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瓦本战争

（一）士瓦本战争在德国又被称为瑞士战争，在奥地利又被称为恩嘎丁战争。它是旧瑞士邦联与哈布斯堡家族间的最后一场大型武装冲突，这场战争始于为了控制格劳宾登的米施泰尔谷和温布拉伊尔山隘的一场地方冲突，之后双方都召集自己的盟友来帮忙，事态便很快失控了。哈布斯堡请求士瓦本同盟支持自己，而格劳宾登三同盟自由州则转向瑞士邦联。敌对行为很快从格劳宾登越过莱茵谷而扩散到康斯坦茨湖，并且甚至扩散到阿尔萨斯南部的桑德戈，而阿尔萨斯当时是哈布斯堡的前奥地利的最西部分。15世纪末伯恩把西面的勃艮地击退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初出茅庐的统治者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在位）企图在他领地之内重掌控制权，包括瑞士在内。瑞士东部各州以与格劳宾登州联盟摆出防御姿态予以回应，格劳宾登州是以3个社团组织起来的一个迷你联邦。马克西米连加入士瓦本同盟，这是德意志南部诸公国组织起来的一个联盟，以阻挠瑞士的扩张，并于1499年进攻格劳宾登州。格劳宾登州请来瑞士人，于是为瑞士独立的最后一场战争，士瓦本战争就此沿着莱茵河从巴塞尔至福拉尔贝格爆发。1499年9月22日于巴塞尔宣布和平，马克西米连遂放弃自己的计划，从而非正式地承认瑞士的独立。两年之内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巴塞尔和沙夫豪森的莱茵领地成为联邦的正式成员，1513年阿彭策尔也成为联邦的一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13个独立州联合起来成为联邦的情况一直未变。这场战争的许多战役是在1499年的1月到7月间打的，并且除了很少的几场小规模战斗以外所有的战斗都是老练的瑞士士兵击败士瓦本和哈布斯堡军队。瑞士人自从在勃艮第战争胜利之后就拥有着身经百战的战士和指挥官，而士瓦本方面骑士与步兵之间互不信任，军队领导人之间意见不一，全体人员普遍不情愿打仗。甚至士瓦本的伯爵们被认为比起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更看重强大的哈布斯堡的利益，这些因素就显现为他们的致命不利条件。在多尔纳赫战役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阵亡，瑞士人取得最终的决定性胜利，这使得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于1499年9月22日在巴塞尔签订的一份和平条约，这个条约给瑞士邦联在帝国中的很大的独立性。尽管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这个邦联在名义上还是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巴塞尔和约已经将它从帝国的管辖权中免除了，还免除帝国的税务，由此这份和约在事实上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二）冲突的来源之一是旧瑞士邦联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自古就有的怀疑、竞争、敌意，这些从1438年起甚至还影响到神圣罗马皇帝的君权。从13世纪晚期起瑞士邦联的成员们就渐渐地控制那些曾经属于哈布斯堡国土的领地，瑞士人已经得到皇帝直辖的身份，他们只臣服于皇帝本人，而不会成为任何居于中间的王公或受人臣服的领主的臣子。这样的身份授予瑞士人在神圣罗马帝国中的很大的自治权，并且由于天高皇帝远，他们的自治权要大得多。在1438年对于瑞士人来说帝国及皇帝与哈布斯堡的公爵形成对立，以前的皇帝们再三地支持瑞士邦联与哈布斯堡作斗争，他们将哈布斯堡视为强大的竞争者。他们屡次确认瑞士人的皇帝直辖身份，而瑞士人也成功守住了自己的特权身份，阻止哈布斯堡的公爵们收复他们被瑞士人夺取的领地的企图。哈布斯堡的腓特烈三世登基后瑞士人一下子就面对着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他们不能再指望帝国的支持，更糟的是与哈布斯堡公爵们的斗争就预示着会成为与帝国本身的斗争，不过在腓特烈在位期间这样的情况并未发生。在旧苏黎世战争中腓特烈于1442年站到瑞士邦联的对立面，对苏黎世城进行支持，并且他还拒绝承认邦联成员们的皇帝直辖身份。但是腓特烈在统治期间有着各种麻烦事，他没有空隙对瑞士人进行军事上的活动。在奥地利中腓特烈先是在和他的弟弟阿尔布雷希特斗争，之后又面对匈雅提·马加什（即匈牙利马加什一世）的压力，而马加什甚至还把腓特烈赶出维也纳，并迫使腓特烈的朝廷成为一个四处漂泊的朝廷。在帝国内腓特烈面对着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和堂弟西吉斯蒙德的反对，西吉斯蒙德当时是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的公爵，之后还成为前奥地利的公爵。西吉斯蒙德也和瑞士邦联斗争过，他在一场关于蒂罗尔主教的任命的斗争中被教宗庇护二世开除了，之后瑞士人就吞并本属于哈布斯堡的领地图尔高。1468年西吉斯蒙德在瓦尔茨胡特战争中与瑞士人交锋，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可以不损失太多领地，只需支付大量赎金就行。而为了筹集这笔赎金，他在1469年将桑德戈和阿尔萨斯的土地抵押给勃艮第的大胆的查理。不过查理并没有帮助西吉斯蒙德共同对付瑞士人，因此西吉斯蒙德在1474年又买回那些土地，并与瑞士邦联缔结一个和平条约，不过神圣罗马皇帝却从未承认过它，在随后的勃艮第战争中瑞士人与西吉斯蒙德又并肩对抗大胆的查理。

（三）1487年西吉斯蒙德违背腓特烈的意愿，安排腓特烈的女儿库妮贡德和巴伐利亚的阿尔布雷希特四世公爵的婚姻，而且他还签字同意将他在蒂罗尔和前奥地利的一些领地交给阿尔布雷希特四世。腓特烈打算以武力来干涉，他在1488年缔造士瓦本同盟。这个同盟是士瓦本各城市、圣乔治之盾同盟的士瓦本骑士们，还有符腾堡、蒂罗尔、福拉尔贝格的各个伯爵们组成的一个联盟。在他们的帮助下腓特烈迫使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归还西吉斯蒙德签字放弃的那些领地。1490年西吉斯蒙德被迫退位，并将他所有的领地转交给腓特烈之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大胆的查理在1477年于勃艮第战争中阵亡后马克西米利安就在当年娶了勃艮第的玛丽，因此他继承勃艮第的领地：勃艮第公国、勃艮第伯国以及荷兰。他掌管勃艮第，并以更为中央集权的行政方式强化对勃艮第的管理，因而在1482年导致一场反叛的爆发。在这场反叛中各个城市与伯爵们与法兰西的查理八世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马克西米利安。勃艮第公国也曾是法国的一块封地，因此查理八世立即宣称对它的所有权。这场斗争的第一阶段持续到1489年，在这一阶段中马克西米利安一直占据着那些低地国家，在这一阶段中他甚至曾落入敌手并于1488年在布鲁日被囚禁四个月，当他的父皇派出由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指挥的军队去解救他后他才重获自由。马克西米利安随后回到德国，留下他的表弟阿尔布雷希特作为自己的代理人，阿尔布雷希特在随后的岁月里将会设法确立哈布斯堡在荷兰的霸权。在其父皇的倡议下马克西米利安在1486年被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父子两人从那时起就共同地进行着统治。在腓特烈于1493年驾崩后马克西米利安还接管其亡父的属地，因此他将整个哈布斯堡的领土统一在他的手中。在同年桑利斯和约还标志他与法国人针对他在勃艮第的属地的战争的结束，他留住在荷兰和勃艮第伯国的领地，不过他不得不割让勃艮第公国给法国国王。由此马克西米利安所控制的领土几乎把旧瑞士邦联圈住了，东边是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北边是前奥地利，西部是勃艮第伯国。腓特烈皇帝在邀请瑞士邦联成员们也加入士瓦本同盟时对方断然拒绝，他们认为没理由加入一个会助长哈布斯堡的利益的联盟，并且他们对这个新成立的、相对团结的、出现在他们的北部边境的强大的联盟是警惕的。此外他们还怨恨士瓦本同盟里的强烈的贵族气，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则大不相同。他们自己的组织已经发展两百年，而正是这两百年的发展使他们从那样的贵族统治中解脱出来。

