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与纳粹上台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在时间上持续了四年之久；在破坏性上，更是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下降、贸易锐减、物价惨跌、工商企业和银行倒闭以及失业人数激增等灾难。从1928—1933年，世界工业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生产下降为62%，消费资料的生产下降为89%。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在这场灾难中也未能幸免。从1929—1932年，德国的工业生产由100%下降到了59.8%，即衰退到1887年的水平。1932年6月，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最低水平，仅为1928年的53.8%，生产潜力利用率也降至35.7%。生铁减产70.3%，钢——64.9%，煤——32.7%，机器制造——62.1%，汽车——64.2%以上，发电量——23.4%，棉花消费量下降21.4%（最低年份为1933年）。按年度数字，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时的最低点，整个工业生产降低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53%，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25.3%，即分别退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危机最严重时，数十万中小企业倒闭，甚至大康采恩也遭到破产（如毛织业康采恩“杜尔巴赫”）或被迫改组（钢托拉斯）。全部工业开工率仅为33.4%。失业人数也从189.2万人（占职工总人数的9.6%）飙升到557.5万人（30.8%），而1932年2月，失业人数达到了最高——612.8万人。

　　德国的农业也在危机中遭到了重大打击。由于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减少，大批工业企业的停工倒闭也增加了原料销售的困难。1933年，农产品出卖后所得的利润由1929年的102亿马克下降到了65亿马克。1933年农产品价格暴跌，接着是1934年农产品大减产。结果，大批小农破产，纷纷出卖土地，佃业人数激增，农村债务上升，整个农业收入减少了30%。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跌落，农民损失了30亿马克收入。与1925—1929年相比，1930—1932年生产牛奶和蛋类的农户收入减少30%，生产肉类的农户收入减少25%，燕麦和植物作物的价格下降20%。

　　1931年7月，德国爆发了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3亿马克，整个信贷体系及金汇兑本位制濒临崩溃。大银行纷纷合并，一战前柏林的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德国当局匆忙向各大银行发放了10亿马克以上的贷款，并收购了全国私人银行股票的70%左右。

　　德国的对外贸易也一落千丈。1929—1935年，德国出口总额减少69.1%，进口总额也下降了70.8%，结果不得不增加同苏联的贸易往来。以1925年为100%，德国对苏联的输出1930年增为171.4%，1931年增为303.7%，1932年增为249.2%。危机期间，德国造的机器零件和各种汽车有25%，各种工作母机有50%是卖给苏联的。这就使大大减轻了德国人民的生活负担。

　　为了摆脱危机，德国当局不惜千方百计地将危机转嫁到德国人民身上，一方面，它极力支持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向他们共发放了100亿马克以上的补助金和贷款，增加国家订货，并加紧实行强制卡特尔化；另一方面，它却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纳税额（约数十亿马克），大大削减失业救济金和降低职员工薪来加强对劳动者的搜刮。自1929年到1932年中期，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收入总共因此而损失了300亿马克。而在同一时期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4%，在矿山中甚至提高了34%。一个产业工人每星期的平均工资由1929年的40马克20分尼减少到1932年6月的22马克10分尼。1932年，一个职员或公务员（大约有500万人）的平均月薪仅为150马克。危机期间的工资和薪金共约减少50%。1931年德国工人的工资数目比官方统计的最低生活水平还低58%。

　　在危机中，人民群众贫困潦倒，濒临死亡。他们为了争取生存，同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德国国内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1930—1933年，德国总计爆发了1000多次罢工。

　　在危机期间，德国的执政党之一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垄断资本采取了迎合的态度，遭到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唾弃；相反，德国共产党却积极领导群众对垄断资本进行坚决斗争，在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日益升高，也就越来越成为德国垄断资本的眼中钉、肉中刺。德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强烈震撼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在1928—1932年，德国更换了四届政府，均不能解决问题。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看到，要想摆脱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就必须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掠夺的方针，而纳粹党无疑最符合他们的愿望。为了扶持纳粹党上台，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了经济资助，并加强政治联盟，进行了一系列幕后交易，策划组阁。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任命纳粹党魁希特勒为德国总理。自此，德国开始了其历史上最为反动的12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分析到苏联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指出：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不仅在远东尖锐化，而且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工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工人大批失业，贫苦阶级生活无着，加强了工农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转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义愤。在德国，由于这个国家被战争、被付给英法战胜国的赔款以及经济危机弄得民穷财尽，由于工人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英法外国资产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张选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会使它吃苦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认定，为了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把国会化为乌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个能够镇压工人阶级而把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专政。于是它就叫那个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能把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工人阶级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这方面帮了忙，他们用自己的妥协主义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中文版，第332—333页

确立法西斯专政

　　希特勒上台以后，就着手进行建立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的工作。

　　1933年2月2日，希特勒政府先后取缔了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社会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建立了警察特务的恐怖统治，纳粹党要求警察“使用武器”，违令者将受到惩处。7月14日，希特勒颁布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并不许再建立任何新党，违者将受惩罚。12月1日，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各级政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1933年3月5日，希特勒控制了国会的多数，并于3月20日强行通过所谓“授权法”，将国会立法权转交希特勒政府，使国会形同虚设；将政府权力扩大到可以改变宪法，完全摆脱国会和总统监督；将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移交总理，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中于总理，加强了希特勒的地位；将政府颁布法令的有效性扩大到同外国签订条约；将法令的有效期同希特勒政府的存在连接到一起。解散了国会和联邦议院，并控制了各邦议会，使其名存实亡而自行解体。纳粹党的一党专政就这样确立了。

　　希特勒还对自己的同伙进行了清洗。他排挤内阁中的非纳粹党人，增加纳粹党人部长的数量。至1933年夏，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内阁；同时，他大力清洗官吏队伍，清除大批非雅利安人，特别是犹太人，而且罢免对纳粹政权持某些保留态度的人，由纳粹党人取而代之。最后，纳粹党地方领导人，冲锋队及党卫军指挥官，均当了各邦部长、地方政府长官，或担任国行政及警察机构中的其他官职。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颁布了《帝国重建法》，从法律上确认了中央集权制度。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军方的压力下，铲除了罗姆集团，解除了其领导下的冲锋队的武装，消灭了这支打着“第二次革命”的旗号要求实现社会改革的武装群众组织，其位置也被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所取代。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病死。当日中午，根据希特勒事先制定的“法律”，德国总统和总理的职务合二为一，希特勒“接管”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至此，希特勒已经完全实现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为了实现对全德国人民的有效控制，希特勒通过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德国人民，并逮捕敢于反法西斯人士和其他民主进步人士；在全国范围内遍设集中营，对被逮捕的各类进步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德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后，集中营内又塞满了外国平民和战俘；在文化上，强迫德国人民接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信仰”的要求，焚烧各种进步和科学的著作，厉行思想钳制；在教育上，从小学到大学，极端沙文主义、极端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充斥了各种课本，军事训练和公役劳动成了学生的主课，学生也被引导去盲从纳粹政权；在经济上，确立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绝对权力，对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一体化”，进行法西斯主义极权控制。

