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形而上学（2）——古代贵族的精神冒险，背景性的符号秩序与它自己的对立
【主义主义】形而上学（Metaphysics）（2）——古代贵族的精神冒险，背景性的符号秩序与它自己的对立，比下（形而下学）有余，比上（观念论）不足
我们正式开篇主义主义的“2”：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这本书写在他的《物理学》（physics）之后，但所载内容却比《物理学》更基础，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回溯性地为他的物理学体系搭建了一个地基。亚里士多德以这本书研究的内容为书名，“形而上学”的含义直译就是“元物理学”（“meta-”，高层级的、超越的、原初的……；“physics”，物理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个无聊的东西（quite boring things）。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盛行的时候，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还不存在。“physics”这个词就像汉语中的“物理学”一样，指的是探究万事万物原理的学问。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数学体系相结合形成现代物理学之前，古代人使用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来探寻万事万物的原理。相较于古代的“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可以说除了研究目标相似外，与它没有相关之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写的那本《物理学》就跟一本蹩脚的架空世界设定集一样，抽象水平是很有限的。
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研究手段决定了他们只能把各种本体性的力量当成写家族小说的剧本一样，靠想象力和联想把各种因果性、相关性赋予事物，然后据此搞出一套枯燥、复杂的分类学，至于分类的标准是否严格？有没有相关的实证经验来证明？这都是他们不会去思考的问题。
形而上学在那个时代还是前现代的。哲学家会把一种抽象观念当成绝对的原则，然后贯穿到这个形而上学体系里面，但不会通过外部的实验去确证这个绝对的原则还能不能继续成立。那个时候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证精神、演绎精神是不存在的，它们不会被哲学家当做一面镜子来审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身。但是因为形而上学所探索的内容看不见摸不着，不能通过感性的方式去把握，所以这反而使得科学实证、逻辑推理、演绎法、归谬法这些方法在形而上学内部茁壮成长起来，被用作形而上学内部的运思。
所以形而上学对于世界的背景性秩序是能够加以反思的。它反思主要的结果就是：世界的背景性秩序有一种二分、有一种对立，这个场域是分裂的。
分裂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没有宇宙论。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是一圈圆环套圆环、一层球套一层球。“球体”（spheres）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图式。所有东西都要往球体的中心下坠，通过“重力”（gravity）这种下坠运动把握到中心性，你会发现在宇宙论这里，中心永远是一种偏离的运动而不是对称的运动，对称的永远只有表面。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形而上学场域论的“2”，这种“分裂”不是说有两个宇宙或者一个宇宙分裂成为两个部分（比如“人间”和“天堂”）。形而上学场域的分裂意味着：场域本身是二重化的。
这种“二重化”有很多种模式。比如说“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二重化。很多人就简单地认为：外部世界+内部世界=整体。但是二重化意味着：外部世界可以等于整体，内在世界也可以等于整体。因为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可以是同一个东西，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或者就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只不过场域背景性的秩序有一部分选择化身成为一种可被主体用思维切中并用符号系统把握到的符号；另一部分不符号化，选择变成一个符号系统永远没有办法去把握的“剩余”。
场域的二重化意味着符号系统和它的剩余之间的对立被把握到了。建构一致的、整全的符号体系时，总会有一个剩余。这个剩余会被体验成无处不在的、免费的、不言自明的，而这个符号系统本身会被体验成局部的、有代价的、需要被支撑的。所以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对立是符号学秩序和场域本身的对立（符号秩序vs场域）。
