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诗经》，领略古典文学之美，我们应抛弃这种陈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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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儒家便传说，《诗经》的作者总是于盛世中撰写歌颂之词，而在乱世中抒发哀怨之意。“美刺”因此成为了后来人理解《诗经》的不二法门。
但是，倘若我们理解美刺观念的时候，将它与时代的盛衰进行机械地对应，恐怕会闹出不小的笑话来，比如对《何彼襛矣》这首小诗的理解便是。
周一去学校上早课。走过校门口的时候，我照例把车窗摇下，配合门岗的执勤人员检测体温。他看见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羊绒衫，还把袖子挽到胳膊肘那儿，惊讶地感叹了一句：“身体这么好！”
虽然一大清早就得了“表扬”，但这个“表扬”让我有一丝丝的尴尬。之所以不愿意穿上外套开车，是因为臃肿的外套碍着我打方向盘，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风险。这么些年来，我的习惯总是一上车就把外套脱掉的。
今天的冬天是真冷——尤其那天适逢冬至。开车进了校门，我看见草坪上满是白花花的严霜——我能想象一早在门岗执勤，冻得瑟瑟缩缩，该有多辛苦。毕竟，在这样的天气里，哪怕我在讲台上站一上午，脚底也还是冰凉。
但门岗先生似乎忘记了，我坐在车里是可以开空调的，只穿一件单衣，绝不是因为我“身体好”。
说起这件事儿，我并没有一点儿要笑话他的意思。只是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思维惯性：用自己的经历和想象去为别的人或事儿杜撰一份意义。
有时候，这种意义一旦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还会显得煞有介事，挺能唬人。《诗经》里边儿有这样一首小诗：
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
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诗·召南·何彼襛矣》
这首诗究竟有何意义？程俊英、蒋见元二位先生撰写的《诗经注析》一书是这样分析的：
这是描写贵族女子出嫁车辆服饰侈丽的诗。方玉润说：
“《何彼襛矣》，讽王姬车服渐侈也。（中略）何彼襛矣，是美其色之盛极也；曷不肃雍，是疑其德之未有称耳。”（中略）
诗的主人公是王姬。当她结婚的时候，诗人以旁观的立场，比兴的手法，问答的形式，描绘她容貌浓艳，车服侈丽，地位高贵。
“曷不肃雍”两句，是全诗的枢纽，提出王姬结婚的车马怎么没有严肃和谐的气氛，以车代人，隐含讽刺，表现诗人立言之妙。
——《诗经注析》
在现代学者解释《何彼襛矣》这首小诗的诸多著作中，上述观点是颇有些代表性的。它把这首诗的意义理解为批判现实。而这个意义本身又建立在对另一重意义——具体地说，就是对《毛诗序》——的解构之上。
《毛诗序》说：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
——《毛诗正义》
为什么同一首作品竟会出现如此针锋相对的解释？《毛诗》理解作“美”（赞颂），《诗经注析》又理解为“刺”（批判），两家的观点各有什么依据呢？
其实认真说起来，两家解诗，他们的功夫都不在诗内而在诗外。
以此诗为“美”的一派，立论的基础是认定这首诗诞生在西周之初的文、武盛世。可是无论以周文王还是周武王时的历史去考证，“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诗都无法与史实相印证。
倘若我们将这首诗设定为周文王时的作品，那文王在位的时候，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都还没有被封到营邱为侯呢，又哪儿来的“齐侯”之子？
那换一种思路，将诗中的“平王”理解为“文王”（这样一来，“平王”就得做太平之王解了），那文王之孙和齐侯之子的周、齐联姻就该发生在周武王或周成王执政时期。
可问题是，周武王的王后邑姜正是齐侯姜太公的女儿。邑姜的女儿假如嫁给姜太公的儿子，那岂不是舅舅娶了亲外甥女为妻吗？诗人又怎么可能作文歌颂一场如此荒唐的婚姻呢？
鉴于上述原因，近代以来，学者们普遍不再相信诗中的“平王”是传说中的盛世明君周文王，而更愿意把他视为迁都洛邑的东周天子姬宜臼。
文王换做了平王，《何彼襛矣》就得从西周之诗变成东周之诗，从治世之诗变成衰世之诗了。《诗大序》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大序》
对于《诗经》的美刺，儒生们早将它与时代的盛衰做了机械地一一对应。美必于盛时，刺生于乱世。春秋在儒家的历史叙述中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对《何彼襛矣》这首诞生于春秋的诗歌，学者们也就顺势把它的主旨往着“乱世之音怨以怒”的方向去理解，这才有了《诗经注析》里边儿的那段评论。
表面上看，《诗经注析》是极力想要超越《毛诗序》的观点，力图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现代性”。
但其实它的解释与《毛诗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始终跳不出画地为牢的美刺观念，当然也就无法穿透诗句的叙述，去接近诗人的原旨了。
参考文献：
孔颖达《毛诗正义》；
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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