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受挫与失败

就在抗日同盟军将十在前线奋勇杀敌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政府将同盟军的抗日行动 视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对立物，干方百计破坏同盟军。蒋介石于7月3日从南昌给汪精卫发去密电，部署围剿抗日同盟军事宜。同时电令何应钦，让他一方面调兵围攻张家口，一方面派说客到张家口劝冯玉祥放弃抗日举动。并目致电阁锡山协助围剿抗日同盟军。 7月12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下令国民党军队的39师、25师和42师进驻沙城、新保安和下花园，对张家口形成压迫之势。 7月17日，何应钦带兵亲赴前线指挥，围堵同盟军的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计8个师陆续向察省境内推进。庞部李福和师一列铁甲车已进入下花园，双方前哨相距仅有6公里。热河边境的伪军也蠢蠢欲动，真可谓形势危急，一触即发。坚持抗日的李济深、陈铭枢等电请南京“饬令停止入察之事，为国家惜人才，为社会留元气”。 7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说:“五昼夜攻占多伦，并无此事”! 7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常务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林翼中等电请南京政府速停入察之师。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紧急中政会议，商讨有关围攻察省同盟军的对策。 一是继续施加政治压力，百般造谣、污蔑。通过报纸广播散布同盟军收复多伦“并非取自日本军队之手，乃取自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云云。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发表通电，污蔑冯玉祥“冒充抗日，割据地盘，背叛中央”，要求国民党中央开除冯。的党籍，予以讨伐。还假借东北、华北等十二个省党部的名义，通电劝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冯玉祥对此十分生气，邀请各地记者赴张垣参观，以辩直伪。 二是经济封锁。察省本是塞北地瘠民贫之地，连年天灾兵祸百姓负担重。虽然抗日同盟军很得人心，但要满足一多万军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的供给，没有国家财政和外部的经济支援是难以维持的。蒋介石不让中央财政拨款，还把曾经支援过抗日同盟军的失庆澜先生诬以贪污罪革职，各地和海外侨胞的援助也被截留。 三是军事持续围攻。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还为进攻察哈尔的部队配备了铁甲列车8列，飞机2队，欲将抗日同盟军置之死地。 四是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委以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团办的官职并赠其50万巨款，孙殿英便马上改变腔调，大放“宁死不参加内战”的厥词，并率军西开，让开了沙城，新保安等通往张家口的重要阵地。通过张作相将其外甥冯占海部队改编为骑兵师，冯占海脱离同盟军开往蔚具。拉拢原石友一部下张人杰，原东北义勇军的李忠义、邓文等部，不日，张人杰公开叛变、李忠义拉着部队离察、邓文在桥东福寿街妓院被暗杀。北平军分会收买冯玉祥的随员干华锋，于大用杀害了宋哲元的代表魏宗晋，污蔑冯玉祥并非直心抗口，意在夺取宋折元的地盘。结果不但引起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人心动摇，也使冯玉祥万分震惊，感到祸出肘腋，岌岌可危。 面对如此境地，日本关东军军部竟然于7月16日向同盟军总司令部提出“即日退出多。伦”的无理要求，冯玉祥则针锋相对，要求日军“即日退出中国东三省”。第二天，日军又发出威胁:“如三日内不退出多伦，将把察哈尔变成一片焦土”。冯玉祥严词拒绝道:“日军三日内觉悟，否则将全面攻取热河”。 7月23-24日，吉鸿昌从沽源前线接连发来急电，日军集结大批兵力，准备从丰宁、围场向多伦的抗日同盟军反攻，而守卫多伦的 6000多名抗日同盟军战十每人只有10颗子弹，请求冯玉祥增兵并运送火药。而此时张家口的公路和铁路早已被国民党军队切断，成为了一座孤城。