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一）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活动家，周恩来的老师。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的8年（1935年-1943年）中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指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突然死在苏联。1882年6月18日季米特洛夫诞生在保加利亚拉多米尔县科瓦切夫齐村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季米特洛夫的父母吃苦耐劳、为人正直。季米特洛夫兄弟姐妹共八人，他们多数都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家境贫寒，季米特洛夫刚满12周岁就被迫离开学校到索非亚一家很小的印刷厂当学徒工。他酷爱读书，不仅攻读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和文学等各方面的书籍，而且认真阅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布拉戈耶夫等人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他经常在劳累一天后又到社会民主党俱乐部工人夜校听课。季米特洛夫很早就投身于工人阶级的战斗行列，在1894年底12岁的他就积极参加印刷工人的首次罢工。1897年季米特洛夫已经是索非亚印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当时尽管季米特洛夫还非常年轻，但为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表现出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1900年季米特洛夫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的书记，1902年季米特洛夫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在入党时季米特洛夫表示：“我希望做个党员是因为我深信工人阶级不能靠阶级调和的办法，而只有靠革命的办法才能从剥削下解放出来。”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即“紧密派”和“广泛派”在组织上分裂，季米特洛夫坚定地站在“紧密派”一边。1904年7月季米特洛夫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季米特洛夫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同月23日他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季米特洛夫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和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从此他毫无间断地担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一职，直到1923年该同盟被法西斯分子解散时为止。1909年7月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直到逝世后他一直是党的中央委员。季米特洛夫除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工会工作外还十分活跃地从事政论工作，他写了许多小册子、文章和工人指南，发表在党和工会的几乎所有报刊上。季米特洛夫多年担任《印刷工人报》和《矿工报》的编辑，一度还担任过《邮电工人报》的编辑。党的机关报《工人报》的工会版，主要由他参与编辑，在他的领导下工会传播报刊别具一格、意趣盎然、思想坚定。在领导本国工人运动的同时季米特洛夫还密切关注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909年12月季米特洛夫出席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季米特洛夫根据代表会议精神倡议把巴尔干各工会组织的活动统一起来，这直接促成保加利亚全国工会同盟和塞尔维亚工会的1911年协议。

（二）1910年季米特洛夫被选进国际矿工联合会执行局，1911年季米特洛夫代表保加利亚工会同盟出席第七次国际工会代表会议，在会上他反对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路线，顶住工会国际的压力，抵制与改良主义者领导下的工会进行无条件合并的要求。1913年季米特洛夫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曾被选为紧密派社会党议会党团的书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保加利亚倒向同盟国，季米特洛夫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投入党发动的所有反战行动。1914年11月在为表决补充军事贷款而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上季米特洛夫代表议会党团发表讲演，他说：“我们不愿意为那种非但不能保障保加利亚的自由和独立，反而会丧失这种自由和独立，会失去整个保加利亚的政策花一分钱、流一滴血。”1915年7月季米特洛夫出席第二次巴尔干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会上根据他的建议时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季米特洛夫立即撰文和发表讲演欢庆这一胜利，他指出：“这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是世界革命的开端。”1918年9月保加利亚出现革命形势，在狱中的季米特洛夫建议党中央发动武装起义，但未被采纳。1919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季米特洛夫开始刻苦钻研列宁的著作，并号召保加利亚全体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听从列宁的有力召唤，深刻领会列宁的思想。”1921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他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红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在莫斯科期间他会见列宁，这次会晤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又称赤色职工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革命工会国际联合组织。1921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革命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认为赤色工会国际应该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同时与共产国际采取一致行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大会选出赤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执行局作为领导机关，执行局设在莫斯科，并在中欧、英国、巴尔干和多瑙河地区、拉丁美洲分别设立分局（又称书记处），后增设东方局。赤色工会国际共召开六次代表大会，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1937年赤色工会国际停止活动，1938年2月宣告解散。1923年6月保加利亚发生法西斯军事政变，季米特洛夫起初赞同“中立”立场，但不久就认识到错误，并同科拉罗夫一起纠正党中央的错误方针。以后季米特洛夫受党的委托参加由共产党和农民联盟代表组成的军事革命总委员会，领导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法西斯九月起义。九月起义失败后由于被法西斯当局缺席判处死刑，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国外。

（三）1923年10月季米特洛夫同科拉罗夫在维也纳成立保共国外委员会，担负起党在国外的领导工作。保共国外委员会出版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季米特洛夫任该报纸编辑，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党和反法西斯运动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同年12月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他努力使书记处正确发挥作用，促进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1924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5年春季米特洛夫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会后季米特洛夫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构中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后在政治书记处下设立若干地区书记处，季米特洛夫受托负责波兰-波罗的海地区书记处。从1927年1月起季米特洛夫直接在保共中央工作，他负责保共中央书记处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的工作以及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旗帜报》的编辑出版，1929年季米特洛夫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的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初季米特洛夫积极参与组织反对战争的世界代表大会和群众性的反战运动，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法西斯制造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3月9日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当时正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1933年9月21日德国法西斯在六个月的精心策划后在莱比锡开庭审讯，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严厉驳斥法西斯对共产党的诬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法西斯头子戈林以“证人”资格出庭时被季米特洛夫质问得连自己在法庭的身份都忘了，冲着季米特洛夫吼道：“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素来被法西斯称为“最干练的宣传家”的戈培尔不但同样被季米特洛夫驳得哑口无言，而且还承认纳粹党是许多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反驳中最后说：“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为全世界共产党人树立同法西斯顽强斗争的光辉榜样，他揭穿“国会纵火案”的大骗局，捍卫保加利亚人民的尊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当时曾有人说：“如果世界上有什么英雄的话，季米特洛夫就是英雄。”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法西斯政府被迫将季米特洛夫释放。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来到莫斯科，4月29日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他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这时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深孚众望的成员，实际上领导着共产国际。

