所抬头。一般说来激进主义对现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怀有强烈的不满，对现存社会制度抱有彻底的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急剧和即时的改变。当然不是所有激进主义者都是相同的，他们之间也有激进程度的差异和左右之分，对社会的变革倾向于一种更公正或更科学态度的激进主义往往属于左翼激进主义，而那些倾向于使社会回到过去状态或者甚至是旧的价值体系的属于右翼激进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及其思想的继承者属于前一类，主张恢复旧传统的宗教激进主义（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一些极端种族主义可能属于后一类。就总的来说右派激进主义主张回到历史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种价值体系，而左派激进主义则强调变革，希望通过强硬改革来推动社会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阶段。阶级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性，因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由于其社会地位对社会（国家或世界的）形态有着不同的期望，而各种意识形态为他们的这种期望提供系统的对当前社会形态进行变革、改良或维护的理论解释、信仰和团结的基础、精神动力。如果这些意识意识形态对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基本元素上存在着冲突时各阶层的冲突往往也呈现出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这种意识形态之争最终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之争。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出现严重危机，而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这种模式的尝试屡屡遭受挫折，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以自由、放松为内容的政治改革却热火朝天。

（十二）社会生活中一方面公开性增加、自由程度提高，另一方面日常商品短缺更加严重，排队现象到处可见。社会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多年不见成效愈发不满，激进思潮日趋浓烈。在苏联国内激进思想浓厚的同时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受1989年东欧风波的启发，加上西方样板的影响，一种追求急速的、革命式变革的激进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社会中形成松散却十分广泛的反对派力量，这些力量目标明确，打出“反中央集权”、“反苏共一党专制”、“民主、自由”等口号，要求废弃苏共专政；脱离苏联独立；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制度改变颜色，政权出现更迭。一度尝试“中间道路”，想采取“折衷主义”的戈尔巴乔夫黯然下台。折衷主义指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固定的立场，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潮、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期间社会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达到顶峰，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势力掌管俄罗斯大权，开启一系列激进主义改革的试验。在苏联－俄罗斯的政治术语中“激进”一词并不是褒义词，因此很难想象某种政党或派别直接打出“激进主义”的旗号。但通过细心观察便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行为方式，激进主义既存在于左倾的政治纲领中也常见于右倾的行动中。所以以激进主义的命题对俄罗斯政治思潮进行分析既是必要的，也不乏其现实有意义。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在俄罗斯社会的价值取向坐标中如果以激进和渐进（或保守）为两轴，那么不难看出俄罗斯社会政治操作和社会变革在思想上多数是偏向激进一方。激烈革命不断，政治斗争激烈，领导人更替如走马灯一般，思想过于极端，目标空想浪漫。在20世纪一百年中俄罗斯先后有十位截然不同的统治者执掌大权，他们的更替，除最后一位是通过民众选举外其余都是靠革命、党内决议、宫廷政变、阴谋斗争等手段进行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权力交接程序，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一上任都严词谴责前任，宣布建立新的秩序。在20世纪俄罗斯既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激进主义，也尝试自由民主式的理想激进主义，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分析的那样：“1991年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是共产党激进主义的失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激进主义曾逐渐地有所缓和，但是仍然保留对国家基本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经济的绝对影响。但在90年代建设资本主义的右派激进主义者代替建设社会主义的左派激进主义者，他们开始毁坏和改造以前所创造的一切，左派和右派激进主义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强行的货币主义政策并不比战时共产主义好到哪儿去。”

冈比亚历史简介

（一）冈比亚共和国简称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它西邻大西洋，北、东、南三面被塞内加尔紧紧包围。国土面积为11295平方公里，全国分为首都班珠尔市和5个地方行政区。人口总数为240万，主要民族有曼丁哥族、富拉族（又称颇尔族）、沃洛夫族、朱拉族和塞拉胡里族等。9世纪和10世纪阿拉伯商人首次书面记录该地区，在中世纪时期该地区在跨撒哈拉贸易占主导地位。在马里帝国最负盛名的曼丁哥统治者曼萨堪堪穆萨的统治下帝国得到繁荣，由于有巨大的财富，学术和文明让该地区被全世界认可。北非的学者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352年访问该地区，说黑人拥有一些令人钦佩的素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并且整个国家都是安全的，无论是游客还是居民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强盗或暴力的人。桑海帝国因由桑海人的国王管理该帝国并正式控制而得名，桑海帝国主宰冈比亚地区。16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开始受到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入侵和掠夺之苦。到了16世纪末随着袭击不断，帝国崩溃和被征服，并声称属于葡萄牙。16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侵入，1618年英国人在冈比亚河口詹姆士岛建立殖民据点，之后赶走葡萄牙殖民者。17世纪末法国殖民者也到了冈比亚河北岸，此后100年间英法为争夺冈比亚地区和塞内加尔曾多次发动战争。1783年《凡尔赛和约》把冈比亚河两岸划归英国，把塞内加尔划归法国。1889年英法达成协议，划定当今冈比亚边界。1959年英国召开冈比亚制宪会议，同意冈比亚成立“半自治政府”，1964年英同意冈比亚于1965年2月18日独立。1970年4月24日冈比亚宣布成立共和国，人民进步党领导人贾瓦拉任总统。1994年7月22日部分下级军官发动兵变，执政近30年的贾瓦拉和人民进步党的统治被军人政变推翻。在1994年军事政变前冈比亚是由总统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管治，他获选举连任5次。贾瓦拉时代的相对稳定局势首先被1981年失败武装政变破坏，发生图谋政变后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签订1982年同盟国条约，所产生的塞内冈比亚联盟目标为对付两国武装力量和统一两国经济和货币，1989年冈比亚从邦联退出。1994年7月武装力量临时执政委员会在军事政变夺权，推翻贾瓦拉的政府，其主席叶海亚·贾梅中尉成为国家元首，AFPRC公布回复到民主平民政府的过渡方案。1996年临时选举委员会成立，负责举行国家选举，1997年转为独立选举委员会，负责登记选民、举行选举和公民投票。

