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历史简介

（一）匈牙利于9世纪后期马札儿人占领多瑙河中部盆地时期即已存在，部分领土原是古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和达契亚两个行省。4世纪末罗马帝国失去对潘诺尼亚的控制后该地首先被日耳曼诸部落占领，继而被斯拉夫人占领，达契亚后来的历史没有记载。中部平原曾是从黑海以北的大草原移居来的游牧民族匈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的基地，其中有些部族将控制范围扩展得更远。阿瓦尔人于7、8世纪曾控制这个地区200多年，但于800年左右被查理曼大帝驱逐出去。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将这个地区的西半部组建起若干相连的臣属斯拉夫“公国”，其中的克罗埃西亚公国将领土向北扩至萨瓦河，于869年完全独立，而另一公国摩拉维亚也将领土扩至格兰，并已公然反抗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拜占庭帝国和保加利亚对这个地区的南部和东部行使松散的权力。保加尔人是继匈人西迁之后出现在里海以北草原上的一个游牧部落，是古代游牧民族。从6世纪起即闻名于东欧史籍。原为中国北部的步落稽部落，约在370年与匈人一同迁徙到伏尔加河西部欧洲干草原，后又同匈人撤退。在460年定居在亚速海北部与东部的一个弧形地带。6世纪保加尔人时常与东欧森林的的斯拉夫人联合，不断攻击拜占庭帝国的多瑙河各省。6世纪60年代他们却受到当时从亚洲进入欧洲中部的阿瓦尔人的威胁。阿瓦尔人消灭一个保加尔部落，其他部落为了免于消灭而降服于另一个新来的游牧部落约20年，此后大多数新来的游牧部落退回亚洲。保加尔人在库尔特（或称库勃腊特，约605∼约642年在位）的统治下建立统一的强大汗国，拜占庭人称之为大保加利亚，以库班河为其南部边界。库尔特死后其5子分成5个游牧部落。一个部落留在亚速海沿岸，为哈札尔帝国所并；另一支移向欧洲中部，与阿瓦尔人混为一部；第三支效忠于意大利的伦巴底王国。库尔特的儿子贝兹米尔（或称巴特-巴扬）为躲避哈札尔人，引其部落远徙北方，终于在靠近窝瓦河和卡马河合流处占据一块地盘。征服当地土著居民，组成“伏尔加-卡玛河保加尔部落联盟”，并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改营农业。分为3个居民集团（与原住民或其他移民混合），其后繁荣兴旺达600年之久，这些窝瓦保加尔人约在922年改信伊斯兰教。13世纪中叶蒙古人摧毁“伏尔加-卡玛河保加尔部落联盟”，成吉思汁之孙拔都建立金帐汗国，其居民主要是以操突厥语的奇卜察克人（钦察）和保加尔人为主体，汗国的统治者蒙古人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突厥语。15世纪金帐汗国逐渐衰落，在汗国统辖的伏尔加河中游及卡玛河一带，代之而起的是喀山汗国，这些保加尔人成为后来喀山地区塔塔尔人的重要来源之一，直到20世纪初还有些塔塔尔人自称为保加尔人。

（二）大保加利亚分裂的第五个产物是由库尔特的儿子阿斯帕鲁赫领导的一支，他们西渡聂斯特河，进入巴尔干东南部，在679年侵入拜占庭领土，建立所谓第一个保加利亚帝国，后来的保加利亚即源于此名。681年拜占庭被迫与阿斯巴鲁赫签定条约，承认保加利亚的存在。7世纪东巴尔干居住著弗拉其人（罗马化的达契亚人），还有新到该地的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建国之后很快就与弗拉其人、斯拉夫人混合，同时该地区也正好进入拜占庭基督教的影响范围之内。接著在鲍里斯一世统治下保加利亚人正式改信拜占庭基督教，礼拜用斯拉夫语言。由于其后400多年不断自北向巴尔干半岛入侵，突厥人的成分在保加利亚种族结构中与斯拉夫族大体抗衡。971∼972年拜占庭帝国进犯鲍里斯二世统治下的保加利亚，第一个保加利亚帝国覆灭。980年撒母耳又在马其顿建立保加利亚国家，领土范围西至亚得里亚海，1014年又被拜占庭消灭。1185年巴尔干人反拜占庭的起义，产生第二个保加利亚帝国，1396年领土落入奥斯曼曼土耳其人手中。1878年保加利亚建立自治公国，以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1908年宣布独立，成为王国。匈牙利人是匈牙利的主体民族，也分布于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及乌克兰，少数生活在美国、加拿大、巴西与澳大利亚。民族起源于西伯利亚西南方巴什基尔一带，母语为匈牙利语。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多数信奉天主教，与他们的民族同源的为曼西人。曼西人 旧称“沃古尔人”，是西伯利亚西部、鄂毕河流域的先住民族。曼西人和汉特人在族源、语言、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诸多共同点，其族源可追溯到1世纪中叶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草原乌戈尔部落。后来一些部落迁至鄂毕河下游，逐渐形成新的民族，以捕鱼和狩猎为生，生活方式为半定居半游牧。16世纪末期曼西人被沙俄哥萨克征服。与汉特人相比时曼西人受俄罗斯同化的程度更深。 1930年前苏联建立奥斯恰克-沃古尔民族区，1940年改称汉特-曼西民族区。 1960年代以来该地区成为重要的石油、天然气产地。曼西人分布在乌拉尔山以东的鄂毕河流域，即俄罗斯联邦秋明州的汉特-曼西自治区及其周边地区，根据俄联邦2002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总人口数量为11432。曼西人生活的区域气候恶劣︰冬季持续6个月，有2公尺厚的积雪；夏季洪水氾滥，诸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及其诸支流）形成一片汪洋。曼西人在居住、经济、社会组织和传统诸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主要生活来源是狩猎（传统使用弓箭和矛，后来用枪），设陷阱捕兽和捕鱼（使用渔网、鱼梁、拖拉大围网和下箔）；驯鹿放牧通常为副业，大概是在15世纪从邻近的涅涅茨人那里学来的。

（三）鄂毕-乌戈尔人传统上或过游牧生活，或过定居生活，视生计模式而定。在夏季猎场一般住帐篷，其永久性的冬季房舍则是木屋，小船、雪橇、马橇或驯鹿橇为其运输工具。曼西人以前分为许多部落，每个部落又由若干地方部族组成。不论是哪个部落中的人都必定属于一个宗族分支，并且应该与其所属宗族分支以外的人结婚。每个部落分支由若干部族组成，每个部族各有一个祖先或数个祖先英雄的名字、一个标示部族所有权的标志或标记、对一个内部组织祖先的崇拜和一个圣地。在北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只有汉特人和曼西人有弦乐器︰一种为五弦的齐特琴，另一种为单弦或双弦的弓拉乐器（琴弓像小型弓箭的弓，以马尾毛作弓弦），两种乐器的琴弦均用麋筋制成。曼西语和汉特语相近，也与匈牙利语有关，这些语言共同组成乌拉尔语系的乌戈尔语支，曼西语、汉特语和俄语都是汉特-曼西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汉特人亦称奥斯加克人，是西西伯利亚西部民族，主要居住在俄罗斯中部鄂毕河流域，语言是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支中的一种鄂毕-乌戈尔语，20世纪晚期人口约3万人。“奥斯加克”一词虽也用来指别的民族，但准确用法仅指汉特人。他们居住在乌拉尔山以东，沿著鄂毕河及其诸支流，从乌拉尔山脉和狭窄的山麓丘陵地带直到地势渐向鄂毕湾倾斜的广阔中央低地。高地和低地某些地方有大片长满苔藓、泥炭、菅茅和沼生矮松树的沼泽。气候恶劣︰冬季持续6个月，有2公尺厚的积雪；夏季洪水氾滥，诸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及其诸支流）形成一片汪洋。各汉特人在居住、经济、社会组织和传统诸方面都有共同之处，主要生活来源是狩猎（传统使用弓箭和矛，后来用枪），设陷阱捕兽和捕鱼（使用渔网、鱼梁、拖拉大围网和下箔）。驯鹿放牧通常为副业，大概是在15世纪从邻近的涅涅茨人那里学来的。鄂毕-乌戈尔人传统上或过游牧生活，或过定居生活，视生计模式而定。在夏季猎场一般住帐篷，其永久性的冬季房舍则是木屋。小船、雪橇、马橇或驯鹿橇为其运输工具。汉特人以前分为许多部落，每个部落又由若干地方部族组成。不论是哪个部落中的人都必定属于一个宗族分支，并且应该与其所属宗族分支以外的人结婚。每个部落分支由若干部族组成，每个部族各有一个祖先或数个祖先英雄的名字、一个标示部族所有权的标志或标记、对一个内部组织祖先的崇拜和一个圣地。在北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只有汉特人和曼西人有弦乐器︰一种为五弦的齐特琴，另一种为单弦或双弦的弓拉乐器（琴弓像小型弓箭的弓，以马尾毛作弓弦），两种乐器的琴弦均用麋筋制成。在苏联政府执政期间汉特人定居于集体农场。除发展原住民经济外还引进畜牧业、毛皮兽饲养业和农业等新的经济活动。

