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租界拾遗（一）上海开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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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逢坂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攫取了在华通商口岸租地的权利。《虎门条约》中约定，英国人租地须由中方许可，但建造多少房屋则仅需向中方报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炮兵少尉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出任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并打算把上海县城北至吴淞江之间的滩地租下来，作为租界使用。而这块租界的用途，即为外国人的专用居留地。

上海一名，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时就已出现，当时是华亭县下属的上海务，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南宋时升格为上海镇。作为行政区划名，最早始于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立的上海县①，县治位于今天的黄浦区中华路、人民路环线内②。清朝时，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雍正八年（1743年），苏松太道更名为苏松道，道治迁入上海县城，故而又名上海道。此后苏松道因辖区变换先后更名为苏松太道、松太道，嘉庆十三年（1808年）最终改回苏松太道。由于其南邻杭州湾，北接长江口，东濒东海，西靠江苏浙江两省，交通便利，地理条件堪称优越。因此，至19世纪40年代时，这里已经成为松江府的经济中心。县城外出现了繁华的城厢，县城东门还设有专门负责征税的江苏海关，也即“江海关”。而在鸦片战争战败之后，这里也被英国人选为了五个开埠地之一。

英国人不光想用鸦片搜刮中国人的钱。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先后派遣使团来到中国，想让中国增设通商口岸，并允许自己在口岸附近拥有一块类似澳门的居留地。不过不管是清高宗还是清仁宗，都没有同意英国使团的这一要求。

在巴富尔担任领事之前，英国专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和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已经就关于在上海设立租界的交涉过了。在《南京条约》签署完毕之后，1842年10月9日，璞鼎查和巴富尔等一行12人就骑马进入上海城，和上海道、上海知县讨论了开关通商之后的问题。在前后的接触中，英国人一直想自己挑地方，但中方认为双方应该就这件事情商量商量。只不过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按照英国人想的照办了。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但由于安置管理外国侨民的方法、适用法律法规、如何开展中外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尚未议定，以至于上海开埠多少显得有点仓促。

开埠后，大量的英国人涌入上海县城内外传教或经商。而巴富尔本人于1844年2月，在上海县城内租下了顾氏住宅敦春堂作为领事馆和住宅，这个地址在新衙前街，也就是现在的学院路③。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抵达上海并在领事馆登记的英国人就已达到25人。相对应的，江南海关监督、上海道宫慕久在1843年末，于洋泾浜和黄浦江的交汇处临时设置了“西洋商船盘验所”，之后又在今汉口路南侧的沿浦土地中划出了20余亩，准备筹建“洋关”。

安顿好了之后，巴富尔开始和江苏巡抚、上海道等中国官员接洽，准备就租界划定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英国人拿出了一份关于租界范围的划定方案，而当地的中国官员虽然明知自己拥有批准租地的权利，但由于担心搞出乱子进而自己背锅，故而他们在最后批准的环节来回踢皮球，以至于租地章程迟迟没有签订。

1844年4月12日，在上海的11名英国人赶到领事馆，召开了第一次购地的“公众会议”。在巴富尔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各种非官方的“永租”土地建房行为开始陆续出现，其中就包括上海县城北郊的黄浦江西岸。到了这一年的5月，英国人在现在的外滩上一字排开了8家洋行，并为此前后签了9份租地合同。这些租地人中，大多是在广州长期从事鸦片贸易的洋行大班，或者是洋行派来的经理人，其中就有在广州禁烟运动时臭名昭著的鸦片商人兰士禄（Dent Lancelot）。而英国公理会伦敦差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先前筹建“洋关”的土地旁边租了11亩地，使用的身份则是“英商义冢会书记兼司账”。这也开了教会在华租地的先河。

最开始，这些英国人签订的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草约，直到租地章程确认之后，才换成了有法律效力的道契。通常而言，洋行的租地行为可以分为四个类型：初次向当地百姓租地的行为，被称为“首租”；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一些洋行在自己已租土地周围继续寻租，租地成功后是为“添租”；将土地开发完毕后分割出售，是为“割租”；把土地租借权转让给他人，是为“转租”。不同时期，不同方法的租地比例各有不同。

租住在县城内的英国人，和城里原有的中国人，不管是文化传统还是生活习惯，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双方相互好奇，但又相互看不惯。双方的居住区域犬牙交错，时不时地还会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而每当矛盾爆发时，巴富尔总是会在后面暗中怂恿，扩大事态；吃了瘪的中国人则跑去县衙和道台，希望当地官员为他们做主。一来二去，上海县城内闹得不可开交。上海道宫慕久这时候意识到，再不赶紧把这帮洋人从县城里轰出去，给他们圈块地方自己住，城里就没有安生日子可言了。

而这，也正是巴富尔想要看到的。1845年12月9日，宫慕久和巴富尔正式签订了《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章程中规定了租地的范围和方法，以及土地的使用方式。这标志着上海英租界的正式建立，同时也是中国境内第一块外国租界。

① 也有说法认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只是上海县正式确立的年份。元朝政府批准上海县建立的时间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而相关消息反馈回行省的时间则可能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弘治上海县志》当中所记载的上海县建立时间支持至元二十八年这个说法。参见：“沈永清：《上海建县年代之我见》，《上海修志向导》，1989年第5期。”

②《上海通志》持此观点。县衙最开始位于原来的榷货场，但学术界意见不一。现有观点包括宋市舶提举司，即方浜与肇嘉浜之间近浦滩处（见“朱宏治：《上海县的第一所县衙门在今南市区何处》”）；元市舶司说（见“上海市南市区志编纂委员会 编：《南市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3月。”）；城隍庙旧校场路（见《上海市南市区地名志》）；四牌楼路儒学东（见“薛理勇 著：《上海滩地名掌故》，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七八年之后，县衙迁往阜民桥北市舶司舍。直至1915年，上海县办公地点就没再动过。

③黄浦区文物点中的记载为“西姚家弄48号”。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英方的拼音“Se  Yaou Ken Street”的翻译问题。

参考资料

[1]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 编：《上海通志 第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薛理勇 著：《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3]沈金银：《1855年上海英租界地图》，《上海城市规划》，2002年第3期。

[4]吴乾兑：《鸦片战争与上海英租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5]钱宗灏：《上海开埠初期的城市化（1843-1862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6]牟振宇：《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土地交易、地价分布及其驱动力分析（1844-1853）》，《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7]熊月之：《从华洋分处到华洋共处（上篇）：花样分处的起因》，《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7期。

[8]周新民：《申城首个外国领事馆遗址究竟在何处？》，《上海地方志》，2013年第5期。

[9]何惠明：《上海镇、上海县、上海县城考录》，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12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