（四）在士瓦本一方中类似的担心也存在着，对于士瓦本的平民大众时瑞士邦联成员们的独立与自由是一个强大而诱人的模范。士瓦本南部的许多男爵都害怕自己的臣民可能会造反并申请依附于瑞士邦联，这些害怕并非完全没有基础，瑞士人已经开始在莱茵河以北组建联盟了。他们在1454年与沙夫豪森缔结第一个条约，之后还和罗特魏尔（1463）、米卢斯（1466）这样遥远的城市缔结条约。康斯坦茨城及其主教被卡在这两个集团的中间，他们有部分土地在士瓦本地区，但是这座城市也依旧在对图尔高地区行使高等司法权。而瑞士人已在1460年吞并图尔高地区，从那时起瑞士人就取得图尔高的低等司法权。士瓦本同盟的建立促使瑞士的苏黎世和伯尔尼两个城邦计划接纳康斯坦茨到瑞士邦联中，然而这场谈判失败了，这是由于瑞士邦联中的那些老资格州的反对，尤其是乌里州的反对。图尔高地区司法权分裂的状况成为康斯坦茨与邦联间的许多不和的起因，1495年这样的一场纷争被反应在乌里士兵的一场惩罚性远征上，康斯坦茨最后不得不支付3000盾的费用才让他们停止劫掠并撤离（图尔高是瑞士邦联中的一块共管领土，而乌里则是负责管理它的州之一）。最后康斯坦茨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在1498年11月3日加入士瓦本同盟，然而这座城市的身份还没有因此而最终确定。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它还会再次与苏黎世和伯尔尼结盟，到了1548年当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被击败了，它和瑞士邦联的紧密联系才会最终被割断，所以它成为促使瑞士人与士瓦本人之间的不和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因素。瑞士的“远征佣兵”和士瓦本的“国土佣仆”这两种雇佣兵都在欧洲各国的军队中战斗，这两种兵有时候在战场上相互对抗，有时候又为了获得契约而竞争，他们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当时的一些编年史报道称瑞士人在赢得勃艮第战争之后在当时的欧洲被视为最优秀的士兵，然而他们却是被国土佣仆们多次嘲弄和辱骂的对象。国土佣仆们称他们为“Kuhschweizer”，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来奚落他们。如此的羞辱的给予与承受都不少，并且这些羞辱还频繁地导致流血冲突。这些事件将会触发双方的军事指挥官都不曾想要或计划的小规模战斗和掠夺性远征，因此会拖长士瓦本战争本身的时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跟他之前和之后的别的神圣罗马皇帝们一样不得不面对与帝国内的其他的强大的王公们的斗争，因此他试图靠促进中央集权来保住他的位置和皇帝政体。在1495年的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上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但是他也不得不作出有利于那些王公们的让步。

（五）这场帝国改革宣告一场“永久公众和平”，并以此结束那些大量存在的世仇和抢劫者男爵们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并且这场改革还确定一支新的常备帝国军以维持这样的和平，而每一个帝国级政区都得派部队到这支军队中。这场改革还制定公众芬尼（一种新的人头税），并以其收入来为这支军队筹措资金。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作出的让步之一是新的最高法院机构——帝国法院，由此最高的司法权便和皇帝本人及其所在地分隔开了。另外他还不得不同意组成一个名叫“帝国政府”的王公们的政务会，不过这个政务会在之后从没有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在1500年首次开会，但是两年后就被马克西米利安解散了。瑞士人不肯接受帝国议会上的这些决议，并明确地拒绝支付公众芬尼。对于派部队到哈布斯堡当权者管统治下的军队中服役，或者支付税金，或者接受外国法庭的司法权，诸如此类的事，他们都不感兴趣。并且他们已经成功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相当有效地保障他们自己的领地上的公众和平，他们完全将这整个提案视为对他们的自由的一次削减。拒绝接受这些决议的帝国成员们显然不只是瑞士人，但是马克西米利安之后会将瑞士人的拒绝当作剥夺他们在帝国的权利的一个借口，对瑞士邦联实施帝国禁令。士瓦本战争的爆发始于在格劳宾登的一场领土冲突，15世纪格劳宾登发展出一个类似于瑞士邦联的联盟，这个联盟是由上帝之家同盟、灰衣同盟、十辖区同盟三个同盟组成的。跟瑞士人一样，这三个同盟也已经实现高度的自治，但是他们也在不断地和哈布斯堡斗争着。哈布斯堡统治着格劳宾登东边的相邻的领地，并且在不断地试图将他们的影响力带到格劳宾登。15世纪的70和80年代西吉斯蒙德公爵（即上腓特烈的堂弟）已经逐步地成功取得十辖区同盟（普雷蒂高的“十辖区同盟”是出现在格劳宾登的三个同盟中的最年轻的一个，到了1436年它才成立）的大多数市镇的高等司法权，而马克西米利安也继续着这一扩张性战略。哈布斯堡的压力造成这三个同盟在1497年到1498年间签字与瑞士邦联形成紧密的军事联盟，与此同时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娶了大胆的查理的女儿兼女继承人玛丽，所以为了争夺查理的王国的剩余土地的控制权，哈布斯堡与瓦卢瓦家族的法国国王们进行巨大的权力斗争。玛丽在1482年坠马身亡，马克西米利安又在1493年娶了来自米兰的比安卡·玛丽亚·斯福尔扎，于是又导致哈布斯堡直接卷入意大利战争，为了争夺米兰公国的控制权而再次与法国的国王们交战。

（六）格劳宾登是蒂罗尔与米兰之间的直接联系，因此格劳宾登对于哈布斯堡来说在战略上变得很重要，尤其是其中的米施泰尔谷。米施泰尔谷中的温布拉伊尔山隘连接蒂罗尔南部的温施高谷（今意大利韦诺斯塔谷）和意大利北部的泰利纳谷，此外哈布斯堡与库尔主教还为库尔地区的低等司法权问题而争执一段时间。在1499年1月20日哈布斯堡军队占领米施泰尔谷，并洗劫米施泰尔的本笃会圣约翰女修道院，但是不久后他们就被三同盟的军队赶回去，并且在2月2日双方就已经在上温施高的格卢尔恩斯村（今意大利格洛伦扎）签署一份停战协定。然而三同盟已经叫瑞士人来帮忙，并且来自乌里的部队已经抵达库尔。他们在获悉到停战的事情后就立即撤退了，但是在他们返回时他们遇到哈布斯堡的一小股士兵，这些人像往常那样地羞辱瑞士人，于是瑞士人越过莱茵河，杀死这些嘲笑者。作为报复时哈布斯堡军队在2月7日洗劫迈恩费尔德村，并叫士瓦本同盟来帮忙。仅仅五天后来自若干个州的瑞士部队聚集起来，并重新征服迈恩费尔德村，并向康斯坦茨湖进军，一路上还边走边劫掠。在2月20日他们再次遇到一支哈布斯堡军队，在哈尔德战役中他们在莱茵河口附近的康斯坦茨湖畔击败哈布斯堡军队，几乎在同时另一支瑞士部队入侵沙夫豪森与康斯坦茨之间的黑高地区，几天后这两个地方的瑞士人都撤退了。与此同时士瓦本同盟已经完成了招兵买马，并在3月22日突袭多尔纳赫，但是在当晚的布鲁德霍尔茨战役中瑞士部队却以少胜多地打败他们。在4月早期双方都突袭对方在莱茵河畔的领土，瑞士人征服沙夫豪森以西的克莱特高的哈劳村和诺因基希村。士瓦本同盟的更大的攻击发生于1499年4月11日，士瓦本部队占领并洗劫就在康斯坦茨城以南的康斯坦茨湖南岸的一些村庄。当主营扎在向南只有几英里处的施瓦德尔洛的瑞士士兵们赶来了，并在施瓦德尔洛战役[注3]中与士瓦本人相遇之时士瓦本人的这一场远征便结束在一场耻辱的失败和公然的逃跑之中。士瓦本人失去1000多名士兵，光是来自康斯坦茨城的就有130名，此外瑞士人还捕获他们的重型武器，包括他们的火炮。瑞士人再次突袭克莱特高和黑高，并在再次撤退前洗劫士瓦本人的一些较小的而被强化的城市，比如田根和施蒂林根。在几场大战役之间这整场战争的特点都是双方都有着许多的如此的小规模突袭和劫掠性远征，在东线上哈布斯堡对莱茵谷新发动的一场攻击挑起邦联成员们的一场反击，并且在1499年4月20日的费尔德基希附近的弗拉斯坦茨战役中，瑞士人依然胜利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在荷兰的领土至今都被占领着，而哈布斯堡与士瓦本军队的持续的失败使得他来到康斯坦茨，并亲自承担对这些活动的指挥。