（四）汉特人是由公元初当地土著居民同外来的乌戈尔部落长期融合而成，分北部、南部、和东部三支。十六世纪由军事首领掌管部落联盟，保留着母权制残余，与此同时已经出现贫富不均现象。汉特人说汉特语，分成多种方言，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十月革命后曾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的文字，从1939年起改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行图腾信仰，各氏族均有自己所崇拜的图腾。普遍奉熊为神，庆祝熊节。冬季住地窑式土屋，夏季住桦树皮覆盖的窝棚。汉特人冬季服饰由毛皮缝制，夏天穿鱼皮衣服。汉特人传统经济主要是从事狩猎和渔业，现在汉特居住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迅速发展，很多汉特人在工矿企业工作。涅涅茨人是分布在苏联欧洲地区北部和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民族，据1979年统计显示人口总数为3万。涅涅茨语属乌拉尔语系萨莫耶德语族，多数居住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和涅涅茨自治区，有本民族语言涅涅茨语。传统的涅涅茨人以驯养驯鹿为生，他们的驯鹿与马一样大，但他们面临着气候变暖和生态开发的威胁。涅涅茨人旧称萨莫耶德人（实为萨莫耶德人的一支）、尤拉克人，根据历史来揣测称涅涅茨人的族源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的“丁零”人。中国汉代时丁零人游牧于萨彦岭地区，因战乱一批丁零人沿叶尼塞河向北迁移，到达北冰洋沿岸，其中一部分越过乌拉尔山。他们吸收一部分当地居民的语言和文化成分，逐渐形成新的民族--萨莫耶德人。涅涅茨人祖先住在西伯利亚西南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涅涅茨人居住的地区完全被俄国征服。涅涅茨人分布在西起白海东至叶尼塞河的辽阔地区，涅涅茨人居住区的最西端到达欧洲北部麦泽尼河和涅西河右侧支流，最东端到达叶尼塞河下游右岸到皮亚西纳河西侧支流，南部界限是佩扎河（麦泽尼河支流），苏拉河（伯绍拉河支流）、伯绍拉河、乌萨河、普尔河和阿干河（鄂毕河支流）分水岭、塔兹河下游和叶尼塞河下游，北部界限是北冰洋沿岸。在新地岛、科尔古耶夫岛和瓦伊加奇岛也有涅涅茨人居住，他们还到多尔基岛、别雷伊岛、绍卡尔斯基岛、奥列尼岛和西伯利亚科夫岛狩猎和捕鱼。涅涅茨人居住区都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分为三个民族专区：（1）欧洲部分科米自治共和国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涅涅茨民族专区，中心是纳里扬-马尔。（2）秋明州的亚马尔涅涅茨民族专区，中心是萨列哈尔德。（3）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泰梅尔（多尔千-涅涅茨）民族专区，中心是杜金卡，此外有一些涅涅茨人群体居住在秋明州的汉特-曼西专区、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其他地区和穆尔曼斯克州。涅涅茨人居住区地处欧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北部，北接白海、巴伦支海和喀拉海，大部分是冻土带和辽阔的平原，气候受大西洋和北冰洋气团的影响。

（五）涅涅茨人讲涅涅茨语，属乌拉尔语系的萨莫耶德语族，使用俄文字母。涅涅茨人是讲萨莫耶德语族语言的最大集团，但有些地区已由突厥诸语言和俄罗斯语取代萨莫耶德语族各种语言。涅涅茨人多数信奉萨满教，近代部分人改信东正教，自古以养鹿、捕鱼、狩猎为生。涅涅茨人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一年有260天生活于冰雪之中，是北极冻土带的驯鹿牧民。他们每年进行游牧之旅的长度几乎为世界之最，具体的长度则要看驯鹿的最佳食物补给点的位置。他们追寻着维持他们所有一切的动物——驯鹿的踪迹迁徙，这种动物为他们提供一切文化的基础：服装、住房、食品、运输和身份标识。他们是驯鹿者，当地也有几个小型森林居民集团以渔猎为本，主要使用驯鹿作运输工具。传代以父系为宗，凡同祖氏族各有其住地，并有共同墓地、祭祀场以及氏族标记。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妇女处于附属地位。巫医分为若干等级，各司专职。在处于北极圈内的俄罗斯亚马尔半岛上古老游牧民族涅涅茨人在风雪中放养着驯鹿，涅涅茨人祖祖辈辈靠驯养驯鹿为生，但是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现代涅涅茨人已经很难再沿着父辈的足迹放牧。传统的涅涅茨人以驯养驯鹿为生，他们的驯鹿与马一样大，但他们面临着气候变暖和生态开发的威胁。因为长期游牧吃不到新鲜蔬菜，涅涅茨人会在宰杀牲畜时进食少量鲜肉来补给所需维生素。涅涅茨人的文化和生存环境都非常脆弱，因为他们只是靠一种动物生存，就是迁徙的驯鹿。而在如今这个全球变暖、能源过度消耗的时代假如政府不极力保护北极圈的自然循环系统，驯鹿的迁徙可能被改变甚至就此停止。20世纪涅涅茨人的生活深藏在前苏联的铁幕之后他们侥幸保存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全球化让涅涅茨人的家园又再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俄罗斯需要开发的最大天然气资源就埋在他们常年的迁徙路线之下。能源开发计划必然会极大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破坏驯鹿群的栖居。俄罗斯政府正积极推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牧民们担心这些设备会对土地、牧草造成污染和改变，那将会使得驯鹿的行动和健康受到影响，那样他们就无法跟随它们进行每年两次的南北迁徙。依据惯例时涅涅茨儿童会在寄宿学校中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他们的家人要带着自己的驯鹿群四处迁徙。一旦这些儿童接受完教育，并且能熟练地使用涅涅茨语和俄罗斯语，他们就必须作出一个选择：重拾他们的游牧传统，或是融入俄罗斯的主流。尚有三分之一的涅涅茨人选择保留传统的游牧习俗。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涅涅茨人从小就要学习包括放牧在内的各种生活技能，自然条件和成长训练锻造这个民族强悍的体魄和坚韧的性格。波斯一位无名氏地理学家和葛尔廸齐提出有两个马札尔部落，一个是仍然停留在乌拉尔山脉的曼西人，另外一个就是离开乌拉尔山脉、前往南俄的马扎尔人。

（六）早期马扎尔人算是游牧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因为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多操着印欧语和突厥语，像他们这种说着乌戈尔语的非常少见。马扎尔人与突厥人、蒙古人、斯基泰人都没有多少的血缘关系，他们世代居住在乌拉尔山脉南部的低矮丘陵地带，还有一部分居住在亚欧大陆非常寒冷的北端，与当代的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是近亲。例如4世纪末期出现于黑海以东地区的匈人，他们一度被史学界普遍怀疑是曾被汉朝击溃西迁后的匈奴人的后裔，但经过一系列理论与考古发掘实物的佐证显示匈人和匈奴人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更像是最早一批南下的乌戈尔人，也就是说匈人并不是马扎尔人的祖先。8世纪开始由于气候的变化导致生存条件的恶化及南俄草原其他游牧部族的生存空间挤压，马扎尔人被迫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乌拉尔山，举族向西南方向移动。他们来到乌拉尔河与顿河间的大草原繁衍生息，在这里他们接触到其他的游牧民族如保加尔人、卡扎尔人和阿兰人，作为文明程度最低部族的马扎尔人从邻居那里习得如何种植粮食和打理经济作物，一定程度上弥补捉襟见肘的口粮，但是以畜牧业为祖业的他们依旧以牛马羊为生。重视畜牧的经济模式让他们是马背上的好手，能骑善射是每一个马扎尔牧民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在政治上马札尔王室向来被认为是源自外族游牧民族的贵族，最早提及马札尔人起源的为9世纪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讲及，提到有一个外族人部落“卡巴尔”进入中欧。马札尔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大公被认为是可萨人所派出的，有一位可萨部落首领以马札尔人宗主的身份，任命一位名为阿尔帕德的年青贵族作为马札尔人的大公，在潘诺尼亚生活后马札尔人仍然做为可萨人的臣下。后来在南俄因为受到佩切涅格人攻击，马札尔人前往喀尔巴阡山，有10个部落前往，即十箭与十回纥（7个马札尔与3个可萨部落）。喀尔巴阡盆地三面环山，西面是多瑙河流经的潘诺尼亚平原，这里水草丰美、地理位置安全，周围没有其他强大的游牧民族与之竞争牧场，因而马扎尔人决定在这里扎根下来发展他们的基业。环境决定命运，马扎尔人今后的历史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喀尔巴阡盆地的地理人文环境，从南俄草原到中欧腹地喀尔巴阡盆地意味着从野蛮地带搬到半文明半野蛮地带。喀尔巴阡盆地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就是罗马人与各种蛮族互相混战的桥头，直到马扎尔人入主这里之时这里依旧是拜占庭帝国抵抗北方蛮族的最前线。文明与野蛮彼此交织是这一地区的最大特点，在这里不同势力互相博弈的结果往往会对巴尔干、意大利和中欧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马扎尔人不再是以往那支在欧洲边缘毫不起眼的游牧蛮族，如今他们被推向历史的前台。

（七）在新地区扎下根来的马扎尔人向四方放眼望去，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历史上的绝佳时代，因为四周的邻居要么分裂内讧，要么疲软不堪，个个都是能捏的软柿子，这简直是上天给马扎尔人带来的最好礼物。在南方多瑙河对岸的拜占庭帝国早已不复查士丁尼大帝时代的荣光，历经阿拉伯人的崛起、阿瓦尔人的掠袭、斯拉夫人的入侵、伦巴底人的进攻和佩切涅格人的反复骚扰后这个中世纪的大帝国已经是一个深陷泥潭的巨人。源源不断的北方蛮族让拜占庭人疲于应付，加上东部战线来势汹汹的穆斯林势力和海盗泛滥的地中海，这个帝国数次濒临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支撑不住。在西方的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让日耳曼人疲于内战、无暇他顾，自从查理曼大帝驾崩之后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帝国就已经乱成一锅粥，大帝的子孙们彼此仇视互相拼杀，原本大一统的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东法兰克王国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整体，但是内部已经分裂成几个互不统属的公爵领，公爵们各怀鬼胎，对王室阳奉阴违。此外东法兰克王国还与北方的维京人、东方的斯拉夫人常年交战，严重分散其战略注意力，因此他们对马扎尔人的到来只能消极应对。在西南方的意大利是一盘散沙的伦巴底公国在统治，诸国林立毫无统一性。自从6世纪东哥特王国崩溃后伦巴底人开始趁机涌入意大利，但是这支蛮族的王室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无力统合部族，部下遂一哄而散争相瓜分土地，不久之后就分裂成林林总总的众多小邦国。这种分裂局面持续几个世纪，一直到10世纪依旧是混乱不堪。掌握周边形势的马扎尔人决定好好利用这个充满机遇的乱世，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在等待，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了。马扎尔人已经迫不及待要实现他们的野心，他们首先用武力将喀尔巴阡盆地居住的20万斯拉夫人奴役起来，成为他们的奴隶。然后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潘诺尼亚平原，这里北可突入东法兰克王国，南可进入北意大利，而且还可以远离老对手佩切涅格人，使后方更加安全。10世纪开始马扎尔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四周所有地区展开大规模侵袭，频率之高几乎每年都会进行。他们是马背上的好手，精于骑射，其迅捷无可匹敌，而且在作战中尤为擅长使用他们的祖传杀手锏——回马箭。马扎尔人不论在战斗，还是行军中都极为谨慎，他们遭遇敌人后会首先保持安全距离，利用机动性快速向两翼包抄，中军诈败回撤，不断消耗敌人的体力。期间不断用密集的箭雨骚扰敌人，追击的敌人不需多时就会阵线破碎士气低落，成为马扎尔人的活靶子，最后在骑兵的冲锋下被收割殆尽。