（二）2001年末和2002年初冈比亚完成完整的总统、众议院和地区选举过程，外国观察员对此评为自由、公平和透明仍有不足。获连任的总统叶海亚·贾梅于2001年12月21日再次宣誓就职，爱国调整与建设联盟在国会仍保有多数派强势，特别因主要反对派联合民主党杯葛众议院选举。冈比亚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为1130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为1012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1180平方公里，是非洲大陆最小的国家。地形为狭长平原，几乎全部被塞内加尔共和国包围，两国边境线长749公里。冈比亚伊斯兰共和国全境为一狭长平原，切入塞内加尔共和国境内。冈比亚河横贯东西，注入大西洋。冈比亚属热带草原气候，分雨季（5月至10月）和旱季（11月至次年4月），内地平均气温约27℃，最高气温41℃，最低气温20℃，沿海地区降水较多。雨季降水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月均降水量约为200毫米，冈比亚全年降水量约900-1100毫米。冈比亚河为西非河流，源出几内亚共和国，向西流经冈比亚，注入大西洋。冈比亚河全长1120公里，流域面积为7.7万平方公里，中下游河宽水深，入海口水面宽20公里，深8米。从河口上溯240公里，全年通航300吨汽轮，是冈比亚运输网主干。两岸冲积平原宽广，水网密布。冈比亚矿产资源贫乏，截至1997年已探明有钛、锆、金红石混生矿（储量约150万吨）和高岭土（50多万吨），均未开采，正在进行石油勘探。冈比亚鱼类资源丰富，海域内有沙丁鱼、邦加鱼、金枪鱼等，主要种植玉米、小米、谷子、高粱、大米等农作物。冈比亚河中还有许多鱼类和河中生物，包括河马和鳄鱼，有记载的400种鸟类中有翠鸟、杜鹃、燕子、鹭、太阳鸟、鹰和草莺。自河口向内陆97公里河岸较低，岸边为茂密的红树沼泽地，此后或有低地上的淡水沼泽地和盐质浅沼，或有峭壁旁浓密的矮树和灌木丛。在河岸较高的坡地上草木区和高高的草取代沼泽地和灌木丛，河谷底生长野油棕。冈比亚地下水资源清洁丰富，地下水位较高，距地表仅10米左右。全国分为首都班珠尔市（含班珠尔市区和卡尼芬市）和5个地方行政区（西部区、下河区、中河区、上河区和北岸区），区以下分43个县，村为基层单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底冈比亚人口总数约240万，女性约占51%，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的60.83%，大班珠尔区至布里卡马市等西部沿海一带为冈比亚主要人口聚居地，冈比亚主要民族有曼丁哥族（占人口42%）、富拉族（又称颇尔族，占16%）、沃洛夫族（占16%）、朱拉族（占10%）和塞拉胡里族（占9%）。

（三）冈比亚为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副总统在议会中为政府事务领袖。议会为一院制，称众议院，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议长由总统任命，内阁成员也由总统任命，总统主持内阁事务。现行宪法于1996年8月8日经全民公决通过。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5年，连任次数不限；总统、副总统、政府各部部长向国民议会负责；副总统、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总统可视情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冈比亚司法分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以英国司法制度为基础，辅以本国制定的法律、穆斯林法以及传统习惯法。1997年成立司法服务委员会，负责任命司法官员和法庭人员等，主席由大法官担任。冈比亚议会为一院制，称国民议会，每届任期5年，设有议长、副议长各1名，均由议员选举产生。1994年军政权上台后禁止党派活动，1996年解除党禁。冈比亚是农业国，系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农业、转口贸易和旅游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经济体量小，工业基础薄弱，粮食不能自给。全国可耕地面积60.5万公顷，农作物种植面积万公顷，半数种植花生，花生出口是传统创汇产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转口贸易活跃。旅游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吸纳就业岗位占全国的17.2％，每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巴罗上台后将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和卫生确认为施政重点和优先领域，表示将加大投入，并积极推动制造业、采矿业等发展，促进青年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工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1%。 冈比亚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主要为农产品加工和建筑业，还有少量轻工业。生产的数量有限，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如花生加工、面包店、一个酿酒厂和制革厂，其他制造业活动包括肥皂、饮料和服装。冈比亚工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农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7%。农业人口占全国总劳动力75%，可耕地面积60.5万公顷，半数种植花生，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小米、谷子、高粱、大米等。粮食不能自给，大部分大米需进口，其主要进口地为亚洲。近10年来冈政府对渔业投资较多，渔业产值大幅增加。目前冈比亚有8个渔业加工厂，15艘注册渔轮，3000多名渔民，产量的90%出口欧洲。近年来由于外国拖捞船的过度捕捞，深海渔业资源已近枯竭。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就业行业，是冈外汇主要来源之一。

（四）旅游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旅游业就业岗位占全国总就业岗位的17.2％，游客消费相当于当年冈出口总额的90.6％。目前全国宾馆共40余家，房间约3000个，床位约7000张。每年接待外国游客约20万人次，游客主要来自英国、瑞典、德国等欧洲国家。冈比亚财政困难，连年赤字，收入主要为税收，少量为援款。冈比亚中央银行建于1971年，负责制定和贯彻执行国家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调控商业银行业务。冈比亚共有13家商业银行，此外还有若干外钞兑换所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冈比亚标准银行为最大的商业银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较低，向邻国转口贸易活跃。主要进口食品、机械运输设备、工业制成品、矿产品和燃料润滑油等，主要出口花生、花生制品、渔产品等。主要出口对象有塞内加尔、马里、哥伦比亚、几内亚比绍、中国等，进口主要来自挪威、中国、科特迪瓦、土耳其、巴西等。冈比亚外贸依存度较大，冈比亚商品和服务出口占GDP的百分比为21.85%，商品和服务进口占GDP的百分比是41.51%。冈比亚主要外资来源国有塞内加尔、土耳其、沙特、印度、中国、尼日利亚、法国等，冈比亚本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及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目前基本全部由各种类型的国际援助提供支持，包括援助和优惠贷款，抑或是援助加优惠贷款的混合模式。为冈比亚提供援助的国家和组织主要包括欧盟、中国、印度、土耳其、世行、非发行、伊斯兰发展基金、沙特基金等，各个国际组织援助的领域涵盖各行各业，包括农业、教育、医疗、食品卫生、基础设施等，主要援助方有欧盟、非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科威特、英国、沙特、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等。官方语言为英语，民族语言有曼丁哥语（34.1%）、富拉语（16.2%）、沃洛夫语（又称颇尔语，12.6%）、塞拉胡里语（7.6%）和塞雷尔语（3.2%）等。冈比亚9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原始宗教。在正式场合中男士见面习惯握手，与女士见面时除非对方主动伸手，否则可点头示意。冈比亚当地民众普遍友善，喜欢主动打招呼问候，如遇主动打招呼，可予以适当回应。冈比亚街头乞讨、提供导游服务等现象较普遍，见中国人多要绿茶，可礼貌拒绝。