符号学秩序本身不会以任何方式显现，它是个暴力。但是它可以被语言所言说，被思维所切中。（符号系统是“不存在者”，而符号系统的剩余是“无”）这就会导致一个千古难题，那就是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争议。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设想符号秩序存在在另外一个超越时间性维度的永恒的场域里？但这就是本体论上的差异了。
打个比方，符号秩序是市场“看不见的手”，而场域就是经济本身。经济活动本身不能直接被把握到，必须要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规律来切中。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家政学”（the economy）和“命运”（the fate，相当于市场“看不见的手”，在暗中调控一切）之间的对立就是他的形而上学体系里场域和符号系统的对立。
命运和经济的区分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1-4-4-4复仇主义。复仇之后的人如果能清醒地把命运和经济这两个维度区分开，并把握到它们之间的张力，那他就能够把握到形而上学场域论上的这种分裂。（即走“哈姆雷特”式的道路。详见1-4-4-4复仇主义）
符号学秩序和场域的二重化本身会化身成多种样态。它会在不同的形而上学里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我现在不可能一次性把它们都写出来。
符号学秩序本身具有一种封闭性，它在自我循环。但是它同时具有一种“开创性”。它可以作为一种绝对意志而自己设立自己——我要我想要的（I want what I want）。任何符号学秩序都有这两个维度：
一是可以包容规定性多于它的子集，把它们作为自己内部的元素，构建起一个类数学集合论的体系；另外一方面符号秩序内在还要有作为“大前提”的东西，即一种原初的创伤性的暴力。
符号秩序的暴力就意味着它要强行把自己灌输到主体的思维内部，它不允许你反思它。所有的形而上学家都在追求符号秩序本身的压力之下场域的进一步开放，以挣脱符号系统的束缚，把论域拓展到场域的维度。所以形而上学是一种贵族的改良精神。
它会导向某种政治学，有可能是“左”的也有可能是“右”的，但它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你没有办法把2字头的形而上学当成意识形态散播到公共领域里面去，因为它的语用学结构太复杂了。就像你可以把足球踢来踢去，没问题，但是却没法把手办踢来踢去，因为它太精巧了，会碎。
形而上学结构基本上都蛮精巧的，我这里已经是最简化的结构了，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们还是蛮复杂的。等于说我留个鸭架子给你们吃（但它还是有肉的），我只能把其中的精髓给你们拎出来。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形而上学“比下有余”，它把握到了场域的分裂。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场域二重化，一个是命运（符号秩序），另一个是经济（场域）。命运是秩序本身、符号学的强力，是律令（law）的维度；而经济是“神的家政学”，也就是共同体（society）的维度。
律令的维度无论是浮于表面也好、藏于背景也好、从缝隙里渗出也好，它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它原初的创伤性的暴力是能被形而上学家所体验到的。所以只有形而上学家才会认真、审慎地思考“创世”的问题。“创世”问题着眼的就是场域是如何开辟的。
形而下学不会思考最终级的背景性秩序是怎么产生的，但形而上学不仅要思考场域如何从律令的暴力之下涌现出来，它进一步还要思考律令本身如何才能够使得场域张开、涌现出来。这就是所谓“比下有余”。
形而上学和观念论相比，“比上不足”的一点就在于它忽视了背景性秩序内在“二重化”的核心在于“律令”和“场域”的维度都需要由主体性来作为中介。形而上学天真地认为主体只不过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居间调和的静态、僵死、游离于二者之外的“认识者”，律令的场域化是自动发生的过程，与主体无关。
但是观念论发现了主体性的力量一定要参与其中，因为律令这种既封闭又开创的撕裂一定是主体化的维度。绝对精神必然需要主体来充当中介。所以主体通过第一人称反思，运用各式各样的辩证法（dialectics）可以去勘破或者还原那些在原来的形而上学体系内被体验为“非法操作”的东西。
形而上学是匍匐在一套逻辑学（在古希腊哲学那里就是“逻各斯”）之下的。为什么？因为场域空间化之后其中运行的背景性秩序就是逻各斯（logos），而逻各斯是一种比较僵死的语用学体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最后就把这个语用学体系简化为我们熟知的“三段论”。基本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依靠三段论体系来构建的。
虽然它会有一些原始的辩证法，但是这些早期的辨证法也是依靠某种逻辑学来作最终依据的，和主体性没有关系。逻辑学是客观的“真理”，不需要主体性作中介，所以那些在逻辑学统摄下的原始辩证法也不需要主体性作中介。不是主体“发现”了辩证法，而是辩证法引导主体“发现”自己。这种“客观精神”主导着空间化的场域里的运行机制、世界秩序，主体只能匍匐在它脚下，聆受它的“旨意”，没有资格参与整个过程。