冯玉祥无奈，只好把守卫张家口的部队调往多伦前线，并火速把剩余子弹5000多颗全部运往多伦，每位士兵平均不到一颗子弹。 此时，抗日同盟军已被日本军队和国民党政府、阎锡山军队团团包围，面临弹药和粮食等物品已经耗尽、伤员无法救治等多种问题，危在旦夕。 冯玉祥被迫下野离开张家口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做出解决察省问题的四项善后办法:1、改编察省杂军8个团;2、方振武任北平军分会委员;3、吉鸿昌、孙良诚仍任上将参议原职;4、张砺生部枪支皆得自地方，应照数发还。以上交由宋哲元与方、吉代表协商办理。吉鸿昌和方振武等将领表示坚持继续抗日，反对改编。 8月21日，宋哲元派军警在市内开展大搜捕，原张家口市委领导成员陈儒仁、李振庭被捕入狱，共产党员常金风、孟昭瑞等被抢杀于清水河畔，平绥铁路工会委员长王家骏逃到天津被发现后杀害。 8月24日，前委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和今后去向。柯庆施认为应按中央和省委要求到河北中部或南部建立苏区;张慕陶主张去陕北与红军会合；吉鸿昌要求东去，与前些时候去独石口的方振武会师。会议争论十分激烈。这时收到高树勋从商都送来的信，表示愿意一致行动。最后由柯庆施决定先赴商都，同高树勋、余亚农等部会师，创建热察绥抗日根据地，尔后到平地泉，再往南到蔚县向河北中，南部驻防，建立苏区。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柯庆施、张慕陶，宣侠父、吉鸿昌、诈权中、刘志远、柳青庭7人为常委，吉鸿昌任军事总指挥。 8月25日，方振武、吉鸿昌、张砺生等向全国通电，声讨国民党当局镇压抗日同盟军和张家口爱国抗日人士。何应钦命令电报局将电报扣压。 8月26日，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部离开张北县城前往独石口，看到吉鸿昌写的“洗耻”二字，也提笔写了“驱寇安边”四个大字，并镌刻于碑。第二天，吉鸿昌部也撤出张北，到两面井村集结后开往商都。而宋折元正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坐镇张北指挥围剿抗日同盟军余部。在宋哲元部队的围追堵截下，抗日同盟军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减员其多。吉鸿昌负责军事指挥，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因此每有行动总是要与前委负责人一起商量，按照党的决议行事。当部队到达商都县城附近时，得知高树勋部已经接受了宋哲元的收编，而且阻止部队通过,只好在四台坊村暂做休整。前委开会讨论部队去向，同盟军面对前为晋军赵承绶部阴挡和后有宋折元军尾追的情况，不得已自西进改为东进，折回到赤城独石口，计划再去蔚县。不曾想同盟军二师由于领导人和骨干多是宋哲元的旧部，已被宋收编。 9月9日，部队经大苏计、二泉井、大囫囵到达独石口。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丰宁县境内重镇大阁，距此不过五十里，局势很危急，前委在独石口一个小山坡上召开党内会议，宣布开除张慕陶的党籍(一同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二师的党委书记王霖、一团团长尹心田、三团团长周茂兰、二团团长贾振中四人，当时没有宣布)。理由是他们没有尽到督促二师到独石口集中的责任，反被宋收编，动摇了前委东进南下的决议。不少党员不同意开除张慕陶的党籍，表面理由是不应公开集体讨论，实际是觉得张慕陶工作能力强，积极性高，做了很多工作，对同盟军贡献很大，人才难得。但是柯庆施不予理睬，通知吉鸿昌将张慕陶驱逐出同盟军。大家觉得压抑，情绪有些低沉。

9月10日，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在距独石口四、五里的长城隘口东栅子村,召开“四巨头会议”，列席会议的有汤的从僚唐精武、刘的代表高昨非。会议决定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易帜为“抗日讨贼联军”，公推方振武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刘桂堂任右路军总指挥。并决定前委与十八师随方振式为右路军，由长城往西先行开拔:吉鸿昌率领五师及教导队、骑三师、手枪队为左路军，在长城以东绕道丰宁，经黑河、怀柔、四海向南推进，预定两部在昌平北部集结，进攻北平。前委提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节”的战斗口号。 “四巨头”会后统一了部队序列，统一了臂章，左为反蒋，右为抗日。并由方、吉、汤、刘四部各抽30名彪悍骑兵，组成尖兵连，先行探路。