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当中系统的讨论了空间认识论，空间不再是一个载体，而是在空间的纬度上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

列斐伏尔看来"被生产出来的空间也是思想与行动的工具。空间是一种控制手段、支配手段、权利方式"。

香港在“九七”回归祖国之后，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而香港警匪电影当中正是通过展现不同的空间控制着思想的进步。

在“九七”后至2003年、2004年至2015年和2016至现今拍摄的香港警匪电影中，尝试在空间基础上对香港本土、内地空间、海外空间进行微妙变化，每片土地上都孕育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身份认同叙事。

据媒体报道，香港当今人均居住面积仅161尺。

面对香港寸土寸金的空间，使得港人十分珍惜与善于利用每一寸空间，上到城市规划，下到房屋设计，都可以看到港人对于空间具有异常的想象力与用心的设计。

而作为警匪电影来说，更是将许多城市空间表达的淋漓尽致，既有呈现面积较小的空间如窄巷、茶餐厅与唐楼等，也有宽敞的空间如写字楼、隧道和机场等。

电影善于借助具有控制和支配能力的空间来认识不同的文化身份。

通过交通空间来表达文化身份认同叙事

“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上映的电影，警匪的火拼冲突一度成为了电影精彩的部分之一，“九七”后的警匪电影保持了如《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的暴力美学。

"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上映的电影，电影利用地下交通空间来呈现暴力火拼的野蛮景象，形成了文化身份认同迷茫期。

影片中充满黑暗暴力的空间使人在此缺乏了安全感，与此同时文化身份变得迷茫与两面性。如《无间道》系列当中，韩琛遭刘建明杀害死在了停车场。

一方面，停车场相对封闭并缺乏监控设备，提供给刘建明摆脱原先黑社会文化的束缚来驱除韩琛，尝试改变本我。

另外一方面，停车场作为"空无间"的载体如同无间地狱一样暗无天日、深不见底，说明改变本我并非易事，空间建构着刘建明内心的痛苦迷茫。

2004年CEPA实施至2015年上映的电影，交通空间出现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开阔场景，文化身份如同宽大的马路拥有无限的探索生机，形成了文化身份认同探索期。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其经济发达。高速公路成为了其接受与传输世界各地价值连城物品的重要枢纽，公路上表现的是贸易繁荣的局面。

如《枪王之王》围绕在高速公路上，基金经理关友博与匪徒利用枪械抢夺4亿美元债券并与警察火拼。

与此同时，如关友博所说的金融海啸没有结束。香港警匪电影一方面利用公路这一重要交通枢纽，展现香港金融之城的繁华。

另外一方面，通过关友博的话语可以得出虽然香港表面尽显繁华，可是人们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因为金融海啸导致许多人只是表面光鲜亮丽，尽管拥有西装革履、豪车和千吹住宅的港人可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深陷债务困境当中。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关友博一方面本身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危机，充当着劫匪去抢劫金钱，杀害警察与同伙，这一切都不被大众所知道。

另外一方面在开庭之时，关友博描述了另外的一番场景，其声称当时只是在公路上见义勇为，协助警察制止罪犯。

其自我在大家面前展现的身份是投资精英与射击冠军，并且被媒体称作为英雄。文化身份本身与自我产生了冲突，一文一武的形象背后展现了不同的思想价值。

一方面是城市的英雄，代表着城市的精英，具有正义感，惩恶扬善的形象。另外一方面，私下面对投资失败，陷入无底洞的债务当中，催生出一个为非作歹，违法乱纪的匪徒形象。

还有像《窃听风云》当中杨真在探索自身是警还是匪的道路上走上了迷茫，而最后家破人亡之下，终于明白了自己该走向何方而不再逃跑。

他选择开着汽车带着凶手马志华驰骋在高速公路上，面对妻儿的遗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证明自己后悔莫及，改过自新。

通过公路，可以看出这里充满着生机、挑战与未知数，成为了港人探索未来所奔赴的道路。

2016年至现今上映的电影，电影对于交通空间的表述更加的技术化与文明，人物的文化身份更加的清晰，形成了文化身份认同共生期。

《拆弹专家》当中，洪继鹏所在的犯罪集团先是在金库抢劫了现金，之后在公路上展开了炸弹袭击，阻止警察追击。

随后在数年之后，再次犯案时将原本的公路对峙转移到了隧道对峙。商人闫国荣与匪徒合作，要求匪徒将炸弹放在红隧，并要挟警方收购自己公司的西隧股份。

匪徒洪继鹏扬言如果政府不收购西隧，就将炸掉红隧。一时之间，社会上听闻匪徒要炸掉香港社会三条过海隧道之一的红隧，西隧的股票顿时大涨，市值高达近三百亿。

匪徒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枪支弹药去银行抢夺，能够以更技术的方式获得巨额的财产。

而拆弹的警察也是以只身一人在隧道当中拆除危险的炸弹，将死伤降到最低，相对公路枪战来说反映了一种更技术的对抗方式。

隧道本身所代表的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而背后的股市更是技术世界的表征。人们所处于技术的空间当中，拥有了更多精神世界的思考，除了考虑物质本身，也会在其中反省自我。

从匪徒洪继鹏干掉奸商闫国荣，其弟弟洪继标改邪归正，警察章在天与黄天诺捍卫社会秩序，都可以看出共生时期的人们文化身份的明朗离不开技术有序的空间支持，最终走向文明社会。

通过街景空间来表达文化身份认同叙事

香港警匪电影通过对街巷、写字楼、廉政公署和法院等街景空间的表现，塑造了具有市井烟火、社会繁荣和法治的城市，依次递进表现了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