（八）马扎尔人的骑射战术在对付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骑兵弱国时十分有效，只要可以在宽阔的战场上进行野战，他们便无往而不利。随着战果的不断增加和对敌人的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劫掠行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仅仅10年之后他们的劫掠纵深就已经深入到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北德意志地区，几乎就要和维京人迎面相撞。因为神出鬼没的马扎尔骑兵让他们的对手们很难发现和拦截，加上东法兰克王国内部的混乱和分裂，所有人都无力团结起来抵御外敌。为了减少被拦截的可能性，马扎尔人也尽量将大军分成多股部队四散劫掠，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战利品，而不是硬碰硬的会战，马扎尔人就这样凭借着陆地上无与伦比的强机动性开始横扫整个西欧地区。在924年的劫掠中他们冲入士瓦本和巴伐利亚，跨过莱茵河蹂躏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他们首次进攻莱茵河以西地区，这说明莱茵河这条西欧地区的天险已经无法阻挡他们的铁蹄。2年之后他们向南直接突入北意大利，攻破帕维亚城之后遁入阿尔卑斯山，沿着山间小道向西进入勃艮第，大肆劫掠后又向西南进入西班牙，距离之远令人震惊。954年的军事行动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马扎尔人再度横扫整个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在沃尔姆斯渡过莱茵河，疯狂洗劫北部高卢，甚至在巴黎城下大摇大摆地路过向南再度进入勃艮第，最终耀武扬威地沿着意大利海岸回到家乡潘诺尼亚。这一年他们整整环绕阿尔卑斯山一圈，是历年来最成功的一次大突袭、直到955年萨克森人奥托大帝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战役中彻底击败并重创他们，他们（其中包括大摩拉维亚留下来的西斯拉夫人，也是马札尔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转为定居务农生活，在伊什特万一世圣斯提芬统治下改宗基督教，吸收西欧先进文明，不再对外族构成威胁。在文化上马札尔人与东亚文化圈在某些方面相近，例如匈牙利的人名命名方式是先姓、后名、最后身份，和周围的印欧语系完全相反，和东亚民族（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及韩国人等）同样，顺序为前姓后名。但仅此而已，并不能说明匈牙利人与东亚民族有实质性的联系，无论是文化，还是血缘。匈牙利人自称马扎尔人，据传在1235年贝拉四世令多名教士向东方传教，他们越过伏尔加河，发现那里的荒原地带有一部分人的语言与匈牙利语接近。19世纪匈牙利的语言学家们对那一地区部落使用的语言进行考察和研究，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匈牙利人的聚居，后来有科学资料证明匈牙利人曾在这一地区与其他民族聚居过。由于这个地区的地理特点，匈牙利人以农耕为生，处于封建社会。

（九）大约从5世纪中期开始匈牙利人由7个地方政府组成，它们是涅克、麦扎尔（即马扎尔）、居特焦尔马特、陶尔扬、耶诺、凯尔和凯西。其中马扎尔最强，因此匈牙利人也被称做马扎尔人。传说部落首领曾按照匈牙利人习俗滴血为盟，选举匈牙利的领导人阿尔巴德任国王。根据考古研究成果证明896年在国王阿尔巴德的率领下当时约有50万匈牙利人有组织地、且在牺牲较小的情况下居住在喀尔巴阡盆地，匈牙利人居住的时间比较长，达4个世纪左右。在这么长的迁移过程中马扎尔人始终在匈牙利人所管辖的地区生活，也正因为此9~10世纪的一些历史记载常把匈牙利人称做东欧人。喀尔巴阡盆地是一个冲积平原，在民族居住过程中各民族很好地保持自己民族和语言的主要特点，由此可见匈牙利人是本地区的原有居民。他们同那些欧洲的民族一样，由于血族关系而不是所处地理位置使匈牙利人产生巨大的凝聚力，这7个匈牙利人团体包括大约100个左右的社会组织，这些群体应该都是共同的。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民族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他民族大部分操东欧或西欧语言，都属欧洲语言，匈牙利语属欧洲语言，同时又受匈牙利语的影响。当然匈牙利人的外貌、民俗、曲调等都没有与众不同，另外与在这里定居的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匈牙利人长期以来都有其相对固定的归属，而其他民族或是将自己归属于是匈牙利人，或是归属不是匈牙利人。同时匈牙利人的文化是吸收曾在这里定居的民族的许多因素，如匈牙利以及匈牙利民族的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匈牙利具有匈牙利文化融合的特点，这从他们的后来的文学、艺术以及音乐等方面可以充分表现出来。由于喀尔巴阡盆地有效地阻止来自北方、东方和东南方的侵入，但无法阻止其他民族沿多瑙河从西方和南方的进入。因此匈牙利也受到西方和南方，或者应该说是西方和东方强国的双重制约，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到某个集团中去，事实上匈牙利的语言、独特的外貌和文化使得他们与同时定居在这里的不是匈牙利人的西欧人有根本的区别。匈牙利人处在不是匈牙利人的西欧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不同种族包围中，在体质类型和文化影响方面不断发生混合现象。有两个主要影响︰一是16和17世纪时征服和占据此国的匈牙利人的影响；一是继之而来的、匈牙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强大匈牙利化的影响。匈牙利在1867年自治，1918年独立，在那些年代中他们保持原有艺术、音乐和文学，而刺绣及陶器之类的民间艺术在当今仍很重要。匈牙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公布关于宗教信仰的统计数字。但战前约有65%是天主教徒，25%是基督教新教徒。

（十）892年加洛林王朝皇帝阿努尔夫为了征服摩拉维亚的斯维亚托普卢克大公，遂向马札儿人求援。马札儿人属芬兰-乌戈尔族，原住在窝瓦河和卡马河的上游。出于未经记载的原因，曾将他们向南驱赶至大草原的具体时间不详。在大草原上他们开始与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生活，9世纪他们以顿河下游为基地，疆土越过大草原到达顿河之西。然后他们组成一个游牧部落联盟，每一部落都有一世袭酋长，下辖为数不等的氏族，其成员都有真的或想像的血缘关系。氏族成员都是自由人，但是部落中有在战斗中或在突袭中俘获的奴隶。共有7个马札儿部落，但是联盟中还有其他部落，包括3个突厥哈札尔部落。由于这个事实，或者可能根据对过去情况的记忆，该部落联盟被邻近部落称作“十支箭”，“匈牙利人”之名即源于该词的斯拉夫语音。889年新来的佩切涅格人袭击马札儿人及其盟友，并将他们驱赶至大草原的西端。阿努尔夫来邀请他们时马札儿人正居住在此，派往阿努尔夫处的人回来报告称喀尔巴阡山脉另一侧的平原可从背后轻易征服和守卫，并可成为适宜的新的家乡。马札儿人推选他们最强大部落的酋长阿尔帕德大公为首领后于896年左右一齐越过喀尔巴阡山脉，轻而易举地征服住在中部平原、人口稀少的各民族，开始到匈牙利大平原定居。906年他们消灭摩拉维亚帝国，第二年打败前来与他们作战的一支德国军队之后占领潘诺尼亚，于是他们定居于盆地的整个中部，他们及其兄弟部落分布于各地，阿尔帕德将自己的部落安置于多瑙河西侧的中部地区。外围由前哨守卫逐渐向前推进，主要向北推进。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马札儿人被视为欧洲的祸患，他们或作为交战君主的佣兵，或为劫掠奴隶与财宝等战利品自用或出售而到处出击，东正教和天主教会在中欧东部其他各国人民的协助下都竭力将马札儿人赶回自己的势力范围。阿尔帕德的曾孙盖佐采取决定性的措施，972年他继承世袭的领袖职位，并重新确立他对各部落酋长的权威地位，他与家人于975年被接受加入天主教，996年他的儿子史蒂芬和巴伐利亚公主吉塞拉结婚。伊斯特万一世（997---1038年在位）继承父亲的事业，在巴伐利亚武士的协助下征服争夺首领地位的对手，经向罗马教廷申请后他从罗马教廷获得王权的标志，并按照传统于1000年圣诞日加冕为王。接着史帝芬又带领国民改奉基督教，建立总主教和主教管辖区网，并以慷慨的捐赠来加强修道院。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部落消失了，但是基本的社会层次没有改变，从前的征服者的男系子孙以及后来和他们地位相等的人依然是特权阶层，享有人身自由，只服从国王或其代表，有资格出席全体大会。全国土地分成若干州，每州都有一王家官员，称作伯爵，后来称钦定伯爵。他在当地代表国王的权威，管理非自由民，并征收赋税，以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每位伯爵在其总部即城堡中都养着一支军队，由自由民组成，在其手下服役或由被国王解除奴隶身分的人组成，在伊斯特万一世在位时这样的州约有45个。