建立统制经济

　　希特勒和纳粹党为了准备发动战争，在经济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改变为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主的体制，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融合，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纳粹党登台以前，为了骗取劳动人民的信任，曾虚张声势地进行了反资本主义的宣传。然而，当纳粹党登台以后，就撕下了一切伪装，一切朝着相反的方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

　　为了确定垄断资产阶级的绝对统治权力，1933年7月15日，纳粹设立了所谓德国经济总会，由12个德国大工业、大银行和大商业代表以及5个纳粹分子主持。1934年2月27日，该总会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该条例赋予经济部长很大的权力，包括：认定某个经济团体作为相关领域的唯一代表；建立、解散或合并经济团体；修改经济团体的章程，尤其是为之引入领袖原则；任免经济团体的领导人；强迫企业和雇主加入经济团体。同年11月27日，当局又颁布该条例的第一个执行条例，进一步加强在法律上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并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按照这两个条例，规定全国成立6个经济组：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事业、动力经济和手工业，后加上旅游业成为7大组），下分若干行业经济小组和分小组。这是纵向按部门、行业加以控制。另外，又成立了一个全德经济协会（一译全德经济院），下设18个省经济院。这是横向按区域加以控制。希特勒强调：“经济部只能规定国民经济任务，而私人企业则要完成这些任务。如果私人经济认为对此不能胜任。那末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自动去完成这些任务。”因此，上述经济组织的主管人均由经济部长任命，同时又强调所谓经济自治管理责任制，使得企业主留有充分余地。所有企业家必须既是业务组织、又是区域组织的成员，从而保证国家经济生活的指导工作遵照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

　　各省经济院头目全部是大资本家：

　　同时，纳粹对全国经济进行改组，强制推行“卡特尔化”【卡特尔：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指生产同类商品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划分销售市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联合。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在生产上、贸易商、财务上和法律上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如果违背共同协议的规定，则要受到罚款、撤销享受专利等处罚】。1933年7月15日纳粹政府颁布的卡特尔条例，使得建立全权的卡特尔具有强制性质，卡特尔有权命令局外企业合并起来，并有权禁止新企业的成立。卡特尔对其成员和局外企业拥有绝对权力，谁企图打破卡特尔巨头所规定的价格，谁就会受到排斥和抵制。只有被卡特尔承认的商号和工厂才能得到货物和原料，而只有维持一定的销路的厂商才会被卡特尔所承认，如无线电工厂的资本不得少于3万马克；1938年底，只有每年营业量不少于5000马克的烟尚才能得到进货。结果，大量中小局外企业被迫并入卡特尔，并受其直接统治。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数从2100个增加到2500个。

　　为促进资本集中和加强大企业优势，纳粹党于1937年10月开始实行“股权改革”，规定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设立的新股份公司资本额不得少于50万马克。结果，10万马克以下的小公司被大量消灭，10—50万马克的公司在欧战前也只剩下了一半：

　　从1933到1939年，德国的股份公司从9148个减少到5353个，即减少了43%。

　　相反，资本在5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例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资产阶级大受打击。

　　不止是中小股份公司，大量的手工业和小型零售商业也未能幸免。从1936年4月1日到1938年4月1日，有10.4万家手工业作坊被封闭；1938—1939年，又有7.6万家手工业作坊被消灭，平均每天208家。截至欧战爆发时，被关停的小商店约有10万家，其中曼海姆当局就下令封闭了40%的食品商店，因为它们的营业额不足10万马克。

　　国民经济军事化也促进了资本更加集中。1935年底，康采恩【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最复杂的形式，指把分属与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在一起，而以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垄断企业为核心所组成的多种企业集团】在股金总额中占的比重是：在煤炭工业中占82.4%，在黑色冶金中占76.6%，在电力生产中占85.2%。当时康采恩就控制了股金总额的百分之85%。

　　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纳粹也实行了严厉控制。1933年9月成立了德国粮食总会，负责管理和监督包括农、林、渔、园艺、农村贸易和食品加工行业，其目的是尽可能根据战争经济的利益和未来战争的需要保证粮食自给。9月29日，又通过了所谓农场继承法，该法律规定：凡是经营7.5—125公顷土地的农户均为家传农户。这些农户的田地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收。在所有主死后，他们必须按当地的习惯传给长子或者幼子，或者传给男性近亲。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们成年。每个农户必须证明，他们自从1800年以来就是“雅利安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拥有世袭田地，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作农民，其余的农业经济占有者（占绝大多数）则只能被称为“农业经营者”。特地建立的家传农户法庭可以宣布某个农民无能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得被迫放弃经营。这样，农民不致因债务无力清偿而丧失土地，或者眼看着他的土地逐渐减少（因为没有必要出卖部分土地来偿债），但同时，他却像封建时代的农奴一样被限制在了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

　　纳粹政府同时还制定了《农村市场管理条例》，它规定了农民的生产指标、种植定额、农产品价格以及销售和加工处理环节等，禁止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和屠宰牲畜。为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和战时粮食供给，尽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1934年5月纳粹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农业生产劳动力流入非农业性企业；1935年2月又颁布法令，强迫凡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人都回到农业中去。这些法令的实施，使德国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32 年的75%增至1936年的81%，1938—1939年增至83%，其中，在1937/38年收成年度内，德国需要的粮食有89%，牛奶和奶制品有90%，肉类消费量有95%，鱼消费量有74%，蛋类消费量有79%是本国生产的。在脂油供应方面，1938年德国脂油大约有半数仰赖进口。

　　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并以此为基础加强军备生产，必须首先解决劳动力问题。1933年1月，德国有601.4万失业人口。所以，纳粹政府于1933年6月1日颁布了《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根据该项法令，政府拨款10亿马克的短期劳动国库券，解决了100万人的失业问题。1933年9月，又颁布了《第二项莱因哈特纲领》，政府将用于国家机关和企业新招收人员的5亿马克津贴和3.6亿马克的利息偿付券，用于维修住宅和农业用房屋，又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同时，纳粹通过拨款，将大量的失业人员用于修建高速公路、新建机场和兵营以及齐格菲防线等工程。为了广泛使用人力，安排就业，这些工程一律不使用机械。其中仅修建高速公路和齐格菲防线就安排了400万人就业。

　　同时，希特勒还大量限制妇女就业，让她们专搞家务，以便空出位置让男人做工。为此，纳粹政府制定了奖励结婚条例，使德国出现结婚热潮；而对已婚的夫妇，纳粹政府规定向他们提供婚姻贷款，只要已婚女子不工作，生了4个孩子，贷款就可以不归还。戈培尔更是下令一家人只能有一个人做工，丈夫做工，妻子在家；儿子做工，父母就不再做工，由儿子供养。就这样，纳粹政府勒令了几十万女工回家。据统计，从1933—1936年，整个德国劳工队伍中妇女比重由29.3%下降到24.7%，但绝对数仍然从485万上升到563万。由于劳动力短缺，从1936年起又废除了婚姻贷款对妇女工作的限制条件。于是，1939年女性劳动力又占到了总劳动力的37.4%，与魏玛共和国末期基本持平。