9月18日，方振武在独石口召开有万余量民参加的誓师大会，向全国发出讨蒋檄文。会后，方、吉部自仟前驱。 9月20-21日，方部攻占密云、怀柔和顺义的牛栏山、昌平的小汤山，与吉部会合，进入了《塘沽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逼近北平(独石口会议现在看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受到当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抗日同盟军以不足万余众去攻打兵精城固的北平，注定失败)。 抗日讨贼联军在怀柔县城召开军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和蒋介石独裁卖国、镇压抗日力量的罪行。会后召集军官会议，研究攻占北平问题。此时何应钦已与日本驻华北武官柴山密谋共同出兵夹击同盟军，他们在这一带出动强大兵力，封住了各个要冲，同盟军已处于被包围的险恶形势之中。 9月24日，方、吉与杨战韬、宝振荣等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联军改为“救国队”，并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兵分五路进取平津:第一路总指挥吉鸿昌，在怀柔;第二路总指挥汤玉麟，在赤城;第三路总指挥刘桂堂，在赤城;第四路总指挥方振武，在怀柔;第五路总指挥郑桂林，在赤城。方部为正面，吉部为左翼，汤、刘、郑为右翼。 26日，方部袭击高丽营东关，与蒋军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生栏山。27日拂晓，方部转移到兴寿、南庄一带与吉部会合。二人亲自指挥战斗，当晚占领大汤山。此时，方、吉联军已被四面包围:北面是日军，西面是黄杰、关麟征部，东面是商震部，南面为万福麟部。28日，方、吉率部向延庆方向转移，在老君堂设大本营，谋攻昌平。29日下午，攻占高丽萱。10月2日，方、吉在西辛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一路袭击昌平。此时正需要前委加强领导，与同盟军将十同生共死、勇闯难关的时候，柯庆施却自行决定回北平汇报工作，前委工作交由周仁山、邹春生负责，许权中负责军事。一些党员不见了“张大鼻子”，以为他溜走了，感到“红帽子”暴露了，必遭敌害，结果有的陆续寻机离开了部队。 10月5日凌晨1点，方部占领昌平。何应钦极度惊慌，一面火速增兵保卫北平，一面准备将北平军分会和政整会迁到石家庄。南京国民党第91次中常会决议“免去方振武匡府委员职务”“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严议处分”。第二天，国民党中监会第32次临时堂委会议决定“开除方振武党籍，送中执会通过执行”。而此时的方、吉联军经过多次战斗，减员其多，实际已经处于内无粮草弹药、外无救兵的绝境。 为了突出重围，方于8日派政治部主任郭云龙赴北平谒见何应钦，虚与委蛇，拖延时间，以便捕捉战机。 必须突出重围!同日，方、吉联军占领大、小汤山。这一仗，联军损失惨重，使方、吉二人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两三千人。当晚，方振武在聂山营村召开军事策划会议，决定于9日分三路进攻北平。同日，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怎样处置方、吉，蒋复电四个字“吉放方办”。蒋主要是恨方矛头直指蒋本人，硬是与他做对，当时蒋还不知道吉鸿昌是共产党员，以为失败后他便不足为患了。何便派北平公筹会总干事刘砥泉等人传达北平当局和平解决的一项条件:1、方，吉必须离开军队;2、保证方，吉生命安全;3、补助方、吉出洋旅费。方一面佯应接受三项条件，亲笔修书何应钦，答应停止进攻，一面积极进行突围准备。10日傍晚，部队突然撤出小汤山，11日开抵顺义县三家店一带。 国民党军队在日军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联军驻地，联军连夜向生栏山一带转移。何应钦见方，吉不肯听命，便施展软，硬两手，逼方、吉就范。一面派北平商会会长冷家骥出面调停，斡旋和平，一面勾结日军青木部队发动攻击，阻止东进。当日，国民党在执委第92次会议通过监委会决定:永远开除方振武党籍，同时恢复冯玉祥自由和党籍。当晚，方振武召开团长以上人员会议，垂泣而告时局，全场感动，举手宣誓:“誓死以去独夫，贯彻抗日主张”! 14日，日军千余人向牛栏山发起进攻，两架日机在东西杜林村一带轮番投弹。15日，日军向方振武发出通牒:限16日下午一时离开阵地。晚九时，冷家骥等前来会晤方，吉，重申和平解决一项条件。当夜，方，吉率部猛攻顺义县城突围，但由于国民党军拼命阻击，突围受阻，形势万分危急。 