（十一）伊斯特万一世确立其统治后（他于1083年被正式宣布为圣徒）他的权威地位很少受到质疑，他和外国很少开战，他多年统治期间是和平巩固时期。但是他于1038年去世后国内经历长时期的王族内争夺王位的内讧，王族间的争斗给匈牙利造成很大损害。王位争夺者常寻求外国的援助，其代价是政治上的退化，或是临时或永久的领土丢失。王位的未决延误政治上的巩固，即使基督教也不是轻而易举地被接受的∶1047年异教徒举行一次分布很广的叛乱，1063年又有一次。与此同时许多因素对匈牙利都产生影响，奥地利在牺牲皇帝权威的情况下强大起来后匈牙利与大多数邻国在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方面旗鼓相当，匈牙利人和他们相处时互相忍让，甚至互道友谊。匈牙利的疆界能扩展到北面的喀尔巴阡山脊，并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儿人的先锋部队增加这两个地区的恐惧感，而在塞佩什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中部地区的日耳曼侨民（通常称做“撒克逊人”）又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而塞克勒人和马札儿人相似的人较后者先进入中部大平原，在东部隘口的后面定居。州制扩展到这两个地区，虽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有所修改。在该地撒克逊人和塞克勒人组成自由社区，而总的则是在总督的管辖下。匈牙利得到克罗埃西亚的王位，当时克罗埃西亚包括波士尼亚和北达尔马提亚，但是这还是单独的“匈牙利王权治下的土地”，由总督代表国王治理。在内部自然的增长和持续的移民使匈牙利人口迅速增长，到1200年就上升到200万，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这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统治者于是成了重要的人物。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的格局一直在变化，自由阶级（后来他们被称为“贵族”）不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而增强，但是其绝对数字却很可能没有增加多少，而且可以肯定增加的数字远少于非自由民增加的数字。896年自由人约占总人口的1/2;，到1200年降至约1/8，而且由于这个国家已转为农业经济，古老的民族的土地缩减到只剩下个别孤立的地区了。在其余地区以及在大部分古老的王室领地（由于任意的赠送已减少很多）中土地已成为私人的田产，每块土地的拥有者也就是这块土地上的非自由民的主人，贵族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地主寡头。在这些发展的期间国家的政体保留专制的世袭王权，国王还留有贵族院，但其特权不受限制。对于在他王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仍有绝对权威。1222年的一次叛乱导致金玺诏书的颁布，此后的匈牙利国王必须宣誓恪守，其目的有双重性∶一则重新确认新老阶级中较小的贵族的权利不受王权和大地主的侵犯；二则限制国王在某些领域的权力和拒绝服从国王不合法的命令为合法，从而保护全国的权利，使不受王权的侵犯。1241年春蒙古人迅速占领匈牙利全国，一年后他们撤走，匈牙利遭受可怕的破坏，只有几处设防的地点以及无法通过的沼泽与森林地带幸免蹂躏。人口减少约一半，其破坏在匈牙利大平原是60%（部分地区达100%），在外多瑙地区是20%，只有特兰西瓦尼亚及西北地区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十二）从避难处达尔马提亚回来后贝拉四世（1235-1270年在位）（他的国人公平地称他为第二位奠基人）重新组建军队，构筑一系列要塞，并号召新移民来匈牙利定居。他特别注意城镇建设，但是他被迫给某些寡头实际上任意处理自己田产的权力，有些家族因而上升到接近拥有主权的地位。此外有一支移民库曼人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前逃来匈牙利，他们十分强大且好骚动。为了赢得他们的效忠，贝洛只得让儿子斯蒂芬五世和库曼公主结婚。史蒂芬在他父亲去世后两年也去世了，国家便转到史蒂芬的遗孀（被匈牙利人所憎恶的“库曼女人”）摄政期。她的儿子是一个野蛮、放纵的年轻人，他沉溺于和库曼情妇享乐，他还几乎改奉异教，以致教宗（教皇）尼古拉四世曾号召讨伐他。他被一个库曼人刺杀，死后无嗣。匈牙利邻国中自称有阿尔帕德女系血统的人觊觎继承权，准备提出继位要求。然而在意大利发现阿尔帕德的一个男性后裔，其合法性受到怀疑，但他的支持者设法将其迎回国内。这个年轻人便是安德鲁三世，他聪明能干，不幸的是他于1301年去世，无男性后裔，于是阿尔帕德王朝灭绝。旧王朝绝嗣使匈牙利出现新的局面，从那时起一直到君主制废除，所有匈牙利国王事实上都是外国人（只有两位例外，其中一位还有争议），并且几乎总是同时还至少占有一个外国王位。既要获得外国统治的好处，又要躲避外国统治的危险，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极少能成功解决的永久的两难困境。一开始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由于安茹家族的查理·罗伯特（查理一世，1308--1342年在位）在他的支持者为他争得王位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并且也没有外国王位，长大后是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所以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显露出来。他很有才干，长大成人后征服最难对付的“小王”，争取了其余的。之后其统治在国内便无异议，平静无事。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中波斯尼亚成了他的友邦和保护国，但是达尔马提亚被威尼斯共和国夺去，其他领土被塞尔维亚以及新崛起的瓦拉几亚省占去。但是他把捷克和奥地利掳掠者赶出国土，总体上和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波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查理的儿子拉约什一世（1342-1382年在位）是唯一享有“大王”称号的匈牙利国王，这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和西方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时候他弥补其父在南方的损失，并在王国四周（在巴尔干半岛，在多瑙河下游，在加利西亚）建立起由匈牙利作为主要王国的一圈附属国。1370年他依据一张早期签订的契约，取得波兰王位。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北部有金矿，约有35-40%的黄金归国王，这两位安茹国王从这笔财富中获得很大益处，使国王能维持豪华的宫廷生活。

（十三）两位国王在位期间国家既无严重的外来侵略，也无内战，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人口成长达300万，全国有49个王家自治市镇、500多个小城镇和2.6万个村庄。经济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但手工业蓬勃发展，贸易扩展，艺术繁荣。一所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367年建于佩奇（但是存在时间不长）。拉约什指定长女玛丽亚继承他的两个王位，但是波兰人拒绝继续和匈牙利结盟。他们接受路易的次女雅德维加女王，但让她和立陶宛的亚盖洛结为夫妇。匈牙利人立玛丽亚为王，她的丈夫西吉斯孟已于1387年加冕为她的配偶。8年后女王去世，他单独统治到1437年去世为止。在其统治下这个民族的情况急转直下，西吉斯蒙德为艺术、商业、尤其是城镇的发展作很多工作。他也像安德烈二世，以设置需要为由推动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任何补助金或附加税收、后来甚至任何立法都必须经集中在议会的特权阶级的代表的同意，这条原则便是在西吉斯蒙德在位期间开始的。由于其奢侈和专断，这变得十分必要。他经常长期不在国内产生匈牙利特有的制度，由国王和国民共同选出的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封建伯爵领主在国王不在期间代表国王，也担当国王和国民之间的调解人。但是对于人们对国王滥用职权的怨恨，这只是姑息剂。国民既恨他执政初期在处置他对手的支持者时表现出来的残酷，又十分怨恨他在后期经常不在国内。他则忙着处理帝国和波希米亚的事务（1411年他任日耳曼国王，1419年任波希米亚挂名的国王），而忽略人们所感到的匈牙利的诸多问题。农民中有许多不满情绪，他们要缴纳国王和领主的苛捐杂税，而激进的胡斯派宗教思想从波希米亚传来后这种动荡不安更加恶化，匈牙利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都有严重的暴动。而最主要的是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危险日益增长，虽然他们已从路易手中夺走波士尼亚，但因还有塞尔维亚，尚不能威胁匈牙利本土。但在1389年科索沃一役中塞尔维亚政权被打败，情况十分危急。西吉斯蒙德组织一次讨伐，但于1396年在尼科波利斯惨遭失败。帖木儿袭击土耳其的后方使欧洲得以喘息，但在1415年土耳其人又向前推进，1417年瓦拉几亚向土耳其臣服，之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南部屡遭袭击。阿尔帕德王朝以后唯一的匈牙利族的国王是亚诺什·匈雅提将军的儿子马加什一世（1458--1490年在位），他是文艺复兴的君主、优秀的天生的战士、一流的行政官员、杰出的语言学家、博学的占星术家、艺术和知识的开明的保护人，他收藏的彩饰真迹写本、绘画、雕塑和宝石闻名全欧。艺术家和学者在他的宫廷受到欢迎，其宫殿极其华丽，可与欧洲任何宫殿相比，在首都和其他中心城市建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物。

（十四）在政治上他也代表文艺复兴的思想，他听取议会意见，定期召开国会，并且实际上扩大州的自治权。但是他本质上是个专制君主，其真正的统治工具是他亲自挑选的秘书，通常都年轻，往往出身低微。其统治基本上是效率高的，而且总的来说还是仁慈的。他简化并改进行政管理，最主要的是他改善司法制度，厉行大公无私。他统治中不足之处在于他加征税收，以支付行政管理上的创新举措、收藏品（这使其臣民付出大量金钱），最主要的是维持一支3万人的常备雇佣军（大部分由被打败的胡斯人组成，其司令是“黑色约翰”豪格维茨，这支军队也因而以黑军闻名），他将这支军队作为打击国内外敌人的王家卫队的一部分。起初他非常需要有这样一支军队，因为虽然土耳其人有十年没有活动，但总有些不安分的寡头。另外捷克人和奥地利人也不是安分的邻居，但是马提亚征服、赶走或收买这些敌人，在南部边疆建立一系列要塞，而且甚至在波士尼亚、塞尔维亚、瓦拉几亚以及摩达维亚等国重建名义上的、在实际上无价值的宗主国地位，之后他便投入到和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日益扩大的战役中去了。1469年他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三国的征服者，还获得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虽然波蒂布拉德也同时获此称号），并于1478年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向他割让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他向臣民论证邻国不能信赖，并且表明如无属国及波希米亚王国政府的资源，他无法组织反对土耳其人的大讨伐，但国人表示怀疑。1470年一伙人密谋废除其王位，另选一位波兰王子为王，这一计划失败后马提亚便着手和神圣罗马帝国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进行一桩复杂的交易。但是1490年5月6日在前往赴会盖章定交途中猝死，整个计划失败。寡头集团不想再要一位暴虐君王，力求使波希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斯二世（匈牙利历史上的乌拉斯洛二世）为匈牙利国王，就是因为他是出名的软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满足于收复失去的诸行省，并在匈牙利建立一种世袭的保护人身分。在这同时寡头集团已解散黑军，并任由国内的要塞破损失修。弗拉迪斯拉斯在他们控制之下，没有他们的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其收入也被洗劫一空，只得变卖马提亚的收藏品。马提亚实施的改革项目几乎全部取消，农民受到沉重压迫。1514年在塞克勒的一位士兵多饶的率领下大批农民愤起反抗地主，动乱被残暴地镇压下去。1514年的国会判处农民“终身苦役”，勒令他们从事农活，不得变更（虽然几年后此判决即废除），并增加他们的赋税和负担。

（十五）弗拉迪斯拉斯于1516年去世，其9岁儿子继位为拉约什二世，王国的防卫更恶化。1521年奥斯曼帝国新任苏丹伟大的苏莱曼一世要路易纳贡，遭拒绝后苏莱曼占领贝尔格勒。突然意识到土耳其的威胁，寡头集团投票决定重建一支常备军，但无筹建军队之行动，因为敌对的各派都想把军费负担加到别的派别身上，来自国外的求援没有得到什么响应。1526年苏丹入侵匈牙利，国家发布全面战斗号令，但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埃西亚的最强大的军队迟迟没有服从。路易率领2.6万士兵沿多瑙河而下，于8月29日发生莫哈奇之战，数量上远少于对方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路易本人在战斗中淹死。土耳其的苏丹不相信与之交战的这个可怜的队伍就是匈牙利国家军队，因而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9月10日占领布达，但是在10月底又越过多瑙河返回，带走10余万俘虏。苏丹占领布达，并将匈牙利中部和南部的大片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曾声称拥有匈牙利王位的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只得签订停战协定，并纳贡以换取苏丹承认他对这片当时由他拥有的领土的事实上的统治。1566年苏丹正式宣布特兰西瓦尼亚为其保护下的自治公国，这笔交易于是成交，两年后斐迪南的继承人马克西米连二世只得承认这一安排，并同意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皇家匈牙利”只拥有该国西部边境、西北山区和克罗埃西亚。“三分时期”是匈牙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斗和奴隶袭击不断，即使在名义上的和平时期也如此，使匈牙利整个南方变为一片荒野，只有一些半游牧的弗拉其人居住在此。村庄消失，田地又回复为沼泽和森林。在新边界后面还住有部分居民以供应驻军需要，但是以前的地主已换成土耳其的官员和士兵。因为封地不能世袭，甚至不总是长期的，所以他们最大限度地剥削那些不幸的耕农，只是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直接管理下的那些区情况稍好。这些地区大多位于提萨河两岸，居民群集大“村镇”，至今这仍是该地区的特色。在那里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些村镇间的农田却成了荒野，只留下疏疏落落的少许小屋，住着一些人夏天在此耕种，勉度不稳定的生计。斐迪南一世初任匈牙利国王的几年中还希望将整个王国置于其统治之下，他尊重宪法及其制度，定期召开议会，但是其希望消失了。1558年继承罗马帝国皇位后皇家匈牙利变成他强大的疆土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加物，因为匈牙利无掩蔽地形，没有保卫自己的各种资源，斐迪南及其继承者马克西米连二世建起一系列要塞（大部分由日耳曼军队驻扎）以及一道防御性的“屯边区”，住着巴尔干半岛来的塞尔维亚难民和弗拉其的难民，行政管理来自维也纳。

