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论·第一节、过度决定的命运与碎片之相遇（上）
命运意味着弃绝。
没有起源，没有目的。
它仅仅是发生着。作为故事表述着，被传扬、阅读着，或者被遗忘。
当故事的配置在剧本家的安排下，走向生死这般不可弥合的关头时，弃绝便发生了。星空流星使用间离的技巧，一开始就通过双重层面的写作，为双重层面的阅读提供的空间，把不在场之物以“游戏”的方式带上了话语的舞台。——这个不在场，即文本的“作者”[1]。
这一事实大有深意。
我们可以在文本中辨认出三类叙事：（1）古典叙事（作者想象的不在场）；（2）后古典叙事，或现代叙事（非作者象征的在场）；（3）后现代叙事（作者想象的不在场的在场化）[2]。但是，这每一种都是被过度决定的。所谓过度决定，即实在决定着，然而这种决定并非先验式的规定，而是出于实在之中诸力量的对抗[3]所造成的偶然偏斜，当这些发生了偏斜的要素（在此是在场之表述）最终相遇（碰撞）之时，我们也就能够回溯性的认识到其实在性。实在性不是预先在开始就获得的认识[4]。
用直接的话说，就是文本作者的话语是实在在场的，但每一种在场都是与不在场的实在同属一个实在世界。换言之，作者在他生活形式中写作，他写下的文字是他的话语，但是他直接被读者可视（可感）的话语（即在场的话语）又在阅读过程中超越了作者最初的生活形式中的创作意图[5]，说出了作者在写作时未曾预料到的东西。这一点是我们讨论的基础，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文本批评从根底上作为一种目的就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们不这样假定就是在说，作者在写下并展示的媒介中直接可视（可感）的部分已经说出了一次话语生产的一切结果，而既不需要生成性的补充，也不需要再生产。作品就死在那里了。作者仅仅是作者本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种保持敞开的沟通着的诠释学的阅读方法（不完全是迦达默尔意义上的），至于这一方法要求书名，我自有另文讨论，在这里我们作为一个“公理”尽管使用。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传统gal受到叙事（1）的统摄，即古典叙事类型，即作者是作为不在场者现身于作品之中的。统一与之对应（其阅读仪式所唤问的读者），被要求在阅读时忘记其符号性，而将其符号的形象人做实在或者至少是曾在。用通俗的糙话来说，就是要求读者“短暂失智”[6]。用不太严谨的术语来说，则是唤问一种“天真的读者”[7]，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话语如何在作品中成为在场的过程被有意识的忽略了。——可以说，（1）型叙事作为最初级的意识形态机器。
这种机器在forest里面就表现为对森林安排之“绝对必然性”即Gift的下意识的接受。角色被突然偏斜而坠落于其身的形势（剧本事件）所唤问，于是获得了一个Gift。但事情在灰流出场之后就发生了变化，灰流用自己的话语（符号）把Gift的符号性挑明，并且使角色们意识到Gift是作为一种“强制”的唤问（身份），并且是可以通过实践（性交）[8]交换的身份。这样我们也就随之进入了（2）型叙事，后古典叙事类型[9]。
然而我们会注意到，当这个过渡（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在作品行进过程中发生时，它似乎是就这么抛给读者的，仿佛没有做任何铺垫，尽管我们已经通过开头的伪选择支了解了事件发生之前角色们的“身份”，那些“身份”是不可通过符号化的实践“直接”转让的。角色们不知道灰流为什么能够挑明Gift是一种可交换的身份，即不知道他与事件之间是什么关系。一切未知。事件悄悄地发生着，然后有一天“突然”变得可见，以至当事人不再能够忽视，也就是说，事件变得在场。这个事件对于角色们而言似乎是完全偶然的。而在这个事件变得在场之前，每个角色其实已经有着各自的身份，做着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的活动，灰流是无业游民兼职家庭教师，雨森是白领，黛是医科大学生，九月是风俗业者，刈谷是服务员……诸如此类。但是随着如“命运”一般的事件的在场，首先事件的身份成为一种表面的被赋予的东西，Gift，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最初的时刻他们仍不知道他们已经占有了一个Gift，不自觉的占有一种身份，就好像那种身份是能够被占有的一样，他们自然而然地履行着身份所要求的行为。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具体是怎样被改变的，我们要注意到剧本家这样一个安排。即直到九月站出来为止（她也是所有角色里面在事件发生前的身份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她用夸张的言行像雨森指出她行为的悖谬之处，“不是你把我们邀请来的吗？您不是自称这场宴会<这个事件>的主人<始作俑者>吗？”尽管我们通过后面的剧情（后面的新事件）会发现九月在这里仅凭直观的指责是一种错认，但已经为“身份的自觉”这一阶段，即灰流后面指出Gift“本质”时，角色们能够接受的结果开辟了道路[10]。事件以偶然的形势，有深刻的力量对比在其中。而我们也就在我们的回溯中认识到剧本家已经做出了“铺垫”。我们会看到，九月的“开辟”与灰流的“挑明”[11]，即使仅仅是二者之间，也不存在逻辑上的衔接的必然性。因为灰流作为符号的话语并不是一种关于Gift的“本质”（甚至仅就故事内部、森林内部看来也不是），后面的故事发展会证明这一点。