（五）冈比亚主要节日为国庆日（独立纪念日，2月18日）、开斋节、宰牲节等，每周工作四天半（周一至周四全天、周五上午），周六和周日为公休日。全国重要节日包括：1月1日新年元旦；2月18日独立纪念日；5月1日劳动节；5月25日非洲解放日；12月25日圣诞节。另外所有比较重要的穆斯林节日也为冈比亚比较重要的节日（如开斋节、宰牲节、阿舒拉节），每年的日期不同，具体日期依据伊斯兰历而定。1985年议会通过武装部队法，1996年宪法规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军事力量主要包括国民军、海军等。冈选危机结束后巴罗总统重新整饬武装力量，目前国内安全主要依靠西共体部队。冈比亚国民军创建于1984年2月，总兵力约800人。其中海军成立于1996年7月，原名国民卫队，1997年7月更为现名，共70人和2艘炮艇，共有6艘艇。警察部队成立于1992年2月，包括警察和国家宪兵，现有1000余人。武装部队共800人，劳动力总数占0.1%，军费GDP占比0.9%。冈比亚目前尚无铁路和轻轨，冈比亚公路总长约3800公里，其中沥青路约800公里，石子路及土路约3000公里。冈比亚三面被邻国塞内加尔包围，南北方向分别同塞内加尔4号和5号国道连通，向北通往塞内加尔考拉克，向南通往塞内加尔南部城市济金绍尔。班珠尔港是冈比亚最大的港口，在冈比亚以贸易为主导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输出贸易是冈比亚国家经济的基础，占冈比亚GDP的15%、财政收入的20%和所有出口的85%，为冈比亚整个国家80%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再输出贸易提供服务。班珠尔港有2座码头：Banjul Wharf主要装卸件杂货，其中件杂货占了除石油产品以外货物的90%；New Banjul Jetty及Extension Jetty主要装卸集装箱货物和滚装汽车。主要进口货物包括面粉、大米、糖、腰果、棉花、水泥、钢材、油料等，主要出口货物包括花生及其制品。班珠尔国际机场是冈比亚唯一的机场，位于云杜姆，距班珠尔市区约26公里。除旅游包机航线外该机场目前共有5条航线，分别是达喀尔—班珠尔、卡萨布兰卡—班珠尔、布鲁塞尔—班珠尔、伊斯坦布尔—班珠尔和弗里敦—班珠尔。冈比亚与塞内加尔、摩洛哥、土耳其有直通航班，分别由布鲁塞尔航空、摩洛哥皇家航空和土耳其航空运营。冈比亚重视教育普及工作，设立基础和中级教育部、高等教育、研究和科技部，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多种主客观原因，教育和科技仍处于低级水平。有小学、中学、大学 （如冈比亚大学），其中中小学免费，大学收费。

（六）每年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4.1％，成人识字率为55％，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7％，小学辍学率为27％。全国设有270个扫盲中心，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冈比亚大学为冈最高学府，成立于1999年，设医学、农业与生物、科技、人文、社科、教育及经济学院，年招生约1000名。冈比亚医疗设施较差，全国共有城镇医疗卫生机构50个（其中医院3所），村庄医疗站291个，妇幼保健站136个。平均每1万人有1.1名医生，平均每1千人有1.1个医院床位。疟疾为最大死因，染病率为17.34%，其次是结核和寄生虫病。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冈比亚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4位，冈比亚人口年龄结构：0-14岁占36.97%；15-24岁占20.31%；25-54岁占34.9%；55-64岁占4.26%；65岁及以上占3.55%，人均寿命为54.4岁。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先后派出15支援冈比亚医疗队，累计有180余名中国医生在冈工作。中冈复交至今中国政府已派出3期医疗队，累计32名中国医生在冈比亚工作。冈比亚石油和能源部下属国家水电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冈比亚全国总装机容量为134MW，可利用总装机容量为102MW，电力峰值缺口为30MW。冈比亚只有33kV、11kv和400V的电网，冈比亚河北岸地区与塞内加尔电力有互通。冈比亚固定电话由国家电信公司GAMTEL独家提供，用户数为5.3万，普及率低，主要为政企用户，发展水平低。GAMTEL同时也是国内主要的宽带提供商，但是线网设备较老旧，资费昂贵，覆盖率极低，网速慢，用户少，严重制约本国ICT产业的发展。冈比亚移动电话普及率约为80%，本地有4家移动运营商提供服务，分别为Gamcel、Africell、Qcell和Comium，这4家运营商各自拥有长期稳定的用户。冈比亚奉行全方位对外友好的外交政策，重视非洲团结、稳定和区域合作，支持非洲经济一体化。曾经参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卡萨芒斯等热点问题的调解工作，并派兵参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几内亚比绍的维和行动。巴罗政府上台后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积极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重视同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积极寻求多方支持和帮助，现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组织成员。