（十六）匈牙利人抱怨说他们被作为臣民受到外国人的统治和剥削，而维也纳方面则将他们视为好战的反叛者。精神失常的鲁道夫继马克西米连为帝后情况更加恶化，鲁道夫的谋士们憎恨匈牙利及其传统，而对宪法的争论又并发宗教冲突，因为在前半个世纪中宗教改革已横扫匈牙利全国，1591年帝国与土耳其人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宗教对立起了重要作用。在所谓的十五年战争期间帝国军队进驻特兰西瓦尼亚，其司令巴斯塔在此（以及在匈牙利北部）对待匈牙利新教徒残暴已极，就连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位将军博奇考伊·伊什特万原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也起而反叛。他将野蛮的牧人临时组建成一支军队，赶走巴斯塔，于1606年6月23日和鲁道夫二世订定《维也纳和平条约》，他成为扩大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也保证皇家匈牙利新教徒的权利。然后他又在皇帝和苏丹间就《日特瓦托罗克和平条约》(1606年11月11日）进行斡旋，保持领土现状，但解除皇帝向苏丹的进贡，这两个条约预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土耳其的势力已开始衰微，他们在权力平衡中的位置被经历半个世纪繁荣的特兰西瓦尼亚所取代。特兰西瓦尼亚和奥斯曼政府保持和平，但在三十年战争中常常干预皇帝之事务，并捍卫皇家匈牙利新教徒的权利，在三十年战争中维持住其国际地位的特兰西瓦尼亚在《西伐利亚和平条约》（1648）签订时是以主权国家的身分出现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持以及自己成员间的不和使哈布斯堡王朝无法在匈牙利实施他们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早就充分实施的反宗教改革，然而枢机主教帕兹马尼的天才说服当地寡头集团的大多数支持天主教，这些寡头建立附属于哈布斯堡的政党，在议会中形成单独一“派”，因而更有影响。民族因而分裂不仅是垂直的分裂（特兰西瓦尼亚对西部），也是水平的分裂，天主教寡头及其臣民为一方，大部分是新教徒的小地主为另一方。人们常谈起的伤心话题仍是土耳其对中部匈牙利的占领，因为每个匈牙利人都憎恨政府的对土耳其听之任之，却对西部雄心勃勃的政策，甚至皇家匈牙利最高的寡头集团都密谋凭藉土耳其和法国的帮助赶走哈布斯堡王朝。但这次谋反被出卖，维也纳进行报复，贵族们被处决，或失去田产，新教牧师被罚当划船的奴隶。1673年宪法暂停实施，匈牙利被置于帝国政府一个部门的监督之下。一位年轻的特兰西瓦尼亚人特克伊·伊姆雷领导一次暴动，迫使利奥波德一世皇帝于1681年恢复宪法，并撤回最苛刻的措施。受到特克伊对抗帝国所取得的成功的鼓励，土耳其向匈牙利派遣一支大军，于1683年兵临维也纳的城下。但潮水涨得快，退得也快，维也纳之围被解除，土耳其人被击败。帝国将军萨伏依的欧根亲王领导一系列战役，于1686年将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西部和中部以及布达，随后几年中特兰西瓦尼亚解放。

（十七）根据1699年1月26日的《卡尔洛夫奇条约》，苏丹放弃除毛罗什河和提萨河之间一隅之地而外的全部匈牙利领土（这一隅之地于1718年也被割让，但在奥地利政府管理下作为泰梅什堡的巴纳特一直保持到1919年）。屯边区（逐渐扩展）被置于相似的政权管辖下，特兰西瓦尼亚也成为独立“公国”。胜利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而并非匈牙利，因为撤退的土耳其军队和前进的所谓解放者军队都蹂躏这个国家。虽然利奥波德于1687年重新确认宪法，但须以匈牙利接受其男系王朝和废除安德鲁于1222年颁布的金玺诏书中所认可的反抗权为条件，事实上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残酷的中央集权专政。1703年因之又发生一次暴乱，经过8年非决定性的、毫无结果的战争后于1711年4月30日签订《索特马尔和约》。从文字上看和约只是确认1687年双方已同意的内容，但新国王查理三世（即查理六世皇帝）是真想和匈牙利保持和平，最恶劣的虐政就此结束。帝国议会于1723年接受查理三世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公主为王位继承人的诏书后查理只又召开过一次议会，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40年加冕为王后也只再召开过两次议会，每次都是要钱。她的统治和其父一样基本上是专制的，对新教徒很严厉。她对领土其他部分都实行补贴性的工业化政策，因而给这些地方带来财富，但唯独不让匈牙利享受此项补贴。但是她的统治并非过分严厉，即使对新教徒也是如此。这么多战争和叛乱使国家疲惫不堪，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祈求女王的统治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和平，使人口再一次增长，使物质上的破坏得以恢复。但是全国死气沉沉，政治生活鼠目寸光，城镇停滞不前。女王改善农民的状况，但农民追随他们的主人，追求的只是以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其语言有沦为农民方言之虞，因为行政机构和议会都使用拉丁语，而生意场合则使用日耳曼语，和语言的情况一样的是民族精神似乎即将死亡。1780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其子约瑟夫继承皇位，全国从死气沉沉中惊醒过来。约瑟夫二世以不加冕的方式（他将皇冠送往维也纳）逃避在加冕时宣誓遵守宪法的义务，他把州变成国家行政部门的地方分部，并要求行政单位和初级以上所有教育部门处理事务时用日耳曼语。测量土地，准备对全国的所有田产平等课税。约瑟夫临死时全国已处于公开叛乱的边缘，虽然他在临终时取消他在行政管理上实行的改革，但是他的继承者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被迫恢复古老的宪法，并宣誓给匈牙利以完全独立的王国地位，只能依据其自身的法律和习俗进行统治。

（十八）1792年利奥波德猝死，他年幼的儿子弗朗茨二世起初想遵守他的加冕誓言，但他很快就退回旧有的模式。议会开会就是为了筹款，而且1811年后有13年不曾召开。政治上的专制伴随着社会的反动，而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塞切尼伯爵开始实行伟大的改革运动，他认为农民处于奴役地位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退化，也是民族软弱的一个根源，他还认为强迫的田间劳动以及免除贵族赋税，即使对想像中的受益者在经济上也是有害的。1825年财政拮据终于迫使法兰西斯再度召开议会，并在以后定期召开，这些说法又由全体“改革的一代”以各种形式提出，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法律专家费伦茨·戴阿克及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艾厄特沃什。最主要的是拉约什·科苏特，他坚持只有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完全实现。1835年不幸的斐迪南接替弗朗茨之位后维也纳越来越处于守势，被迫一再作出让步，尤其是在议会、行政管理及教育方面用匈牙利语取代拉丁语和德语，这是许多改革者特别坚持的一个要求，这是一个新的、痛苦的问题。匈牙利的人口即使克罗埃西亚人不计在内也纯然不都是马札儿人，但在15世纪末时北方的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自治村镇、塞佩什、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罗马尼亚人，总共也超不过人口总数的20--25%。马札儿这个多数民族包括几乎全部在政治上活跃的“贵族”阶级，后来补充入内的非马札儿成员很快便被同化了，剩下的非马札儿的农民既无愿望也无能力去探究国家的马札儿特性，就国家而言并不关心这些在政治上被忽视的、非自由民的语言。但是1500-1800年间国家的种族组成发生变化，土耳其战争期间最纯粹的马札儿人区的人口严重短缺，随之而来的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以及来自巴尔干半岛诸国的罗马尼亚人大量移入，以后又有奥地利政府引入的大量日耳曼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到1720年马札儿人的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35%左右，1780年上升到将近40%，但是边缘地区中虽然其中有些孤立的马札儿人聚居区，但人口仍是非马札儿人占压倒多数。此外种族的状况不再与政治无关，塞尔维亚移民在主教的管辖下享有文化自治权，他们强烈地反马札儿、反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对其社会地位很不满，其愤恨在全国各地都有表现。从1790年起克罗埃西亚人也和匈牙利发生冲突，他们一直强烈反对要求他们在中央政府部门或者议会中的代表不得用拉丁语、必须用马札儿语的规定，认为这是过分的要求。1830年克罗埃西亚人的全国性运动爆发，以更极端的形式提出的政治纲领要求，加上其他斯拉夫南部地区，将克罗埃西亚改组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完全独立的单位。

（十九）1848年春匈牙利改革派的机会来了，受到1848年巴黎革命的鼓舞，一场人民大众参加的动乱造成维也纳中央政权的崩溃。两天后（3月15日，此后匈牙利一直庆贺此日）由包括诗人裴多菲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不流血革命废除佩斯的检查制度，并系统地提出民族的要求。科苏特掌握机会，促使议会匆匆通过一系列法律（《四月法》），这些法除了颁布重要的国内改革法（诸如推广税收、废除农奴身分、将农奴租入的土地转到土地耕种者手中以及在代表制基础上重组议会中的下级“会议”等等）之外还规定恢复匈牙利国王所辖领土的完整（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则须经参政会同意），并且任命一个“负责的、独立的匈牙利内阁”。维也纳和佩斯间的紧张状态持续上升，到9月君主国的其余部分已经缩小，克罗埃西亚在维也纳的命令下侵入匈牙利。仓猝组成的国民军将克罗埃西亚人赶出国外，但是12月时斐迪南（他的加冕誓言约束着他必须遵守《四月法》）被迫让位给其年轻的侄子给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克罗地亚总督约西普·耶拉契奇再度侵入，一部泛君主制的宪法废除《四月法》，接着在科苏特的鼓励推动下匈牙利的残余议会宣布匈牙利完全独立，并推翻哈布斯堡王朝（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军队在一位年轻的天才军人格尔盖伊·阿尔图尔率领下坚持战斗，后来奥地利朝廷向俄国沙皇求援，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匈牙利作战。激烈战斗又持续数周，但彼此力量十分悬殊。8月12日科苏特逃往国外，将指挥权交给格尔盖伊，第二天格尔盖伊在维拉戈什向俄军司令投降。残酷的报复接踵而来，全国再次受到来自维也纳通过外国官僚政治实施的专制苛政的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原则上从未放松，尽管实际上有所变动。到1859年奥地利在奥意法战争战败才迫使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开始放弃专制统治，在国内外持续经济困难的压力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逐渐看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退让，1865年7月他解散内阁，12月召开新议会，重新开始谈判，后因爆发七星期战争而中断。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击败使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签订协定，故又恢复谈判。特兰西瓦尼亚新的一届议会已重新投票，决定和匈牙利联合。1867年2月在修订有关处理“共同”事务部分的条件下法兰西斯·约瑟夫承认《四月法》有效，并任命以安德拉希伯爵为首的负责的匈牙利内阁。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精心制订一项法律，在规定匈牙利享有内部的完全独立的同时设立共同的管理外交事务和管理国防的部，每部都有一共同的大臣管理；另有一位共同的大臣则负责财政；他们向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议会的代表汇报工作；每10年重新研究一次奥匈帝国的两部分各自应为这些事务付多少款项，商业和关税协定也是每10年研究一次。