16日凌晨3时，方振武见大势已去，声泪俱下地对部下说:“大家随我多年，艰苦备尝。现在环境恶劣，进退两难。将来结果殊难预料，欲留者仍随找继续做去，不想留者可将枪交出，自谋生路，余决不相强”。众皆泪下，异口同声回答:“愿随总司令同甘共苦”!8时许，北平各慈善团体及天主教、基督教神父、牧师代表刘砥泉等4人来西辛庄迎接方、吉赴北平。方指派军长米文和等接洽善后。下午2点半，方、吉在刘砥泉等人陪同下率随员10余人到冯家营会见商震。商与方、吉二人单独密谈后，又让方、吉与关麟征、徐庭瑶见面。 方振武提出三点要求:1、卫队200余人请从优给资遣散;2、所有军队请赶紧改编。3、个人离军出洋盼政府给予名义和旅资。商震用电话请示何应钦，何先是要求商立即把方扣押。当商震回答:“要扣，你们扣好了。我商启予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后，答复:1、方、吉卫队给5000元遣散;2、军队由米文和统帅，在杜林庄候编。3、方，吉离军后保障安全，旅费和名义待请示中央后答复，在未答复前由慈善团体代表担保。下午4时，方振武通电下野，随后，商震招待方、吉等人晚饭。饭间，徐庭瑶抽身到隔壁用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守孙河桥，准备扣押方振武。饭后出餐厅时，商震属下的师长李杏村低声对方振试说:“你何必还穿军服呢”?当时方穿看上将军服，方会意，赶忙说:“那请你借给我一身便衣吧”。方、吉在刘砥泉和商震的卫队长沙金音的陪同下，分乘五辆汽车离开冯家营。路过孙河桥时，第25师士兵截车检查。有士兵问:“方振武在车上吗?黄委员长今晚在自来水公司设宴洗尘”，陪同方振武坐在第一辆车上的刘砥泉答道:“方振武的汽车还在后面，等一会儿就到了。” 士兵让汽车开到自来水公司门前下车检查，附近有不少老百姓围着看热闹，方振武借口解手，混入人群，摸入高粱地，循着白河逃到一户农家， 当夜被这家农民掩护并护送出虎口，后来乘意大利皇后号海轮到了香港。吉鸿昌随车前行十数里，汽车突然“损坏” ，便换了便装，与随从牛建忠步行，星夜赶往天津。 方、吉二人奇迹般地脱离了险境。后来，方振武辗转流亡海外。吉鸿昌避入天津法租界，于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此，这支因其独树一帜而名扬中外，又因其抗日健儿浴血奋战收复了察东四县而威震敌胆，轰轰烈烈战斗了143天的抗日同盟军，终在蒋日勾结合力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脱险潜入天津租界的吉鸿昌，身处逆境，斗志不减，不仅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筹备建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和宣侠父共同编缉出版《民族战旗》，并广泛联络各界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然而由于行事不慎，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随后被押往北平陆军监狱。在审讯中，吉鸿昌大义凛然，怒斥蒋介石政府卖国殃民、残内媚外的种种罪行，使审讯他的何应钦之流受到了一次共产党人主持的正义审判。何应钦恼羞成怒，罗织罪名，公然将吉鸿昌杀害。吉鸿昌就义前，慷慨从容，含笑执笔，写下了一首留传后世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铁骨铮言，浩然正气。吉鸿昌以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赢得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敬仰，他的英名永垂青史，与世长存！ 察哈尔抗战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对揭露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由于日伪蒋的联合进攻，这一爱国壮举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它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所起到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则是不可估量的，也体现了在国民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抗日御侮的愿望和要求。它将被永远记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