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风险mark标注
个人推荐五颗星。
标注
金融是一门具有很强现实性和操作性的专业，站在旁边看的，终究只是看客。入局，并共担风险，才能更加贴切地理解这个变动不居的市场。实践出真知。
作为投资人，要时刻有面对风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督促自己不断学习。做投资，核心要看对未来的认知能力，看谁更具有前瞻性。而学习恰恰是掌握前瞻性的根本方法。无论是多么高收益的投资大师，都应当持续学习。
要承担风险的责任，必须有抗压的能力。做投资要时刻面临压力，如何让自己顶住压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状况，直接决定了投资的成败。投资需要积累，需要我们及时化解压力。
不要听从以提建议为谋生手段的人的建议，除非对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对应的惩罚措施。
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意味着船要是沉了，他们会一块儿完蛋。
什么叫“尾部风险”？它其实是指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从钟形的概率分布图上看，就是靠近两端的极低概率事件。
我认识一些预测错误但是赚了钱的人，也认识一些预测准确但是输了钱的人。这是因为在生活中，重要的并不是你预测准了多少次，而是在你预测准确的那一次里，你真正赚到了多少钱。同理，即使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只要造成的损失不太大，其实就无关紧要，这类似于研究过程中采用的试错法。
如果我们评价人的体系不是依据他工作的结果，而是依据大家对他工作的感受，那么这个人就有足够的动机把他的工作复杂化，这样可以使他显得很忙、很努力、很敬业。在这种情形下，采取简单方法绝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交易中不能由一方享受确定性的结果，而由另一方承担不确定性的结果。
那些同情关心陌生人的人，对自己的亲友却冷酷无情。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道德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基于“本地化”的社会关系。
现在你明白普世主义的问题了吧？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在我们的头脑中建立起了两个概念：个体的人与全球社会。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风险共担”只是你个人面对一个毫无感情的、广袤无垠的现实世界。事实不是这样的，我所参与的“风险共担”都发生在“一定范围”或“一定规模”的人群中，包括家族、社区、部落或者兄弟会等，但绝对不是全体地球人。
奥斯特朗姆的贡献在于她发现了存在着一个最佳团体规模，如果一个团体的人数等于或者略低于这个最佳规模，人们就会像集体主义者那样愿意做出自我牺牲，愿意捍卫集体利益，而且集体和个体的行为都井然有序。集体的规模不能过于庞大（这其实就像组织一个俱乐部一样，你把所有人都拉入同一个俱乐部一定是一场灾难），不仅个体在不同规模的群体中的表现截然不同，而且不同规模的群体自身的表现也千差万别
这个理论也从根本上解释了部落的组成方式：个体隶属于某群体，群体比单独的个体规模大，但它比全体人类的规模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群体里面，人们会分享某些特定的东西，但绝不会分享所有的东西。同时，群体有对外交往的严格规定，比如阿拉伯游牧部落对那些不威胁他们的陌生人有热情款待的习俗，但是如果他们视外来者为不速之客，他们就会变得相当暴力。
“风险共担”对群体的定义是：某空间内存在一种机制，即别人会以你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你；该空间内还普遍存在一个规范，即个体奉行银律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戒条来对待他人。
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风险共担”，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时候甚至拿灵魂来捍卫），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尤其是缺乏经验的观察者，可能会从简单的统计指标中得出这一结论），以为这个选择是群体内多数派做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有些荒唐，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直觉不习惯处理这类问题。忘掉你的科学直觉或学术判断吧！这些都不管用。你所熟悉的那些知识在面对复杂系统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你还不如相信你祖母的直觉判断呢！
发生少数派主导现象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人口的空间分布很关键。如果顽固派集中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那么，少数派主导现象就不会发生。如果少数派平均分散在人群中，这个现象就会发生
否决权重整化展示的核心意思是非对称的“否决权”效应，即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用反复否决其他人偏好的办法来最终使得群体内其他具有适度灵活性的成员接受他的选择
非对称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据穆斯林法律，如果一个非穆斯林男人娶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为妻，那么他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只要新生儿的父母中有一方是穆斯林，那么小孩就要成为穆斯林；第二，成为穆斯林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是最重的罪行，会被判处死刑。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当今社会的道德并非是由大多数人的共识演变而来的，而是由社会中那些最顽固的少数派把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强加给了社会，又因为少数派的极端不容忍，最终成了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美德。同样，公民权利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争取来的