（七）他宣布对瑞士邦联的帝国禁令，以企图通过将这场斗争宣布为一场“帝国战争”来在德国诸王公中得到对这一活动的更广泛的支持，不过这步棋没能成功。马克西米利安之后决定下一场决定性的攻击应该再次发生在米施泰尔谷，因为他在康斯坦茨附近没有足够的部队，所以他得冒着危险去攻击那里。1499年5月早期由于敌方有攻击西部的企图，因此瑞士人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被吸引到那里，随后他们突袭桑德戈，不过敌人后来放弃攻击西部的企图。5月21日瑞士人对黑高发动第三次突袭，但是一周后他们放弃这一活动，这是因为施托卡赫城的士瓦本接防部队已经承受足够长时间的围攻，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因此瑞士人感到危险。与此同时在1499年5月22日三同盟在马克西米利安能够带着援兵赶来之前便攻击扎营于格卢尔恩斯的哈布斯堡部队，在卡尔文战役中他们横行于那些防御工事之中并击溃奥地利的军队，之后他们劫掠温施高并在三天后撤退。马克西米利安和他的部队到了一周后的5月29日才赶到，作为报复时他的部队掠夺恩嘎丁谷，但是他们很快就撤退了，以避免遭遇赶来的瑞士邦联援军。马克西米利安要求士瓦本同盟的军事领导人们将部队从北线撤离，并将这些部队派到格劳宾登去，然而这些领导人们拒绝了，这使得这位皇帝不得不返回到康斯坦茨湖。士瓦本人偏爱攻击北线，而他们的皇帝则仍然希望说服他们来帮助自己赢得在米施泰尔谷的斗争，他们间的不和使得这场战争暂停了。部队被聚集在康斯坦茨，但是攻击行为却未发生，到7月之前全线都无重大事情发生。到了7月中旬马克西米利安与士瓦本的领导人们突然陷入他们自己部队的压力之下，在西线的是海因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伯爵指挥的一支军队，其中有一大群来自佛兰德斯的佣兵和许多骑士因为没有收到薪水而威胁要离开。士瓦本部队的步兵们也发出抱怨，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更愿意回家去收庄稼，马克西米利安被迫同意了。7月21日士瓦本人乘船越过康斯坦茨湖，攻击赖讷克和罗尔沙赫。这也是他们少有的几场成功的军事活动之一。当地的小股瑞士分遣队受到突然袭击，村庄也被劫掠与焚毁。一支大约1.6万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在多尔纳赫西部发动一场规模更大得多的攻击，不过他们遭遇一支快速聚集起来的强大瑞士军队。在1499年7月22日的多尔纳赫战役中士瓦本人和佣兵部队在一场又久又艰难的战斗后遭受重大失败。他们的将军海因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在战斗开始不久就阵亡了，大约有3000名士瓦本士兵和500名瑞士士兵丧生，并且士瓦本人再一次失去他们所有的火炮。这场战争最后的一批小规模战斗中的一场发生在7月25日m一支士瓦本军队从黑高向沙夫豪森进军，但是在塔英根却遇到激烈的防卫。尽管这一小股防御部队最终被征服了，并且这个村庄被洗劫了，然而这些防御者们造成重大的伤亡，并且他们拖足够长的时间，使得瑞士人能够从沙夫豪森派遣部队来在战场上与士瓦本人相遇。

（八）士瓦本骑士和他们的步兵间的不和使得士瓦本人撤退了，之后夜幕降临使得更大规模的战斗没能发生。瑞士人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没有任何统一的指挥，每个州的部队只听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命令，不顺从的抱怨是常见的。瑞士议会不得不在1499年5月11日采取这一决议：“当邦联在联手作战时每个州都应该强行让自己的士兵服役，无论是哪个州的士兵都应遵从其他州的军官。”瑞士人的法国和意大利盟友们为这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为了赎回战俘们，人们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由于两个阵营间相互的不信任，1499年3月早期的调解企图遭遇失败。但是在多尔纳赫战役之后士瓦本同盟厌倦战争，并且对皇帝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能力已经失去全部的信心，因此他们拒绝马克西米利安召集一支新军队的要求。比起瑞士军队来士瓦本军队与哈布斯堡军队损失的人员要多得多，并且在多次地被瑞士人夺走他们的装备之后他们的火炮也变得不足了。瑞士人对进一步拖长战争也没有兴趣，不过他们还是拒绝马克西米利安在1499年8月于沙夫豪森提出的第一个和平提议。不过意大利战争的战事帮忙将士瓦本战争带向尽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试图将米兰公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只要士瓦本战争还在持续，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他的侄女比安卡在1493年被马克西米利安所娶）就既不能期盼得到“远征佣兵”的帮助，也不能期盼得到马克西米利安的帮助，因此他的外交使节加莱亚佐·维斯孔蒂试图在瑞士人与皇帝间做调解。在瑞士的兼具战争政务会功能的邦联议会上为了防止米兰人得到瑞士佣兵或马克西米利安的帮助，法国代表则试图阻止瑞士人与马克西米利安间的任何协定。米兰代表击败法国代表的那些教唆，成功说服双方都降低各自的要求，最终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瑞士人之间的一份和平条约在1499年9月22日于巴塞尔被签订。马克西米利安曾对瑞士邦联下了禁令，以试图把这场战争定为一场“帝国战争”，然而这份和平提议却谨慎地对整场战争进行轻描淡写，将它从“帝国战争”降低为它的实质：帝国的两个相同地位的成员（帝国级政区）之间的一场战争，即哈布斯堡家族与瑞士邦联之间的一场战争。这份文件只把马克西米利安称为“哈布斯堡公爵”，而没称之为“日耳曼人民的国王”，更没有称之为“神圣罗马皇帝”。凭着巴塞尔和约，旧瑞士邦联与帝国的关系又回到1495年沃尔姆斯会议前开始的状态，帝国禁令被悄无声息地停止了。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接受瑞士各州的拒绝并含蓄地放弃哈布斯堡对瑞士人领土的宣称，承认瑞士人的独立，因此在这之后瑞士邦联的十个成员继续不受“帝国法院”的管辖，此外瑞士人从此还取得图尔高的高等司法权。除了沙夫豪森一带外这场战争没有造成任何领土变更，沙夫豪森这座城市成功确立它对一些之前属于康斯坦茨主教的地方的领导权，在格劳宾登中情势也回复到战前状态。