于是让我们回到（2）型叙事，我们就会发现，（2）型叙事中所谓“非作者”的在场，是通过象征的手段，即通过为在场的话语提供一种虚假的深度，incident（2）型叙事中，“非作者”的看似在场，仍然是一种作者的不在场，仍然没有摆脱现象的拜物教化[12]。换言之，从（1）型叙事天真的话语拜物教，转化为（2）型叙事的虚伪的话语拜物教——恰恰是一种拜物教化的加深，而非摆脱。
（2）型叙事不同于直接作为一阶意识形态[13]的（1）型叙事就在于，它通过对后者直接的颠倒，即所谓“去意识形态化”的许诺，虽然实在的仍然属于一阶意识形态，但其所唤问的主体（在二阶中只是当事人）却认为自身处于意识形态的彼端，即现实（实在）一端；而话语则处于意识形态的此端，即虚幻或理念（意识形态）的一端，理念之作为此端是有赖于主体的彼端之领会或解读的，即单方面的赋予。换言之，存在一个获予的位置，主体（主语）在这个位置；存在一个给予的位置，客体（宾语）在那个位置。从而客体既然能够给予，则必然推知有一个深度，就像能抽水的池塘有一个深度那样（想象为那样）。而主体，那个“抽水管”则被认为是“无蔽”的，即认为它与池塘在哪里和池塘装着什么无关[14]。
序章中，灰流为其他角色和读者讲解所谓“设定”的过程，显然是一种（2）型叙事，因为我们根据他的话语实践认为Gift是一种必然被赋予的身份，但“自由”体现在可以交换，并且Gift蕴含作为目的的深度的（这个深度来自其“起源”）[15]；而此时，它所唤问的仍旧是一种不脱“天真的读者”，因为作者仍然不在场，在场的要素被认为是“非作者”的彼岸要素[16]。
在此我们进行倒是一种双重阅读，其一是顺着故事叙述的顺序进行的阅读，即文本自身声明的顺序；其二是已经了解其一之后回溯性的断裂式的再阅读。这种encore是一种使自己进入二阶意识形态的方法。但要注意，这里不是精神分析所说的“穿越幻想”的过程，相反，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幻想”的过程，我们在深入森林的同时自觉的携带着森林（我们改造后的森林，尽管依然保持其自发变动性，这是由于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我们试图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来看待，而非作为一种充盈着实在的“气氛”有，因为意识形态可以不被其唤问的主体（当事人）所“意识到”，但它不可能不如其所表述的那样做而被承认/误认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只有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即被进入它，我们才能理解意识形态中的当事人的意识为何在这个机器中被唤问为这种形态，而不是那种形态。为什么获得的是这个Gift，而不是那个Gift。
（待续）
注释
^这个特指的“作者”，既包括作家，也包括作家的创作环境，同时也包括读者的阅读环境，因为一个文本的作者是回溯性的创造出来的形象，在这个特指意义上使用的“作者”一词，我会加粗以示区别。
^注意，这个区分虽然使用了“古典”“后古典”“现代”“后现代”的命名方法，但是这里的区分不是出于真实历史的时代划分；并且实际上任何文本叙事都不可能纯粹地属于一种特定的叙事类型，实际情况下都是三种类型相互嵌合的，主要表现为哪种叙事类型，要看文本中占统摄性的那种（既与文本本身相关，也与阅读者相关）。
^具体而言，主要是阶级斗争。
^我一般使用“实在”而非“物质”是为了强调人是通过语言游戏（即意识形态的具体实践、仪式）来认识物质的，而在特定语言游戏中，始终存在未能够得到表述的物质现象（即精神分析中所谓“剩余”，但这种剩余不能单纯的理解为纯粹的符号行为），正因为此“物质”范畴也就区别于“实在”。
^这一点是他的生活形式配套的意识形态唤问他的。
^柚子厨（笑）
^这个词，参见“天真的读者与感伤的读者”。
^这个比喻非常妙，让人想起马克思的那个“哲学就像手淫，而实践就像性交”的著名比喻。
^这里我们暂时仅从剧作家展现的秩序出发，后面我们将再次回到它，从读者的视域回顾这个秩序的意义。
^类似于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与青年马克思的关系。
^另外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看到这个顺序是不能改变的，这里有着阶级斗争的经验。
^关于现象的拜物教化的具体过程，我有另文讨论。
^与之相应，还有二阶意识形态；这两阶意识形态的概念我会在另文具体介绍，但在本篇行文过程中也会简单涉及。
^显然，这也是康德一系的“批判哲学”的逻辑链条。
^请比较这个表述与资本主义对货币的表述，你会对此有更深的体会。
^将这个过渡过程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之中“人”这一范畴的历史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这里forest巧妙的表现了现实中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仪式的结果，是如何随着阶级斗争造成的社会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