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转向

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到2030年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作为参与国，我国要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的终结（李小云，许汉泽.2020年后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1）.），2020年我国的扶贫对象将由绝对贫困群体转向相对贫困群体，并呈现出散点分布、老少病残等特殊群体将成为主要贫困群体等特点。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仍然要坚持推进，不断优化扶贫机制，助力应对相对贫困问题。过去的五年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成效显著，为相对贫困背景下2020年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优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是由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短期性向长效性的转变，重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前期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在目标上主要是着眼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无更持久的扶贫机制。《青海省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就提出了到2020年要使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此外，“就业导向，重在技能”反映出的职业教育的工具性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群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但却缺乏对教育对象本身的关注，对受助群体的人性关怀不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主要是发展性的贫困，需要贫困对象的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需要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坚持育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造血式、长效性功能。

二是由移植式的扶贫模式转向探索因地制宜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道路，丰富中国经验，形成本土智慧。2013年“精准扶贫”的概念提出后，国家和地方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与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民族地区也初步形成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体系，但并未形成能够发挥区位优势助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方面，尽管贵州、宁夏、内蒙古等省区在尝试形成特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经验，但其规模与水平都十分有限，没有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理念原则与发展目标，保障机制上也缺乏科学的设计；另一方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塑造了扶贫对象不同的思想意识。因此，扶贫对象动机、需求千差万别，有主动脱贫者，也不乏持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消极心态的被动群体。而要构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而不返贫，政策着力点还是要放在总结自身发展教训，打造自身区位发展优势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上。

三是由政府包办式的职业教育扶贫模式转变为多元参与、合力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无法完全依赖政府包办。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社会共同治理理念的发展，也不允许财力有限的政府独自应对贫困问题，引入社会组织特别是市场力量的参与、激发市场参与活力迫在眉睫。在消除绝对贫困时期，民族地区并未完全建立起职业教育多主体合力扶贫的机制，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缺乏吸引力，企业纳税减免、项目优惠、补助资助等配套政策尚不完善。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妥善厘清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中政府、学校、市场等之间复杂的关系，缺乏形成系统性的立体治理思维。但是随着绝对贫困得到解决，相对贫困的职业教育需求必将更加复杂，愈加需要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等多方协同合力攻破难题。

四是由扶贫对象的流动性与相对性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应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信息化的发展。在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体愈加趋向在乡村与城市的频繁流动，直接带来的挑战就是提高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技术成本。尽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入信息技术，但仍不足以对相关困难群体的职业教育服务。“大数据”“区块链”“5G”等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并未有效助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成为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普遍性问题。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往往无法精确识别有职业教育需求的贫困户，更难以为扶贫对象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服务，工作落实会循环往复地陷入高成本、低效率与低质量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