（七）中国与冈比亚于1974年12月14日建交，1995年7月13日冈比亚政府和台湾当局恢复所谓的“外交关系”，7月25日中国宣布中止同冈比亚的外交关系。2013年11月14日冈比亚宣布同台湾“断交”，11月18日台湾当局宣布自当日起终止台冈“外交关系”，2016年3月17日中冈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至1995年中国帮助冈比亚建设独立体育场、友谊宿舍、卫生中心等项目，中冈曾于1975年11月签署贸易协定，中国是冈比亚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向冈主要出口纺织原料及制品、金属制品等，主要从冈进口原木、钛矿砂等。中国自1984年起开始接收冈奖学金留学生，冈比亚在读学生共计246人。1965年冈比亚加入英联邦，同英国关系密切。贾梅执政后期两国关系趋冷，2013年10月2日冈比亚宣布退出英联邦。1979年冈美建交，2006年6月美国以人权问题为由中止“千年挑战帐户”向冈拨付援款。冈比亚与前苏联关系冷淡，苏联曾试探在冈建馆，冈比亚未予置理。1992年冈比亚与俄罗斯建交，俄驻冈大使递交国书时双方表示愿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1995年2月俄驻塞内加尔兼驻冈大使赴班珠尔拜会叶海亚·贾梅，1997年8月25日俄罗斯新任驻冈大使递交国书。塞内加尔是冈比亚唯一邻国，1982年2月两国通过协议正式结成塞冈邦联，1989年9月邦联解体，1991年5月冈塞两国正式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冈塞邦联解体后冈尼签署防务协议，尼日利亚曾派大型军训团负责冈国民军的建设和训练，并曾派人出任冈军司令。同时尼日利亚与冈比亚在司法、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尼日利亚向冈比亚派有为数不少的技术人员。2003年6月贾梅访尼，8月冈国民议会批准冈比亚－尼日利亚友好合作协定。阿不可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68年，是西非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自然公园。土地面积约260公顷，拥有多种动植物，园中有溪流流过，灌溉整个公园。园内可以观赏290种不同的鸟类，而其中大部分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这些鸟类有翠鸟、非洲天堂鹟、柳莺、梅花雀、蓝嘴雀、棕榈螺母秃鹰、黑色鱼鹰、莺莺、锤头鹳等，这些罕见的鸟儿被保护的非常好。冈比亚有四种濒临灭绝的猴子（红疣猴），都在这个保护区内可以发现。此外还有很多爬行动物，具体有巨蜥、尼罗河鳄鱼、西非鳄鱼、非洲侏儒鳄、眼镜蛇、黑唇眼镜蛇、非洲岩蟒、素饰巨蝰、曼巴蛇等。

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

（一）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1924年5月16日——2019年8月27日）是冈比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5月16日生于冈比亚中河区小镇巴拉贾利（距首都班珠尔约150公里）的一个富商兼农民家庭，曼丁哥族人，信奉伊斯兰教（1955年曾为基督徒，十年以后又复信伊斯兰教）。幼年时在巴拉贾利的阿拉伯语学校学习《古兰经》，1933年在麦卡锡岛省（中河区的旧称）首府乔治敦（詹江布尔的旧称）的伊斯兰小学学习，小学毕业后获奖学金进入冈比亚殖民地和保护国首都巴瑟斯特（班珠尔的旧称）的英国卫理公会男子中学读书。1945-1947年在政府的维多利亚公立医院当医务助理，1947年考入加纳的阿奇莫塔学院学习兽医一年，1948年毕业后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先后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和英格兰的利物浦大学专攻兽医学，1953年获理学士学位。1954年贾瓦拉在完成学业回国后任兽医官，成为冈比亚有史以来第一位兽医。1957年又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进修，获热带兽医科学博士学位。1958-1960年任冈比亚医务部首席兽医官，这是当时保护地居民可以得到的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早在在加纳的阿奇莫塔学院求学期间贾瓦拉结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克瓦米·恩克鲁玛，当时虽然很兴奋，但他对政治还没有太大的兴趣和热情。20世纪40年代后期贾瓦拉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1948年加入非洲学生联合会，先后担任秘书长和主席。在格拉斯哥期间他参加英国工党的学生组织并参加工人运动，深受工党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还结识来自英属圭亚那的契迪·贾根（后任圭亚那总理和总统）。在这一时期他的泛非主义热情高涨，个人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回国后贾瓦拉积极参加“保护地人民协会”的活动，并利用他作为兽医官的身份，广泛结交社会精英（以农牧主为主）和地方首领（包括区长、村长），建立宝贵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网络。1959年12月贾瓦拉在“保护地人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保护地人民党”，次年改组为“人民进步党”，他任该党总书记，同时辞去政府职位。

（二）1960年5月贾瓦拉参加第一届众议院（包括19个民选议席和8个酋长保留议席）竞选，人民进步党在19个民选议席（分为12个保护国选区席位和7个殖民地选区席位）中获9席，取得压倒性多数的胜利，但1961年3月英国殖民总督爱德华·温德利却任命联合党领袖皮埃尔·萨尔·恩吉为“半自治政府”首席部长，贾瓦拉只被任命为教育和社会福利部长。于是贾瓦拉和人民进步党退出“半自治政府”以表示抗议，迫使英国同意在1962年5月再次举行大选，人民进步党又在大选中取胜，1962年6月12日贾瓦拉任“半自治政府”首席部长。1963年10月冈比亚实行“完全内部自治”，成立冈比亚内部自治政府，贾瓦拉任总理。根据1964年7月伦敦宪法会议的决议，1965年2月18日冈比亚获得独立，仍留在英联邦内，贾瓦拉任第一任政府总理，兼任国防、外交、国内治安和新闻部长。1970年4月28日冈比亚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政体（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改行共和制政体，成立冈比亚共和国，贾瓦拉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1977年4月、1982年5月、1987年3月和1992年4月连任总统。贾瓦拉执政以来国内政局比较平稳，总统宝座未曾旁落。他对内主张民族团结，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发展民族经济，恪守自由、正义、民主。对外主张民族独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原则，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大国干预非洲事务，力主加强非洲团结以及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1970-1980年任萨赫勒地区国家间抗旱常设委员会主席，1984年当选为伊斯兰和平委员会主席，1987年任冈比亚河开发组织执行主席，1989年6月-1990年5月和1991年7月-1992年7月两次任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1990年8月主持在班珠尔召开的利比里亚全国协商会议。1962年达乌达·贾瓦拉上台，奠定人民进步党和贾瓦拉在冈比亚建立的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格局的基础。1965年冈比亚完成由殖民地走向主权国家的和平过渡，然而贾瓦拉政权在国家独立之后面对诸多挑战。殖民统治长期忽视民生，冈比亚在独立时只有两家公立医院和高中以及极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冈比亚面临着自然资源贫乏，出口部门单一化和恶劣的社会服务。