（二十）起初这两国组成关税同盟，6月8日法兰西斯·约瑟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7月28日他批准该项法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规定这协议中应包括一项修订的匈牙利-克罗埃西亚协定和条款，以保证匈牙利国内的非马札儿人的适当的权利。《克罗埃西亚协定》（1868）使克罗埃西亚包括匈牙利的领地斯拉沃尼亚处于根据匈牙利总理的建议而制定的禁令之下，克罗埃西亚可享受内部的完全自治，但有些问题则被指明为克罗埃西亚和匈牙利共有的。讨论这些问题时克罗埃西亚的代表出席中央议会，会上他们可以说克罗埃西亚语，克罗埃西亚内部唯一的官方语言是克罗埃西亚语。《民族法》（1868）规定匈牙利全体公民，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在政治上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匈牙利民族”，并且除了在现行语言的正式使用方面以及除了出于实际考虑的需要外各族人民间不能有任何差别。中央行政管理和法律部门以及大学用的是马札儿语，但是对较低级别上非马札儿语的使用应有适当的规定。1867年的协约使匈牙利的领土恢复完整，且享有比1526年以来更为真实的内部独立，君主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在处理外交事务或国防方面匈牙利仍然只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在这些方面的利益必须和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相协调，但是匈牙利在奥匈帝国的这些领域的政策制订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并占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一部分的自然资源是该国的后盾。但是这代价似乎还是太大，1867-1918年间匈牙利的议会充满协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间的冲突，反对者中既有要求完全独立者，也有从理论上接受协约，但要求修改细节者。在自由党的控制下协约在将近30年中未被更动，但是在军队问题上匈牙利人认为军队充满敌视匈牙利人的情绪，在协约的经济条款上和在匈牙利参与控制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匈牙利与维也纳的摩擦日益增加。1889年出现的军队问题标志着一种转折点，之后协约的以王权为后盾的支持者和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呈现紧张气氛。1867年后匈牙利经历许多变化，匈牙利自由党政府的成就，除了对特兰西瓦尼亚边远地区及边屯区的同化外还包括对中央政府与州之间关系的改进以及对中央政府各行政部门的全面改组。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长期抗争后于1894--1895年以当时的自由思想满意的表达方式予以重申，附带使匈牙利众多的犹太人口完全得到解脱。1868年政府通过一项完善的初等教育法令，在提高全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在经历长期困难后国家的财政获得整顿，政府债务减少，在许多方面的经济进步发展可观。

（二十一）在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后有许多工业部门无法生存下来，但是农业企业却发展顺利。后来随着国内资本的积累，在国家立法的帮助下工业化过程得以开始。1890年后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迟至1910年农业仍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70%的人口仍以农业为生，但16%以上的人口从事工业和矿业。人口城市化进展迅速，布达佩斯的成长令人眼花缭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人口超过80万，另外还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7.5万，有12座城市的人口在5万左右。交通大部分现代化，尽管如此，但匈牙利仍然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人口极其迅速的增长（1850年为1300万，到1910年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工业的增长仍然太慢，无法吸收剩余的农业人口。尽管人口大量向外移民（最后几年向外移民年均10万人），但尖锐的农村拥挤问题更加严重。一方面4000家大庄园拥有全国35%的土地，另一方面约有200万人占有少量土地，更有170万人（工资劳动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村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被迫处于在极端贫穷和接近挨饿的状态，工业工人尤其是不熟练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也非常低。政治结构没有现代化，未经改革的选举权资格规定将广大人民排除于政治影响之外，即便是他们所能成立的职业组织也很原始，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犹太人（他们也占了大部分职业）或马札儿化的日耳曼人的事。匈牙利的中产阶级本身具有半外来的特征，人数也少，因而无法在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中发展成为积极因素。匈牙利的政治生活继续为拥有土地的阶级所控制，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未随时代前进。民族问题仍然极为棘手，1868年后匈牙利的政治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认为，匈牙利在精神上、制度上乃至语言上必须是马札儿的，相反的建议或诉诸《民族法》都会遇到嘲笑或谩骂。尽管有《民族法》，但是在行政上甚至在司法上几乎完全禁用少数民族语言。教会学校的自主在20世纪前几乎从未受到过抨击，大多数教派都认为他们学校中的中等教育，除了少数例外都应当用马札儿语，在小学更是如此，1870年以来建立的公立学校内所有全部教育实际上也都一样。到19世纪末国家机构全都使用马札儿语，商业和最低层以上的公众生活中也是如此，以马札儿语为母语的人口由1880年占人口总数的46.6%上升到1900年的51.4%。城镇的马札儿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几乎所有中产阶级的犹太人、日耳曼人还有许多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都已马札儿化。

（二十二）然而马札儿化的大部分是在匈牙利中部和中产阶级中间，它几乎没有涉及外围的农村人口。语言边界自18世纪稳定后几乎毫无变动，此外在这些地区还留存下民族感情的坚固核心。在协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十年间这种民族感情已弱化，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感情再度复活，尤其是在罗马尼亚人中间，而且受到境外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鼓励，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则得到来自波希米亚的鼓励。匈牙利和克罗埃西亚的关系经历一段静止期，但当塞尔维亚政府开始传播旨在将克罗埃西亚人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的“南斯拉夫”联合的理论时两国关系也恶化了。1914年6月28日皇储被刺事件使奥匈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最初两年政府支持国内的制度，并要求国家支持其国际上的行动方针。而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去世后新国王查理四世（皇帝卡尔一世）在接受加冕（1916年12月30日）时许诺支持匈牙利的完整和宪法，然而查理坚持选举的改革。在短暂的少数党政府苦苦挣扎、困难日益增多的同时三重忧虑增长了∶匈牙利民族主义者鼓吹反对这场他们认为是为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利益而卷入的战争；政治上的左派因受穷困和俄国革命的刺激日渐激进；各民族则由于其亲属因三国协约获得好处，从而受到鼓励。全国开始听从独立党一个派系的领袖卡罗伊伯爵的主张：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独立，停止和德国的联盟，和协约国保持和平，社会改革以及国内政治改革相结合，并向各民族作出让步。他认为这个计划会立刻保卫匈牙利，使其免遭一切危险。当奥匈帝国濒临失败之际查理任命卡罗伊为以国民议会左翼为基础的临时政府总理，11月3日奥匈帝国签署停战协定，11月13日查理“正式宣称不再过问”公共事务。11月16日国民议会解散原议会，并宣布匈牙利为独立共和国，推选卡罗伊为临时总统。在这同时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军队驻扎在这个无助的国家的2/3领土上，在这一片混乱中指令进行的社会改革也就不可能了。政府逐步向左倾，1919年3月21日卡罗伊政府被不受欢迎的苏维埃共和国代替，几个月后该共和国倒台。8月罗马尼亚军队进驻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人被艰难地劝诱退回提萨河对岸。1919年11月政府成立，胡萨尔·卡罗伊为总统。1920年1月举行选举（只选一院），新议会一开始便宣布前政权实施的一切措施以及具现1867年协约的立法无效，君主制度从而恢复。但是由于意见严重分歧使民族与王朝间的关系悬而未决，于是选举曾组织过反革命军队的海军上将霍尔蒂为摄政，作为国家的临时首脑（1920年3月1日）。3月14日由国会的两个主要党派（基督教国家联盟和小农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以西蒙伊-谢马达姆为总理。

可萨人

（一）可萨人一般指西突厥民族，更正确的是由北匈奴与西迁至欧洲的一支回纥人saragur组成，也包括当地人（包括斯拉夫人），他们创建可萨汗国。可萨人又译作卡扎人、哈扎尔人，从6世纪到11世纪的500年间拜占庭曾与无数的外族为敌，但在此期间西西伯利亚大草原上一支信仰犹太教的半游牧半渔猎民族在创造他们灿烂文明的同时却忠心耿耿地作为拜占庭最可靠的盟友，多次出现在拜占庭历史的关键时刻帮助拜占庭帝国转危为安，它就是中世纪早年在里海、伏尔加河流域、顿河平原曾经强盛一时的可萨帝国。然而可萨帝国最终却悲剧性地亡于他们数个世纪以来最亲密的盟友拜占庭帝国之手，在中世纪的欧亚草原留下一曲令人扼腕的悲歌。他们在二世纪已出现在南俄与里海以北，与回纥中的葛萨部有关，之所以与回纥有关是因为北魏曾大破高车，逼迫他们西迁，没走的成为回纥中的葛萨部。可萨人族源多，在5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一个名叫阿卡齐尔的民族，在484年首次提及时是作为阿提拉的盟友，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些居住在黑海以北、亚速海附近的部落。在1030年之后的史料中就不再提及这些民族了，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为远征波斯而途经通向高加索大道的时候受到saraghur的攻击，这部落是可萨人其中一族源。有人说他们的名是白色奄蔡的意思，敕勒中的葛萨是他们的最直接族源。他们从属于阿史那家族，只是与西突厥有稀疏的关系。他们在七世纪下半叶在北高加索草原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中转站，版图东至花剌子模、西至多瑙河，达吉斯坦是核心，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可汗名号是答剌罕，可萨在德文有异教徒、在希腊文有匈奴骑兵、在俄文与希伯来文有牧羊人、在阿拉伯语有小眼睛的意思，在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有北方的意思。古代波斯史说可萨人好劫掠与长途奔袭，长矛是主要武器，亚洲人后来把从事可萨人活动也称为可萨人，在1480年代格鲁吉亚还有自称可萨人的突厥语游牧民，哥萨克与哈萨克也源于此。他们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争夺阿塞拜疆的时候可萨可汗札比尔曾借兵四万给拜占庭，他们猛烈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八世纪中叶可萨人王公从萨满教皈依犹太教（是犹太教中的卡拉巴派），740年可萨可汗信奉犹太教，由一名有犹太人血统的将军布蓝倡导下接受，但平民多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十一世纪受俄罗斯人、拜占庭帝国与佩切涅格人攻击下覆灭，现在的克里米亚从前称可萨利亚，很多民族称呼里海为可萨海。

