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瑞葬礼李光耀的悼词

周围有能人是我的福分。在所有内阁同僚中，吴庆瑞博士对于新加坡的成就影响最大。

他有开阔的心胸和坚强的性格。当他与我持相反意见时，他会挑战我的决定，让我重新检讨下决定时的假设是否正确。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为新加坡作出更理想的决定。

在发生危机时，他永远能做出尖锐、非学术性和客观的分析，让我感到放心。他处理难题时坚定的方式，激励我继续不断排除万难。

如果说世上有较迟开窍的人，那一定是吴庆瑞。他是到莱佛士学院念书时才散发光芒，当时他的经济科成绩全级第一。我是在1940至1941年他担任我的经济导师时认识他。他的喉结很大，以粗哑的声音对上辅导课的五个学生的文章含糊的提出意见。当时，我还没发现他有多么尖锐和清晰的头脑。后来在二战时期，我们再度碰面，当时他是一名领日本“香蕉纸币”的穷公务员。

后来，我们于1949至1950年在伦敦见面时才建立起友情。当时他领取奖学金到伦敦经济学院念书，而我在伦敦准备律师资格考试。

我们拥有同样的理念，觉得由我们来管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会比英国殖民地官员更出色。我们成为要好的朋友。

我们俩与贝恩、杜进才和拉惹勒南，一起策划发起群众运动，要成立政党赢得竞选，然后从殖民地统治者手中夺回新加坡的管理权。

当时，我们对于地下共产分子的广泛触角已让他们掌控受华文教育者世界一事，一无所知。当我们发现共产分子已无所不在入侵华校和大学、宗乡会馆、商会、校友会等时，他们的影响已经把我们重重笼罩。我们与吴博士一起策划如何铲除共产分子，他负责构思，我负责执行，我们一起争论该怎么做。我们在1962年的公投中把他们击败，成功加入马来西亚。我们在1963年9月赢得大选。作为一名竞选演说者，他的表现差劲，不过他的分析能力令人敬畏。他的文章简明扼要、文雅，而且强而有力。

在我们加入马来西亚之后，他发现我们中了埋伏，他捍卫我们权利，极力保护新加坡的利益不被联邦财政部所剥夺。当时的财政部长陈修信是他的表哥，陈修信存心恶意对付新加坡。

经过两年的持续摩擦和两次种族暴动，他在1965年七月会见马来亚当时的副首相敦拉萨和外交部长依斯迈。当时我要求他争取以较宽松的形式把新加坡保留在马来亚联邦内。不过，他在与两人讨论之后自行决定彻底分家是最好的做法。

他获得两人的同意，之后我与巴克负责草拟分家的法律文件。如果英国政府获知此事，事情就会泡汤。为了避开他们的注意，我和巴克与当时的内阁秘书黄水生秘密进行修正宪法的任务，宪法由国立印务馆印制，所有人都不知情，直到消息对外公布。修正宪法的工作必须秘密进行，然后在吉隆坡举行的国会议会上三读通过。

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独立了。

他是我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我铺排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使得我们一起制定的强硬政策得以执行。我委任他处理政府中最棘手的工作：

即从1959年到1965年当经济生存至关重要时主管财政部；1965年转任国防部，当时我们只有两个步兵营，而当中的马来西亚人比新加坡人还多。

当英军1967年宣布将把军队撤出新加坡时，我把他调回财政部工作，协助解决撤军后国内生产总值将锐减20％的难题。

当问题解决后，他在1970年重新回到国防部。他精通军事课题，阅读孙子、克劳塞维茨和利德尔·哈特的经典战略书籍。他订阅军事期刊，以掌握最新的武器资讯。他唯一的军事背景是在卫国军担任中士。他在这些书籍和文章标上记号然后传给我阅读，坚持我一定要掌握足够的知识才能决定该批准哪些项目。我必须先阅读这些资料，然后与他认真讨论该添购哪些武器。他实际上是我们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 。

他一手建立起新加坡武装部队，当时他仅有由阿扎里中校领导的六名以色列军事顾问的协助，学习如何根据新加坡人口规模建立一支武装部队。他建立起武装部队，一支高效的作战队伍。

他成立国防科技局进行研发工作，从零创立数家国防工业公司。新加坡科技集团现在制造军械，也进军宇航、电子和电脑系统领域。

当我把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后，我委任他为教育部长。当时辍学率很高，许多学生离校时还不识字。他与这些“福建兵”有过接触，用福建话给他们指示。他把学校重组统一为国民型。我得说服新加坡人接受英语成为传达指示和政府的运作语言，母语则是第二语文。

在1981年，我委任他掌管负责管理公积金存款和其他储备金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他成立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负责投资和管理我们的储备金。他坚持我担任公司主席，以了解这家公司的运作。

吴庆瑞创立了许多经得起考验的机构、实力坚强的武装部队、跟得上时代的教育部、金管局、政府投资公司；他与挚友韩瑞生一起建立起经济发展局和裕廊集团。韩瑞生原是财政部常任秘书，后来我说服他从政并出任财政部长。

他希望新加坡人懂得欣赏艺术。他推广新加坡交响乐团、新加坡动物园、裕廊飞禽公园、圣陶沙、裕华园和星和园。他游说我为它们提供津贴，让新加坡人培养对优美事物和艺术的认识。

然而，他却过着简单、节俭的生活，并以同样的方式来管理新加坡的资产，避免浪费，确保所花的钱物有所值。他的谨慎行事累计了新加坡的储备金。

吴庆瑞和拉惹勒南协助我挑选并确保我们有一支较年轻的团队来接管政府，不让它失去实力、冲劲或动力。我们以发掘人才把他们引入政府作为起点。他于1984年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提醒行动党新党员“不要把国家的现状当成顶峰，而是把它当作攀上更高处的起点。”他选择在1984年退出政坛。

随着他的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凡、杰出的新加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