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种族主义

本文为布尔迪厄的演讲，摘自《社会学的问题》 1978年5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对种族主义和促进各国人民友好运动( MRAP )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权利与自由》第382期的特刊《种族、社会与资质:科学的贡献与局限》第67-71页。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不存在单一的种族主义，而是存在复数的种族主义。有多少种种族主义，就有多少个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群体;这是所有种族主义不变的功能。 在我看来，对种族主义的形式进行分析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形式最微妙、最容易被误识，因此也最不容易受到通责这也许是因为那些谴责种族主义的人通常具有一些利于该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特性。我想到的是智商种族主义，即智力种族主义。智商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种族主义，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后者是大多数经典的种族主义批判——包括萨特提出的最有力的批判——的中心目标。 这种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特征，他们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资本——一种具身的，因而显然是自然的、先天的资本——的传播。智力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成员的手段，他们旨在通过这种手段来创造一种“自身特权的神义论”，换言之，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秩序辩护。这使得支配阶级觉得自己的支配是合理的:他们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优越的。每一种种族主义都是一种本质主义，而智力种族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特有的社会正义论的形式。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权力部分建立在拥有“头衔”的基础上，这些头衔(如学历)被认作智力的保证，在许多社会中，这些头衔甚至是获得经济权力的地位的保证，这些头衔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头衔(如财产头衔和贵族头衔)。 这种种族主义的某些特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最粗暴和最野蛮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审查变得更加严格，因此种族主义的冲动只能以高度委婉的形式来表达，并以(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否认形式来掩盖。欧洲文明研究小组(GRECE)使用一种以一种不表达的方式表达种族主义的语言。当这种方式达到高度委婉的程度时，种族主义几乎变得难以辨认。新的种族主义者面临着一个优化的问题:他们要么冒着震惊听众、在可沟通性和可传播性方面有所损失的风险，增加其话语中公开的种族主义内容(例如站出来支持优生学)；要么决定少说一点，以高度委婉的、符合现行审查制度的规范(例如谈论遗传学或生态学)的形式，从而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增加“传递信息”的机会。 当今最广为流传的委婉化形式显然是语言明显的科学化。如果人们援引科学话语来为智商种族主义辩护，那么这不仅是因为科学代表了合法话语的支配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个自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一个技术官僚式的权力自然会要求科学成为权力的基础;因为当政府声称以科学为基础、以执政者的“科学”能力为基础的时候，智力就是赋予其执政的权力的事物(我想到了科学在教育选孩中的作用，数学已经成了衡量一切智力的标准)。科学与人们要求它证明的东西是紧密相连的。 说到这里，我认为人们应该完全、直接地拒绝接受“智力”的生物学或社会基础的问题，心理学家们已经让自己陷入了这个问题。与其试图科学地决定这个问题，不如试着科学地审视这个问题本身，试着分析这种探究方式产生的社会条件，分析它所指向的阶级种族主义。事实上，欧洲文明研究小组的论点不过是一些高等学校校友会多年来所提出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这是“领袖们”的语言，他们觉得“智力”赋予了自己合法性，主宰着一个建立在“智力”歧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教育系统用“智力”一词所衡量的东西的基础上的社会。智力就是智力测试所衡量的东西，也就是教育系统所衡量的东西。这就是这场辩论的全部内容，人们只要还停留在心理学的范围内，就无法判定这场辩论，因为心理学本身(或至少智商测试)就是社会决定论的产物，而社会决定论是智商种族主义的根源，这种种族主义是“精英”所特有的，他们的地位是与教育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从教育分类中获得合法性的支配阶级。 教育分类是社会分类的委婉形式，这种社会分类经过删减和炼金术式的转变已经变得自然而绝对了，阶级差异变成了“智力”、“才能” 的差异，进而变成了本性的差异。宗教都从来没有这么成功过。在教育分类中，一种社会歧视被合法化，并得到科学的认可。在那里，我们又发现了心理学以及很早就开始的它对教育系统的运作的强化。像比奈-西蒙测试(test de Binet-simon)这样的智力的测试的发明与学生因义务教育而进入教育系统有关，他们是教育系统无法应付的学生，因为他们不是“先天的”、“有天赋的”学生，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背景没有赋予他们学校系统的日常运作所假定的素质——文化资本以及对学术奖励和惩罚的积极态度。衡量学校所要求的社会素质一-因此也衡量能预测其学业成就的能力——的测试是预先使学术裁决合法化的完美工具，而学术裁决又使测试合法化。 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这种新的智商种族主义?也许相当数量的教师和知识分子——他们被教育系统的危机正面击中——更倾向于以最原始的形式，表达或容忍以前谨慎的上层精英主义的表达。但我们也要问，为什么触发智商种族主义的冲动也在增加?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在相当近的时间里，教育系统发现自己面临着几乎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那些缺乏社会性构成的性情倾向之人的到来，而这正是教育系统所默许的。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数量使他们的学历贬值，甚至使他们凭借那些学历而担任的职位贬值。因此，人数限制成为梦想(这在诸如医学之类的学科中已成为现实)。所有的种族主义都是相似的。人数限制是一种保护主义措施，类似移民限制，它是一种对“过度拥挤”的回应，这种“过度拥挤”是由对被入侵人群“淹没”的恐惧所引发的。 人们总是时刻准备着污名化污名化者，时刻准备着谴责小资产阶级怨气中低级的、“庸俗的” 种族主义。但这太容易了。我们必须反过来问，知识分子对智商种族主义做了什么。我们应该研究医生在医学化，即社会差异，社会污名的自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在制造委婉语的过程中的角色(委婉语使人们能够以将社会案例变成心理案例、社会缺陷变成精神缺陷的方式来指称底层无产阶级或移民的子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分析所有将教育合法化强化为合法歧视的二度合法化的形式，且不要忘记那些试图获得科学性的论证、心理学话语，以及我们自己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