（三）独立之初贾瓦拉和人民进步党政府面临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存在的制约其发展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严重依赖殖民地市场体系和前殖民宗主国的严重问题亦影响冈比亚后续政治进程。在经济方面由于冈比亚自然资源贫乏，工业根本谈不上。全国41%的土地是沙地，在殖民地时期被迫以种植供出口的花生为主，独立后仍没有改变依靠花生的单一经济作物的状况。在正常情况下花生的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占出口总收入的90%左右。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连遭旱灾和病虫害，花生产量歉收。1980年花生收购量比上一年减少一半，只有65000吨。同时粮食产量也大幅下降，只能满足全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引起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经济危机又造成失业人数增多，加上执政党和政府官员中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大多数冈比亚人对贾瓦拉政府表示不满。在政治方面贾瓦拉执政具备三大优势：其一他来自冈比亚最大部族——曼丁哥族，人民进步党大多数成员都是曼丁哥人；其二贾瓦拉的人格魅力，他曾为早日实现保护地的民族自决和选举而积极呼吁、奔走，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以高级兽医官的身份遍游全国，在农村地区积累广泛的人脉；其三他是极少数接受过英国高等学府教育的殖民地土著居民，他的同事们很少有人达到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但是在独立之初贾瓦拉的权力处于不稳定状态，他的低种姓阶层出身的社会地位对其执政构成严重障碍，而他的一些同事的社会地位比他高，在封建部落酋长势力根深蒂固的非洲大陆来说贾瓦拉的统治根基无疑是脆弱的。因此贾瓦拉及其助手在独立前就制定一套政治“游戏规则”，利用宪法的力量和一套制度规范机制来维护统治。贾瓦拉并非理论家，也不具备对民众保持长久号召力的领袖个人崇拜，但他拥有一种能够激发人民信任的能力，长期与他的人民保持“接触”。他的生活方式舒适而简约，并不像其他一些非洲领国家导人那样奢华，这使他得以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与大多数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冈比亚在独立后没有实行一党制，保留多党制（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但是贾瓦拉一贯对反对派持轻视的态度，有时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手段。

（四）事实上冈比亚的反对派还是比较有力量的，除三个合法的反对党外还存在着三个比较激进的秘密政治组织：争取非洲正义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他们都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争取非洲正义党和社会主义革命党曾参与1980年10月的未遂政变，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一贯表现出亲苏的倾向。1981年7月30日贾瓦拉在英国参加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婚礼时国内发生政变，冈比亚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领导人库克利·桑巴·萨尼昂率领一批武装分子趁贾瓦拉总统不在国内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发动军事政变，占领首都班珠尔电台、部分政府机构和其他要地，宣布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宣称在“马克思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萨尼昂在政变后曾向苏联领导人呼吁援助，塔斯社的报道则明显表示同情政变分子，称他们为“同志”。冈比亚没有正规军队，只有1200人左右的警察部队，而警察野战部队有400人参加政变。政变还受到首都部分居民特别是贫民的欢迎，也获得年轻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政变发生后冈比亚副总统阿桑·穆萨·卡马拉等领导人率领部分警察部队与政变分子进行战斗，但始终未能占据上风，眼看政变力量即将控制全国。贾瓦拉总统在获悉国内政变以及反政变的消息后当即赶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会晤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陈述“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根据1965年2月签订的塞冈两国间防务协定时要求塞内加尔出兵干预以平息政变。迪乌夫总统害怕冈比亚的政变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塞内加尔的政局而答应出兵，在塞内加尔军队和冈比亚反政变部队的强大攻势下冈比亚政变最终被镇压。这场政变从7月30日至8月5日历时7天，死亡人数达500~800人，班珠尔市区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商业区的损失惨重。贾瓦拉总统重新执掌政权后立即下令搜捕叛乱分子及其支持者，同时也追捕被叛乱者释放的刑事犯，总共逮捕8114人，其中607人被关进监狱。贾瓦拉总统也趁此机会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清除异己，政局逐渐趋于稳定。“七·三O”未遂政变对冈比亚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冈比亚政治反对派的领导人实际上已被除掉（发动这次政变的“社会主义革命劳动党”领导人萨尼昂潜逃到国外，“争取非洲正义党”领导人吉布里尔·乔治、“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科罗·萨拉在战斗中被击毙，国民大会党主席、前副总统谢里夫·穆斯塔法·迪巴被监禁），加速冈比亚与塞内加尔的邦联行动。