　　通过以上强制措施，德国的失业率大大降低，1934年1月，失业人数已从一年前的601.4万人下降到377.3万人，1939年，失业人数仅剩47万，一年后，失业现象基本“消除”。

　　如果只看失业人数，就会产生“纳粹德国解决了经济危机”的错觉。如果我们全面考查了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会发现，危机只不过是从失业问题上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某种程度上危机甚至还加重了。

　　为了给扩军备战让路，希特勒还大力限制消费。首先，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税收。自1932年到1938年，税收（含保险税）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25.4%提升至29.5%，例如，1936年的团体税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20%提高到25%，1937年又提高到30%。同时，自1936年起，纳粹德国实行了冻结计时工资的政策，而这一时期工人每周工资的增加是由于就业人数增多、延长劳动时间和实行各种计时工资补贴。相应地，纳粹当局对物价实施了管制政策。结果，纳粹德国私人消费价格指数在1932—1938年仅增加4%，马克仍保持金本位，它对美元的比价从24 美分增值到40美分，稳定了经济状况。由于控制消费，德国民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33年的78.6%降到1938年的58.7%，而相应的投资比例（主要投于生产资料部门）从5.3%增至12.7%，国家开支比例（主要用于扩军备战）相应从16%增至28.6%。从而达到紧缩消费开支、壮大以军事工业为主的经济目的。

　　为了使国民经济走上军事化的轨道，希特勒还大力限制投资。为了使企业把盈利主要用于再投资以刺激生产，纳粹当局将利润分配限制在6%。但是，重工业的利润仍然从1926年的2%增加到1938年的6.5%（一说从1932年的2.83%上升到1941年的6.62%）。1934年以后，为了限制私人资本投入到纳粹所不需要的经济领域，规定所有重要部门的成立和扩大企业，均需要得到国家批准。并且，还通过管制原料分配和劳动力，以限制这些部门和企业的经济生活。结果，投入生产资料工业部门的资金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从1928—1932年的64.9%增加到了1939年的81.14%：

　　由于国家投资和扩军备战，国家预算从1933—1934年度的81亿马克猛增至1938—1939年度的318亿马克，其中主要是军事投资。而关于军事投资的金额，本身就有多种不同的统计，在此一并列出：

　　西德学者卡尔·哈达赫认为，1933年德国军费仅为19亿帝国马克，1934/35年平均每年为50亿帝国马克，1936/37年超过110亿帝国马克，1938年达到了17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军事开支估计总共为600亿帝国马克。1932年军队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4%，1938年为20%。这些年份平均为每年14%。

　　德国学者格茨·阿利认为，从1933年到1939年年中，德国用于加强军备的开支达到大约450亿帝国马克，为德国在1937年财政年度帝国收入的3倍多。

　　而时任纳粹财政部长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后来估计，从1933年到1939年9月，公共花费达1015亿马克，其中60%用于重整军备。

　　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版本的统计数据呢？这主要是因为军费的范围很难界定，比如修筑公路的投资就既可以看作是战争投资，又可以看做是社会性投资。当然，无论按照哪一种口径，都可以看出德国在军事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并且在投资总额或国民收入中都具有相当大的比例。

　　纳粹还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行干预。1933年5月，希特勒强行解散了全国所有的工会，并代之以纳粹的爪牙组织——德国劳工阵线，并不准有除了这个组织以外的其他团体存在。按照1934年10月24日创立的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它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纳粹党强迫工人阶级加入这一打着劳工的旗号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组织。

　　1934年1月20日，纳粹颁布了《国家劳动秩序法》，其中虽然规定业主不得随意停业和解雇工人，却又指出：“有关企业的一切事务，悉由企业领袖向职工作出决定。”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问题、雇聘、解雇与惩罚都完全属于企业主的权力范围。纳粹在每一个大的经济专区各设置一个劳动仲裁官，表面上工人可以向他们申诉，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企业主的亲信才可以这样做，况且他是由帝国劳动部长、帝国内政部长指定的。况且担任这一职务的皆是资本家的亲信打手：

　　自1935年2月起，纳粹政府又推行所谓工作簿制度，规定每个工人必须有一个记录其工种、技术水平和职业经历的工作簿，作为受雇就业的依据，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工人的就业自由。此外，国家劳动局的职权也进一步扩大，重要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均由该部门提供。

　　总之，纳粹党通过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独裁专政，最大限度地压制了日益增长并威胁其生存的工人运动。

建立“总体战争经济体制”

　　为了准备侵略战争，希特勒政府在经济上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通过经济的军事化，使得强大的、借助外债而现代化了的生产机构充分开工。

　　通过强制卡特尔化，德国的一切经济部门和资金服从于战备经济。

　　1933—1936年，是法西斯为准备战争而全面改组德国经济的时期。

　　早在希特勒刚出任德国总理时，1933年2月3日，希特勒就制定了对外政策的目标：反对“凡尔赛和约”，在日内瓦争取平等权力；必须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而且德国一定要保证义务兵在入伍前或服役期中不受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毒害”。希特勒出任总理六天后公开宣布：“‘凡尔赛条约’是人类的不幸，德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应将它修改。”

　　1933年4月初，希特勒就秘密下令将军队在五年内扩大三倍，把制造装甲车、重炮、飞机和战舰作为扩充军备的重点。1934年8月，希特勒秘密下令，在一年内把德国陆军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海军增加一倍，并建造“凡尔赛条约”禁止的2.6万吨级的巡洋舰和潜水艇以及军用飞机。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公开颁布法令：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规定和平时期建立12个军和36个师的军队，共约50万。纳粹政府同时宣布，军备方面德国不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至此， 《凡尔赛和约》已被彻底撕毁。

　　1935年5月，希特勒秘密制定《国防法》，加强了经济战备工作，并设立“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又称“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统管财政、经济、粮食、劳工各部门以及国家银行、物价专员等，同时负责战备工作，而在战争时期，负责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战争服务。该职务由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兼任。为了征集军费，沙赫特采用发放商业汇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33年5月成立的冶金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梅福”汇票，即由国家银行承兑、有效期5年的120亿马克期票，筹措了纳粹德国战前扩军资金的1/5。

　　在生产战争武器方面，1933年4月，希特勒委托召开了航空工业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要大大增产从单座战斗机到大型轰炸机的各种型号作战飞机的决议；7月，又讨论了坦克生产问题，以及在制作供大规模生产用的模型时选择最正确的技术处理的问题。在纳粹党执政的前三年，有300多家兵工厂投入生产，其中有55—60家飞机工厂、45家汽车工厂和装甲坦克工厂、70家军事化学工厂、15家军用造船工厂和80家大炮工厂。