（九）哈布斯堡能够保留他们对“十辖区同盟”的八个市镇的权利，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个同盟与另外两个同盟以及瑞士邦联所结成的联盟。最终这样的安排将会导致哈布斯堡失去普雷蒂高，而归三同盟所有，不过例外的是在将近130年后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们会临时地重新占领该地。瑞士邦联在形式上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正如从1596年起伦茨堡的城堡大门上的这组装饰图案所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之鹰在伯尔尼的熊的上面，在底部的是“冯·埃尔拉赫”家族的盾形纹章。1648年以后在邦联的象征图案之上放置帝国的标志这一惯例被渐渐地丢弃，其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并且主要是出于传统的理由才被使用，如此一直持续到18世纪早期为止。在整场战争期间巴塞尔刻意保持着中立，虽然它与瑞士邦联的一些州结盟，但是它也与阿尔萨斯及莱茵河更下游的地方有着强烈的经济联系。但是这些战事增强巴塞尔市议会中的支持邦联的一派，并且瑞士人也意识到这座城市作为莱茵河上的一座桥头堡（跟沙夫豪森一样）的战略地位。在1501年6月9日来自巴塞尔的代表团与瑞士各州的代表签署盟约，而巴塞尔市议会则在1501年7月13日认可它。在士瓦本战争期间沙夫豪森与邦联成员们并肩作战，因此将它接纳入邦联也仅仅是道手续而已。这座城市自1415年起便是一座帝国城市，并且自1454年起通过一份25年的合约，它便成为瑞士邦联的一个伙伴政区。而到了1479年这份合约又被续订了，在1501年8月10日它成为邦联的第十二位成员。随着战争结束，瑞士军队不再受缚于莱茵河畔和格劳宾登。瑞士各州与米兰公国缔结新的佣兵契约，即所谓的协定条约，并很快深深陷入意大利战争之中，并且这之后战争的双方最后都会有瑞士佣兵参与战斗。在意大利战争中旧瑞士邦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活动，使得他们退出战争的是1515年的败给法军的马里尼亚诺战役和随之而来的在1516年与法国国王签订的和平条约，即所谓的永久和约。不过在与法国签订和约之后邦联各个州派出的瑞士佣兵仍继续充分地参与着意大利战争（直到16世纪中期才结束），为各个阵营效力，尤其是为法国国王效力。瑞士邦联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独立的“帝国级政区”，不过由于瑞士邦联甚至可以不参与帝国议会，因此这一关系下降为了纯粹是一种形式，并且它会在整个16世纪都不具有重要性。不过瑞士人仍然视自己为有着皇帝直辖身份的帝国成员，神圣罗马帝国仍然被视为所有特许、权利或政治身份的基础，瑞士人继续使用帝国的标志就能证明这一点。1511年哈布斯堡与瑞士邦联签订一份继承协议，这份协议是之前的1474年永久协议和1477年的第一份继承协议的续订。根据1511年的这份协议时哈布斯堡与瑞士邦联间的关系完全正常化，在这份协议中哈布斯堡终于正式放弃他们之前主张拥有的所有领土，甚至还将勃艮第伯国的保护权委任交给瑞士邦联。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瑞士邦联的所有成员和伙伴政区将会正式地完全脱离帝国，并被认可为一个有着自己的权利的民族和政治实体。

卡佩尔战争

（一）卡佩尔战争是瑞士宗教改革运动中爆发的一次战争，瑞士邦联中信奉天主教的卢塞恩、乌里、旋维茨、翁特瓦尔登和楚格5个邦结成联盟，阻止苏黎世邦在共管领地上传布新教。因此1529年6月8日苏黎世邦对这一联盟讨伐，但交战不久即于1529年6月26日在卡佩尔修道院达成停火协定。根据协定时信奉天主教各邦承认共管领地有信教自由，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苏黎世邦正在共管领地的图尔高强制推行新教，于是就在1531年10月突然向苏黎世邦发动战争。10月11日他们在卡佩尔打败苏黎世邦的军队，新教领袖茨温利战死。耶稣诞生后的1517年欧陆风云的舞台中央是尚处于查理五世皇帝治下的日不落帝国时代，一个德意志的普通修士马丁·路德却于当年的万圣节拉开帝国分裂的大幕。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帝之间的矛盾愈发难以调和，曾尊神圣罗马帝国为宗主、延绵阿尔卑斯山脉定居的瑞士人自然也未幸免。瑞士在改革伊始形成以北方苏黎世与伯尔尼等州为首的新教州，而在南方靠近意大利地区的林州同盟则始终效忠梵蒂冈。好在瑞士旧邦联全体成员在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期间却是恪守中立的，这不但使瑞士民众免遭战火荼毒，享受安定繁荣，也促使瑞士通过条约获得国际承认，成为独立国家。不为人所关注的是正是瑞士人在宗教改革伊始的一场手足相残的内战，开启欧洲的第一次宗教改革战争，史称卡佩尔战争，而真正发生战斗的则是在1531年爆发的第二次卡佩尔之战。瑞士并非没有机会变成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独立强国，在15世纪后期战胜勃艮第公国，杀死其公爵大胆的查理后旧邦联的权势一度扩张到顶峰，但多次军事胜利只是赢得更多雇佣兵订单罢了。各州政治上的无远见导致军事行动的政治目的基本成为泡影，瑞士逐渐沦为梵蒂冈、法国国王、神罗皇帝三国演义的附属品，尤其是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惨败后旧联邦的扩张宣告结束。长年陷入意大利战争为瑞士带来雪花般的雇佣兵订单，肆虐的黑死病却让旧联邦衰落了。然后宗教改革的飓风突然吹了起来，瑞士诞生与马丁·路德齐名的改革灵魂人物——茨温利，一个信仰上充满着极端理性成分的牧师，并希望建立以苏黎世邦为首的邦联领导体制。他期望联合德国诸侯，将瑞士塑造成为欧陆新教强国，把上帝、瑞士、苏黎世这三个目标融合到一个行动中去。摆在茨温利伟大理想前面的有三个障碍，首先是新教内部，改教者们并未统一新宗教的信条，马丁·路德对茨温利信仰中理性成分的怀疑胜过对瑞士改教的喜悦。德国诸侯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但马尔堡会谈和统一城市信纲的做法都失败了，苏黎世最终陷入孤立，而新教盟友伯尔尼也担心苏黎世的领导威胁自身地位。

（二）其次是天主教徒，尤其是林州同盟，他们仍尊梵蒂冈为宗，并严禁任何新教传教行为。为了对抗新教，不惜与瑞士宿敌奥地利结盟。最难处理的是苏黎世对茨温利的态度，瑞士各城邦权力核心是市民自治议会，茨温利的宗教领袖地位在带来巨大声望和权力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质疑。新教改革所谓的政教合一只是表面上苏黎世议会的一种妥协策略，茨温利从未取得宗教之外的更多权力。人们惧怕凯撒的产生，这种恐惧远超过阿提拉的入侵。到了1529年因为奥地利的介入，新教与天主教爆发冲突，这多少是茨温利希望的结果，他也被议会小心翼翼的赋予军事权力。苏黎世首先联合伯尔尼一起集合军力，进驻卡佩尔附近，对面就是楚格州边境。天主教徒一时慌了手脚，在第三方的提议下决定议和，这毕竟是百年来旧联邦内部的第一次冲突，人人自危。由于苏黎世人对茨温利执掌兵权的怀疑，配合伯尔尼人的小算盘，加上天主教大谈旧联邦情谊。第一次卡佩尔之战就在这种瑞士一家亲的气氛中仓促结束了，没有流一滴血。但茨温利这个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目睹马里尼亚诺战役惨败的瑞士人有着比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拥有更多的军事经验的，悲观的作出惊人的预言：你们所要的和平，只会带来更大的战争，而我所要的战争会带来持久的和平。1531年新的战争果然来了，在互相指责对方都违反和平条约后苏黎世率先发起经济制裁，这次天主教势力抢先动手。10月4日各天主教州在卢塞恩向苏黎世宣战，他们组织8000人的远征军，迅速的从楚格州向北开拔，接近上次战争的起点卡佩尔。由于天主教五邦指责苏黎世引入斯特拉斯堡这些外国势力，破坏协定，自己也就不敢接受奥地利的军人。全军中仅有100人的意大利志愿者参战，这对苏黎世而言是个好事，何况他们也并非没有戒备。1500名苏黎世士兵在一个名叫格耳德利军官的统帅下于10月10日下午到达卡佩尔镇驻防，随后到达的炮兵携带六门轻炮，这些火炮在后来的战事中对天主教军队产生极大威胁。天主教州的动员部队还在陆续往卡佩尔集结，防御方的人数处于劣势，但基于防守地理的优势，苏黎世仍有机会在此偷袭并阻击住敌人的进军。可这种主动阻击的机会被指挥官格耳德利的战术部署扼杀了，格耳德利首先不可理喻的放弃任何间谍行为，并对军事委员会要求他积极与敌军接触的要求置之不理。他的理由是给予的命令主要是延迟向阿尔卑斯山脉进军的敌人，并保证能够撤退与增援的主力汇合，故而用一种自相矛盾的龟缩防御策略：为了更好的延缓敌军，将前沿阵地设置在卡佩尔镇以北500米的绍伊仑高地上，靠近交通要道。为了撤退时保障所谓的火炮安全，而把大炮都隐藏起来，没有布置在高地正面的斜坡上。