“九七”回归后至2003年上映的电影，街巷成为香港警匪电影喜爱的取景地，是警察与匪徒喜欢逗留的地方，街巷的遮蔽性形成了文化身份认同迷茫期。

黑暗当中包含着抵抗的文化机制，抵抗发生在不受权利监管的盲区，在权利监管不可见的区域，社会的抵抗正在悄然进行。

比如哥特式小说当中，时常出现黑暗的森林、街道以及修女院，这些区域通常是碎片化的空间，具有不可见性，往往这些社会区域当中酝酿着巨大的社会抗争的事实和内涵。

香港的街头商铺密集、人流量较大，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到接踵而至的行人，大街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街巷往往与大街不同之处在于其地方往往间距比较窄且长，较为阴暗。通常作为商家丢弃垃圾的后巷空间，人流较少且不被人们所关注。

香港警匪电影赋予了街巷空间黑暗性、抗争性和遮蔽性，反映了人们文化身份具有复杂的两面性。

在电影《PTU》当中，时间定格在2003年，原先马尾一行混混在茶餐厅对警探肥沙毕恭毕敬，随后马尾的手下将肥沙从热闹的大街引到无人的街巷，等待肥沙的是充满危险的埋伏，混混在街巷中原形毕露。

街巷的垃圾无意导致其摔跤昏迷，在街巷醒后发现自己丢失警枪，面临着工作不保的困境。何展文警官知道此事后，决定帮忙寻枪。

随后在另一街巷，何警官为了追问线索与手下一同殴打犯人，而派来监督他们的传令员站在街头等待着何警官从街巷走出，并不知道巷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街巷本来是作为匪徒干着偷摸坏事的藏身空间，而何警官的违规审问同样也发生在街巷这一空间，此时警察的行为成与混混一样，警察与混混的观念相融，二者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混乱。

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以法律为准绳执行任务之时，却又做着违纪违法的事情，而滋生这一切的正是这一隐蔽的街巷。

而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港人拥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环境。2004年CEPA实施至2015年上映的电影，通过高楼林立的街景空间，文化身份认同也从一开始的迷茫时期转向了探索时期。

“九七”回归后早期的空间以公路与街巷彰显野蛮之地，文化身份迷茫混乱，在两面性的文化基础上没有进一步得出结论。

而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语境也愈发频繁的朝着内地接近，从文化身份迷茫所指的野蛮空间转移到了经济空间。

在可见性的空间生产中人们的不安与焦虑更多的回归到了物质层面，而不是精神层面，而文化身份的两面性在探索中得到了回应。

以《窃听风云》为代表的香港警匪电影，将往常的暴力犯罪转移到了经济犯罪。

活动空间从一开始的黑暗的暴力空间开始转向到写字楼、办公室、股票交易大厅等相对金融聚集的场所。

电影一开始将空间停留在黑暗且肮脏的街巷，既是往常迷茫期惯用的空间，也是暗指经济犯罪中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镜头随即转移到了窃听组临时安置的居民楼里，梁俊义、杨真与林一祥三名警察负责监听“风华国际”几个高层人员所呆的办公室及会议室空间。

而在这一空间当中正在进行着价值数亿的经济犯罪。这几名警察听到内幕交易消息之后，因为缺钱也忍不住参与其中。

这三名警察的心中怀揣的正义感在金钱面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像杨真在每月两万的工资之下，听到炒股票随手能赚一千万，当即断言一定会把这帮人全部抓起来。

可是在面对着自己和家人身患重病之时，却只能割舍原先的正义感转向嗤之以鼻的内幕交易当中，投入了20万现金炒股。

而林一祥同样本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警察，但是面对着有钱岳父的处处控制，自己面临不能再从事警察这份工作之时，他对于金钱的欲望更加的强烈，甚至借了500万港币来炒股，最终两名警察的宿命都走向了悲剧，同时也认清了违法的错误性。

同样，参与其中的梁俊义虽然没有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痛失爱人与手足的情况下，仍然是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选择通过法律的手段制裁凶手。

无论是警察还是商人的违法行为都是被警察监视且纪录下来的，能够帮助戏中人物修正自己的文化身份。

作为从黑暗空间转向布满监控的金融空间过程，《窃听风云》虽然这种初次尝试结局并没有将人物的归宿处理的相对合理，但是仍然能看出来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探索在做一定的尝试。

2016年至现今上映的电影，电影中廉政公署和法院等法治空间构成了文化身份的共生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说：“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电影经历了经济的空间表现之后再次转向了精神层面，利用法治空间连接人们的内心，寻找人们的共生状态。

廉政公署方面，电影以经济为首的许多犯罪正在悄然进行，如同街巷空间一样，警察与匪徒偏离了自己的轨迹，而这个时候的犯罪空间不再是枪林弹雨，而是智力的斗争。

廉政公署作为监督部门，配合警察部门深入各地暗处进行调查，拨乱反正，用法律证据作为武器来修正人们错误的观点，让原本迷茫的人们无处遁行，制止人们犯罪。

如《反贪风暴4》当中，廉政公署成为扑灭犯罪的最前线。《追虎擒龙》中廉政公署调查员将毒枭伍世豪及总华探长徐乐绳之以法。

法院方面，电影的许多犯罪不再靠警察主观的身份作为判断的中心，而是以法院的判决作为有效的准绳，依法办事。

像《怒火·重案》当中，警察邱刚敖犯了错误之后被法院判刑，而不再像《导火线》一样，法院作为缺席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