　　在这一时期，德国军事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增长。以飞机为例，1931年只生产了13架飞机，1933年生产了368架，而1935年则生产了3183架（其中1823架军事飞机）。

　　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德国还进行了扩大原料基地的工作。扩大原料基地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勘探和开采国内的矿藏，向居民强迫回收有色金属制品，限制民用生产部门对军事战略原料的消费，从国外增加原料的进口，生产和采用一切可能的代用品。在法西斯专政的头几年里，花在这方面的费用就达100亿马克。

　　除生产战争武器外，纳粹还进行了修筑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公路的工作。1935年，有12万人参加了修筑公路干线建筑，另有17万人修筑其他的公路。包括供售企业在内，与公路建设有关的职工共有44万人。建筑铁路的经费从1932年的8.05亿马克增加到1935年的10.76亿马克。

　　尽管纳粹政府大兴土木修建军事工程，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德国的交通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交通系统出现动脉硬化的症状：德国国内的交通运输主要由公路和铁路承担。1939年德国拥有的石油储备只够用4—5个月，为了保障军队对汽油和柴油的需求，不得不限制和削减对汽车运输的液体燃料供应，并要求尽量改用气体燃料。此外，汽车的产量也供不应求。汽车产量不足的直接原因是缺乏钢材和橡胶。这些因素大大限制了公路运输的能力；铁路的状况更为严重，多年来德国的铁路一直是超负荷运营，可是车辆和路基却处于无人维修照管的状态，从而使得铁路在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面前越来越不能胜任。1938—1939 年冬天，由于铁路运输困难曾经造成煤炭供应短缺，给整个经济生活带来了麻烦。到1939—1940年冬天，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煤炭供应危机，铁路部门只能提供运输煤炭所需车皮数量的30—60%。结果，许多军工企业因供煤不足而被迫暂时停产。国家铁路管理局不得不向军方声明，铁路将无力担负保证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务。为此，德国陆军参谋总部运输处长鲁道夫·格尔克于1939年6月23日哀叹道：“在运输方面，德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打仗。”

　　1932—1935年军工生产的投资如下：

　　到1936年，德国生产资料工业在工业总产量中占比已达66%：

　　从1936年起至1939年，是法西斯为了进行战争而强制发展战争经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迅速发展军事工业，德国主要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在原料供应上达到自给自足；（二）分散重要中心的工业企业，把工业更平均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德国中部也建立工业中心）；（三）扩大生产能力；（四）在重要军事工业部门中进行技术改造和采取合理措施。

　　1935年5月21日，纳粹政府成立了旨在“使全部经济力量为作战服务”的“战争经济全权总办”，并委任沙赫特负责；同日，通过秘密的《帝国防御法》，进行战备总动员，制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具体措施。1936年8月26日，希特勒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四年计划”，该计划规定：汽油从年产70—80万吨增加到300万吨，橡胶由几千吨增加到7—8万吨，铁矿砂由250万吨增加到700万吨，也就是说，在燃料、橡胶和铁矿石等方面必须摆脱依赖。四年计划总的任务是：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做好准备；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做到能够应付战争。

　　首先是战略原料方面，希特勒要求通过“四年计划”做到“自给自足”。德国是个工业发达而又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其原料生产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依靠农业提供的原料或是新开采的有用矿物加以扩大。所以，比较重要的是发展人工合成原料代用品，如石油（煤氢化）、人造橡胶（聚丁橡胶）、人造纤维和轻金属（铝、镁这类重金属代用品）、皮革代用品、塑料（有色金属代用品）和人造油脂等。此外，纳粹当局还采取了两个补充措施：逐渐调整原料的调整和消费（成立“统制局”，调整出口和生产），建立原料储备。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德国最重要的原材料产量在1932—1939年逐渐增加：

　　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德国（1937年疆界内）工业原料的生产发展得并不快。直到1938年，仍有不少重要资源的生产远远追赶不上消耗的速度：

　　欧战爆发前夕，德国在工业原料方面，虽然在合成能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有一半以上的战略资源依赖进口。例如，有45%的铁矿石需要从瑞典进口（一说65%的铁矿石依赖从国外进口），65%的石油依赖进口；在冶金领域，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为：锌——23%，铅——50%，铜——70%，锡——40%，镍——96%，铁矾土——99%，铝矾土——90%，铬、钨、钼、钒——100%；此外，天然橡胶和纺织原料80%需要依赖进口。此外，虽然在1928年和1938年之间，德国原材料和半制成品的总进口量下降了7%，但铁矿砂的进口量却增加了60%，其他矿砂增加了470%。以下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工业战略物资输入增长的情况：

　　但是，即使大量地从国外进口重要原料，在1939年底，德国最重要的原料储备大多也只能支用一年到一年半：

　　由于德国的工业重心在边境地带的鲁尔、上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地区，十分不安全。以煤矿为例，鲁尔煤矿区是煤炭开采的主要基地，1937年鲁尔煤矿区占全国煤储量的76.45%，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69.2%，占焦炭产量的77%，占焦炉煤气的76.4%。如果再加上亚亨和萨尔煤矿区，那么莱因——威斯特伐伦地区在全国煤炭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80%。其余20%基本上是属于西里西亚（16%）和萨克森。所以为了减少敌人对德国工业潜力破坏的可能性，人们开始将生产重点转向相对较为安全的德国中部地区（汉诺威——马格德堡——哈雷）。其中，由于汉诺威——博拉翁西维格铁矿区（帝国“赫尔曼·戈林”工厂，被认为是新工业区的原料基地）的建立，到1939年，已投产工厂的33%和未投产工厂的25%被迁移到了安全区，使得产铁区相对较为分散。截至战前，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工业区的分布（当然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做到），但是德国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西部地区：

　　为了加强军备生产，纳粹当局还积极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以机器制造业为例：

　　由上表可以看出，1938年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比1935年几乎增加了一倍。 1938年底，大批定货涌人机器制造业，使得机床制造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在1940年，机床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比1938年增加35%，同时使得机车产量在1939年比1935年增加了两倍，建筑机器的生产，尤其是牵引拖拉机及其备件的生产也加强了，并培养出专业工人干部。

　　在军机械化和摩托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工业部门发展迅速。以汽车为例，1937年7月1日德国共有汽车142.8万辆，而在1932年7月1日只有63.8万辆。而在1938年，德国生产小汽车28.9万辆，载重汽车8.76万辆，为战前德国汽车工业最高纪录。就汽车生产速度而言，德国在这几年中超过了美国和英国，而且这几年中除英国以外没有一个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到过危机以前的水平。