（三）这本来可以大量杀伤通过平原和道路的敌军，因为确信有主力援兵，集中全部兵力于绍伊仑高地，放弃分兵在侧翼布肯瓦尔德利森林布防。甚至没有派驻斥候，也没有设置撤退道路上应有的掩护。简单说格耳德利的心态就是希望敌人知难而退、放弃进攻，先保全自己，等待援军来了再开战。可他所倚重的主力援军只来了800人，由于之前的和平导致几年的松懈，军备因此被削减了。茨温利的独裁作风也逐渐被苏黎世人厌恶，以他为首的主战派威权遭到极大质疑，茨温利甚至被威胁绑架与谋杀。这种政治上分裂的恶果十分明显，苏黎世因为入侵的消息反而陷入混乱。反茨温利势力拖延军事决策，直到10月10日晚上才发布总动员令，仅征集到800人。军备物资、补给也非常糟糕，每100到125人才配有一门火枪（滑膛枪或者火绳枪）。因为缺乏马匹、马车，居然无法运送大炮，大部分人作战的武器仅是剑、战斧和瑞士战戟。原本苏黎世尚有1400名士兵可供调遣，但他们被分散驻防到其他要道用以警戒，而伯尔尼的盟军也迟迟未有回应。尽管军事组织仓促，动员不足，这800援军也只能在第二天中午紧急开拔，在指挥官拉瓦特的率领下精疲力尽的他们在下午3点赶到卡佩尔。眼见形势危急，茨温利为鼓舞士气，与其他几十名牧师也抱着必死的决心，随之前往。他们到达时天主教徒战斗的号角早已吹响，天主教军在11日清晨就抵进卡佩尔，一前一后分为两股。突前的是600人的先锋队，主力则携带加农炮紧跟在后面。格耳德利见援兵未到，急忙做了战术调整，把部队分成两股，一股固守绍伊仑高地，另一股携带大炮，在靠近布肯瓦尔德利森林边缘布防，形成左翼。但他很快发现这是徒劳的，因为高地上目测的敌军数量太多了，这时他想起撤守修士山的建议，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但在那个时代军人的荣誉与面子还是颇为重要，瑞士雇佣兵一向以勇猛果敢而著称，受到雇主普遍的赞誉。大家害怕背负怯战的名声，加上他们希望的庞大援军还在路上，于是决定等敌军靠近，在他们的视野下再行体面的撤退。中午时分天主教先锋发动侦察进攻，他们向西运动，从卡佩尔的前方直插守军的右翼。在接近阵地400米的地方突然遭到一阵猛烈的炮击，苏黎世的炮兵队长菲斯利没有遵守隐藏炮兵的命令，主动开炮了。这一下打懵天主教军队，因为那时的作战习惯只有大股部队冲锋前才会齐发加农炮。此刻天主教前军与主力距离尚远，一旦被高地的守军短促突击，可能会全军覆灭。而主力携带的炮兵因为包围尚未形成，还没有固定炮位，无法支援，于是迅速向卡佩尔南部的村庄撤退。格耳德利却制止追击，错过歼灭先锋的好机会。

（四）由于炮击的效果，天主教一边也错误地估计守军的实力，不敢直接正面进攻，这倒是符合格耳德利的期望。进攻者决定继续向东行军，企图绕过正面阵地从侧面进攻。由于苏黎世军没有驻防布肯瓦尔德利森林，于是天主教军在没有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到达森林的南部，并决定就在此寻找适合防御的地点扎营待命。天主教士兵对指挥官的怯战感到十分不满，一名来自乌里州的教区教士长擅自带领几个志愿者做了一次侦查，他们穿越森林去观察苏黎世的守军。教士长敏锐的发现驻防森林边缘的步兵似乎在集结撤退，且敌军数量远比预计的少，他明白这是一个绝佳的突袭机会，于是迅速回营要求立刻发动试探进攻。在乔赫教士长狂热的叫喊中约400人的侦察分队组建起来，决定给这些新教徒留下一点深刻的人生经验。他们冲出森林，扑向正在撤退中的苏黎世人，在突袭中尽可能的杀伤对手。但对方毕竟是留着同样战斗血液的瑞士人，迅速开始反击，并包围从森林高处冲下的侦察分队。乔赫几次试图撤回森林，都失败了。在这危机的时刻天主教军的一大批志愿者赶来助战，并快速演变成在没有统一命令下的总攻。7000多人都穿过森林后凭着极高的战术素养，迅速排成密集的瑞士方阵，以一个宽大的正面发起进攻。长矛、长戟、混杂着战斧和阔剑闪亮整个山谷，有节奏的喊杀伴随着战鼓和军号，天主教徒们带着瑞士军团特有的森严纪律，坚定走向新教徒的防线，如钢铁洪流般的压来。遭遇这种排山倒海之势的进攻，苏黎世人只坚持15分钟不到便全面溃败，战斗变成一边倒的屠杀，一直到夜里才告结束。交战双方不乏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不少人甚至是马里尼亚诺战役残存的老兵。过去的瑞士人即使做雇佣兵也极力避免与同胞交战，但意识形态与信仰的分歧引发内战中最为血腥的仇恨，每个士兵都将人性之恶释放到最大，即使是曾经出生入死的手足同胞也绝不姑息。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苏黎世人总算抢回军旗得以撤出战场，抱存一点颜面，但四分之一的新教战士已长眠战场，少数重伤未死的也即将迎来天主教徒们打扫战场时的补刀，死者包括茨温利等几十名随军牧师。林州同盟乘胜追击，几天后的夜晚再次偷袭苏黎世及其同盟军的营地得手。而伯尔尼州和德国新教徒们依旧作壁上观，眼看苏黎世兵败如山和威名扫地，在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后第二次卡佩尔战争就以这样以苏黎世的陨落和茨温利之死宣告结束。消息传来后欧洲各国的天主教徒们弹冠相庆，庆贺瑞士摆脱魔鬼的控制，茨温利试图建立一个欧洲新教强国的梦想失败了，但他未能用剑完成的信仰事业，却不会结束。不久之后一个羞涩的、弱不禁风的书生加尔文将用笔和圣经在瑞士小邦日内瓦，达成任何新教徒用剑所无法达成的伟大事业，正如茨温利临终所言：你可以杀害身体，但你不能杀害灵魂。

奥地利经济学派（上期）

（一）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庞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基数效用是指像个人的体重或身高那样在基数的意义上可以度量的效用（它意味着效用之间的差别，即边际效用，是有意义的），序数效用与它相反，它只在序数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序数效用是“基数效用”的对称。用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其相对水平高低的效用。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帕累托等人为代表的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是指个人的偏好无法用绝对数值计量，只能根据偏好程度排列为第一、第二、第三、……的次序来表示效用相对水平的高低。应用序数效用概念来分析问题时无需计算商品的效用量，只需对不同商品的效用进行次序排列或分级就行了。序数效用论者认为这就可以克服必须对无法计算的效用进行计算的基数效用论的弊病，实际上序数效用概念归根到底包含着对于效用大小进行比较，因而其荒谬性与基数效用概念并无二致。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思想渊源也许可以追溯到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但其直接奠基却是产生于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此期间国的戈森、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等人差不多同时，但又都各自独立地发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学说建立在效用可以直接计量的假设之上，因此也被称为“基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经济学普遍使用的概念，其基本观点是：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1、2、3……）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基数效用论采用的是边际效用分析法，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大小是可以测量的，其计数单位就是效用单位。基数效用论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而马歇尔指出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在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又译为边际效应，是指每新增（或减少）一个单位的商品或服务，它对商品或服务的收益增加（或减少）的效用。经济学通常认为随着商品或服务的量增加，边际效用将会逐步减少，称为边际效应递减定律。边际效用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针对的是消费者，而边际报酬则对应生产者。同样随着商品或服务的量增加，边际报酬也将会逐步减少，称为边际报酬递减定律。

