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当神不让考·三鑫公司

【前言】经过网友的提醒，另外查阅了一些资料，考虑到漫画明确提及的烟土贸易背后的“荣公馆”势力，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确更符合漫画的历史背景，尤其是20年代。前一篇文章《当神不让考·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可供相关历史知识的参考。

      

        近代上海是中国鸦片贸易最大的集散地。1918至1919年间（1901——1919年间的禁烟运动可参考下文链接）,上海的鸦片贸易转入地下,各方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对鸦片利益的追逐。以黄金荣黑社会帮会集团为核心,融鸦片商人、法租界当局和军阀势力于一体的三鑫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拓展,开始了流毒华夏的罪恶历程。

【注】  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会是中国帮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20世纪20—30年代是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上海帮会走向飞黄腾达的黄金时代。学者们一致认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会有异于传统的秘密结社。黄建远认为: “民国时期的青红帮已由原先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构成主体,发展到了军政警界人物、工商业家、银行家、服务性的老板经理、出卖体力的工人以及演艺人等社会各个阶层人物。”他是从上海帮会的成员构成之改变阐述了帮会的变化。而黄逸平则进一步从上海帮会谋生手段之转变说明了帮会的变化,认为上海帮会分子“一部分逐步放弃或减少传统的黑道经营,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的正道经营,出现了所谓的“生意白相人”，由此促成了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化。胡训珉还从帮会适应上海社会环境、处理与当局关系方面作了分析,他指出:“帮会处于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大城市中,转变为统治阶级当局的走狗和代理人,并且依赖当局的支持,一变而为‘社会闻人’。”职是之故,上海帮会与国家政权的合作,标志着上海帮会性质的根本变化。

“三鑫”的由来

        三鑫公司,又名三星公司(其发出的鸦片印花上标着“三星”字样和三颗五角星鼎立的图案),在老上海的朦胧记忆中,它被习称为“大公司”。对于“三鑫”这个名字的由来,王辉强的《青帮大亨黄金荣》中这样记述道:“它取意黄金荣的‘金’字,象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闻人的‘三’字,垒起三金的`鑫’字,表示以黄金荣为首的三闻人合资筹办的公司,财源茂盛。”而在这段文字的注释中又写道:“三鑫还有他说。如代表黄金荣、金廷荪、杜月笙。再如,代表富蠕阿金、金廷荪、黄金荣。”从各种著作的说法来看,“三鑫”的来源不外乎这几种。事实上,三鑫公司是杜月笙提议创立,让黄金荣挂名,由自己和金廷荪实际操作的。所以,源于黄、杜、金三人的组合,并包含“以土变金、日进斗金”的含义,应该是取名“三鑫”的真正原因。

三鑫公司的成立时间

        关于三鑫公司的成立年代,一直都是“众口难调”。各类著作多认为三鑫公司的成立年代在1923一1925年间。

三鑫公司的业务范围和具体运作

        三鑫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烟商的鸦片承担保险。最初的三鑫公司吸收潮帮土商八大家和本帮两大家加人,包括郑洽记、郭源(元)茂、郭煌盛、老裕昌、郑协记、郭晋徐、老大云、老洽记(兴)、同昌、洪昌(后两家是本帮),称为“大同行”。1925年后发展为21家。三鑫公司所承保的鸦片主要是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波斯土在高桥的东海滩提货;云土先运至四川,再和川土一道运抵宜昌,最后沿着长江来到上海隆茂码头;北口土则在怡和与金利源码头上岸。

        提取法租界洋商和法国军队的鸦片,保护的重责自然落在法租界当局的治安武装力量身上。这时的黄金荣会派出巡捕房几百名安南巡捕押运鸦片,还出动警车到处巡逻,声势浩大。鸦片从起运到进人库房,都有严密的保护,万无一失。如果是潮帮、本帮商人的烟土到达,船只在何丰林的荫庇下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或在淞沪护军使署附近开驳上站,不受任何人检查,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他们为避免路人眼目计,当鸦片烟车辆经过街道的时候,所控制的电灯为之一暗。可知何丰林公开掩护和他们胆大妄为的情况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进人法租界后,自然又有巡捕护送。这些巡捕的费用,是黄金荣从保险费中支付的。名义上有500人,费用数万元。实际上并不足500人,空额全由法捕房头头吃了。随着鸦片运量的增加,名义上的人数甚至达到过1000至2000名,费用也达到or至20万元。这笔费用自然不可能由三鑫公司掏腰包,便算人鸦片保险费,让“郑洽记”、“郭源(元)茂”、“同昌”等鸦片贩卖商人拿出。而商人们则提高出售烟土的价格,“付出一成保险费,售出鸦片能涨价百分之十五”。鸦片人库后,由公司盖上条戳,还有法捕房开出的盖有戳记的收条,而烟商则付给三鑫公司占鸦片总值10%的保险费。土商交纳保险费后,无论在押运还是库存期间发生的一切被劫被盗等损失,都由公司承担并照价赔偿。

        三鑫公司的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贸易,这是鸦片买卖从地下探头的重要表现。公司与法租界当局协商规定,凡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得出售。这种收取鸦片印花税的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鸦片公卖。让出一部分利润(事实上这部分损失可以通过提高售价弥补回来),可以得到法租界当局和帮会势力的双重保护,土商们被纷纷吸引到这样的依附关系中,进一步助长了“三鑫”的势力。