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是用阿拉姆语写的，说的不是狼，而是一头野驴在炫耀它的自由，但是随后这头驴就被狮子吃掉了。享有自由是以承担风险为代价的，这是“风险共担”的真谛——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如果你能给公司带来盈利，那么，你无论对老板多么无礼都可以。他们都会忍气吞声，因为他们需要你，他们自己也害怕失业。冒险者在社交方面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自由常与冒险相关，你今天的自由来自你昨天承担的风险，而这种自由可能把你带向明天的风险。如果你承担了风险，你就会感受到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冒险者甘愿去过冒险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野生动物。
我一直保持着有策略性地说脏话的习惯，我只在写作和家庭生活之外的场合使用脏话。[插图]那些在社交网站（比如推特）上使用脏话的人，正在用昂贵的方式（承担社会压力）传达这样一个信号：他们是自由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往往也很有能力。几乎没有什么低风险策略能够使你向社会公众展现你的能力。所以在今天的社会，说脏话是地位的象征，莫斯科的商业寡头们会在正式的社交场合，特意穿蓝色牛仔裤来彰显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即使银行也会在安排客户参观公司时，带他们参观交易员的工作大厅，就像参观动物园一样。交易员一边拿着电话对经纪人破口大骂，一边撮合成交的场景也是一道风景。
经济学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不平等现象。不平等可以视作一种尾部的不协调现象，富人位于财富分布的尾部[插图]。系统内越不平等，赢者通吃效应越强，我们就越偏离“平均斯坦”。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财富过程是由赢者通吃效应主导的，任何一个在官僚体系帮助下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会倾向于将富裕阶层不可逆地锁定在社会顶层。所以解决办法是，允许系统存在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最强大的、最富有的人有可能因其承担的风险过大而垮塌，这种机制在美国运行良好。
以剑谋生的人会死于剑下，靠承担风险谋生的人也会被风险夺去生计。
林迪附近就是百老汇，有些演员卸妆之后会聚在这家店里聊天，他们对正在演出的剧目和其他演员评头论足，然后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已经连演100多天的演出，总能吸引到足够多的观众支持其再演100多天，已经演了200多天的也还能再演200多天，这就是所谓的“林迪效应”。
我把话说得再彻底一些吧：当一个人的命运不依赖于同行评议时，他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接受其他作家、编辑或者书评人的评判，我只接受读者的评价。读者，也许，但是等一下……不是今天的读者，而是明天、后天乃至大后天的读者。所以我唯一的评判员是时间，书出版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读者群体的规模、稳定性和忠诚度，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评判。那些跟着《纽约时报》书评看时髦的新出版图书的读者，对我毫无意义。我可以用隐瞒风险和编造稳定收入来源的办法欺骗我的会计，轻易地就能诱导他做出对我有利的评判，但是时间一长我的把戏就会暴露。时间，只有时间高于人类的一切智慧和正义，我将由它来评判。
只有当你在乎未来人们对你的评价时，人们当前对你的评价才是重要的。但是请记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从不试图赢得一场辩论，他只追求赢得胜利。
社会公众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商人被财富和利润所激励，科学家则是被荣誉和认可所激励，这绝对是一个幻觉，现实不是这样的，请记住，科学探索永远是寂寞的事业，这并不是说科研人员孤独得可怜，而是说科学探索是由少数派主导的，只有极少数人会真正投身于科学探索，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后台职员。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干这一行的，却又在这一行干了很长时间，这说明他需要比别人克服更多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病人以貌取人的天然倾向带给他的不信任感，他一定是用卓越的医术成功地扭转了别人对自己不利的第一印象，否则他早就被淘汰了，根本干不了这么久。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风险共担”的作用：时间和现实联手帮我们过滤掉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而时间和现实并不在乎长相。
不要雇用你最能理解的交易员，而应该雇用你最不能理解的交易员。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反脆弱》中已经介绍过这一点，我将其称为“绿色木材谬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卖的“绿色木材”是被漆成绿色的木材，而从不知道它们其实是指被新近砍伐下来还没有干的木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就糊里糊涂地发财了。相比之下，讲述这个故事并知道木材所有细节信息的人却破产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需要知道的信息和他所能够理解的信息，往往是不相匹配的。这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是那些我们很想去了解的细节，往往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核心的价格形成机制上引开。在任何交易活动中，你都不必去挖掘隐藏的细节信息，真正有用的信息只会通过林迪效应显露出来。从另一个方面讲：那些表述得很清晰、很准确、连傻子都能理解的信息，恰恰就是傻子们的陷阱