（二）可萨人是欧洲突厥人中最文明的，他们曾有三个首都：第一座首都巴伦加尔在捷列克河南部支流苏拉克河河源处，阿拉伯人在722至723年摧毁它；第二座是萨曼达尔，在马哈奇卡拉附近；第三座是阿的尔，在阿斯特拉罕以北。可萨汗国在1030年受拜占庭与基辅罗斯攻击下亡国，他们的故地被钦察人接手。王位分为可汗和或伯克，当代阿拉伯历史学家认为相关的可汗（阿史那氏）纯粹是一种精神的统治者或权力有限，而伯克是负责行政和军事事务，可汗与伯克住在阿的里（伏尔加河一个岛上），伊本.法德兰说可汗有25位妻子、60个妾，宫廷也有阉人。这种做法影响后来的匈牙利人与乌古斯人，军队本来是突厥人，后来由花剌子模佣兵组成。有一位穆斯林史家伊斯塔克里提出可萨人分成两种：白可萨人与黑可萨人。白可萨人比较英俊，肤色白，头发红色，眼珠蓝色。而黑可萨皮肤黑黝黝的接近深黑，好像他们是“某种形式的印度人”。然而许多突厥语国家也有类似的（政治，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分工“白皮肤”执政武士种姓和“黑色“的平民阶层。可萨汗国又译卡赞王国或称库曼王国，即《新唐书》所称的突厥可萨部，被称为里海雄鹰，是中世纪唯一一个以犹太教为国教的王国，也是唐代长安城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在可萨帝国的历史中必须要提到的是可萨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同和阿拉伯帝国势不两立的关系截然不同的是可萨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却保持着亲如一家的友好关系。7世纪末可萨人征服克里米亚的哥特人，定居到名义上属于拜占庭领土的克里米亚半岛，来到克里米亚的可萨人非但没有成为拜占庭的敌人，反而作为拜占庭的屏障，屡屡援助拜占庭帝国。704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被国内叛乱推翻，流亡到克里米亚的可萨人地区，查士丁尼二世娶了可萨可汗的妹妹，并在可萨军队的帮助下得以复位，而此后的君士坦丁五世则于732年娶可萨可汗的女儿为妻，称为艾琳皇后。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皇帝，在拜占庭史上被称为可萨人利奥。这样的联姻使拜占庭和可萨帝国结成稳定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此后在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多次战役中拜占庭帝国几乎都得到可萨军队的帮助，比如764年君士坦丁五世大举进攻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可萨人就在外高加索地区积极配合拜军行动，迫使阿拉伯帝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最终打败阿拉伯人。730年可萨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爆发第二次可萨-阿拉伯战争，可萨帝国攻入倭马亚的北伊朗地区，击溃阿拉伯大军。中世纪早期的可萨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查理马特的法兰克作为欧洲的屏障是抵御鼎盛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势力扩张的三支最重要的力量，此后可萨帝国虽然被阿拉伯人击败并一度被阿拉伯灭国，但他们很快将阿拉伯人赶出高加索地区，并继续其扩张进程。

（三）至9世纪初可萨帝国达到其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乌拉尔山以西的今日西哈萨克斯坦地区，向西包括南俄草原、东乌克兰（第聂伯河一线）、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里海一度成为可萨帝国的内湖（当地至今仍然有许多民族称里海为可萨海）。在7世纪初期俄罗斯草原西南部和达吉斯坦目睹可萨帝国的崛起，可萨人是一支信奉腾格里、由可汗或达干统治的突厥民族，又叫哈扎尔人。巴托尔德认为他们代表西突厥的一支，或者也许更准确些是西匈奴的一支。当他们的可汗札比尔于626年应希拉克略的邀请在梯弗里斯会面时他们已经是一支强大的民族，他们借4万兵给拜占庭皇帝与波斯交战，希拉克略用这支援军将萨珊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夷为平地。拜占庭人与可萨人之间的这一联盟又因多次的王室联姻而加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到君士坦丁五世时他于732年娶可萨可汗的女儿为妻，她成为伊拉尼皇后。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皇帝，以其浑名可萨人利奥（775－780年在位）而为人所知。这种联姻方式在拜占庭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是很有用的，当拜占庭军队在小亚细亚对阿拉伯人发动进攻时可萨人在外高加索从后方攻他们（例如在764年的战争中），拜占庭宫廷对可萨人的亲密态度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说明。在欧洲的突厥各族人中可萨人是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正如回鹘是中亚突厥人中最文明的民族一样。尽管可萨人从未采取过定居或农耕的生活方式，然而正像上面有时候所谈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国家。因贸易而致富，由于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可萨国家最初似乎是以捷列克草原地区为中心，第一个可萨“都城”巴伦加尔，马迦特把它确定在捷列克河南部支流苏拉克河河源处。阿拉伯人在722至723年摧毁它后王室驻地迁往阿拉伯人称呼为拜达（意为白城）的城市，马迦特企图将该名修正为沙里格沙尔（即突厥语黄城），或者更合适些像米诺尔斯基认为的那样是沙利格·欣（即沙克新），马迦特将它的位置确定在以后建在伏尔加河口上的伊提尔都城的所在地。顺便提一下，伊提尔只是可萨可汗们的冬驻地。在夏季他们像其祖先匈奴人一样在草原上来回漫游，很可能是在库班方向。833年由于希望有一个不十分暴露给那些漫游部落的司令部，他们请求拜占庭皇帝狄奥菲勒斯派工程人员帮助他们建造一座设防的都城。狄奥菲勒斯派总工程师帕特罗纳斯帮助他们建起第三个都城沙克尔，它可能位于顿河入海处，或者更有可能是在顿河大拐弯处，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对面、塔曼半岛的原法纳戈里亚的废墟上又建起马他喀贸易据点。可萨帝国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伊提尔和沙克尔收购从北方来的毛皮。

（四）随着商人们的到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可萨国内找到落脚处。在851至863年年间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圣西利尔到可萨人中，他受到热烈的欢迎，西利尔传记上记有他与犹太教教士在可汗宴会上的论战。在利奥六世统治期间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主教区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为了在可萨境内传播新约。以大批阿拉伯居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从690年起也有许多皈依者，从868年起特别是在965年以后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宗教。犹太教更受欢迎，767年伊沙克·圣格里开始在可萨人中任牧师，马苏第宣称在哈仑·阿尔·拉施德哈里发朝的统治下（786-809年）可萨可汗和贵族都拥护犹太教。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发起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难民进入可萨境内。据说一位使用圣经中约瑟之名的可汗于948年写信给犹太教士希斯达伊，描述可萨境内犹太教盛行的状况，但是马迦特怀疑这封著名信件的真实性，该信的时间似乎不会早于11世纪。据伊本·法德罕的记载称萨曼塔尔（在达吉斯坦内）的可汗、总督、王公和其他高级官员们都信奉犹太教，为报复伊斯兰境内对犹太教教堂的破坏，一位可萨可汗曾拆除一座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然而在可萨人民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过犹太教徒，据说大约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兰教，而在1016年塔曼半岛的可汗是一位名叫“乔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可萨人9世纪在政治上走向衰落，这些信仰犹太教的文明的突厥人被他们的同族、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异教部落清除掉，草原又一次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咸海草原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们称奥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区和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帝国的领地，把可萨属民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当时马扎尔人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扎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内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可萨人只保留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基辅的罗斯王公斯维雅托斯拉于965年进攻可萨人，占领他们建在顿河河曲上的沙克尔都城。然而正像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可萨汗国在这次灾难中幸存下来，或者说至少它仍然保住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库班河地区和达吉斯坦草原。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于1016年派出舰队，在罗斯军队的支持下攻击最后一批可萨人，这支联军夺取塔曼半岛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属地。到1030年可萨人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消失，然而拜占庭人最大的失算是帮助罗斯人消灭这些已经开化的突厥人，他们是东罗马帝国最忠实的老同盟者。野蛮的游牧部落取代可萨人，夺得黑海草原的控制权。

萨满教（上期）

（一）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以满-通古斯语族各部落称巫师为萨满而得名。形成于原始公社后期，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萨满教的内容有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各族间无共同经典、神名和统一组织，但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认为世界分作三界：“天堂”为上界，诸神所居；地面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鬼魔和祖先灵魂所居。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皆由鬼神主宰，神灵赐福，鬼魔布祸。萨满神为保护族人，特在氏族内选派自己的代理人和化身——萨满，并赋予其特殊品格和通神，为本族消灾求福。有全氏族参加的宗教节日和宗教仪式，主要流行于亚洲和欧洲的极北部，北美洲因纽特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的性质与萨满教类似。中国的满（17世纪前）、蒙古（13世纪前）、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7世纪前）均曾普遍信仰，新中国成立前东北地区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族中也相当流行。萨满教是分布于北亚一类巫觋宗教，包括满族萨满教、蒙古族萨满教、青海土族萨满教、中亚萨满教、西伯利亚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即巫师）曾被认为有控制天气、预言、解梦、占星以及旅行到天堂或者地狱的能力，萨满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萨满教则由研究的学者所起。所谓萨满教并非指某种特定的宗教或信仰，而是凡具萨满经验和萨满行为的通称。萨满教传统始于史前时代，并且遍布世界，最崇拜萨满教的地方是伏尔加河流域、芬兰人种居住的地区、东西伯利亚与西西伯利亚。满洲人的祖先女真人也曾信奉萨满教，直到11世纪。清朝、中华民国以前一直在中国东北甚至蒙古地区大范围流传，清朝皇帝把萨满教和满族的传统结合起来，运用萨满教把东北的人民纳入帝国的轨道，同时萨满教在清朝的宫廷生活中也找到位置。萨满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的saman，经由俄语而成英语之shaman，shaman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在通古斯族语的saman一字中sa意指知道（to know），saman按文字表面意义来说就是“知者”（he who knows），所以称知者意谓萨满教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方式。萨满教是一种现象的通称，没有教条或是特定的信仰体系，不同传统的萨满教有不同的实行方式与特征，一般对萨满教的定义也是来自其经验与技术。强纳生·霍尔维兹则表示：“萨满教不是关乎信仰，而是关乎经验。”Horwitz定义萨满师是：“有意地改变其意识状态，以接触和/或进入另一个实在之中，能由此获得力量和知识。任务完成之后萨满师从萨满旅程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其所得的力量和知识帮助自己或他人。”