　　1933—1939年，机床制造业有巨大提高，在这一时期，德国的机床总数增加了约40万台。包括工具生产在内，机床制造在德国整个机器制造中占22.3%。机床制造业和工具制造业，在战前年代中已发展成巨大的独立的机器制造部门，同时，在机床制造业中有70%以上的产品是金属加工机床。在金属加工机床的生产和出口数额方面，德国在战前年代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

　　此外，由于吞并了其他国家的领土，德国的生产能力也有所扩大。通过1938年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工业职工增加了约12%，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也大约相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资源丰富，工业发达，是中欧重要的工业国。1937年，该国的煤产量为2750万吨，生铁产量为170万吨，钢产量为230万吨，汽车产量为1.46万辆。特别是该国的斯柯达兵工厂，为中欧第二大兵工厂，其在1938年8月至次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几乎等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沦陷后，德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最后，德国还进行了所谓工业部门的技术合理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典型化，即减少成品品种，以便增加每批产品的平均数；（二）规格化，即做到零件生产的统一化，以便减轻修理工作，减少库存备件；（三）提高每小时产量，即改进生产工艺；（四）正确选择企业规模，即一切企业配合的可能性。通过以上措施，1936—1939年德国工业的产量扩大了27%，这被称为是和平时期的特殊成就，因为1936年就已经达到了1928/29年度的最高生产水平，而进一步的扩大产量经常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但是，以上数字有很大水分，因为1939年的官方统计资料包括了奥地利和苏台德的资料。而按照人口计算，工业生产在1936—1938年约增加14%。

　　通过以上发展军事工业的措施，自1932年到1939年，德国的生产资料工业增加了2倍，其中军事工业增加了11.5倍。从1936到1939年，德国工业产品中军用产品的比重急剧上升：

　　根据美国的计算，1935—1939年德国的军备生产大大超过了英美两国的总和：

　　德国的武器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增长。以飞机和坦克生产为例，其产量1939年比1933年增加了近22倍，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德国总共生产了8295架飞机，1700辆坦克，而法国同年的飞机平均月产量只有220架。英国在1939年飞机生产能力与德国接近，共生产了7940 架，但在坦克生产方面则大大落后于德国，只生产了969辆。

　　但是，在这一时纳粹德国在军事方面仍然由很多弱点。首先，虽然德国的军备与帝国相比，在战争初期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它并不能适应长期战争。例如在1937年，德国在军备上消耗了90万吨的钢材，仅及1943年（此时德国已陷入了长期的消耗战）军备所需钢材的9%，显然不能打长期战争；航空工业方面，1937年军用飞机的生产大约等于1943年的10%，同样也不能适应长期战争；而从整个军备物资上看，1937年仅相当于1943年的9%，更不能打长期战争。

　　而在武器装备上，德国在战争初期与它的敌人相比具有很大优势，但弱点也很严重。例如，就坦克的性能来说，德国当时所拥有的基本都是重量轻、装甲薄、极易被反坦克炮击毁的T1和T2两种轻型坦克，威力较大的T3和T4型坦克只有300余辆。另外，陆军的弹药储备量非常不足，只要战争时间稍一延长，弹药供应就难以保证：

　　在空军方面，德国由于要执行飞机与坦克配合行动方针，所以没有建立战略空军。根据这个方针生产的大批快速轻型轰炸机虽然非常适合陆空联合作战，却无法完成远程战略袭炸任务。这是导致后来德国在不列颠空战中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海军是同英法相比，劣势很大。1939年的德国海军按排水总量计算，只是英国的1/7，法国的1/3。由于德国的经济潜力有限，又需要把有限的经济力量优先用来加强陆上作战兵力，所以直到战争时期，德国海军仍然无法给敌人造成致命威胁。

美国等国在德国的投资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德国进行了大力投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战胜国曾经严厉地向德国勒索赔款。但是到了1923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然十分严重。英法美等国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革命借此发酵，并由扩展到整个西方，以及避免战争债款和赔款的丧失，就转而对德国采取怀柔政策。1924年8月30日，协约国（一战战胜国）“道威斯计划”出台，主要内容为：（一）帮助德国政府实行货币改革，稳定通货，以便利协约国得到德国赔款；（二）进一步大大削减德国每年的赔款额，暂不规定赔款的总额和年限，只规定前五年度的具体赔款额；（三）规定了赔款来源，更明确地把赔款的基本负担直接转嫁到德国劳动人民身上；（四）作为支付赔款的条件，德国可从美、英等国获得贷款；（五）法、比（利时）两国自鲁尔撤出占领军（1923年1月11日，为向德国勒逼赔款，法国和比利时联合占领了鲁尔区），作为德国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同时，规定法国以后不得单独对德国实行“制裁”；（六）由美、英、法、意、比五国组成“拨送赔款委员会”，监督德国政府履行支付赔款的义务。

　　根据这一计划，法、比于1925年8月撤出鲁尔区。同时，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国资本，源源流入德国。1924—1930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长期信贷108亿（其中美国资本占70%），短期信贷150亿，其他投资68亿马克。这些资金占这一时期德国工业总投资（630亿马克）的一半以上。尽管贷款利息较高（年率6.5—10%），它却解决了德国经济恢复中资金奇缺的困难。据统计，在上述时期中，外国长期贷款及投资相当于全德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40%。

　　在美国的帮助下，德国进行了货币改革，稳定了通货。同时看占了“产业合理化运动”，淘汰落后企业，延长了工人劳动时间，并进一步提高了工人劳动强度。1924—1929年，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40%，但实际工资仍长期停留在一战前的低水平上，且使得失业者增加了30%。

　　自1924年起，德国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到1927年德国工业已接近战前水平。重工业的恢复比轻工业更快。1923—1929年硬煤产量增加了1.6倍，生铁产量增加了1.7倍，钢产量增加了1.6倍，而棉花消费量仅增加82.4%。与军事有关的新工业部门生产的猛烈增长：汽油、汽车、摩托制造、炼铝等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比其他工业部门要快1.5倍。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提高了，1925—1928年，它由54.5%增加到58.5%。这为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军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德国经济的发展是极不稳固的，这是因为它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沉重的
赔款负担和对劳动者剥削的加强，使国内市
场相对地越来越狭小；由于战胜国的控制，德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迅速增加商品输出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国民经济对外国资本、特别是对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等等。

　　从1927年起，德国的经济又开始出现了新的危机。而此时，道威斯计划也将到期。1929年6月，在美国倡议下，协约国又制定了新的赔款计划——杨格计划，并于次年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有：（一）明确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和支付期限，把赔款总额削减到1139亿马克，并将支付期限定为59年。规定在1929/1930年度支付7.4亿马克，以后逐年增加，到1965年度达到24.28亿马克后，再逐年减少；（二）废除协约国在德国的一切监督机关，取消协约国对德国的直接的经济和财政控制，以便利德国垄断资本放手复活其军事经济力量；（三）协约国继续对德国提供贷款13亿马克（事实上超过了此数，1930—1932年贷款即达72亿马克），债券在美英两国的银行界发行；（四）协约国应从德国莱茵区撤走占领军，这一点已于1930 年完成。杨格计划为德国取消赔款打开了道路。在1929年，德国政府向美国总统胡佛呼吁缓付赔款以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但是，它并未能阻止德国经济危机的爆发。