但是观念论明确地意识到你的思维、精神、意志、自由抉择等内在维度，或者你这个人的生存、死亡、痛苦、快乐等等生存维度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笛卡尔是观念论的先驱，他开始质疑背景性秩序（God）给自己的“旨意”是不是真的。所以他才尝试用“我思故我在”来初次解答自己的疑惑。而观念论的开创者是康德，直到康德才发现：原来我不仅仅是自己，还是世界凝结的核心。
用康德自己的比喻，他的观念论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什么？经院学派垄断学术话语权的年代，所有人都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但哥白尼一下子从观念上扭转了这种思维，他大胆地宣称：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把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相对运动切换了视角。事实上“地心说”、“日心说”都没错，因为两个星体在相互围绕：从太阳的视角看是地球围着它转，从地球的视角看是太阳围着它转，这是同一个运动的两个视角。但视角的改变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使得旧有的很多疑惑一下子得以豁然开朗。
所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把本体论拉回，不要再研究形而上学的非主体性了，而是首先要去探查自己内在的一些知性的范畴——由人类思维的符号和语言所建构起来的范畴。是这些范畴结构出了你的关于世界的体验，结构出了你的空间意识、时间意识，使得“世界”能有层次、有秩序地在你的主体性中铺展开来。归根结底是先验统觉统筹所有的环节。
我以为我在公共空间里面玩联机游戏，和其他玩家登陆的是同一个服务器，没想到我一直玩的是单机游戏。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类梦(dreamlike)的世界，它是围绕着主体性结构起来的。当然你可以相信在这层梦境之外确实有某个背景性的“真实世界”存在，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康德的观念论最终导向某种伦理实践——背景性秩序为什么要把我建构成这个样子？我怀有一种伦理热忱，执着地相信整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内心就觉得这个世界有意义的，没有什么为什么。
所以在康德那边，主体的这种伦理姿态能够察觉到自己是无知的。因为无知，所以主体能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你什么都知道，就没有什么好负责任的了。你就知道“对”和“错”的标准，那就没有善恶可言了。主体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在不清楚最终到底会怎么样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去做出“信仰的一跃”，并对此后带来的结果负责，伦理的维度就这样敞开了。
所以在康德那里，本体性的维度就往后延伸到了目的论的维度，本体论自己也沾染了无法摆脱的目的论色彩。背景性秩序的真相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伦理实践，不仅要求真，还要探求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伦理价值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从而把握到世界背后的本体论的维度，以面对死亡。
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它把人的精神、人的意志、人的自由、人的抉择、人的品德、人的责任、人的使命等等“诡异的”主体性的维度看得非常重要。
伊曼努尔·康德
所以观念论会把创世、持存、毁灭等维度通通主体化。绝对精神的运动主体性也参与其中，只不过我们没有对此的意识，出生预装载的系统没有相关内容，也没有使用说明书，你出生之后只会发现这个结构好了的世界世界就已经莫名其妙地敞开在自己面前了。你能说你是被无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你可以不对它负责任吗？不，恰恰相反，你对这个世界负有无限的责任。你和这个世界背后创造性“神明”是平级的，神明是无限，我是有限的。神明制作了这款游戏，无法亲自下场体验，所以必须依靠这些游戏内生成的玩家来替祂体验。在海德格尔看来，因为我是有限的，所以我比你更本真，我受到的挑战比你大多了。这款“游戏”的“结局”和“玩法”是开放的，神明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所以作为“玩家”的每个主体的人生都负有给“神明”这个“作者”一种“结局”、“玩法”的责任。
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存论姿态。不是这款游戏的规则赋予玩家目的，而是玩家的生存论姿态赋予了这款游戏以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亲自“玩”这款游戏的“玩家”，每个主体之于游戏的重要性远高于它的“设计者”。