（四）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著名报告，并就大会的讨论做了题为《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总结发言：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强调法西斯主义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上的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沙文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的公开的恐怖专政。他指出在法西斯进攻面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当前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选择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或法西斯主义。他反复指出要反对资本的进攻和反对法西斯，必须以“保卫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的当前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实现工会的统一，建立起工人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及时有效地指导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后大力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解散地区局，取消向各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精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构，加强同各国党中央的联系。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佛朗哥反革命叛乱，佛朗哥得到德、意法西斯的武器、军事专家和军队的支持。在季米特洛夫的倡议和组织下3.5万来自苏、法、德、英、中国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志愿人员来到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抗击法西斯叛乱分子和德、意武器干涉者。季米特洛夫也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称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当时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赞扬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季米特洛夫曾经片面强调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忽视反法西斯的一面。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后季米特洛夫就克服原先的片面评价，重视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号召各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抵抗运动。1943年6月共产国际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自行解散，季米特洛夫直接领导共产国际自行解散的全部工作和解散后的善后工作。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领导保加利亚人民的抵抗运动上，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和祖国阵线在首都索非亚等中心城市组织胜利的武装起义，推翻君主法西斯专政，成立祖国阵线政府。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到阔别22年之久的祖国，他先后主持召开保加利亚工人党的九中和十中全会，他亲自领导改组军队。根据他的提议，对部长会议和各部的结构及工作做了变动，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制定一系列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法律，他提出消灭君主政体和选举大国民议会的任务。

（五）1946年9月保加利亚举行全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宣布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7年12月大国民议会通过季米特洛夫亲自主持制定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1948年12月季米特洛夫在保加利亚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在报告中季米特洛夫总结党走过的英勇道路及取得的成绩，阐述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的性质，认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规划保加利亚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在“五大”上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大会一致选举季米特洛夫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二战之后斯大林的计划是派出像季米特洛夫这样的代理人，把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分得的地盘（整个东欧）纳入苏联体系。但他万万没想到受自己庇护多年的季米特洛夫并没按照莫斯科的意旨行事，而是想要在东欧建立一个与苏联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季米特洛夫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他也找到一个坚定的盟友，即让斯大林讨厌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当然他们的密谋一直瞒着斯大林。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索菲亚发表讲话，陈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巴尔干联邦”的重要性，这一讲话令西方感到振奋，他们期望东欧在将来能够建立相对独立于斯大林的帝国。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勃然大怒，他把季米特洛夫召到莫斯科，大骂他像个“夸口的婆娘”，说这位曾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老党员根本还是个“幼稚的共青团员”。季米特洛夫辩解说这并不是一个脱离苏联领导的国家集团，但斯大林并不相信。不久之后从南斯拉夫传来的消息更证实斯大林的怀疑，一个潜伏在南共高层的苏联特务向莫斯特提供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密谋的全部内容：“巴尔干联邦”不仅将包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在未来还会加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甚至匈牙利等国家。斯大林在1948年可以确定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在搞的这个“联邦”一旦成立，联合起来的东欧各国将让苏联丧失在这里的宗主国权力。在这时候已经打算与苏联分道扬镳的铁托早就对斯大林怀有戒心，而季米特洛夫还仍然相信斯大林不会对自己怎样，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定期前往苏联疗养，在去苏联之前也像以前一样绕道到南斯拉夫去拜访铁托，商定两国要在“巴尔干联邦”的问题上同进退。铁托是否告诫季米特洛夫要当心苏联人已不可知，但他肯定没想到这一次自己的盟友居然真的一去不回。1949年7月2日苏联对外宣布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病逝世于莫斯科近郊的巴尔维哈疗养院，享年67岁。季米特洛夫躺在苏联疗养院病床上的时候他留在保加利亚国内的副手、在他赴苏期间代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特洛乔伊·柯斯托夫突然被免职，而后又被捕。在巴尔干联邦计划上柯斯托夫坚定支持季米特洛夫，当时年仅52岁、年富力强的他甚至被看作是季氏的接班人，但一夜之间就变成“叛徒”和“特务”。季米特洛夫在苏联去世之后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公审柯斯托夫，指控他瞒着季米特洛夫和铁托密谋，出卖国家利益，企图把保加利亚变成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因此将他判处死刑。

（六）这一审判很难站住脚，身为副手的柯斯托夫完全没有可能在季米特洛夫不知晓的情况下单独与铁托密谋国家合并，而且审判并不提“巴尔干联邦”。很显然斯大林不想让人们联想到其实是季米特洛夫在和铁托搞连横，所以他才杀死季米特洛夫（按照当时西方报纸的推测，可能是慢性毒杀）。毕竟年身为反纳粹斗士的季氏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崇高声望，斯大林不可能像审判柯斯托夫一样审判他。柯斯托夫被处决后经过几个月的短暂过度后忠诚于莫斯科的切尔文科夫继任保共总书记，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谋划的“巴尔干联邦”成为泡影。米特洛夫死后不久遗体就由苏联专家匆匆做了初步防腐处理，这也是一个疑点，一向对遗体保存技术保密的苏联人为何突然对季米特洛夫开了先例呢？总之保加利亚人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装在密封水晶棺里、据说可以永久保留的尸体，它被放入只花3天时间就建好的季米特洛夫陵墓，所有进一步防腐处理工作也都是苏联专家完成的。1990年东欧剧变后这具遗体还是被火化了，季米特洛夫之死便永远成谜。根据《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显示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季米特洛夫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季米特洛夫一上任就为中国革命办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推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一件是大力组织对中国红军的援助。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开始负责中国问题之后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提出很大的疑问，在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短期内根本没有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而民族危亡又迫在眉睫之际把蒋介石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否有利呢？1936年4月他终于正式表明他的看法，主张废止公开反蒋的口号，以南京政府而不要以各地的反蒋派作为党的主要统战对象。7月莫斯科与陕北中共中央恢复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得到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后季米特洛夫立即召集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研究决议中突出强调的“抗日反蒋”方针，随后更进一步会同中共代表团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这一意见迅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争取南京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由此全面展开，使得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口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两党关系的关键其实主要是一个实力对比的问题，当时红军的力量处于绝对劣势，所处陕北甘北的自然条件又极端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即使改变对蒋态度，蒋介石也未必真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来，因此巩固并壮大红军的力量就成了当务之急。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季米特洛夫都十分清楚。1936年8月下旬毛泽东正式向莫斯科求援，季米特洛夫当即会同苏联有关方面，研究确定通过中国西北边境援助红军的具体办法。尽管此举意味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一时将无法停止，甚至可能给苏联外交带来困扰，但季米特洛夫相信这是不得已之举。

