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关于“境界”，以及“境界”的另一说法“意境”在中国古典文艺学中的妙用，古已有之。在王国维先生所著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之大成就者《人间词话》中，“境界”就是其绕不过的核心问题。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所谓境界，就是创作主题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客体的客体形象结合物，是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是一种最高审美价值的体现。

简而言之，“情”与“景”的完美交融就是境界呈现的必要因素，而与此同时，此种交融必须带给读者以更为广博的想象空间和情绪空间以及美的冲击力。宋代女诗人刘清照之代表作《声声慢·寻寻觅觅》开头便别出心裁连用十四个叠字，又用晚来的急风、旧识的大雁，凋零的菊花，黄昏秋雨中萧瑟的梧桐。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因景而更为感人，景因情而更加凄苦，二者浑然一体，拓出了一个凄怆悲苦的艺术境界。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从“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隔”与“不隔”、赤子之心四个方面论述“境界”的大小与产生。

其中，最为广泛流传，也被指代为哲学修为层次高低的，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

而在区分有我之境与无误之境以前，对诗词等作品的价值首先应该判定的是境界的有无，即艺术家是不是以诗人之眼去关照物与“我”，且关照之时是否显现出超出自然、人生、自我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第二之“我”，也就是是否以审美的把我方式去把握物和“我”，无论古今中外，只有对事物进行超功利的审美的把我才能构成艺术境界。之后，才是境界的“有无”与“无我”。

就王国维的理论而言，“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则反之，“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鸽声里抖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然，境界虽有此之分别，但优质的诗词作品并不因为境界之“有我”与“无”就有高下与优劣之分。

在王国维对“境界”的论述中，为后世的古诗词研究提供最大价值的，是“写境”与“造境”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临于想象故也”，“‘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出矣。”“闹”与“弄”，决不能从模写中得到，绝对是诗人凭心灵感受而“造”出来的，但却更加生动，使景物跃然眼前。此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点出文学创造中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

王国维在诗人的文学创作中，认为除了形式统一意外，更重要的是“真”，只有在创作心态上保持“赤子之心”，才能写出有境界的诗作。

当今，中国文坛中，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其它文体，毫无疑问，因为顺应全世界文学领域中后现代的思潮，各种私我的，有“我”而无物的文学占据着大量的空间，这样的文学有其必然性和价值，但是有一种不被潮流裹挟的心灵的声音，却始终坚守在自己的故土，等待着将文学的触角伸向更高更远的地方。

因此，到了我们强调“境界说”在诗歌写作中的价值之时了，强调“境界说”在写作中的价值，就是在日常化的写作中加入神圣的纬度，拓宽文学生命的生存空间。