（五）历史上冈比亚曾是塞内加尔的一块飞地，两国本为一体。后来由于英、法殖民主义的瓜分，把冈比亚河两岸划归英国，把塞内加尔划归法国，最终塞内加尔并入法国的法属西非，冈比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冈比亚独立后与塞内加尔先后签订在外交、防务、经济等方面的十多个合作协定，还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制度。1981年7月未遂政变后贾瓦拉总统于8月19日访问达喀尔，建议两国结成联邦，在保持各自主权的基础上两国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实行统一。还建议成立一个“塞内加尔-冈比亚政治委员会”，以协调两国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行动，事实上贾瓦拉总统建议的联邦内容是邦联的性质。1981年12月17日贾瓦拉与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签署建立塞内冈比亚邦联条约，1982年2月塞内冈比亚邦联正式成立，并建立邦联议会和邦联武装部队。同年11月组成邦联内阁，迪乌夫任邦联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贾瓦拉任邦联副总统。同时冈比亚着手组建正规的武装部队，作为邦联武装力量的一部分。1984年2月建立冈比亚国民军，1985年冈比亚议会通过《武装部队法》。但是塞内冈比亚有着先天不足，塞内加尔的国力强于冈比亚，注定冈比亚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对塞内加尔的严重依赖，塞内加尔方面利用邦联的主导权进一步加深对冈比亚的控制，这引起许多冈比亚人的不满。邦联国家因两国争夺领导权逐渐产生裂痕，最终在1989年9月30日宣告解体。塞内冈比亚全称塞内冈比亚邦联，是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所组成的邦联。两国在1981年12月12日签署合作协议，1982年2月1日邦联正式建国，1989年9月30日邦联解散。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在民族和文化上相似之处很多，两国因列强的殖民地分割而分裂。塞内加尔属法国，冈比亚则属于英国。两国在合并之后围绕联邦主导权产生争执而分裂，在分裂之后两国仍然保持密切的往来。在经历1981年7月政变后贾瓦拉并没有转向专制独裁，也没有像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采取可能招致反弹的严厉惩罚措施。相反的是他做出政治和解的姿态，在进行审慎和迅速的审判后陆续释放超过800名被拘留者，死刑犯则被减赦为终身监禁，许多囚犯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体现贾瓦拉的民主推动力、公平竞争意识和对人权的尊重。此后贾瓦拉开始在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但冈比亚的民主依然还很不成熟，执政党人民进步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在选举的实际运行中往往对执政党有利，反对党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六）1982年3月冈比亚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众议院设50个议席，包括36个直选议席和14个保留议席（总统指定8席、大酋长代表5席、国家总检察长兼司法部长为当然议员）。1982年5月在第一届总统和议会普选中达乌达·贾瓦拉获得13万7020 张选票，以72.44%的得票率连任总统，执政的人民进步党以61.74%的得票率获得27个众议院议席。1987年3月冈比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贾瓦拉获得12万3385张选票，得票率为58.71%，第四次蝉联总统，人民进步党以54.5%的得票率在众议院36个直选议席中占31席。1992年4月冈比亚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贾瓦拉总统原本在1991年12月曾宣布准备引退，引起执政党阵营及其支持者的恐慌，于是他又改变主意参加大选。在竞选中反对党指责他应对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负责，执政党则承诺将推动旅游业发展和改善花生种植农的经济状况。最终凭借以往的资历和威望，贾瓦拉总统获得11万7549张选票，以58.5%的得票率第五次成功连任，人民进步党以54.2%的得票率获得众议院36个直选议席中的25席，仍然位居国会第一大党。冈比亚在独立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外围的最边缘，冈比亚作为农产品出口（主要是花生）供应商和旅游地。在近代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自独立以来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十分严重依赖于花生种植，农业和旅游业是主要支柱产业，也是外汇、就业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粮食不能自给，矿藏有钛、铁、铝、白瓷土，森林面积为30多万公顷，但均为开发，没有现代工业。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出台“冈比亚化政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扩大，在1975~1980年间公共部门职员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例上升至75%。贾瓦拉实行混合制经济政策，一方面积极吸引外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国家控制一些大企业。1985年中期贾瓦拉在冈比亚发起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ERP），是第一个制订最全面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冈比亚大大改革国家的经济结构，采取大力发展农业，提高花生收购价格，鼓励出口，开放价格；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外资，精减机构，节约开支等一系列调整措施；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发展市场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七）1986年冈比亚经济开始复苏，政府削减财政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并消除其拖欠的债务。但是在ERP计划之下许多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利用非法手段赚取利润，贪污腐败造成人民进步党的统治危机，腐败已经成为冈比亚的一个严重问题。到1992年冈比亚依旧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45岁，婴儿死亡率为每1000个活产婴儿中有130例，儿童死亡率为每1000人中有292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每1000人中有227例，每1000个活产婴儿中有120例死于疟疾。冈比亚的文盲率达75%，全国人口只有40%的人获得饮用水的供应，超过75%的人口生活在赤贫中。针对经济危机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造成政府分裂，私有化造成贫富分化，催生出各种利益集团和越来越多的腐败，动摇贾瓦拉和人民进步党政权的统治基础，贾瓦拉的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公信力遭到严重质疑。1994年7月22日参加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的部分冈下级军官因不满政府拖欠军饷，由叶海亚·贾梅中尉率领，在首都班珠尔发动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执政32年的贾瓦拉和人民进步党的统治，成立以叶海亚·贾梅为主席的武装力量临时执政委员会。达乌达·贾瓦拉总统携大约40名亲属和部分政府官员逃到临时停泊在班珠尔港的美国军舰上避难，26日抵达塞内加尔并获得政治避难权，之后又旅居英国。2002年贾瓦拉结束流亡生活，以国家政治元老的身份回到国内，但不再参与国内政治。2007年他率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观察团赴尼日利亚，监督和评估尼日利亚2007年4月大选，在那之后贾瓦拉定居在冈比亚西部区沿海城镇巴考郊区的法贾拉安度晚年。1965年冈比亚独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给贾瓦拉表示祝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致电贾瓦拉表示承认冈比亚，但是冈比亚在贾瓦拉统治初期持亲西方和反华立场。1965年至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贯投票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赞成美国提案。1968年11月同台湾蒋帮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10月双方同意互派大使。进入70年代后转变对华立场，1974年12月14日中冈两国正式建交，冈比亚与台湾断交，达乌达·凯拉巴·贾瓦拉于1975年6月、1987年4月、1988年和1991年5月先后四次访问中国。2019年8月27日乌达·凯拉巴·贾瓦拉去世，享年95岁。

国家主义（上期）

（一）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和国民权利是不可分割，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个要素组成的，国民通过契约法律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法律是国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国家主义的核心就是倡导国民通过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共同约束。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人才治理国政，但专业人才必须在国民和国家契约法律下进行，不可以违反国家法律。国家主义反对独裁和政治寡头和政治精英控制国家政府，体现在于政治寡头和所有的精英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控着国家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破坏全民利益。国家主义承认合法资本家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垄断式资产阶级，压制不良资产阶级不顾国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及疯狂消费的运动。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力量，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遏制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大和垄断，要求确保国家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的独立和中立性。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经济。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制订社会就业计划，逐年吸纳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经济，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的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成为与社会和国家对抗的反社会力量。国家主义主张：主张监管媒体，避免资本或者官僚把控舆论。