（七）随后他一面尽心竭力为中国红军组织援助物资和筹集援款，另一方面则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的谈判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方不停止进攻，如何显示有诚意？他强调：“有关红军问题的谈判关键在于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组织系统和军官成份，并且绝对不允许国民党干涉红军内部的任何事情。只是在对日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同意成立统一的、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指挥部，红军服从其指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时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1937年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条件地肯定国际书记处的提议。

（八）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作为欧洲国家的党的领导人，继承俄国革命的经验，季米特洛夫和几乎所有苏联党的领导人一样对中国党长期脱离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一直忧心忡忡。也正因为如此季米特洛夫相信必须选派熟悉莫斯科意图、懂得依靠工人阶级重要性的干部回去监督党、帮助党，以免国共合作后党会出现迷失政治方向，最终被蒋介石欺骗、瓦解的严重情况。1937年10月10日在确定王明等人回国的问题之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进一步规定王明等人在这方面的使命。决议对中国党提出八点要求，加强统一战线问题只占八分之一，其余各点大都是告诫中国党要依靠工人阶级来扩大影响、巩固战斗力的。决议特别强调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要设法扩充军队，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敌人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陈云等乘苏联飞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对于王明等人的到来时毛泽东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甚至把王明他们比喻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据当时在延安的人回忆称在随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也讲得很热烈、很兴奋，可以肯定毛泽东这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心情绝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在这时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领导人自然要被另眼看待，但是仅仅十天之后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就开始出现意见分歧。按照有的书上的写法时十天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王明与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分歧主要还只是发生在如何兼顾党的利益和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具体的策略问题上，人的正确认识总是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可能真正形成的。第一次面对这种以四万红军与国民党二百万军队“合作”，共同反对强大民族敌人的新局面，采取何种策略方能利国利己，很难说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有了十分的把握。因此当得知王明带来的是受人尊敬的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会采取“抵制”的态度。

（九）更何况与国民党的合作当初就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如果真能像季米特洛夫所建议的那样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任弼时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里也清楚地写着：“十二月会议期间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介绍，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介石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王明的为人和作风未必是季米特洛夫所喜欢的，他曾提醒王明说：“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已经有自己的领袖就是朱德、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

（十）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称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王明向延安中央争权力及闹意见分歧的种种表现，据任说当时季米特洛夫听了之后明确讲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早在派王明回国前就告诫过王明：“他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应该向国内的同志很好地学习，不要去争当领袖。”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反感有一个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那个扶植王明上台的、有犹太血统的俄国人米夫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被怀疑为反革命，这时已遭到整肃。米夫的倒台和被怀疑有敌对背景不仅使王明失去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领导人对米夫一手扶植起来的干部表示出严重的不信任态度，此后中共领导人到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几次谈到王明，除了对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别提出过王明与米夫之间的关系值得怀疑的问题。随着任弼时在1938年春赴苏汇报谈及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已经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在这一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他，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据季米特洛夫讲斯大林也主张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并树立他们的权威。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在10月份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中已迅速形成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就连王明也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再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托多尔·日夫科夫

（一）托多尔·赫里斯托夫·日夫科夫（1911年9月7日—1998年8月5日）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54年至1989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81年后改称总书记）。1911年9月7日日夫科夫生于鲍泰夫格勒附近的普拉维茨村，他的家乡离首都索非亚不远，在1878年保加利亚独立前那里的居民曾以坚定地抵抗土耳其的统治而驰名遐迩。到他出生的时候那里的生活还十分贫困，经济状况比较萧条。日夫科夫的家庭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他在本村的小学念了八年书，然后离家去首都索非亚，以谋取更好的生活机遇。他在那里上绘画与雕刻高中，完成学业后进一家国营印刷所当徒工。20年代末他参加印刷所里的共青团组织，1930年前后担任国营印刷所的团组织书记。1932年他又加入印刷所的共产党支部，并担任索菲亚的第2区区委委员。1934年他已担任区委书记和索非亚州党委委员，当时他年仅23岁，正是风华正茂，浑身充满革命的激情。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积极参加当地的工会运动和由共产党所组织的文学俱乐部，日夫科夫以后曾回忆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1955年）后我当了12年印刷工人，然后到1938年我成了职业革命家。我那时的处境是十分不稳定和危险的，并曾被前总理基蒙·乔治乌逮捕入狱，受到残酷的折磨。”3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活动遭到反动政府的镇压，日夫科夫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的。1941年保加利亚正式与轴心国结盟，国内的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狂，但是共产党组织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许多共产党人在地下顽强地进行着反法西斯、争取祖国自由的英勇搏斗。同年日夫科夫任命为尤奇布那尔区党委书记，这是索非亚的一个工人生活区。次年他再次加入保共索非亚州委，为党领导的反法西斯解放事业努力工作着。1942年—1943年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后保共中央立即抓住时机，把全国的地下游击队组编成一支人民解放起义军，并把全国划分为十二个作战区。索非亚州所属的第一作战区指挥官在1943年把日夫科夫派往鲍泰夫格勒地区，帮助在那里组织党的武装力量。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次年4月保共最大的武装部队查德瓦支队（以16世纪保加利亚抵抗土耳其斗争中的一个游击领袖命名）重新建立起来，并被编为第一保加利亚红色旅，成为党的一支重要游击力量。日夫科夫作为这支队伍驻索非亚的联络官，以“扬可”和“马可”的化名，穿梭往来于旅指挥部与起义军中央指挥官之间，指导部队的战术活动和组织工作。同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第一作战区的副指挥官，1944年苏联向保加利亚宣战后为保加利亚人民的抵抗斗争创造有利条件，这时日夫科夫受保共中央委托，在索菲亚组织并指挥一次人民武装起义。9月8日首都上空响起人民起义的激烈的枪声，在短短两天内日夫科夫领导红色支队控制首都的局势，摧毁保加利亚亲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