观念论就这样把主体性的维度穿插到形而上学的大厦里面去了。我们在遍历、体验整个形而上学大厦对应的64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地察觉到，每一种形而上学都在压抑专题化的主体意识。所有的意识都是主体化的意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意识都是专题化的主体意识。一般的主体意识是被动的、僵化的，它没有那种试图冲破一切枷锁和牢笼的激进性；而专题化的主体意识则是主动的、灵活的，它运用人类思维独有的理性、审慎、自由，可以将主体性的全部力量聚焦在某一个方面，由此可以冲破曾经被符号秩序在无形中灌输的那些束缚。后者在形而上学家那里是被压抑的。把主体性的维度，穿插在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目的论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形而上学家做不到。
我们在描述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是在描述这种压抑主体性的机制。形而上学家虽然很聪明，虽然能够用他的智力去想象、去思考、去模拟这个背后这些“神仙打架”的过程，但是他不敢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形而上学家的所有的抉择、体验、理论姿态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实践的姿态了，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宇宙历史的命运。形而上学家不敢承认甚至不敢想象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在给整个宇宙写生，在描画摹本，这个过程中自己是静态的。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形而上学的缺点并不在于它本身。教科书上说形而上学以一种静态的、僵死的、片面的姿态去理解世界。这并没有说对，因为它少了个字，应该是“形而上学家”，创造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的主体性是被克制的、被压抑的，他们不敢于把自己的主体性穿插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把他的人生意义、人生抉择和它他的理论结合起来。
形而上学家，本身是片面、静态、僵死的，他们可以是博物馆长、是收藏家、是天文爱好者（比如《人民的名义》里的孙连城）。他们往往是眼睛看着天上，迷迷糊糊的那种状态，他们沉迷在形而上学的符号学游戏里，早已把它当成避难所，匍匐于它的脚下了。
但是另一方面，形而上学家又可以通过这种姿态，和现实的经济决裂，把命运的维度强势介入（intervene）其中。所以形而上学家虽然是观察者,但他们又随时随地准备以“词”的维度颠覆已有的经济学（对共同体的治理）。
在现实存在的经济学——这个已经“全域化”（globalized）的当前事物运行的常态之外，还有更高的符号学秩序，这就是“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全域化”指的是现有秩序铺设到了整体的每一个角落，而“普遍化”则是在“全域化”的基础上，用更具普遍性的秩序替代现有秩序，弥合那些不一致性和隐患，使得整体的运动更加“整体”。）所以形而上学家的任务就是不停地用普遍化的维度介入经济的维度代替现有的全域化的维度，把新的秩序注册到共同体当中。
因此形而上学家的身份就相当于“神的管家”或者“神的使者”。他们“跪受笔录，上传下达”，通过形而上学运思把握到贯穿整个宇宙的“政治”（politics）——也就是“神的旨意”，这对应着“普遍化”的维度；而人类共同体的治理模式是“神的家政学”，即“经济”（economy），对应着“全域化”的维度。神无法亲自现身操理“家务”，调整人类共同体的治理模式，那么只能通过祂的代言人，也就是形而上学家们，把握到自己的“旨意”，再把自己的“政治学”理念贯穿到自己的“家务事”里。所以形而上学家就自诩充当了“神”与“人”之间的信使，传达神的旨意，并代替神管理自己的家政。而蕴含了神的旨意的“诏书”，就是不同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体系。
形而上学家的局限就在于，他们不知道政治和经济都是被爱欲（eros）这个维度、被精神分析这个维度所贯穿的。观念论就等于精神分析（idealism=psychoanalysis）。贯穿整个宇宙的政治（politics）是纯粹的形而上学，而凡俗的经济学，反映在历史上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等等，这些东西也要被主体性维度所贯穿。在康德那里有新的自然哲学、新的伦理学、新的美学，它们都是主体化的。
当你像康德那样去做把主体性贯穿到“政治”、“经济”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你自己新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的话，那么你就进入到了观念论的领域，你就能够获得一个新技能，叫“内省分析”（speculative analysis）。