（二）尽管全球主义呈现出历史必然性，但国家主义仍然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就是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主义尚有不言而喻的现实合理性。当代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正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至今为止这一变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国家担负着管理、保障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的状况，也就是说当代所经历着的社会变迁并不意味着全球性制度框架的作用已处于主导地位。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当代国家仍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管理者，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国家依据法律和各项制度，通过自身的机构去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保障社会秩序，提高社会福利，推动社会进步。虽然从微观上看非国有企业、社团、社区自治组织等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管理与整合作用，从宏观上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日益广泛地介入到一国之内的社会生活，但国家的基础作用并未丧失，其轴心地位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成为答复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国家的不可或缺性不仅表现于国内事务，而且表现于国际事务。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异常活跃，作用呈扩大之势，但无可否认的是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国家行为体的这种主导性表现为：首先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在人类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构成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其次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独立开展各种对外活动；再次国际组织的作用往往受到国家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看来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于改变，这就逻辑地决定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是二战后才获得政治独立的，这些国家一方面对主权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维护国家主权与珍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历程和政治成果联系在一起。

（三）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受到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公正，试图尽快使本国强大起来，真正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这样它们势必对全球化背景下凸显的全球主义做出种种强烈反应，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不言而喻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的国家主义情结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不过承认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无保留地接受这种国家主义。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无论是资源、经济发展、政治事务都打上深刻的国际化烙印，简单化地理解主权的绝对性已无法解释现实，更难于应对现实，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也必须反省。但是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钟情于国家主义，国家及其主权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方面还有着特殊作用时急于抛弃国家主义显然是不明智的。国家主义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事实，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无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应当在悖论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在矛盾中恰当确定两者的历史地位。总的来讲在坚持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并存的前提下倡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要义就是既区别于理想的全球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主义。理想的全球主义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负面作用，批判绝对主义的主权观，论证人类相互依存的合理性和全球社会的大趋势等方面，显示理论的深刻性，富有启发意义。但是简单、武断地宣布国家过时论、主权过时论又表现出理论的不成熟和片面性，从政治实践上看很难行得通。传统的国家主义充分肯定国家在当代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强调主权的神圣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并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然而其理论与实践上的偏颇、短视、功利化同样需要反省。无论是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和权力利益论，还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的绝对主义主权观都夸大国家的作用，这种理论对国际机制与全球合作的怀疑甚至排斥则反映理论上的短视。至于功利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生存与发展的重负下往往难以更为理性地审视人类整体演进的态势及其对自身的影响，从而习惯于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有害无益。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扬弃，它的基本内容是：以宏观的历史眼光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认清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大趋势。

（四）伴随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组织的大量涌现及其作用的日益增强，全球主义的历史指向无可置疑，全球主义的大趋势无法阻挡。尽管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主角，但毕竟有很多事情已为它所不及，国家的行为要受制于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所以当代国际关系已远非国家间的关系。必须在全球政治的框架内研究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互作用，这是一个清醒、理性的学者与政治家所必须看到的。自觉认同主权的相对性，探究全球化时代主权的要旨和新的表现形态。经济主权开始被分享，主权与人权的统一观影响越来越大，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国内事务的干预趋于“硬化” ，这些基本事实标志着主权的绝对性（即不可分割、不能让渡、不受干预）正逐步让位于主权的相对性。但是主权毕竟是主权，它有质的规定性，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也不容否认。这就要求更加深入地探究主权的本质，弄清什么是主权中不可变更的要素与功能，什么又是可以变通或赋予新意义的要素与功能。主权的要旨恐怕还是自主性，即不受威胁、不被强制地处理国内外事务。至于哪些事务是纯粹的国内事务，他国无权问津，哪些事务可能国际化，需用以共享主权、对话合作的方式处理，恰恰应该认真研究、仔细区分。既然有更多的问题与事务已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社会去协调、解决，所以应尽快从主权是否要让渡的疑惑与争论中摆脱出来，紧紧抓住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的民主化问题。这里包括改革原有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创建新的国际机制与制度。现有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虽有超国家的特性，但仍然受到主权国家的明显影响，正因为如此现有的国际组织的构成，有效的国际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往往都反映出地缘政治经济、大国政治经济的平衡。这样一来大国、强国必然在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占优势，从而主导和控制国际机构与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国际组织缺乏信心，对国际机制不甚满意，盖出于此。因此逐步淡化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或国家原子主义），赋予地方共同体、社区直至公民个人更多的选择自由，在此基础上重构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强化国际法、国际机构的作用可能是一个方向。欧盟已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一大步，其他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也可参照。在此过程中问题肯定不少，但按照全球民主的思路协调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好的选择。

（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任何急于全面超越国家主义的观点与行为都是违背现实的。国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与权威至今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国家利益是一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石，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人类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愈来愈重，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仍具有更基础的意义，因此追求、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就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国家主权是国家独立、自尊的象征，只要国家存在，那么体现国家本质特征的主权就不会消失。所以相互尊重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主权尊严则是各国、各民族的共同情感与行为规范，正是这一切构成国家主义的合理内核，确立国家在当代人类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尊重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的特殊情感，正视国际秩序不公正的事实，在消除全球贫困与不平等，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上下功夫。主权的削弱是无情的事实，但面对这一事实所提出的挑战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反应：前者抵制、反对削弱主权，而后者则支持、赞同主权的削弱。这种政治上的反差进一步增加处理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从政治实践上讲解决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离不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协调。只有缩小南北差距，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确实发展起来，在国际社会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主权削弱的事实才容易被接受，主动参与国际机制的热情才会焕发，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才能纳入更加健康的轨道。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境况仍旧置若罔闻，那么试图建立更有效的国际机制去整合当代国际关系就只能是幻想。而一个已经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国际社会中若长期处于政治分裂与对抗，缺乏整合与协调机制则是人类的悲哀与灾难。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以及将君主权或党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国家主义的学说和实践起源于欧洲，国家主义的传统形成于东方，同时不管东方、西方都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