（二）接着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祖国阵线联盟取得政权，保加利亚回到人民的手中。起义胜利后党领导的一些武装力量转为维护新政府的公安力量——人民警察，部队的指挥人员也都转入人民警察的总指挥部，这时已晋升为上校的日夫科夫担任人民警察的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人民警察清除成千上万名法西斯分子和反共分子，同时日夫科夫还担任保共索非亚州委第二书记的职务。1945年8月他被保共中央全会提名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在保共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领导下，1947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年颁布人民民主国家的根本大法“季米特洛夫宪法”。1948年12月底保加利亚工人党同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在马列主义纲领基础上合并后召开保加利亚工人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宣布党正式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宣布党和全体保加利亚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日夫科夫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正式委员。这一时期党内的斗争曾有所激化，但日夫科作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工作人员，在党内的地位依然稳固上升。1948年前后他担任党中央组织和指导部的负责人，1949年他同进担任索非亚州委第一书记、索非亚祖国阵线主席和索菲亚市人民会议主席。1950年1月日夫科夫又被选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全面负责索非亚州的领导工作，第二年他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采取集体领导、党政分开的做法，这在保加利亚引起反响。保共中央第一书记契尔文科夫辞去党内的领导职务，专任政府总理一职，在1954年3月举行的保共六大上日夫科正式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党的变动一直对保加利亚产生重要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地位的加强和随之而来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也在保共党内产生反响。在1956年4月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指出保加利亚要从苏联的事例中吸取教训，他公开批判契尔文科夫所犯的“个人崇拜”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会议撤换契尔文科夫的总理一职。1957年日夫科夫在赫鲁晓夫支持下进一步肃清党内的“反党集团”的活动，巩固保共的领导层。1958年6月保共七大在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势下召开，日夫科夫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总结保加利亚在两个五年计划以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指出保加利亚已经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人民共和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具有发达的工业、大规模合作化、机械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在保共七大以后保加利亚在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新成就，第三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3年）提前两年完成。在国家和经济领导方面采取一些改组措施，1962年11月在保共召开的八大上总理于哥夫被指责“极大地侵犯社会主义法制”并被撤职，几天后在国民议会上日夫科夫被一致推选为总理。

（三）日夫科夫曾经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沿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按照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前进，革命的普遍原则和规律是一个主要的关键问题，而民族的特殊形式及其运用的途径问题只具有从属的作用和意义。当然也反对不按照本国条件机械地搬用普遍规律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反对任何忽视本国发展中民族特点的现象。”日夫科夫1954年就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国家的管理体制进行3次较大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始于1959年，主要是针对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进行的。行政体制上将原13个州和101个县改组为30个行政经济州，将县的建制统统取消。经济管理体制上撤销重工业、轻工业部等，改组成为各个专门委员会，同时放权到各个州。这些措施实施不久由于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问题的出现，日夫科夫又将权力集中收归中央，这样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本位主义意思为指在处理单位与部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时只顾自己，出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本位主义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与其相对应的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它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这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其科学含义在于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所以本位主义似乎与集体主义是相矛盾的。从道德的观点上来说本位主义为自私的一种表现，尤其对于利益方面通常是会牺牲它人（包括集体）的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种本位主义思想从古到今也是一直在社会的人群中所充斥着。 其实本位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决于人性的两个面，三字经里有“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善与恶是共同寄生于人类思想里的两个对立面，而单纯的通过本位主义而一言定论为“恶”显然有些过于极端。但是由于做事处于本位主义角度而损害到它人的利益（工作、家庭、生命），这个结果便是为恶。1962年以后他在国内竭力避免重复苏联的弊病，博采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改革的长处，在不突破根本体制的情况下摸索出一条循序渐进、实际可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途径。1964年他主持试行国家经济领导新体制，贯彻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精神，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1966年这一新体制在全国正式实行。1968年日夫科夫又在党中央全会上提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如修改宪法、设立国务委员会、建立经济协调委员会、农工联合企业、制定经济法等，这些设想在后几年的实践中有了体现。

