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史》读书笔记：“王权”与“神佛”是如何交互的？
读东西历史多了，会注意到统治者放逐皇族的一种“不流血”政策，就是让其“看破红尘”。
比如沙俄时代，彼得大帝放逐自己的姐姐索菲娅就是让其进修道院；
南宋恭宗赵㬎降元后，元世祖忽必烈让他去吐蕃做了和尚，虽然最后还是以“文字狱”杀了；
再如日本，“聪明的一休”的原型【一休宗纯】，本是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当时的实权人物足利义满为了避免天皇私生子有子嗣，命其出家做和尚。
从权力更迭的角度看，【宗教】的存在让【上位者】有了一个场面上的“宽容”方案，允许【下位者】体面的彻底远离政治，塑造了【上位者】的正面形象，也让各种宣传有了立足点。
这种看似“妥协”的处理方案，有时是暂时的，等【上位者】权力稳固，【下位者】淡出公众视野，“鸩酒一杯”依旧可以“革除后患”。
其实【足利义满】及【接任者】，若是想杀【一休宗纯】，随便一个“莫须有”就足够——未动手，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不想”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可能是觉得“人活着”至少还可以“立个牌坊”，算是“精神图腾”或者“广告牌”；
有可能是牵扯到内部派系斗争，“一休宗纯”是统治层两派保持势力均衡的“垂重”
还可能是有实权派愿意“保”他，纯粹是对其佛家、文化等领域建树引发的“惜才”。
宗教的产生，如犹太教，起初更像是某个智者让一个民族团结起来拥有凝聚力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当宗教经历多少代人传承，并开始与权力、利益交织在一起，它的“风味”就绝不再单一化。
《日本思想史》中，将日本的文化思想归结为“王权”与“神佛”两个概念——
“神佛”，指日本包括各种神祇与佛教的佛菩萨在内的宗教权威，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孕育了寺院和神社等实力强大的组织。神佛左右人们的命运，作为决定死后祸福的超越性存在被敬畏、崇拜。
“王权”，具体指以天皇为最高领袖的公家势力和以将军为领袖的武家势力。
而日本历史的更迭，从思想角度看，则是“王权”与“神佛”相互的纠缠。
日本原生的“神道教”，其实是为了与从中国传入的【佛教】相区别或分庭抗礼，才得名。
至于佛教在日本发展迅速，居然一度让“神道教”成为“附庸”的原因，虽然《日本思想史》没有明说，但可以从其他资料（如《岩波日本史》等）中找到答案——
当时传播佛教的人，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容易亲近权力层，从而让权力层“爱屋及乌”；
佛教已经拥有严密的教义体系和完备的组织体系，与神道教的差别类似“央企VS乡镇小企业”；
佛教反复宣扬“与人为善”、“轮回转世”，完全更适应权力层期待的统治需要。
中国道教与佛教的发展也是如此，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却没有佛教更强的适应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引入儒家思想后的佛家，更容易民众认同阶级贵贱，反正死后有轮回，现世多吃苦，忍忍就过去了。
封建时代的统治层当然需要劳苦大众顺从且认命，这样才好管理，以及敲骨吸髓。
至于道教，因为道教更偏出世，炼丹成仙长命百岁更符合上流社会需求——人家可不傻，现世既然能享受荣华富贵，为何不享受直接百年千年？来世之事，管他呢！
中日的佛教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都出现内部腐败的问题，和尚拥有巨额财富，不用交税和承担劳役，甚至可以“金屋藏娇”。
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割裂，从侧面加剧了必然会周期出现的社会矛盾。
单看日本，就有皇族内部出现分裂、武家势力强于公家势力拥有最高统治力、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伴随尊王攘夷运动、推动明治维新等大历史。
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平田笃胤门下的神道教信众，可是尊王攘夷、明治维新的重要参与者。
单说《日本思想史》，我认为谈论“日本思想演化”，更为确切的表述是“日本政治权力更迭背景下对文化思想的引入、改造与使用”。
比如，如何让最高权力的拥有和继承拥有【合法性】？
日本天皇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后裔，所用的概念，即为“君权神授”，这是东西方文明中古老帝制都会用的一个模式。
这里一提，秦始皇曾以为皇权可以“世代相承”——“秦二世”、“秦三世”、“秦N世”，而真正落实这一概念的，是日本皇室。日本从古代起没有改朝换代，始终都是皇室一系。
再比如，最高权力如何保证面对临近强国时的【独立性】？
答案是拥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
日本起初不具文字，多对汉字直接“借用”。但国家想长治久安，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怎么行？于是，平假名与片假名慢慢出现。
我们都知道日语中会使用不少汉字，平假名脱胎于草书，不少词的发音与唐时古音极像（参考下图），不管怎么说，“文字的独立”都是一种“国家独立性”、“政权自在掌握”的象征。
西夏历史也就百余年，纵使物质层面的多数内容被蒙古铁骑荡平，但文字的残存至少还能证明它们存在过；匈奴没能留下文字，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就只能通过古人的汉字记录——那么，我们所知的匈奴历史，一定是真实的匈奴历史吗？这就不好说了。
还有，最高权力如何把握新技术新思想进口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著名的倒幕运动。
萨摩、长州两藩在“西南四藩”中最为“激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接触到了先进技术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而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和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也让当时的年轻一代觉醒。
“大政奉还”的本质，就是通过激进的“政治改革”促成社会结构的重组，幕府在面对新技术新思潮时，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时间有效导入社会，从而完成社会结构的升级转型——这也是所有文明必须面对的“积重难返”，只能推倒重来。
另一个是明治时代的精神结构。
十九世纪末，日本在外表呈现为面向世界的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但社会精神内核则是《教育敕语》的道德观，神道教与佛教则分别承担了【国】（皇室）与【民】（大众）各自的宗教需求。
细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分而处之”实际上就是适应性的体现。
整个日本国的思想文化，并没有颠覆性的改变，天皇依旧是最高统治者，社会依旧遵循一套古老的价值观，世俗权力、宗教概念都得到了有效的平衡。
这个时候，自然是【稳定】了。
思想的激荡，必然伴随大环境的变化；思想的平和，其实是社会稳定的折射。
这就是我从《日本思想史》中读出的些许想法。
【附】《日本思想史》阅读指北
虽然冠以“思想史”，但本书通读下来更像是极简版的日本历史——极简到很多历史事件在书中经常只以一句话提及。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对日本历史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阅读这本只有250多页、16万字的小书会相当吃力。
平心而论，本书让我觉得存在的问题是，或许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思想沿革”方面，作者并没有着力阐述“XX年、XX时代，有什么重要思想（或者书籍）通过什么方式传入，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
比如，【神道教】这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书中并没有阐释它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佛教】经历了一种本土化，那么，强化了哪些，弱化了哪些，民众是如何抵触、接受、改造的，这些都没能在书中提现。
这并非是作者的问题，因为《日本思想史》本写给日本人看的，对于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核心组成部分的内容，一位日本学者是没有必要写明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写《西游记》读后感，绝没有必要强调二师兄是【猪头】。
以我之见，既然《日本思想史》并非面向中国大众的知识读本，有兴趣的读者可能要谨慎些许。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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