　　希特勒上台后，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对德国进行投资。

　　1933年2月1日，美国军火托拉斯杜邦·德·尼摩尔公司就同德国签订了一个供应军火的合同。根据这一合同，美国军火商向法西斯德国提供完整的战斗机和飞机发动机。

　　1934年，沙赫特一方面拒绝支付购买英国棉花的500万英磅短期信贷，同时却又用黄金和外汇购买英国军火商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武器。

　　美孚石油托拉斯投资100万美元参与研究德国合成汽油的生产，同时还把大量的石油赊卖给德国。勃洛姆——夫斯公司提供了1.5万吨位的运油船，这些船在战时轻而易举地就可修改成运输工具。

　　法西斯政府的扩充军备给美国所占有的60家德国企业的股东们带来了超额利润。

　　吕塞尔斯海姆的奥培尔汽车公司100%地属于美国康采恩通用汽车公司。

　　米克斯·盖士特、克·洛林兹、费迪南·舒哈特、南德机械工厂，这些对战争工业特别重要的企业，全都归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掌握。

　　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德美石油公司6300万马克股本中的5500万马克。

　　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亚斯令灯泡厂资本的16%。

　　美国资本通过马里兰的胡格·斯汀纳斯公司控制了米尔海姆矿山协会的矿井和“马特赫斯汀纳斯工会联合会”。

　　不光是美国，英国的垄断资本家们也对希特勒德国进行了投资。1934年春，英格兰银行总裁孟特鸠·诺曼召集众金融家开会，他提出：颠覆苏联政权，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此，应该把希特勒包括在反苏计划之内。此后，英国的金融家们立即开始行动，支持希特勒的秘密整军活动。他们利用在维克斯兵工厂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中具有支配势力的股东权，指使这两个庞大的军火企业利用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援助德国军备计划。

　　随后，英国海军也开始转向亲德，这就是1935年6月18日的《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规定德国海军力量可超过法国，可建造等于英国海军舰队总吨位的35%的舰队，按此规定，德国海军何以扩大3倍多。该协定还规定，若其他国家大规模扩军，两国将修改上述两国舰队的比例，并规定德国可建造潜水艇，其吨位可等与英国潜水艇吨位的45%。《凡尔赛协定》对德国海军的限制实际上被解除了。

　　英国陆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意了德国交换军官的建议，在1934年有3个德国军官来到伦敦，同时有3个英国军官被派到德国陆军部服务。童年，英国军火公司公然违反《凡尔赛协定》，在德国军事杂志刊载了出售坦克和枪炮的巨幅广告。党史，曾有人提出维克尔兵工厂应保证它的军火不被德国用于秘密整军，但该厂老板却说：“我不能给你们一个确实的保证，但是我可以奉告各位，我们没有一件事是没有得到我们自己政府的完全同意和认可的。”

　　上述事实使得德国获得了大量的技术援助。1933—1934年间，美联合航空运输公司向德国运交了每月可生产100架飞机所需的设备与部件。德国从美国获得生产新式军用飞机的许可证，和多种它自己不能生产的武器装备。美国飞机公司为德国生产福克·伍尔夫式和容克式飞机。1935年德国的22种型号的军用飞机中，有11种用的是英国和美国生产的飞机引擎。美国海军部长克诺斯上校在1940年参议院委员会上证实： “1934年和1935年，希特勒得到了几百个最好的美制飞机发动机。”“美制发动机的专利权与建造许可执照不受阻挠地、并经美国政府同意，卖给了德国政府。”直到1937年，美国还向德国供应了800架飞机，1938年供应了900架，1938—1939年间又提供德国2500台最新式飞机引擎。美国垄断资本还为德国建立了60多个军需企业，为德国军队生产牵引车、汽车、坦克、无线电器材等，德国军用汽车与坦克，至少一半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及福特公司的子公司生产的，德国40%的军用通讯器材是摩根财团在德国的子公司生产的。

　　外国资本还向德国转让发明专利权。在1936和1939年，“杜邦公司”把制造人造橡胶（氯丁橡胶）并用尼龙和赛璐玢制造人造丝的新的军事生产秘密交给了“伊·格·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早在战时就把制造上等航空汽油和聚异丁烯橡胶（制造坦克、飞机和海船所用润滑油的主要产品）的秘密交给了“伊·格·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德国“罗伯特·博施康采恩”从美国公司手中获得了关于生产柴油机喷射装置的情报，以及关于改进短波无线
电装置和高频率无线电装置的情报，这些无线电装置成了德国军队中坦克之间、地面部队之间、步兵之间以及飞机之间无线电通讯的基础。

　　综上所述，英美等国对德国的投资对希特勒重整军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难怪沙赫特后来在牢房里对到访的美军大尉基柏特讽刺说：“如果你们要控诉帮助德国扩军的工业家，那么你们也必须控诉你们自己。”“属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奥培尔工厂，没有生产别的，而正好就是生产的军火。”

“总体战争经济”的恶果

　　希特勒建立“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使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其工业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积攒了对外发动“闪击战”的本钱。但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却使得德国赶走了旧的危机，又出现了新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头重脚轻，比例失调

　　德国生产资料工业也别是军事工业是建立在拆东补西的基础上的，完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1934—1939年，德国对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从7亿马克增长到35.96亿马克，增长了414%，其占工业总投资的比例也从66%上升到81%；而德国队消费工业的投资总额仅从3.6亿马克增长到8.36亿马克，增长了132%，其占工业总投资的比例也从34%下降到19%：

　　结果，德国的生产资料工业畸形膨胀，其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从1932年到1939年共增长了2倍（其中军事工业增长了11.5倍），而消费工业的生产在1932—1939年仅增长了半倍，结果，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值从1935年的10:5变为1939年的10:3.7。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在1939年时比1928年提高50%，而消费资料工业生产只提高了12%。而且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德国人口较1928年增加了约370万人，并且消费生产增加的12%中还包括了被吞并的奥地利的生产，而很大数量的消费物资又是以制服、设备、食品等形式用于人数不断增加的士兵身上以及劳动服役队、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等等的营房中。此外还有巨额物资为计划中的战争留作后备物资。所以，欧战爆发前德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比危机前并没有多大实际增长。1938年德国消费的1595.6万吨水泥中，竟有848.4万吨（占53%）用于国防军和修建西线堡垒。

　　消费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例如，1935年德国纺织工业设备只有54%的利用率，制鞋工业设备只有53%的利用率。