（四）1971年全面推开第二次体制改革，4月保共十大通过被称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大法”的宪法，宣布保加利亚已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向“全民国家”转变，进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5月全民投票通过这部宪法，根据这部宪法时国民议会主席团由国务委员会代替。7月日夫科夫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总理一职由托多罗夫接任，这次改革主要是在坚持国家集中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突出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新体制运行的前期生产关系得到初步理顺，国民经济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化，7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停滞。1976年日夫科夫提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高效率”方案，实行“新经济机制”，开始第三次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在所有生产和非生产领域都普遍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对国家的领导体制、科技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次改革与前两次改革相比有了明显的深化。1981年保共召开十二大，会上恢复1949年后被废除的总书记一职，并选举日夫科夫担任此职务。大会在日夫科夫主持下肯定以往一系列的改革成果，决定在国家领导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继续进行改革，次年保加利亚全面实行新经济体制的改革。纵观日夫科夫领导的这些改革，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每次改革虽然都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没有触及的却是中央集权下的指令性计划式的管理（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经验），因此这些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总显得步履维艰。进入80年代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日夫科夫代表保加利亚共产党在1987年7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改革的总构想（7月构想），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统一和多样化、党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的自治原则等方面均提出改革设想。但“7月构想”的结果和前三次改革的结果一样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如通货膨胀、商品短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所有这些引起包括保共高层领导在内的人们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保加利亚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与国外反对力量相呼应，纷纷组织活动。1989年10月“保卫人民独立组织”趁欧安会35个成员国在索非亚召开环保会议之际在首都组织进行反对政府高压政治的游行示威，新成立的“支持工会”在不同场合表达要求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生态公开性”组织以保护环境为借口，组织群众签名，进行政治请愿。起初对这些反对派的行动政府采取极力反对和指责的态度，并动用警察进行制止，但未能奏效。1989年10月28日“保卫人权组织”、“生态公开性”等反对派团体上街举行游行集会，强烈要求结束保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体制。10月29日日夫科夫首次公开表示在保加利亚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让意见不同、立场不一的正式社团和非正式社团并存，从此不得已而为之实行的政治多元化在保加利亚蔓延开来。

（五）与此同时保共领导对日夫科夫多年采的“一边倒”政策也表示严重不满，1989年10月这种不满情绪逐渐明显和外露。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致信中央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公开宣布他对日夫科夫所推行的路线和政策的不同意见。11月8日朱罗夫将军、卢卡诺夫、姆拉德诺夫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面要求日夫科夫立即辞职，11月9日日夫科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辞职。11月10日保共召开中央全会，解除日夫科夫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外交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担任中央总书记。姆拉德诺夫任职后的1989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会上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做重大改组，亲日夫科夫的4名政治局委员和2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开除出政治局，日夫科夫的儿子弗拉迪米尔·日夫科夫也被逐出中央委员会。12月8日保共中央全会决定解除日夫科夫等22名中央委员的职务，11日决定开除日夫科夫等人的党籍，以后日夫科夫被软禁在索非亚郊区一个偏僻的别墅里。1992年9月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判处日夫科夫7 年监禁，并罚没2100万列弗上缴国库，从此日夫科夫这位“华约”国家成员国的元老，开始长达7年的监禁生活。1996年“无罪释放”，1998年8月5日日夫科夫因病逝世。1990年11月15日“保加利亚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保加利亚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成资本主义制度。1843年英国北方罗虚代尔的一个法兰绒纺织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失败后工人们一起商量补救措施，决定组织消费合作社。一年后该消费合作社开始营业，主要业务是向社员出售面粉、黄油、茶叶、蜡烛等日用品，这个合作社被命名为“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该社的章程和会议纪要中拟定若干组织和经营方面的条款，作为合作社必须遵守的准则。虽然该合作社并非最早的合作社，却是公认的第一个成功的消费合作社，其合作原则被称为“罗虚代尔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合作运动已逐步形成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形式。因音译的不同，也可音译为罗奇代尔原则。该社的章程和会议纪要中拟定若干组织和经营方面的条款，作为合作社必须遵守的准则。虽然该合作社并非最早的合作社，却是公认的第一个成功的消费合作社，其合作原则也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各类合作社办社普遍遵循的规则，被后人推崇为合作社的典范。1937年国际合作联盟将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章程和记录归纳为七个方面的内容：门户开放（入社自由）；（1）门户开放（入社自由）；（2）民主管理；（3）按交易额分配盈余；（4）股本利息应受限制；（5）对政治和宗教中立；（6）现金交易；（7）促进社员教育。另外还附加四项如下：（1）只对社员交易；（2）社员入社自愿；（3）按时价或市价交易；（4）创立不可分的社有财产。

集体主义

（一）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集体主义通常指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共产主义道德各项规范的核心，其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来的。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这些论述已经蕴含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时的集体主义原则。列宁提出要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变成群众的生活准则，其义亦然。集体主义的概念是斯大林在1934年7月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来的，他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他在谈话中提出：“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唯一可靠的保证。”这里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而后来成为常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强调每个人的相互依存的哲学、政治、宗教、经济或社会观点，集体主义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元素,人性中存在的反个人主义（同样的高语境文化存在反向的低语境文化），并在某些情况下强调组织目标对个人目标的优先级和凝聚力的重要性在社会群体。集体主义者通常关注社区、社会或国家，它被用来作为一种元素，在许多不同的、不同类型的政府和政治、经济和教育哲学中贯穿历史，在实践中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成分。集体主义可以分为水平集体主义和纵向集体主义：水平集体主义强调在相对平等的个人之间的集体决策，因此通常是建立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的；纵向集体主义是以权力的等级结构和道德文化的一致性为基础的，因此是以权力集中为基础的。合作型企业是水平集体主义的一个例子，而军事层级则是垂直集体主义的一个例子。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为完成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在道德上的一种必然要求，它是无产阶级高尚品德的集中表现，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在进行生产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

（二）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使每个无产者的活动都受到彼此的制约和机器的限制，同时也把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面前任何一个无产者都不能单独改变自己的命运，无产阶级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摆脱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无产阶级觉悟到必须珍视集体的力量，必须在斗争中维护集体的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实现提供条件，而全体人民也以建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纪律作为自己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通过每个劳动者的集体努力来实现的，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发展又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可靠的保证，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与承认正当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不论是以集体主义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或是以个人利益反对集体主义都是错误的。集体主义首先要求人们要为社会集体利益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集体主义原则尊重劳动者正当的个人利益，尊重劳动者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集体主义原则是与个人主义原则根本对立的，集体主义原则反对并谴责把个人利益凌驾在国家、集体利益之上，更不允许用个人利益否定国家和集体利益。在实际生活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并不等于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三者的利益都完全相同，三者之间在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一方面要求国家和集体不断调整各种政策和措施，关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尽量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导人们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保护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中集体主义原则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其他规范具有深刻的影响，培养人们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前价值观问题已超越哲学的范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存在着模式化、概念化、空洞化的倾向，越说越看不到核心，口号太多，概念太多，让人茫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核心价值观”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说得天花乱坠，但大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有人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是核心价值观，有人主张“公平”、“正义”是核心价值观，还有人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核心价值观等等，不一而足。确实这些概念和范畴都具备价值内涵，反映人类社会的一些价值寄托，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口号性的东西，使核心价值观已被概念包裹得越来越厚，妨碍人们对问题本质的认识。