（六）好国家主义的国家权威，是国家形象的体现和人民情怀的反映。17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个分裂的世界，即使像中国、印度、玛雅这样的文明古国都只有地区性影响，因而不可能产生全球性的秩序。18世纪之后世界的主导秩序源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独立的王国成了主权国家。欧洲便开始全球性扩张，同时也就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也由此开始。尽管所谓国际秩序其本质从来都是世界上强权国家设计和推行的秩序，但有秩序与无秩序相比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来看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专家斯蒂芬·克拉斯奈教授指出的：“当哲学家布丹和霍布斯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详细阐述主权概念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单一的、等级制的国内统治权的合法性，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接受神法和自然法，但他们都认为‘主权’等同于法律，被统治者没有反抗主权的权利，只有遵从的义务。”所以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眼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就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是剥削阶级和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和罪魁祸首。国家主权所表达的国家利益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上标榜为什么主义（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资本主义、道德主义、帝国主义、群众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政治垄断并通过政治垄断限制以及削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组织行为，以方便专政权贵集团或精英集团的机会主义行为（打着国家、政府旗号的坑蒙拐骗），因而其逻辑结果都只会等于权贵专政集团利益，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精英集团的利益。这种国家主权除了代表反动的人剥削人的统治集团的利益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自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宣布民族国家主权的非法和死亡。在恩格斯1888亲自审定的《共产党宣言》权威英译本的结束语时将原来德文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是很有意味的，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工会领袖认为在互联网和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口号正在走向现实。还有1895年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不是“五一国际无产节”，再请注意：美国的劳动节是国会投票通过议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的口号是：“无产阶级要让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塞缪儿·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七）凡是拿国家主权对内说事的在思想上心理上和利益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反国际主义，也是反社会主义、全球主义的。所以鼓吹国家主义或所谓“新国家主义”的人必然会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国理念”，不管其反对的理由是多么聪明地睁眼说瞎话，也掩藏不住其背后机会主义的“小”和“恶毒”。如果只从国家主权的控制者（权贵利益共同体）眼里的国家利益这个单一思维向度来看待国家主权，那么国家主权论者的确总是反社会主权、反人民主权、反公民主权和普遍人权的，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友邦，而主权国家内部的人民、公民、国民都是权贵专政集团的家奴，其社会政治结构也只能是“主人-奴仆”、“国家-社会”、“政党-人民”、“政府-民间”、“城市-乡村”、“精英-大众”，即“官-民二元结构形态”。这种“二元结构形态”的国家主义语境下的最大误导就是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把当权者等同于国家，甚至把精英集团（包括执政党、贵族、大家族或财团）等同于国家。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一旦被等同于国家，其权力就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力不但会产生市场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内幕交易、操纵市价、金钱操纵政治等腐败行为，而且必然走向政治上的垄断和垄断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从而滋生政府性机会主义。“政府性机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当权者、政府或精英集团的潜规行为和短期行为（垄断显然也是一种短期行为），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应干的事干不成，不应干的事不干还不行。政府性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坏结果是诱导“民间性机会主义”的泛滥，最后尽管政治垄断集团有时也能做到“薄赋轻徭”、“爱民如子”（因为不敢征重税，不敢不说爱民）、“亲民如流”，但整个国家社会正常的法治化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甚至正常的军事秩序永远无法建立。或者即使想建立也被一而再再三地推迟出场（像路易十五和慈禧老佛爷那样），最终导致权贵集团自己的政治资源丧失殆尽，国家权威也丧失殆尽。不管是“旧国家主义”，还是“新国家主义”，只要是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其必然要求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从而给当权者、给政府或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留有空间，就是“坏的国家主义”。坏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不管用怎样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对人民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没有“人民同意”的正当性、更没有真正信仰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

（八）“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和“文化国家主义”比如路易十五式、慈禧式的国家主义、蒋介石式的党国主义都是这种坏国家主义，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这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统合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场域、不同信仰，不同惯习、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也不需要坏国家主义。即便是“新国家主义”也不需要，甚至更不需要，因为坏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就走向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者“愿望”的反面，即恰恰是“国家权威”丧失殆尽，其结果必然是又一场社会革命。且不说18世纪的法国及20世纪的俄国、伊朗和菲律宾，就看中国：1908年尽管颁布钦定宪法，本来也算是件天大的进步，但却定在12年以后实行。3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廷再没有机会了。1912年正式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袁世凯和他的太太、姨太太、头男长子想过皇帝、皇后、嫔妃、太子瘾，他也就很快丧失机会。重庆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应当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延至1946年底出台，不到1年的时间蒋介石先生又再次断送千载难逢的机会，清廷、袁世凯、蒋介石们每一次丧失机会也就是中国跟着丧失一次机会并陷入“混乱”、“混战”、“动乱”而生灵涂炭。坏国家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国家主义，但是对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可以不要国家主义，尤其是坏的国家主义，却必须葆有高度的国家权威。如何保持“国家权威”？这就要求转变思维向度，即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国家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普适性、神圣性。从国家形象的层面可以形成“好的国家主义”并真正树立“国家权威”，在国家形象的意义上国家主权显然是一个公共物品，即一种公器。国家公器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为人民提供最广阔的生存发展的公共空间，国家主权作为一个公共物品、一种公器不但为其行政区域内所有公民所拥有和享用，而且切实承担着或者需要承担一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藩属（周边区域）各个利益共同体最高调节者的角色，简直就是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表，对内对外都是全体国民自由、平等、博爱、伟大、公平、正义、文明、和谐、共生的象征。这样对于富有理想和热忱，富有诚心和道义感，同时又有足够智能和自信心的国家主权论者和实际控制者（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国务活动家）来说国家主权不但不是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对立物，而且是实现社会主权、人民主权、公民主权和跨国活动的保障和手段。这样的国家主权自然富有权威，也是好的国家主义，所以好的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