（二）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出现是经济学中爆发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被称为边际革命，这场革命使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二十世纪初，相继二、三十年，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洛桑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先后出版各自的代表作，并不约而同地讨论同一个问题，即价值由什么决定。边际革命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杰文斯指出价值由最后效用决定，门格尔指出价值由最小重要的用途决定，瓦尔拉指出价值由最后欲望满足的程度决定，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代表作中虽然没有使用边际效用这一概念，但他们都指出价值是由物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而效用是用以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以物的最终效用去衡量价值，可谓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强调物对人的满足程度，而满足程度完全是客观的感觉，因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客观主义的价值学说。必须指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使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消费领域，因为物的效用只有进入消费领域后才能评价。古典经济学既无法解释一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无法有效解决它们。为此欧洲出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四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发展社会主义；支持行业工会主义；通过政府管制经济、消除权利滥用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经济学的边际主义。边际主义放弃从劳动价值论角度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转而求助于效用价值论，其分析方法也从总量分析转向边际分析。但是与前三种方案不同，边际主义仍然坚持市场配置和分配，反对政府干预，抨击社会主义，并试图阻止工会行为，从而显示出其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连续性。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提出的，后由奥地利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加以发展的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之一。其特点是以效用解释价值形成过程，指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随着人们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不断增加而递减。边际效用就是某物品一系列递减的效用中最后一个单位所具有的效用，即最小效用，它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它还提出市场价格论，指出市场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物品的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庞巴维克，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效用学派理论的核心和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者认为商品价值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效用是指物品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边际效用则指每增加购买一单位的某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量。边际效用论者认为商品的价值并非实体，也不是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价值无非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评价”。

（三）他们指出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是形成价值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价值的形成还要以物品的稀缺性为前提。稀缺性与效用相结合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这里稀缺性是指物品供给的有限性。效用论者是这样阐述他们的观点的：物品只有在对满足人的欲望来说是稀少的时候才可能成为人们福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引起人的评价，表现为价值，而衡量价值量的尺度就是“边际效用”。人对物品的欲望会随其不断被满足而递减，如果供给无限则欲望可能减至零甚至产生负效用，即达到饱和甚至厌恶的状态。于是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从而它的价值会随供给增加会随之减少甚至消失。边际效用论者还提出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的市场价格论，并称之为“客观价值论”，并将主观价值论与供求均衡论结合起来，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物品的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对立在于价值本质和价值决定问题上的对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的实质是处于凝结状态的人类抽象劳动，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或者说是由供求所决定的商品的均衡价格所决定的。马歇尔主要是通过分析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下的均衡价格来分析商品价值的，马克思则是从生产领域入手，对价值的形成、决定、表现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这一点不仅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中有过论述，而且在第三卷第六章《价格变动的影响》中在关于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部分也有过论述。为何马克思没有反对的供求关系作用会成为马歇尔批驳劳动价值论的根据呢？对均衡价值论者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均衡价值论者以价格的概念替换价值，而他们所谓的价值是没有价值实体的。他们认为“价值”是由供求决定的，而供求作用直接决定的又是市场价格。他们通过对供求作用的分析得出市场供求均衡时的价格，发现该“价格”是最完美的，是价值最充分的表现，从而提出市场价格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显然这里均衡论者只在对价格进行分析，而不是对价值的分析，因此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其次均衡分析是一种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分析，价格受供求影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一切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直接合而为一，那么科学的存在就会成为多余。”价值与价格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均衡论者显然混淆这两个概念，只是对市场价格做的一种现象形态的分析。

（四）商品的效用或使用价值是客观的，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商品的效用也是难以计量的。对某一商品，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只是购买力不同。例如白米饭可以充饥，并且味道肯定比米糠好，尽管依各人的饭量不同，会影响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但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大家的主观感受应该是差不多的，对于经济学，其差异可不考虑。之所以一些人吃白米饭，另一些人吃米糠，是因为他们的购买力不同。因此，影响商品价格的，是消费者的购买力——社会产品分配能力，经济学的发展史已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消费者的购买力有限，其不同的爱好也会影响价格，但是暂时的，因为供给的变化决定价格的运动。即消费者的不同爱好，最终影响的，是商品供给量。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实质上是逐渐脱离效用，成为单纯研究商品价格-社会产品分配能力的过程。经济学设定一个单价货币所代表的边际效用，为一个单位效用，就是把商品的效用与商品价格相联系的。认为边际效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还不如认为边际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边际承受能力——边际需求价格，或者边际效用是生产者对商品价格的边际承受能力——边际供给价格，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质上就是这样。边际效用——商品价值量或价格，是指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边际承受能力——边际需求价格。边际生产力——商品价值量或价格，是指生产者对商品价格的边际承受能力——边际供给价格。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并没有回答边际效用（价值量）如何决定商品价格，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只是一个运动形式，边际效用（价值量）本身，需要市场商品供给来决定。而市场商品供给，该理论又认为应由边际效用来决定，产生循环论证。实际上市场商品供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从而商品供给决定边际效用——商品价值量或价格（边际供给或需求价格），是生产关系运动的结果。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区别在于其价值观的根本对立。效用论者认为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是人对商品的感觉与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由于效用论者将效用衡量的标准主观化从而使边际效用价值实际上成为主观的产物，将价值的形成与决定同劳动生产完全割裂，使商品价值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一个心理范畴。马克思劳动价值则是客观的价值论，它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客观性出发，系统阐述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以及劳动的凝结。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量有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由于主观评价常因主题不同而迥异，必然使价值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

（五）对价值来源认识上的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唯一的，即人类的劳动，而且是活劳动。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由于商品效用与人的欲望之间的满足关系而引起的感觉和评价，即价值来源于主观评价。对价值实质认识的差异：马克思认为价值在实质上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也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就是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与生产者的劳动、社会关系毫无联系，只是效用的主观体现。均衡价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较为重要的两大学派，他们的区别在于均衡论主要从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分析供求对价格的影响和价格如何在供求作用下达成均衡价格，从而提出均衡价格决定商品价值。均衡论者主要是对市场供求与价格之间关系的分析，边际效用论者则从商品的稀缺性和商品效用入手，分析效用对消费者的作用，从而得出效用决定价值的结论，这一观点单纯考虑效用与价值的关系。此外均衡论与效用论的区别还明显表现为客观和主观的区别，如果说均衡论只是一种未深入实质的现象分析，那么效用论者的价值观则纯粹是一种心理分析。通过比较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强调价值的社会经济关系含义；均衡价格论侧重于将价值分析看作商品价格的分析；效用价值论则主张将价值列为消费者的感觉评价。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关于价值 (价格) 的决定及其变动规律的理论，他从静态局部均衡分析出发，借助供求论，使边际效用论同生产费用论相结合，说明商品价值决定于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均等之点，这个理论是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他在《经济学原理》 (1890年) 一书中用商品的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所以均衡价格论也就是马歇尔的价值论。生产要素分为四类：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按要素类别分配社会总产品或收入称为功能性收入分配。基本工资：定义：是以货币为支付手段，按照时间或产量计算的报酬，是工资构成的主要部分。工资率：指单位时间的劳动价格，分小时工资率、日工资率。货币工资：是指工人单位时间的货币所得，它受三个因素的影响：货币工资率、工作时间长度和相关的工资制度安排。实际工资：是经价格指数修正过的货币工资，公式是：实际工资=货币工资/价格指数。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是依据工人的工资标准与工作时间长度支付的工资的形式，货币工资=工资标准*实际工作时间。计时工资的形式有：小时工资制：货币工资=小时工资率=工资标准*实际工作时间。日工资制：货币工资=小时工资率*标准工作日小时数。周工资制：货币工资=日工资率*标准工作周日数。