（三）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这些总评价和总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也就是说价值观是人们意识到的利益。人们的实际利益具有多样性，人们意识到的利益也具有多样性，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具有多样性。在众多利益中存在两种基本利益，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同时也存在两种基本价值观念形态，即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因而从利益在价值观中的本质性决定作用来看在人类价值观体系中对其它价值观起着支配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只有两种：一种是个人主义，一种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一直为中国社会的主导舆论所强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利益格局从单一转向多元，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和主体权利的社会思潮渐成强势。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利益主体的要求不仅是从一元分解为多元，更重要的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基础上形成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新的整体。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所导致的“原子化”、“沙漠化”基础上，以分工和多元利益主体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蕴涵着对集体主义的呼唤。然而以往的集体主义未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在强调个人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集体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心存疑虑，因此有必要对集体主义作一番历史与逻辑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搞清楚将要建立的集体和集体主义应当是怎样的。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根本准则，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要求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由于个人与他人、集体间的利益关系无所不在，规范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实际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当集体主义不仅被当作个人行为的内在尺度，而且也被当作整合社会秩序、进行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时它就不单是道德原则，同时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正如在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不单是道德原则同时也是国家的核心价值一样，在西方人眼里整个社会和他们最崇高的愿望都同个人主义密切相连，放弃个人主义就等于是放弃他们最深刻的本质。其实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无论意识到与否，蕴涵在文化传统并体现于社会制度中的社会基本价值，终在发挥整合社会的基础性作用，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两种最基本的类型。

（四）与西方社会相比时在中国社会发挥着基础性整合作用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但是如果笼统地认为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那就错了，因为集体有质的区别，集体主义也有质的区别。众马克思恩格斯把集体分成“真实的集体”和“虚幻的集体”（“虚假的集体”、“冒充的集体”等），马克思恩格斯区分真假集体的一个基本依据是个人在集体中自由与否的状况，即个人是否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他们认为在过去种种冒充的集体中集体对被压迫者来说是“桎梏”，即便是剥削者由于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有所谓的自由，一旦超出阶级范围时他就要面对因不能再无偿占有他人生存条件而带来的不自由，因此国家对他而言也是虚假的。然而在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可见只有当集体是控制自己和其他成员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个人的“一种联合”时集体对于个人来说才是真实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国家、阶级、社会层面上讨论集体的真假问题，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真实的集体”就是人的自由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影响从中汲取辨析集体性质的方法论，因为未来真实集体的萌芽就蕴涵在现实的集体之中。其方法论启示是：集体有真假之分；集体的真假取决于集体内个人是否控制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条件以及控制的程度；真实的集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工具，虚假的集体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桎梏；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这种矛盾是推动集体从虚假走向真实的内在动力。总之在对集体性质的辨析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个人作为分析集体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而揭示出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集体的真谛，个人争取对自身和全体成员生存条件控制的斗争是集体演进的内在动力，集体演进的历史最高境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对集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为辨析真假集体和集体主义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与漫长的封建制度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宗法（或者拟宗法）性质的。“宗法集体主义也称封建宗法集体主义，它是与封建宗法制度分不开的。在封建宗法制度的中国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家长、族长和贵族世袭统治和世袭特权行为，而形成由政权、神权、专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形成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而作为这些制度在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表现就是一种以维护国家、民族和贵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或称整体主义，而个人利益则要绝对地服从宗族的利益，故称宗法集体主义。

（五）封建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是血缘家族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模本。《孟子·离娄》中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种说法把“家”与“国”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混为一体，并且把家当作国之本。张东荪在《理性与民主》一书中对这种家国混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做了具体描述：“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大家庭，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所谓君就是一国之父，臣就是国君之子。在这样层系组织之社会中没有‘个人’观念，所有的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就是妇；不是兄，就是弟。”这形象地说明家族组织结构对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并且建立在对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威的尊崇的古代宗法观念之上的家长制是中国政府组织创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其要害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同早期国家的形成路径有关：“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研究国家起源的学者认为早期国家起源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氏族模式”，如古代雅典和罗马；二是“酋邦模式”，古代中国属于此类。作为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和酋邦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随着外来人口的加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氏族和酋邦内部原有的平均分配原则被逐渐打破，那种“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权力开始沿着两条不同路径向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转化：一是氏族模式下的分权路径，譬如据摩尔根考显示氏族部落政治组织曾经历权力集中于部落会议的“一权制阶段”，部落首领全权大会与最高军事统帅并存的“二权制阶段”以及“在酋长会议和军事统帅之外，出现第三个权力点“人民大会”的“三权制阶段”。显然分权路径的着眼点在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其结果就形成一种在人类政治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模式，那就是所谓民主政治的模式，恩格斯曾直接称雅典国家为“民主共和国”；二是酋邦模式下的集权路径，在这些社会的国家进程中权力正是直接从酋长即酋邦首领的权力演变而来的，当酋长在剩余物品再分配中把更多的物品分配给近亲时个人的特殊作用有了经济的含义；当酋长为了谋求自己在部落中更大的优势而把剩余劳动品更多地分配给追随者时个人的特殊作用就有了政治的含义。酋长在集体管理中的个人特殊作用开始向个人性质的权力转变，并且在权力周围集结成权势集团，这反过来又加强酋长个人的强制力量，上述两种模式的区分点在于权力是否受到制约。而酋邦是具有明确的个人性质的政治权力色彩的社会，当它们向国家转化后在政治上便继承个人统治这份遗产，并从中发展出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政治形式。