        包销,即直接参与鸦片贩卖,也是三鑫公司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三鑫”是一个集几十家大同行、数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为一体的庞大集团,其中也包括直属的鸦片买卖机构,如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公司将洋商和土商的鸦片批发给租界里的一些土行,特别是那些大土行来经销,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有着得天独厚的“官方背景”和经济实力,既能保运又能包销,“三鑫”不仅将“毒品网”覆盖上海的租界华界,更染指各地的鸦片买卖。除借助军阀的保护向各地贩卖鸦片,“三鑫”同时包销来自各方军阀的鸦片,所获利润“有的是三七拆,有的是四六拆”,从中受惠巨大。比如1930年前后,张作霖的二女婿、东北军参谋长刑士英就曾将贴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辕”封条的鸦片运至上海,交由三鑫公司销售。如此走私,每年至少8一10次。又如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也都是由三鑫公司包销的。

        收取烟枪捐,是“三鑫”搞的一个新花样。“1927年左右法租界的燕子案至少已有六千余家。到了1928年,则据中华国民拒毒会《拒毒月刊》记载,更达八千余家。”如此庞大的烟馆数量不正是一个敛财的好机会?于是,法租界内的烟馆、燕子案,只要缴纳烟枪捐,在遇到流氓骚扰或巡捕冲击等事件时便由三鑫公司出面保护,并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的百余名检查员,对各烟馆的烟枪实行严格管理清点,代巡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如发现有隐瞒少报数量的,轻则罚款,重则撤照禁营。

三鑫公司的历史影响

        三鑫公司是流氓势力与贩毒业紧密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将近代中国的毒品泛滥和流氓势力双双推向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峰。首先,作为贩毒机构,三鑫公司在毒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营建了一个活跃的、强势的中间环节。虽然强制生产鸦片是军阀统治的罪恶,然而巨大的毒品消费量正是依靠贩毒机构这类“罪恶帮凶”才得以实现的,更不要说三鑫公司这种规模、活动范围、社会渗透力、财富聚敛能力样样惊人的“超级帮凶”,它的活跃必然使本已越陷越深的中国“鸦片社会”雪上加霜。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吸毒人数达到8000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这其中就有三鑫公司的一份罪孽。再者,作为帮会势力控制下的贩毒机构,三鑫公司不仅为黄金荣集团的维持和壮大提供经济保障,更以鸦片利益为交换,促使中外政治势力为帮会的发展铺平道路。到30年代初,黄金荣集团膨胀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团体,咄咄逼人地向政界、工商界、娱乐界渗透,其主要依靠的就是“三鑫”的能量。特别是杜月笙在黄金荣集团中的异军突起,全赖其在“三鑫”阶段的原始积累,当然这种积累不光有物质方面的,更重要的是“关系网”。最后,三鑫公司以“鸦片活动”为中心,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几大势力进行了一种奇特的整合,租界当局、军阀、帮会势力在互相联系、互相受益和互相牵制中运动,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利益网络和同盟(不仅在经济方面,也在政治等其他方面)。这种同盟的形式被后来的国民党当局所采纳,显然不是一种巧合。

【附：192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

        “土”即烟土，鸦片。鸦片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生鸦片也称烟土。自晚清以降，鸦片一直是祸害我中华民族的万恶渊薮。如何禁绝鸦片成了举国民众和历届政府所深切关注的问题。

        1928年，北伐结束，为实施新政和执行总理的禁毒遗训,塑造刚成立的新政府良好形象，南京国民政府在11月召开全国禁烟会议，成立禁烟委员会。一时，政府和民众都踌躇满志，信心满满，称“救国必自禁烟始，欲实行禁烟必自中央人员始”，扬言扫除一切积弊和烟毒，希望重塑干净廉明之革命新政权。然而，禁烟会议的余温尚未褪去，上海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涉嫌政府和军方参与的江安轮贩运烟土事件。

        案件由上海警备司令部长官熊式辉和公安局长戴石浮之间的推诿和互相指摘而展开，并持续升级。此案十分复杂，持续时间长，牵涉人员广，关乎军警之争、派系之争，然而这件对后来国民政府禁烟形势有着重大影响的案件最后却以处置几名无关紧要的船员无疾而终。由此引起了舆论的哗然，这无疑给了决心禁烟的国民政府一记耳光，也给刚宣布训政的国民党蒙了羞，训政的体制和禁烟的决心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

        江安轮运土案凸显了近代中国“鸦片丑闻”的一般特征，暴露了训政体制下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国民政府社会革新措施所遭遇的困境等复杂面相。时人更认为此案不仅“与国家的荣誉政府的威信攸关，就是革命政府的权威与革命民众的力量也可在此案表现出来”。

        训政开始后，在限制军权的形势下，警备司令部非但没有撤销，反而执掌了禁烟缉毒等社会治安管理权。这一方面引发了沪土案，另一方面，桂系为争夺上海的控制权又借沪土案打击“蒋系”的熊式辉，而蒋介石又借此撤职戴石浮，逼走张定璠，以此反击桂系。蒋桂矛盾也愈演愈烈，最终在沪土案几个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桂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训政制度遭到严重挑战，且由于战争的爆发，禁烟也流于形式。

资料来源：

[1]侯艳兴.近二十年来民国时期上海帮会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2008(07):158-162+192.

[2]苏智良,姚霏.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贩毒巨擘——旧上海三鑫公司研究[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127-132.

[3]姚江鸿.训政、禁烟与派系斗争——1928年江安轮运土案研究[J].社会科学,2017(09):16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