吉米·鲍尔斯是爱尔兰人后裔，性格强硬，我曾经和他在一家投资银行共事，我们都是交易员。他除了从大学辍学，还曾经是布鲁克林区街头的小混混。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向一头雾水的公司高管这样介绍我们的交易：“我们先做了这个，然后做了那个，哼哼哈嘿！利润就来了。”所有人都没有听懂。但是只要我们部门继续保持盈利，这些高管根本就不在意他说了些什么，也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听懂。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根本就不用去试图理解吉米说了些什么。我刚20出头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一个人说的话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他一定是在吹牛（因为他会刻意地把话说得让人易于理解）。
在任何情况下，你如果有了钱之后还想拥有朋友，就一定要隐瞒你的富有。这一点可能人人都知道，还有一点不太广为人知但同样重要的是，你还需要隐藏你的博学和知识。只有当人们不试图去攀比和超越对方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朋友。
所以，只要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就会有人试图向你推销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包括那些超过了效用曲线临界点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只会产生负面作用。
今天，匿名社会把人性中糟糕的一面暴露出来了，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制止别人不道德行为的办法——不是语言威胁，而是默默地举起照相机。因为你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就拥有了在网络空间对他们发起道德评价的权力，并控制了他们未来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你会用照片做什么，由此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
人类历史应该是一部偶尔被战争打断的和平史，而不是一部偶尔被和平干扰的战争史。问题在于我们人类很容易受到大脑记忆中那些印象深刻事件的影响，从而将偶发的事件误以为是具有统计规律的常态
理性并不是那些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描述的因素，理性只有一个内涵：帮助生存，避免毁灭
100个赌徒在1天时间里的成功概率，并不适用于你表弟在100天时间里的赌运。我们把第一种情形称为集合概率，第二种情形称为时间概率（第一种情形涉及的是一群人，而第二种情形则涉及一个人穿越一系列时间）。所以当你在阅读金融学教授、投资大佬或者当地银行根据市场长期回报提出的投资建议时，你一定要格外小心。即使他们的预测是对的（其实不对），个人也无法获得与市场相同的回报，除非他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可以注入市场，而且不存在“爆仓点”。如果有人认为自己能够取得和市场相同的回报水平，那么他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混淆了集合概率与时间概率。
我自己的版本是“如果一条河的平均深度为4英尺，就千万不要过河”。我自己在生活中尽量保持对风险事件后果的“敬畏”，因为爆仓不仅会让人前功尽弃，而且会让人永远出局
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重复暴露在风险之中，无论多么小概率的危险，最终都会带来死亡。
心理学著作中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所谓的“心理账户”[插图]。而站在信息论立场的索普、凯利和香农则认为，为了使某项投资策略实现遍历性并最终跟上指数的收益，代理人应当在盈利的时候采取激进策略追加投资，而在遭受损失的时候采取保守策略缩减投资，这个方法被称为“赌场盈利效应”。在实践中，这种方法是通过事先设定的阈值来实现的，其目的是便于操作。阈值的概念并不复杂：盈利突破某一事先设定的阈值水平时，你就选择更加积极地下注；当你开始损失并跌破阈值时，你就减少下注金额，就好像有一个开关在控制你的下注金额一样。事实上，证券市场上几乎所有活下来的交易员都是这样做的。
用遍历性框架解释就是，在俄罗斯轮盘赌游戏中我的爆仓对于我本人而言不是遍历性的（由于我爆仓出局导致我无法实现时间概率的遍历性），但对于系统而言是遍历性的（对于系统而言，有人爆仓出局体现了集合概率的遍历性）。正如我与几位同事提出的那样，预防系统因遍历性而产生的极端情况应该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事物——要防止自己成为系统遍历性的牺牲品。
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过，整体系统的稳定性有赖于系统各部分的脆弱性（假设它们是可再生、可替代的）。如果人类可以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一次突发的外部灾难，或者我们自身累积的不适应性突然爆发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灭绝。所以，只有当人类个体的生命较短（也较脆弱）的时候，人类才可能在代际间实现基因变异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从而以个体的脆弱性换取整体的强韧性。
《反脆弱》一书展示了人们如何将破产风险和市场正常的变化与波动相互混淆的现象，他们想当然地简化了那些实际上极为深刻和严谨的逻辑。但是，在有些情况下风险对我们更有利，比如，我们可以承担大量非尾部风险，以享受尾部收益。实际上，波动并不一定代表风险，反之亦然。
不要没有力量的肌肉；不要没有信任的友谊；不要相信不承担责任的观点；不要缺乏美感的变化；不要没有价值观的阅历；不要未拼尽全力的人生；不要把资源和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渴望的事情上；不要吃没有营养的食物；不要没有相互奉献的爱情；不要拥有了权力却抛弃了公平；不要缺乏严谨调查的事实；不要没有逻辑的统计；不要没有证明的数学；不要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不要冷若冰霜的礼貌；不要无法付诸实施的理论；不要没有真才实学的文凭；不要没有打击能力的军事行动；不要没有文明的进步；不要没有相互投入的友谊；不要遵奉美德却又不敢担当；不要忽略概率的遍历性；不要相信没有风险的财富机会；不要辞藻华丽却又言之无物；不要把问题搞得很复杂却又没有思想深度；不要忽略决策的非对称性；不要以为质疑会阻碍科学进步；不要缺乏宽容的宗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没有“风险共担”就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