（六）宗法集体主义是滋生个人性质权力的文化土壤，在宗法集体主义范畴中家长制政治是其核心内容。围绕大大小小的家长式人物社会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网，“家长”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控制集体内成员的命运。个人则附庸于集体，与大小“家长”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在宗法集体内普遍存在的只能是专制主义加“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宗法集体主义是营造等级制和权力关系网的文化土壤，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这不仅指组织结构上的同构性，也包括治理方式上的同构性。家族治理遵循的是《礼记·大传》中所释的“人道亲亲”原则：“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把这种逻辑推广到社会便引申出上尊下卑等级分明的治国原则：“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贵贱之等，亲疏之杀，爵赏之施，夫妇之别，政事之均，长幼之序，上下之际。”如此便用人伦秩序赋予等级制以天然的合理性，用道德礼仪抑制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政治博弈，用人道亲亲的伦理法则泯灭集体成员基于自身利益理性地形成交往法则的可能。宗法集体主义抑制个人权利意识的形成，在宗法制度下个体生命的价值主要是在伦理政治关系中得以实现，因此在中国古代里没有个人观念，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尽管对群体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是整个中华民族（从天子到庶人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心理结构，但这种中国式的责任观缺乏作为责任的唯一主体的人格概念，个人只有服从和依附的义务，没有主张个人权利的空间。宗法集体主义的实质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它与现代民主制度格格不入，是走向现代民主所必须抛弃的糟粕。长期以来人们凭直觉认为私的概念是具体的，个人主义的定义容易理解，即是私利，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对此讲得也比较透彻。而公的概念则被泛化，对于集体主义则被视为抽象，看不见，摸不着，这是由集体主义的属性决定的。集体主义所指的集体利益是由多个层面组成的，即是社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组织和社会单位利益。这些亦是具体的，也是能够确定的，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以至混淆它的实践性，使个人利益得以更多的保护。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确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这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本质上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社会或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总的说来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具体包含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把社会、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统一起来；二是社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三是个人正当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当社会、集体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集体的利益。

（七）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能一般地定性，更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而要看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有先进性的一面：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对于把人从欧洲中世纪那种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承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推动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而集体主义在民族、国家、社会利益客观而多元的历史条件下极为重要，没有它时社会就没有凝聚力，尤其是对于贫穷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形成统一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作为既定的力量，传统文化既能够与时代进步因素相结合，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力量，也能够与现实中的落后因素相结合，成为腐朽势力潜滋暗长的温床。如果剔除官本位、等级制等政治文化内核，传统文化所承载的贵和尚中、谦和好礼、诚实守信、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克己奉公、勇义力行、精忠爱国等集体主义的文化内涵完全可以和时代主题相结合，成为塑造新型集体和集体主义用之不竭的社会资本。从历史进程来看首先撼动宗法集体主义制度根基的是辛亥革命，从那以后皇权形态的家长制完结了。但是宗法集体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文化和习惯势力为载体存留下来，一有机会便会滋养出各种形态的宗法集体。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转向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打开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近代西方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思想的传播使人们对宗法集体下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觉醒。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先进的中国人看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价值主体，由于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战胜，这使饱受帝国主义凌辱和军阀混战之苦而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深刻怀疑的中国人的思想发生转变：向俄国学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劳动阶级”第一次被视为国家的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打破几千年来按照血缘、宗法、等级划分人群的历史观，提供一种按照经济利益原则划分社会人群的新方法，从而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再隔着纱窗看晓雾”，跳出“国民”、“国人”等模糊的概念，认清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劳动阶级。道义与利益第一次在“劳动阶级”、“生产阶级”这个新的价值主体上达到统一，传统文化与时代有了相结合的现实载体。确立新的价值主体后中国社会组织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历史观还是希圣希贤的英雄史观，但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后他终于认识到唯有“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

（八）他从人民群众中探得多年梦寐以求的‘大本原’”，这种以阶级的“共同利益做基础”所形成的“大联合”，是对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的否定。它的着眼点不再是简单地将个人从宗法集体中分解出来，而是要打破宗法等级制度，按照利益原则重新划分人群，按照平等原则重新整合社会。这种对价值主体认识上的深刻转变为诞生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奠定思想基础，为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奠定基础。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一个政党的最高宗旨的地位，而且把人民置于未来国家的主人的地位，共产党则始终是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种政治逻辑下革命集体内形成新型人际关系——同志关系，“同志关系”不仅体现着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等人类文明先进理念，也承载忠义报国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要素，小我与大我在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事业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统一，革命的集体主义在中西两种文化的结合中油然而生。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道德类型，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有本质区别。1920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首次提出”共产主义道德”一词，并对它的特征和社会作用作了论述，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它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广泛使用这一术语。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新型的道德历史类型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它萌芽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于自为阶级的无产阶级中间，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并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科学的体系，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形态，作为人类历史上道德类型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反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深刻的阶级对立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精神武器，除了调整本阶级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为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合理性做充分的论证外还是资产阶级用以约束无产者行为的一种手段。