　　在劳动时间上，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时间比危机前有所上升，而消费资料部门却相反。乙类部门（纺织、皮革、木材加工等部门）的劳动时数，在1937年还比1929年的水平差7一8%，而重工业的主要部门却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例如，冶金工业的劳动时数，在1937年超过1929年22%，机器制造业超过43%，汽车工业甚至超过53%。

　　（二）财政亏空，债台高筑

　　由于将大量的费用投入了军事方面，纳粹的财政缺口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赤字由1933年的24亿上升到1938年的105亿。时任德国国家财政部长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后来估计，从1933年到1939年9月，德国的公共花费高达1015亿马克（其中60%用来重整军备），同期政府收入只有620亿马克，另有由铁路和邮政产生的200亿马克。在经济复苏的最初几年以后，从1935年开始发行长期公债，到1938年总数达到80亿。国家长期和短期负债总额（梅福汇票、国库券等）由1933年的129亿上升到1938年的315亿马克，到了1939年8月底，帝国总债务更是达到了374亿马克！

　　1939年1月，帝国银行董事会写信给希特勒：“无止境的国家开支的膨胀已经摧毁了有序预算的企图，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摧毁中央银行的货币汇率。没有什么财政上的灵丹妙药或者什么机构和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到在这种无边际的支出经济的灾难性作用下还能保持货币的稳定。没有哪个货币发行银行有能力在导致通货膨胀的国家支出政策下还能维持币值的稳定。”

　　实际上，不仅德国的财政专家，就连谎言专家戈培尔，都把上述现象称为“飞快的赤字”。

　　（三）劳动人民穷困潦倒，垄断资本大发横财

　　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处境越来越恶劣了。由于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德国工人们变成了像威廉·夏伊勒所说的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工人们必须对企业主绝对忠诚，且必须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包括工资上的问题。

　　在工资问题上，希特勒公然声称：“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因此，从1936年以后，工人的计时工资被冻结了。如果以1932年为100，则1932—1938年工人的工资增长了66%，但由于同期职工人数增加了55%，劳动时间总数增加了117%，产量提高了112%，所以德国劳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下降了；而同时，金融和工商业（含未分配利润）却增加了146%。同时期，全部德国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由56.9%下降到53.6%，资本和企业则从17.4%上升到26.6%（一说1933年至1939年间工人收入的比例由68%下降到63.5%，而财产和企业收入的比例则由32%上升到36.5%）。1933—1937年间，全体工人的小时工资的名义平均指数降低了，在1937年已低于1932年危机时期的水平（以1928年为100，那么1932年就是86.2，1937年就是83.6），而实际的小时工资在1933—1937年的时期内降低了13%。据德国劳工阵线的调查，1932年第四季度的周工资为22.6马克，而1935年第二季度为23.81马克，但同期食品价格上涨了13%。而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字，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德国劳工阵线头目莱伊声称，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1936年的每周平均收入是6.95美元，而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6.29美元。1937年，德国每一就业工人的周平均净收入为22.5马克，比纳粹官方公布的所谓“最低周生活费用”40马克还少45%。

　　若与德国经济危机前相比，则德国工人的工资问题更加严重。德国工业生产自1928—1929年到1937年增长了30%，工人工资收入自1929年到1935年则降低了23%，而直到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工人的每周工资仍然没有超过1929年。1929年，每周收入在12马克以下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5.8%，1938年则占到22%。一个四口人的工人家庭，在1928年的费用平均为2759马克，在1937年则只有2186马克了。1928年，工人家庭的伙食费每年是1306马克，而1937年却仅有1017马克。1929年鲁尔区矿工平均每人一班工作时间可得8.9马克，1937年则只能得7.23马克，而在同一段时间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量则由349吨上升到417吨。

　　被强迫参加修建德国的大型工程（特别是军事工程）的失业工人们待遇更惨。“国家劳动服役”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必须穿制服和过兵营生活的组织，所有18到25岁的男性青年一般都必须在这个组织服役一年。到1939年时，这个组织共拥有青年280万人。国家劳动服役队伍除了须受军事训练之外，主要是参加军事建筑工程（如飞机场、西线堡垒等）。这个组织的普通队员每天却只能得到25分尼的报酬。

　　德国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得只能勉强糊口，同时在希特勒上台后到欧战爆发前，生活费用上涨了25%，而各种捐税（例如工资税、地方自治税、社会保险费、劳动阵线费、教会捐、“冬赈”捐、“希特勒基金”等等）则更是使德国劳工的贫苦生活雪上加霜。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各种捐税占去了一个德国工人工资总数的15—35%，每周6.95美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作娱乐活动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失业保险，1932—1937年，纳粹在这一项下搜刮了204亿马克，其中28亿被充作军费。同时还有纳粹“慈善”事业中的所谓“冬赈”，许多工人由于拒绝捐献，或者被认为捐献数目太少，而被视为“敌视人民社会”，结果丢了饭碗。同时，企业主可以任意对工人进行罚款，直至扣发一天的工资；所谓的“仲裁官”根据主子的意图可以向工人判处罚款，直至200马克。谁若表示不满，企业主就让秘密警察逮捕谁。盖世太保把企业主的话视若法律。

　　为了转移德国工人阶级对工资过低的不满，德国劳工阵线搞了一个所谓“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让工人们进行管制化的娱乐。工人们通过支付低廉的费用（平均每月30分尼），从事下棋、踢足球和旅游等活动，例如，到马德拉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25美元；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11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雪展租费和滑雪教练费在内。虽然该组织每月收取的费用看起来并不高，但它毕竟还是出在工人身上，2000万劳动者每月需支付600万马克，每年付出7200万马克，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该组织收取的费用达12.5亿美元。

　　纳粹当局为了扩充军备，连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本身就已经很低的劳动人民的养老金也不放过：

　　在养老金减少的同时，日用品的价格却上涨了20—40%，因此，养老金的减少对有关阶层更为不堪设想。

　　1938年，纳粹政府曾大肆宣传要制造所谓让每个德国工人都买得起的“大众”汽车，价格为990马克。工人每月支付5马克，在付够750马克后，即可领取车辆。然而，直到战争爆发，一辆车也没有发到工人手中，工人们倒是花了数千万马克的冤枉钱。

　　法西斯当局不但克扣工人的工钱和福利，还允许企业主将劳动时间延长到10、12、14甚至16个小时，而未经批准而强迫工人劳动18个小时的建筑企业家，有时也受到控告，但最后都被宣布无罪。由于长时间劳动，德国工人的工伤事故的数字大大增加。从1932—1937年，工伤事故增加了70%，工伤事故赔偿率却减少了一半以上，付给工伤事故者的款项也少了一半；1934—1936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了30.4%，同期职工人数却只增加了19.2%。在1932年，每一万名保险的在业工人中发生工伤事故339起，而在1937年却发生565起。

　　1932—1938年，德国的食品生产大幅增长：

　　但是这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再加上所生产的大量食品被用来供应军队和其他军事团体以及作为战争储备，劳动人民所分得的食品数量还是下降了，质量也不行。以油脂为例：