（六）计时工资是最传统的工资形式，其特征是劳动量以劳动的直接持续时间来计量。因时间劳动的自然尺度，故其适用性强，适用范围广，几乎所有的劳动均可实行此种工资支付方式。计件工资是依据工人合格产品数量和计件工资率计算工资报酬的工资支付形式，货币工资=计件工资率（计件单价）*合格产品数量。与计时工资相比区别在于计量劳动的方式不同，计件工资实际上是计时工资的一种转化形式。马歇尔以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费用论为基础，吸收边际分析和心理概念，论述价格的供给一方。又以边际效用学派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对其进行修改，论述价格的需求一方。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之两刃，是同时起作用的，从而建立起均衡价格论。马歇尔分析均衡价格的3种形式：暂时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均衡价格。研究生产成本的3种情况：递增成本、递减成本、不变成本。提出“弹性”理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概念，并建立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及其公式。马歇尔还用均衡价格分析方法论述工资、利息、利润、地租，它们分别是劳动、资本、企业家能力和土地的均衡价格，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是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典型。《经济学原理》集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之大成，并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均衡价格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是由商品的均衡价格衡量的观点，这是马歇尔庸俗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均衡价格是指一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也就是这种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与市场供给曲线相交时的价格，均衡价格被认为是经过市场供求的自发调节而形成的。需求价格是由该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供给价格是卖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庸俗经济学用商品的均衡价格来代替商品的价格，均衡价格论就是价值论，所以均衡价格论是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的大杂烩。均衡价格论的错误在于价格偷换价值，用市场价格的决定来代替价值的决定，供求关系只能说明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波动，而不能说明价值本质及其决定问题。劳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在根本观点上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联系：供求作用：首先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值论在供求作用与价格的关系上有共同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现有的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就价值量的决定从商品单个量的角度来分析的。

（七）而第二种意义则指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该行业生产社会所需该商品总量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一含义的劳动时间是总量的分析，它对价值的实现起决定作用。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分析，实质上讲就是社会总供给要与总需求相一致，只有这样，商品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与均衡论者的观点并不矛盾。商品使用价值的作用：其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关于商品使用价值（效用）作用的问题上有共同之处，二者都承认使用价值对价值有重要作用，但二者区别在于“如何作用”。马克思认为价值与使用价值是统一与商品体内的两因素，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使用价值是价值存在的前提，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则失去价值存在的基础，可见马克思和边际效用论者几乎同样重视使用价值。在分析方法上的互相引入：此外均衡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之间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分析方法上的互相引入。马歇尔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引入“边际增量”和“效用分析”，他认为考察经济现象时边际增量比总量更重要。因此他运用边际增量分析来说明需求和供给，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他的整个理论。同样边际效用论者也将均衡分析法引入经济学，并以此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提出市场价格是在竞争条件下买卖双方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01~1877）是一位法国数学家，出版关于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一系列著作。他是将数学用于经济分析的最早的经济学家，但其开创性贡献被后人忽略，直到边际革命的兴起。古诺是第一位提出完全垄断、双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提出如下命题的第一位经济学家：通过把价格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企业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赫尔曼·亨利希·戈森（1810~1858）于1850年辞去其德国政府小公务员的职位，隐居四年，用高深的数理方法写就《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并于1854年出版。可惜曲高和寡，无人问津，该书只售出寥寥数本，戈森非常失望地召回并销毁剩余的书籍。1871年杰文斯出版《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后发现戈森的这本书，惊奇地发现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几乎早就被另一个人完全提出来了，于是在《经济学原理》的以后的版本中杰文斯将边际效用理论的提出完全归功于戈森，因此经济学家戈森才为人所知。戈森理论的出发点：最大幸福原则。戈森第一定律：当一种产品消费量增多时，因此增加的效用会逐渐减少，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戈森第二定律：通过获取最大满足的理性消费来平衡边际效用，即边际效用均等原理。

（八）主要信条：集中关注边际；理性经济行为；强调微观经济；使用抽象、演绎方法；强调完全竞争；需求导向的价格理论；强调主观效用；均衡方法；将土地与资本品合并分析；最小的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研究进入消费领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后竞争加剧，生产矛盾比较突出。而市场问题集中呈现在供求关系上，供求反映人们的消费和欲望，所以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不从人们的消费和欲望出发。门格尔曾经指出：“一切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人类的欲望本性，没有欲望就没有经济活动，就没有社会经济和以它为基础的科学，对欲望的研究是经济学的关键。”所以借助于边际分析的方法来测量消费者欲望的满足程度，衡量物的效用从而决定价值，推动着经济学的研究。边际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数学分析方法，也就是运用数学中的微积分去观察经济问题。但是这一方法开始还不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甚至门格尔对在经济理论中使用数学的方法都表示怀疑。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科学，不可能用数学方法去“精确”测定，只能用演绎法或归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研究的实践，特别是经济资源“稀缺性”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方法，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去观察经济问题。稀缺论认为财富的增长，人类福利的增进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由展现，而是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是一切增量投入都是可取的，只有把增量投入与增量产出联系起来分析才是可取的。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在以后的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提出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边际消费倾向等范畴，极大地丰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所以边际分析的广泛使用是经济学研究的重大变革。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经济学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几乎同时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三位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

（九）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1874～1877）中提出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与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同一个原理：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边际效用学派在19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边际效用学派的矛头愈益直接和公开，其中以柏姆-巴维克最为突出。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个理论指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边际效用之比。边际效用价值论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深刻地指出经济本质上就是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总和，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这样经济中的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再从这一模式的法则引伸出适用于各种经济发展条件的普遍经济规律。

（十）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时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边际效用价值论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柏姆-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指出收入是物品价值的时差，即人对同种类同数量物品在现在和未来两个不同时间内评价的差异。柏姆-巴维克把物品分成能够用来满足眼前需要的现在物品和只能用于满足将来需要的未来物品，在若干法则支配下总是倾向于高估Future物品的价值而低估未来物品的价值，因此当同种类同数量的物品与未来物品交换时两者之间就存在价值的差额。为了填补这个差额以实现等价交换，未来物品的所有者就须向Future物品的所有者支付一定的“贴水”即利息。柏姆-巴维克把资本雇佣工人、资本借贷和土地出租都归结为Future与未来两种物品的交换，从而指出企业利润、借贷利息和租金从根本上讲都是时差带来的利息。维塞尔的归属论把主观价值论和生产三要素论结合起来，依据消费物品的效用来确定生产性物品（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价值或其生产性贡献，从而确定它们各自在产品中的分配份额。类似的观点已由门格尔提出，但他没有作出确定的表述和具体的计算。维塞尔指出为了将消费物品的主观效用分别地归属到有关的生产性物品上去，需要把若干生产性物品的不同组合所带来的不同效用用方程式分别表示出来，只要方程式数目与未知数（生产性物品）数目相同，便可计算出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性贡献，也就是它们的分配额。例如假定以X、Y、Z代表三种生产要素，又假定它们的不同组合可产生如下各不相同的效用：X+Y=100，2X+3Z=290，4Y+5Z=590，则X=40,Y=60,Z=70。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进一步将边际效用论、生产三要素论和土地收益递减律”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证明完全自由竞争的静态社会条件下存在着按照生产要素的实际生产贡献（即按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的自然规律。