（九）无产阶级道德是作为资产阶级道德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道德既是历代劳动人民的道德合乎规律的发展，又是无产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无产阶级道德一旦产生就以其特有的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抨击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面目，并协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在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道德高度赞扬各种带头维护无产者利益的行为，那些用罢工和其他形式反对资产者的人，通常都会得到多数无产者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一切损害无产者利益的行为就会受到无产阶级道德的强烈谴责，这就使无产阶级道德成为团结本阶级、反对剥削者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武器。共产主义道德萌发于无产阶级在自发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朴素的道德观念中，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它的产生是与无产阶级本身的成熟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无产阶级逐渐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并且从理论上和社会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和罪恶的本质，懂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一条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以及这种解放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的道理。在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无产者的道德观念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眼界从原先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扩大到消灭整个剥削制度，其奋斗目标也从求得自己的解放变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成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成为无产阶级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最根本标准。在道德实践上共产主义道德起初只是少数先进无产者的道德观念，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共产主义道德被越来越多的无产者接受和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并且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客观上要求有一种共同的道德和纪律，这使共产主义道德开始从阶级道德向整个社会道德转化。资产阶级道德是剥削阶级道德的最后一种历史类型，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在11到15世纪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初阶段已产生资产阶级道德的萌芽，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一些思想家针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宗教神学的束缚，提倡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主张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反对封建特权和禁欲主义，所有这些对资产阶级道德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大的理论作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它在初始阶段具有切史进步性。

（十）18世纪后半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资产阶级道德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确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以后资产阶级用以调节道德矛盾和各种道德关系的主要原则是合理利己主义，但其实质仍然是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性论出发，把追求个人私利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把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的一切行为作为美德，宣扬金钱万能和拜金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并渗透于一切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合理利己主义是指近代西方一种主张在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一致中确保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理论，主要代表为爱尔维修、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作为具有肉体感受性的存在物，决定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自爱自保的。人的利己心并不是不道德的，不是必然会引导人去损人利己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利己心，必须顾及与自己有同样利己要求的他人，承认他人利己主义的合理性。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个人利益的增加也就增进社会利益的总和。利己心本质上不会导致破坏社会利益，相反会促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关键在于要正确理解个人利益，即个人在追求私利时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合理利己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它不能解决利己和利他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损人利己。合理利己主义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企图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伦理学说，产生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主要代表是法国的爱尔维修和德国的费尔巴哈。合理利己主义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趋乐避苦、自爱自保是人的本性，利己心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中能够遵循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因此不能放弃利己主义，而是要使人们“合理地”理解自己的利益。合理利己主义反对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益本身就包含着社会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而任何为他人利益的活动实际上也是从利己出发的。人们只要按照这种“合理”理解的自己利益去组织社会，个人利益就可以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照合理利己主义的观点，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不协调是不良的封建制度造成的，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使两者统一起来，人人可以合乎道德地追求个人利益。合理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理论武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存在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对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合理利己主义归根结底是对剥削关系的一种美化，是为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十一）这种理论认为人都是利己的，都有享受个人幸福，获得个人利益的权利，如果得不到就要为之奋斗。但它反对损人利己，主张利己要“合理”，不能损害他人，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合理利己主义者在反对农奴制、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理论把人抽象化，不分析“利己”的阶级差异和马克思“有因有果”的阶级论有本质的区别。无产阶级道德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革命的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相对。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初始阶段的无产阶级道德出于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表现为盗窃、毁坏资产阶级的财物，杀死凶恶的工厂主等报复行为以及对资产阶级欺骗性的道德说教的蔑视，带有很大的自发性。16世纪起康帕内拉、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提供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随着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道德从胚胎状态上升到科学的理论，形成共产主义道德体系，集中表现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大公无私、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勇敢、坚定等。在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和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无产阶级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含义相近而不完全等同，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既是无产阶级对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关系的认识，又是对人们的行为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它的内容一方面反映无产阶级所处的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总是在人们内在信念的支持下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千百万人的思想和行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需要运用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手段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对敌人斗争坚定、勇敢；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和政党无限忠诚；对同志讲阶级友爱；对人民极端热忱；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在危险面前奋不顾身、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等等。这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无产阶级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变为整个社会的领导阶级。新的社会条件要求共产主义道德有新的原则和规范与之相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需要绝大多数人参加才能实现。

（十二）为了使人们同心同德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在道德问题上就需要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集体主义成了整个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它不但贯穿于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的全过程，也是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旧道德的最显著标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既是无产阶级阶级本质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评价人们行为是否有道德的最根本的标准。它要求每个革命的无产者都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以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精神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切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行为都是与这种道德要求不相容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一系列规范与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内容密切相联，是它们在某些方面的具体体现。在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特别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已被提到首要的地位。每个人劳动的好坏直接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千百万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劳动态度以及与此有关的爱护公共财物等问题就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规范。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能否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越来越有重要的意义，认真钻研科学技术，以创新的精神从事劳动也是共产主义道德对新一代劳动者的重要要求。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概括，也出现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充实和丰富共产主义道德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个涉及人们行为各个方面的完整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随着共产主义社会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后那些属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的将会消失，有的要发生变化，并且还会充实和丰富许多新的内容。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条重要的规范，随着人类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国家逐渐消亡，到那时候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不再作为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代新人必然会根据社会生活的要求，代之以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新的道德规范。

（十三）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道德无不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大多是理论与实践相割裂，言论与行动相脱离。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是一种自觉的、内在的要求，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它最基本的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言论与行动相一致，因此共产主义道德是与任何虚伪和欺骗都是不相容的。共产主义道德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是团结本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的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道德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先进道德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终必将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是生产实践的主体，广大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必将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大的积极性，为学习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良好的精神条件。共产主义道德提出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一系列行为规范，以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全新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这种新型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人们彼此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即使在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也要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责己严，责人宽，相互尊重，彼此谅解，使矛盾和冲突得到妥善、正确的解决。共产主义道德以崇高的道德理想引导人们做一个高尚而有道德的人：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共产主义道德是反对和批判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有力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各种剥削阶级道德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消失，但是剥削阶级道德的残余和影响还会以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形式长期存在，妨碍人们遵循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只有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武器与之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才能使剥削阶级道德的残余和影响逐渐减少，并将随着整个社会极大丰富的物质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实现，最终趋于消失。共产主义道德必将日益成为人们共同的行为规范，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道德。那时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人们将主要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而是依靠高度的自觉来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