　　马铃薯是德国的一种主要粮食，德国人民对马铃薯的消耗，从1932年的每人191公斤降到1938年的182.9公斤，但是马铃薯的生产在同一时期却有增加。另一个例子是蛋的消费。1932年蛋的消费是87.1亿枚，1935年则仅74.7亿枚。

　　在纳粹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就连资本主义社会下最为基本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都被剥夺了。1935年2月，德国实行了“工作簿”制度，规定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这样，纳粹国家和企业主可以随时获知每个雇佣工人的最新情况，而且工人也被限制不能擅自离职。如果工人一定要跳槽的话，企业主就可以扣押他的工作簿。1938年6月22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的制度，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分配，工人若没有所谓的充分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要被罚款或者判处徒刑。

　　农民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纳粹上台以前，大片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约3000个大地主拥有的土地和约225万劳动农民占有的土地一样多；拥地100公顷以上的3.4万地主占有的土地是225万劳动农民的2倍：

　　而纳粹上台以后，上述现象更加严重了。1939年，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最大的大地主（拥地1000公顷以上）的人数比希特勒上台前增加了891人，属于他们的土地也增加了约300万公顷。1933年占有10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共占耕地总数的36.4%，1939年增加到38%；同期，德国最小农户户数增加了21.5%，耕地面积只增加了10.3%，他们平均每户拥有土地面积减小了。1939年全德国3/4的农户共占有的土地比3.8万个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还少。在1939年，200万以上的劳动农民平均每人占有土地少于2公顷，3668个大地主（拥地1000公顷以上）平均每人占有土地2800公顷以上。仅仅17家贵族就总共占有土地大约72万公顷。

　　2/3以上的农户都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德国的最小农户不仅没有足够的土地，而且没有足够的马匹（仅占全部马匹的1%），而且从1933至1939年间马减少了1.6万匹。1939年，这类农户拥有的牛仅占牛的总头数的2.7%。这类农户中有2/3以上的农户没有母牛。在1933—1939年间，这类农户的户数由55%增加到68.6%。此外，还有290万比该类农户更小的农户，基本上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工人、职员以及农业工人，他们仅有土地6.4万公顷，即每户平均只有土地0.02公顷。

　　拥有2—5公顷土地的小农户继续破产。这类农户的户数在1933—1939年间从13.6%减至11.4%，而他们的土地则从全部耕地的6.2%减至5.8%。在法西斯统治下，这类农户所拥有的马匹也不断减少。1933年，这类农户中只有20%拥有马匹，1939年，只有15.2%拥有马匹，而自大战爆发以来，这类农户几乎全都没有马匹了。因此，这类农户有一半以上从1939年就利用他们所有乳牛的2/3以上来进行田间工作，这就大大降低了挤奶量。

　　拥有5—10公顷土地的中等农户的情况也恶化了。从1933年至1939年，这类农户的户数由10.6%降至9.3%，土地由10.4%降至10.2%。1939年，这类农户平均每户拥有1.5匹马，而1/4以上的农户则平均每户只有1匹马。这类农户的乳牛约有一半用来作田间工作。

　　拥有土地10公顷以下的各类农户，1939占全体农户的87.1%，但他们拥有的土地则仅占全部土地的19.7%。

　　而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富农，他们使用雇佣工人和农业机器，拥有牛、马、猪等。这类农户占德国生产能力的20%，他们当中一半以上使用刈草机、收割机、脱谷机、分离机、挤奶机等。

　　为了修建飞机场、碉堡等，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占用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有100多万公顷（一说70多万公顷）的土地被夺走。

　　与此相反，德国的垄断资本家们却大发横财。由于希特勒政府给予了垄断资本家们大量的军事订货，结果，垄断资本家们的利润急剧膨胀。试举如下几例：

　　伊·格·法本化学托拉斯从1937到1940年，把红利由5.53亿马克提高到8.46亿马克，即提高了60%左右。

　　除了上述老垄断巨头以外，也出现了新的垄断巨头。这就是纳粹头目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戈林。1933年以前，戈林从生产资料毫无关系，1937年，他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其后便不断地吞并德国和外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夺取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外国工厂后，他的产业大大扩充了。1943年初，戈林工厂已经有177家工业企业，69家采矿业和钢铁联合企业，156家贸易公司，15家建筑公司。其他的例如戈培尔，仅修缮官邸的费用就高达242.5万马克，此外还花了100万马克购买了一所别墅。里宾特洛甫的产业在1940年已经达到了近400万马克，是其1931年产业的3倍。希特勒光是每年的薪俸就有145万马克，且无需支付房租，国家替他在贝希特斯加登和肖尔夫海德修建了豪华别墅和一所富丽堂皇的“总理府”。此外，希特勒每年还为了所谓“一般目的”支付240万马克，且从来不报账。在战时的两年间，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的用费高达8亿马克。

　　从1926年到1938年，德国重工业的利润从2%增加到6.5%。虽然纳粹的法律规定，企业的红利不能超过6%，但超过部分并不是要没收，而是要在投资到政府公债上。而实际上，大多数企业都把未分配的利润投资到自己身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50亿马克。而1938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

简短的结论

　　从以上列出的事实可以看出，希特勒并没有拯救德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相反，他将德国人民推入了新的深渊。事实上，由于希特勒政府的扩军备战大大超过了德国的经济实力，因此，在欧战爆发前夜，德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希特勒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寄希望于对外掠夺战争。他于1937年11月5日说：“一方面必须保证庞大的国防军有足够的给养，另一方面有可能降低生活水准和限制出生率，因此，别无其它选择，只有采取行动……现决定：德国的空间问题最迟在1943年至1945年加以解决。”而到了1939年8月22日，即入侵波兰前夕，他又对司令官们说：“由于我们的种种局限，我们的经济情况只能供我们支持几年。戈林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行动，别无其他选择。而如果要实现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所说的，德国就只有一种选择——闪电战：

　　尽管德国是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并且在1933年就大规模地重整军备，但是，它的军备生产能力是受到限制的。装备程度高，但装备生产能力低。格奥尔格·托马将军就主张深度武装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大力扩张重工业以确保军火的不断输出，以便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但是，希特勒选择了高程度的装备以支持他的“闪电战”。除了在合成燃油和橡胶领域，闪电战的战术并不要求德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广泛组合。这种战争还保证了后方的安全。消费品继续可以买到，社会混乱被控制在最低的程度，从而制造了和平时代正常生活的幻象。当希特勒耗尽了他廉价的胜利，发现自己与世界的主要强国打起消耗战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战争生产，但已经为时已晚。

【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第580—581页

　　希特勒发动战争后，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人民被迫一波又一拨地到前线充当炮灰。到战争结束，德国人口已经减少了650万人。1939—1944年，德国投入军工生产的价值，可为德国每个家庭购买一所崭新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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