形而上学家们自己怂了，他没有意识到他所朝向的那个超越性的维度，实际上是政治的维度。他没有意识到他不是在聆受神的旨意，而是在借用了神的名义在干神的工作，只不过他自己不自知或不敢想罢了。
形而上学家是成批成批“怂掉”的的聪明人，他们把现实秩序，一些逻辑学、二分法当做理所当然的（take for granted），他们还在“跪受笔录，上传下达”，还在对神明唯命是从，而不敢“揭竿而起”、大喊一声：“夺他鸟位！”这和他们在历史现实当中的身份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学家往往是贵族、奴隶主、神父，他们垄断了掌握知识的权利，垄断了社会话语权，垄断了将底层劳动人民的智慧理论化的途径，他们的立场就是改良主义的守成者。
所以释迦、乔达摩·悉达多、商羯罗这些人都怂了，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勇敢。历史上还有很多聪明人，比如老子。我经常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写老子有多伟大、视角有多超前（更有被狭隘民族主义、反智主义阴谋论叙事洗脑的伪史论者宣称西方哲学家的智慧是从老子那里剽窃的），但他同样也没有脱离自己所属时代的人类精神的束缚，他们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颠覆性的历史事件还没有发生。
2字头形而上学的“2”代表符号化的背景性秩序和它自己的对立。一方面它是永远凌驾于一切之外的fate，不会现身、揣测不到的绝对律令；另一方面它是已经场域化的，包容其它的具体事物并让它们在其中有序运行的economy。
如果你是个物理学家，你能够在严格意义上理解本体论的开放性，那你就已经进入形而上学阶段。一个把物理学本身看成绝对律令的物理学家如果能够突然意识到自己研究的背景性秩序永远不会是整全的，它的背后还永远会有剩余，而这个剩余能随时随地地修改背景性秩序本身的内容，这种原初的暴力就能让这个物理学家进入形而上学。
否则如果你对于物理学探讨没什么兴趣，只是以一种嘲讽揶揄的姿态说物理学本体论的开放性：“你们今天研究的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其实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真理……”那你还是1字头。因为你还在幻想有个“上帝”作为大他者在为一切“兜底”。而真正的物理学家会相信物理学就是全部。
要进入形而上学就必须察觉到那个可以为你体验到的一切兜底的“整全的秩序”不是整全的，它是有例外的。而这个例外不可把握、不可切中、不可被符号化。场域可以以一种“整全”的模态被主体切中，这时它好像已经囊括了一切，好像封住了自己的所有缺口，已经完全封闭起来了；但是它又可以一种“匮乏”的模态被主体想象，这时它虽然囊括了一切，可一切却并没有被很好地安排，总有一种冲动在诱导主体去想象完全不同的一切，而主体又无法得知它是什么，于是只好自己探索。而探索的过程就为那个看上去封闭的背景性秩序创造了无限可能。每一种可能都是一种“命运”，对应着不同的创生、持存、发展、毁灭的方向。
形而上学家弄错了一点，他们想象到了这种“剩余”，也体验到了这种“冲动”，却误以为这种冲动是背景性秩序自己设立的，形而上学家只是被引导着发现了它们。实际上，这种冲动恰恰是主体性为秩序设立的。形而上学家自以为是在聆受神的旨意，其实他们是在为神建言献策，并替神推而广之。
很多普通人往往会把金钱的逻辑当做世界运行的铁律，他深陷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网络里无法自拔。但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个秩序本身是有剩余的，总有那些金钱的逻辑所无法解释的东西，比如“劳动”。劳动的贵贱定义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相同的劳动时间下不同的工作得到的工资不一样？劳动力的定价权掌握在谁手里？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工资就不同？如果工人的劳动实际创造的价值与他们的工资不匹配，那么多余的价值去哪儿了？
这时他的问题意识就导向了“金钱”这个“整全”的符号秩序的剩余：劳动。然后他就有机会把握到“剩余价值”的维度，或者察觉到市场背后有一张双“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一切。在把激进的主体性放入这些问题当中考虑之前，你还不能进入观念论或者实践的维度，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你通过把握到符号秩序的内在不一致性，并试图重构这个秩序本身的思想尝试就是在进行形而上学活动。你就是在和前中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那么这样，你就能够进入到古典经济学的维度了。古典经济学和英国经验主义学派、功利主义学派在形而上学上是有密切关联的。
但是正如在1-4-4-4复仇主义那节说过的那样，一定得有契机让你陷入到那种极度紧急的动员状态里，再通过对“牺牲”的思考，你才能够进入到2字头。
我们今天扯了这么多，明天就开始正式讲解2-1开头的在场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