（二）一般认为萨满教起于原始渔猎时代，萨满教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但是直到各种外来宗教先后传入之前萨满教几乎独占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古老祭坛。它在中国北方古代各民族中间的影响根深蒂固，直到后来甚至在佛教或伊斯兰教成为主流信仰的中国北方一些民族当中仍可明显见到萨满教的遗留。满、土、锡伯、赫哲、鄂伦春、哈萨克、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以及大和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但是相对地说在三江流域的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以及在部分锡伯族当中得到较为完整的继承，日本的神道教也是萨满教的变体。萨满教是近存晚期原始宗教的一种，曾广泛流传于中国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土族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尚保存该教的信仰。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通常泛指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信仰的该类宗教，也有广义地借指世界各地原始社会土著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特别是北美爱斯基摩、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原始宗教。十二世纪中叶中国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己用“珊蛮”一词，记述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萨满教建立在认为可见的世界充满影响生物体生活的不可见的力量或者灵魂的前提上。与其他任何的（通常是全部社会成员笃信的）万物有灵论或称泛灵论不同，成为萨满要求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但是萨满们不会像牧师那样组成全职的仪式或者精神类组织。哈萨克人中间有一种名为巴克什的人，即是巫医。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满，就连保加尔汗国也有这种人与俄罗斯东正教也有圣愚，证明萨满教的影响无远弗至。有些萨满是一夜之间成为，有些是要拜师，萨满与世界其他地区巫医不同之处是他们的意识可随时进入癫狂状态。“萨满”来自女真语和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这字在通古斯语中是“智者”、“晓彻”的意思，蒙古语为孛额，回纥牟羽可汗是此字转音。至于这个词的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萨满”来自梵语的sramana“沙门”，并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个词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知道”的词根同源。

（三）佛教在14世纪后在相信萨满教的族群如藏族人（藏人称之为苯教）、蒙古人、满洲人中变得流行，萨满教仪式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形式被中国的元代和清代制度化为国教。虽然在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销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找到当年皇族供奉萨满教及举行仪式的神殿（坤宁宫）。一些社会中萨满的力量被认为是从其他被“招魂”的萨满那里过继过来的：西伯利亚萨满的举止可能被西方医师描绘为精神病患者，但是西伯利亚文化将其解读为灵魂附体，而在南美土著和Tapirape那里萨满被托梦。在其他社会中萨满找到他们的终生职业：原始民族寻找可以跟灵魂交流的宗教团体进行“前景咨询”，南美土著舒阿尔人追寻反抗敌人保护家族的力量，从而把自己训练成极有造诣的萨满。西伯利亚人容易患上一种名为模仿性舞蹈症的病，有人认为这是成为萨满的其中一步骤，其中一病例是一支哥萨克模仿军官的言行，最初军官以为开玩笑，但发现不是有意的行为，很多萨满都是患病后成为萨满。雅库特人称为萨满病症，先经过一昏迷阶段，大约三天，然后脱胎换骨，什么也要重新学习。再宰羊一只，就可找一老师学习，成为萨满。萨满们能够跟灵魂交流来诊治深受魔道所害的人：有些社会区分能治病的萨满和害人的巫师（白萨满和黑萨满），其他的相信所有的萨满都有治疗以及害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萨满在有些社会也被认为有能力害人。萨满在社团里通常享有极大的权力和声望，但也可能被怀疑害人而招致恐惧。大多数萨满是男人，但也有些社会里女人会成为萨满（在旧挪威拉普人文化里只有女人才可以，男人做萨满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不是所有的传统民族都赞成用“萨满”作为一个通称，它在古英语中就是以“巫医”的形式出现的。一个高度概括的术语体现萨满的两个模式化特征：魔法知识及其他学问，治疗和改变境遇的能力。萨满一词最早是在中国史籍中出现的，《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兀室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但是萨满一词引发一些研究者关于萨满教起源和分布区域的许多联想。基本观念：灵魂观念：认为世界上各种物类都有灵魂，自然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祸福，都是各种精灵、鬼魂和神灵意志的表现。萨满教认为人有数个灵魂，赫哲人相信人有三个灵魂：①生命之魂（斡仁）系生命之神赋予，它同人的生命共始终，人死则永远离开躯体而消失。

（四）②思想之魂（哈尼）为人在清醒时的思想和梦中见闻，它是暂时远离身体和其他灵魂交遇。人死后它不消失，需请萨满将它送入阴间，以免在世上作祟，伤害人畜。③转生之魂（法加库）系转生之神所赐，人死后按其生前品行，或转世为人，或投生动植物。妇女不育、流产，认为是她们没有转生之魂或该魂被摄所致。上述各魂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阿尔泰人和雅库特人称灵魂和生命为“腾”、“苏内”（或“苏尔”）和“库特”，认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腾，它一旦离开人体，人就死亡。苏内为人特有，它使人类有思想、意志和感情，睡眠中它能离开身体四处游荡。无生命物体内均有库特，能给它们感情和意志，羊栏马厩里有了库特，牧畜就兴旺，主人会富有。它若附在牧人的鞭棍上，病魔和恶狼就不敢加害畜群。他们还认为人的灵魂特别是亡灵，能同自然界各种灵魂或精灵交往沟通，甚至相互转移。亡灵喜附在活人身上或附在其他物件上，使其发生变化。神灵观念：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雷电、云雾、冰雪、风雨、彩虹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视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的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认为各种神灵同人类一样有意志、愿望和情欲，更有善恶之分，不能违拗、触犯。各类神灵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各主其事，各行一方。地位大体平等，极少统属，绝大多数尚无等级差别，也没有主宰一切的上帝。但在进入封建社会的蒙古、满和达斡尔等族的萨满教中出现天神（腾格里）的观念，渐次升至高于诸神的位置。有些民族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外界阶级社会的影响，赋予一些古老神灵以新的内涵。鄂伦春族的“吉雅其”原是保佑牧畜繁殖的神，后变成财神爷，每户都供奉。少数上层人们曾在清朝地方机构里当差，使信奉多种衙门神，其神像多是官吏的形象，在一些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中出现身世贫苦的神。内蒙古辉索木地区鄂温克人曾供奉哈音神，据传是一对衣食不周的穷苦老夫妇，死后成神，多为穷人供奉。卓日神是个奴仆，终身替人养牛挤奶，年老摔死在牛粪上，死后被奉为神，神像是画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的老人和带犊的乳牛。每当乳牛患病不出奶，主人就向它献祭。三界观念：赫哲族以为宇宙分上、中、下三界，上层为天堂，众神所居，又分七层，最权威的神灵居最上层；中界是人和动植物所在；下界是阴间，也分若干层，分别为祖灵、一般亡灵和大小鬼魂所住。人类夹在中间，受着神灵福佑和鬼魂作祟的影响。只有巫师萨满能通达上下两界，疏通三界之事。

（五）信仰崇拜：崇拜自然：①拜火：认为火来源于天界，最神圣、洁净，也最亲切，能洗涤一切污秽、驱赶魔鬼、卜问休咎等。任何宗教仪礼都离不了火，各种祭品都要先献一点给火神。雅库特人认为只有用燧石取的火才是神圣纯洁的，阿尔泰人对火祈祷说：“你是太阳和月亮的一部分。”鄂温克人的新娘嫁到夫家第一件事是叩拜夫家的火，把自己主动介绍给夫家的火神。鄂伦春人称火神为“斡透巴如坎”，传说是个老太婆，谁得罪她就点不着火，故禁用铁器或尖棍捅火，禁止往火里吐痰、泼水和倒污物。进餐或饮酒时先往火里扔点酒肉，敬奉火神。②拜山：山曾是氏族部落祖先的居所或起源地，并主宰各类禽兽。古代突厥可汗每年要会同各部落首领到祖先栖息过的山洞杀牲祭祀，称为祭圣山。鄂伦春、鄂温克猎人认为禽兽属山神（白那恰）豢养，日常能猎获何种野兽和猎获多寡，全靠山神赐予。传说山神能变成老虎或老人，帮助措人。它常游荡于山林，故入山行猎，禁绝喧哗，以免触犯山神。凡经老林、陡崖，要向山神祈求好运。山口大树常被削去树皮，绘成一幅形似人脸的山神像，以供过往猎人叩拜，敬烟献肉，并往其嘴上涂抹兽血和肉脂。③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鄂温克人说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位白发老太婆，乳房硕大无比，所有小孩都是她赐给的。鄂伦春人每年春节向太阳神（德勒钦）叩拜，农历正月十五或二十五日向月神（别亚）磕头，祈求一年安吉。他们还认为北斗星能赐人长寿，亦应叩拜。鄂温克人说风是北边风神老太婆扇动大簸箕所致，鄂伦春人认为横越过刮旋风的地方会触犯风神，招致抽疯和嘴歪眼斜。雨神常被称为龙王爷，身上有无数鳞甲，每鳞装有一百多担水，下雨就是龙王爷洒水。达斡尔人每年开网捕鱼，均要祭龙王，祈求丰收。赫哲人认为雷鸣电闪是“雷公”、“闪娘”所为，雷公捶砧击魔，闪娘一旁配合用镜照妖。鄂伦春人禁止接近雷击过的树木，以免触犯雷神而患病。每当夏季多雨影响出猎时猎人们见虹就跪拜，祈求放晴。崇拜动物：鄂温克、鄂伦春人对熊异常敬畏，认为是自己的先人，禁止猎捕。后来枪支传入，猎熊风气渐开。但每当猎到熊后均要举行仪式，割下熊头，放在树架上，大家跪下对它敬烟叩头祝祷：“爷爷！（雌熊则称奶奶）你睡着啦？不要责怪我们，不是有意伤害你，是误杀了你（式佯称其他民族的人杀的）。不要生我们的气，以后多赐好运。保佑我们多打野物吧！”一再磕头，燃草熏熊头，认为这样，熊的灵魂才会远去，然后驮回熊肉。猎人们进入自己住地，发出“嘎嘎”喊声，人们遂围聚一起，架火烧煮熊肉，边吃边发出模仿乌鸦的“嘎嘎”、“咕咕”之声。食毕将熊骨用柳条包裹，由男人抬去风葬，后边跟随佯装哭泣的送葬者。朝鲜族有把喜鹊当祖先的古老传说，达斡尔人在大型宗教仪式上供祭十二个杜瓦兰神，它们是盘栖在十二种植物上的十二种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