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连演十几场【荒山泪】之谜

   上一篇谈了程砚秋先生性格方面的二三事，有朋友对此很感兴趣，说通过这些小事看到了性格更加丰富的程先生。其中些事，有的在其传记和一些文章中已经披露过，拾人牙慧不算新鲜，因此，这里我尽量将老先生们聊程先生不为外人知道的一些事情进行披露，为程砚秋先生其人其艺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补充。

   很多戏迷都知道，解放后，程先生对于激进的戏曲改革非常反感，对一部分传统剧目以不符合时代要求而被禁演，非常气愤，因此他调侃当时主抓戏曲改革的戏改局为戏宰局，在外地演出有阶级调和论嫌疑的【锁麟囊】时，故意把戏单套红印刷，以宣泄不满。其实，在抗战期间和胜利后程先生都因为当时的某些剧目遭禁演某而气恼过。

    抗战胜利后不久，平津两市政府一度下令禁演【四郎探母】和【游龙戏凤】等剧目，理由是该两剧宣传投降主义和封建特权主义，津市社会局给出禁演【四郎探母】的理由，是“杨四郎既不忠也不孝，而且投降北国做了汉奸”。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一些左翼戏剧家就对【四郎探母】提出异议，田汉就公开反对名票俞珊女士演唱此剧。

   抗战胜利后国民dang宣传bu副部长潘公展更以改良京剧为题，认为【四郎探母】一剧，“失去了国家民族意识，因为杨四郎既投降异邦，又于归来探母之时，想念其异邦之娇妻，朝秦暮楚。这个实在应该改革。我建议改为四郎探母之时，其母应以大义灭亲之风度，大骂他失去气节投降异邦，然后杨四郎羞愧难当，抱头鼠窜，这样剧目就有相当的民族意识”。彼时正是胜利后不久，大的社会环境就是全国清算汉奸行径，因此有此种认识，也见怪不怪。

    对此种言论，程砚秋先生有不同看法，更对当局一刀切的禁演而表现的相当不满，他曾对迎秋老师谈到过，“此两剧纵有不妥之处，但尽可以改良，禁演似乎大可不必”“倘若以今人之思想，去度古人之意，那值得商量之剧目太多了，是不是也须禁演呢？戏剧是社会化教育的重要补益，须重视，扶助，而不是再对其焚书坑儒”“此滑稽之一幕，将来后世编剧之人编成演剧，该给他们配何种脸谱呢？”。程先生的这些话在当时是非常有见地的，而且他未隐瞒观点也对记者公开谈论此事，完全不顾及平津当局的面子，有胆有识。

    有些人总把民国看成言论宽松，文人率真如魏晋，这种认识并不全面。那时当局对文化和思想的禁锢，也是很严格的，文人间党同伐异互相倾轧也比比皆是。以梨园为例，演员所演剧本，须报经社会局审核批准才能演出，稍有不符合要求之处，即遭禁演，如程先生的名剧【亡蜀鉴】、新艳秋先生排的【赛金花】等。

    也许是遭到戏剧界像程先生这样有影响的众多名家的公开反对，津市社会局派该局文化理俗科科长于庆嘏与剧作家李燃犀、名票杨少泉共同修改情节、词句，教梨园界排演后得以公开演出。这场风波始在平津平息。

    事实上，程先生对这种曲义解读剧目的方法，一直很抵触。日伪时期，【荒山泪】【春闺梦】一度被别有用心的日伪文化汉奸所“曲解”利用，比如吴菊痴就鼓吹【春闺梦】的主旨是“反战和平”而极力宣传。还比如前文介绍的郑冰如，四十年代初应邀在天津参加大东亚博览会游艺节目演出，被主办方日伪当局安排演唱【荒山泪】，因为此剧表达的是“反战和平”之主义。

    对于日伪汉奸机构对【荒山泪】和【春闺梦】的解读利用，程无可奈何，只能不演或少演此两剧，因而有人说【荒山泪】【春闺梦】程很少演出，一年不见得演一次，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上海的抗战人士对被日伪汉奸利用宣传“非暴力反战”的这两个剧目依然颇有微词，程于四十年代初去上海要贴演此剧目，一度被人在租界报刊上撰文严厉指责，他们认为全民族在抗战紧要时期，一切文艺都须以“抵抗”为宗旨，此时演此“非战”和“反战”之剧目，就是逆潮流而动。程砚秋对此很感委屈，他对弟子谈到，“有人说我的非战主义，就是不抵抗，这是误解我。我的“非战”思想本义，是反对非正义战争，那是违背人道，荼毒生灵的。而对于此类战争，当然要反抗，要为真理、公义和和平而战”。

   然而对于此事，程先生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在五十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连演十几场【荒山泪】，一方面是呼应抗美援朝运动，揭露美国为首的侵略者发动战争给中朝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一方面也是宣泄几年前在抗战时上海某些人对他的批评并要求禁演他【荒山泪】等剧目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