（十一）克拉克指出边际效用论、生产三要素论和土地收益递减律都是不必再证明的公理，而劳动与资本收益递减律又是土地收益递减律的扩大。据此他指出在劳动不变而相继增加资本时每一单位增加资本所提供的产量（产值）增量依次递减，最后增加的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产值），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由于资本家与企业家之间利害关系的制约，资本利息必决定于资本边际生产力。同样在资本不变而相继增加劳动时每一增量劳动所提供的增量产量（或产值）依次递减，最后增加的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产值），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劳动与资本的利害关系使工资必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企业家是执行“调和职能”的劳动者，所以企业家收入属于工资中之一类，按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土地归属于资本，地租是土地投资的报酬，按资本边际生产力决定。企业超额利润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动态经济范畴，将会因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而化为其他收入（主要是加到工资中）。边际生产力论的出现最终完成将边际效用原理推广到包括产品分配领域在内的整个经济领域的过程，它也是边际效用学派的最具代表性的分配论。边际效用学派对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J凯恩斯完全接受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者的著作中愈益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激进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严厉的批判。边际效用学派对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经济历史学派是以德国为主的经济学学派，虽然该学派主张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

（十二）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的特性是无法全球化的，而且也会随著时间地点而改变，这种概念抛弃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是普世定理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要经历严格的分析研究，而非哲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历史学派的特色是重视实际现实，而非自我设计的数学模型，经济历史学派在工业化时期也极为关注社会改革和大众生活的改进。19世纪末期经济历史学派与新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研究方式和理论上争论不休，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控制大部分的德国学术界，许多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普鲁士教育部长弗里德里希·阿尔陶夫的顾问。普鲁士是当时德国的学术中心，同时也支配德语国家的学术界。随著一些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还远至美国，直到1900年为止。或许是因为在英语国家知名度不高，经济历史学派在现代英美的经济学界不太受重视，历史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学派之一。不过无论是在理论贡献和实际运作上经济历史学派都成后来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其经济模型支配几乎整个欧洲。虽然不如德国的知名，英语国家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确存在，这个学派受到弗兰西斯·培根、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大量影响。这个学派后来猛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上的演绎方式，尤其大卫·李嘉图更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个学派强调将历史的经验与当今的情况混合，阿诺尔德·汤因比便是这些学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19 世纪上半叶德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保护关税派的权威。他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论述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应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关系、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关系，主张在当时的德国实行保护发展政策；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措施；特别重视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发展自己国家的民族经济等等。他的经济学说具有鲜明的特点，就是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他极力要建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即“国家经济学”。他提出这种学说不是建立在空洞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的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派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是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历史学派的思想家们继承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们把李斯特所发动的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引向对古典学派方法论的否定。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们不象当时英国的李嘉图反对派那样讨论李嘉图理论的矛盾，而是把批判的矛头集中在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抽象演绎法。

（十三）首先，他们指责古典学派依以为出发点的概念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例如，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等的作用，以致“ 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其次，他们批评古典学派从抽象概念出发，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一些基本命题，并把它们宣布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规律。最后，他们指出，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 就是建立在这种抽象演绎法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也是“绝对主义’或“永恒主义” 的。针对古典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提出了自己的“ 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 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只能用综合的方法，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 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历史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种“ 历史的方法”。可以认为，历史学派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方法沦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德国，能在短时期内超过英法等国，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德国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政权并依靠它来推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政策。由此就不难理解，历史学派始终反对英法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保护和统制政策。旧历史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的方法”他们认为，事物是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只能用综合的方法，用归纳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旧历史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的方法”。旧历史学派是在批判英国古典经济学方法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的发表。当时还是个公务员的门格尔也因此书而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经担任数年鲁道夫王储的私人教师和旅伴后，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虽非门格尔的学生，却成为门格尔这本成名之作新观点的热情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两位追随者和门格尔一些学生不遗余力写作，特别是由于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至此，奥地利学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了英语；1890年《美国政治及社会科学学会年刊》的编辑们一再要求庞巴维克撰文阐述这一新学派的思想。

（十四）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源自19世纪末的奥地利，延续至20世纪的美国等地，代表人物包括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欧根·冯·庞巴维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穆瑞·牛顿·罗斯巴德和汉斯-赫尔曼·霍普等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式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相同，因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可以视为是延续15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包含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等主要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只有在逻辑上出自于人类行为原则的经济理论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的正式名称是人类行为学，而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以来便提倡一种从这种理论所衍生的解释方式。人类行为学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家们能以此探索适用于所有人类的经济规律，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解释方式则可以用于针对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奥地利经济学派所采用的亚里斯多德派/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目前主流的新古典主义所采用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不同，也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决定论不同。虽然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式与现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的方式都不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往往极具争议性，而且也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不同，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彻底反对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力相当广泛，他们强调经济的生产阶段，并且质疑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基础。由于许多奥地利经济学派所主张的政策都要求政府减少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客观主义团体都经常引用奥地利学派思想家的作品。古典经济学专注的主要是价值的交换理论，在19世纪后期也开始专注“边缘的”成本和价值概念。在边际主义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出现一种特别集中于门格尔的思想发展的学派，被称为“奥地利学派”。因为该派有多名学者执教于维也纳大学，所以又称“维也纳学派”。因为着重于从主观的心理以及效用分析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又被称为“心理学派”。奥地利学派起源于维也纳，而学派的名称则起源于当时同为德语世界中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与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辩论，在辩论中奥地利人主张古典经济学着重于逻辑高于观察，而德国人则嘲笑他们为“奥地利学派”以突显他们远离当时德国的主流思想，并且也是嘲笑他们的思想仅属于地区省份的层次（当时普鲁士统一除奥地利之外德语地区，成立德意志帝国，所以视奥地利为一个分离的地区省份）。

（十五）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相同的一些特征。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克尼斯和希尔德布兰德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称：“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在门格尔发表有关方法论的著作，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

（十六）庞巴维克、维塞尔、科摩琴斯基和朱克坎德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马塔亚、格罗斯、萨克斯以及迈耶等人则提供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菲利波维奇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门格尔的著作被庞巴维克等人所追随，当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计算问题针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行批评时他们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代表奥地利人的位置，他们主张如果没有货币价格或私人财产的存在，正确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达成的。奥地利学派成为第一批有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有一部分也是源自于奥地利经济学家对于德国经济历史学派的黑格尔理论的反驳。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奥地利学派形容为“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反动，但这种说法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门格尔写下《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时间几乎就和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一书的时间一致。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第一个敢于直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派，而两种学派研究议题也都聚焦于货币、资本、商业周期和经济过程等议题。庞巴维克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写下大量批判马克思的著作，而几名突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1905年-1906年之间参加庞巴维克主持的大学研讨班。相较之下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对于这些议题感兴趣，而且之中许多人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也不熟悉，要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转变。在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奥地利学派便不再聚集于奥地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否定，主要是因为奥地利学派反对以观察的方式研究。它的名声借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人逐渐提升—尤其是在哈耶克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不过奥地利学派在当今依然属于少数派的立场。奥地利学派可以被分为两种走向：一种是以哈耶克为主，在怀疑许多新古典主义概念的同时却也会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公式；另一种则是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主，试图寻找不同的经济公式。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主要差异是在于消费需求低落的可能性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这是可能发生的，而米塞斯则指出这在实践上不可能观察到，米塞斯和其学生主张功利的作用是序数的—而非基数。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可能对他的需求进行先后的顺序排列，而不可能测量这些需求的数字大小，最后米塞斯的理论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在风险评估的方式上也有些许不同。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部分是奥地利学派对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和其他“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前去授课时他们的英国学生都“逃走了”，拒绝加入奥地利学派的行列。

（十七）但他们的许多概念，尤其是在资本的价值和其重要性上，最后影响许多凯恩斯经济学家如约翰·希克斯等人的著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任局长阿伦·格林斯潘在2000年谈及奥地利学派时如此说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的大多数理论都被实践且产生深切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们或许对于这个国家（美国）的主流经济思想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格林斯潘也称他曾经参加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持的研讨班。与杰文斯及瓦尔拉斯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离散变量。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总之正如施特赖斯勒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剪刀理论”所描述的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商品理论强调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另一著作，阐述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